小时候，我有过许多五花八门的理想，但从来没想到当作家，“文革”中，什么理想都不敢想了，因为要一切服从党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我就来到了安徽黄山茶林场。

不论生活如何坎坷，年轻人总是不甘寂寞，总是千方百计地要让它变得欢乐起来。在开山、采茶、伐竹、砍柴等艰苦的劳动之余，我们自愿组织了业余文艺小分队。因为父亲是写诗的，我便被大伙认定是节目的编作者。然而我则是从来没有写过，完全是硬着头皮千，先把现成的歌子章来，改儿个字，擂几段词，渐渐地便开始根据队里发生的事编几段对口词或快板。幸而所烦所歌尽是大伙熟悉的人与事， 自己演给自己看，尽管粗糙而浅薄，大伙仍很爱看，演出时，台上台下点点截戮，嘻嘻哈哈，很是热闹，于是，小分队越摘越起劲了，发展到自编自演快板剧、小歌剧、独幕话剧、多幕话剧。1979年夏天，百年罕见的洪水夺走了我们生产队十一位青年的生命，我们小分队员根据他们的事迹排演了歌舞剧《激流红心》，收到强烈的效果，被市农场局调到上海参加了全市的职工业余汇演。

我不知道编写小分队的节目算不算正规的文艺创作？然而至今我还珍藏着两本我们小分队演出节目的手抄本，虽然幼雅可笑，但都充满了大山的清新和青年人的活力。

大约是到茶林场五年后的一天，我接到通知：立即到场部宣传部去。我疑惑不定，忐忑不安地赶到场部，场党委副书记把我推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说：“她叫王小鹰，很会写东西的。”（真要命，其实只会写对口词、快板之类的东西。）那位中年妇女眯着眼笑嘻喀地打量我，着得我心声，党委副书记又说：“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郭，她是来组稿的。”

我一听很兴奋，心想也许要把我们小分队的节目幸去发表吧？

老郭说话了，“我们准备编一本农场青年自己写自己生活的书。你也写时篇吧，反映茱林场宵年生活的小说。”

“写小说？不行不行，我不会写小说。”我有些泄气，写小说和写节目根本是两码事，我万万不敢答应，于是拚命推辞，竭力推荐别人：我们生产队有一位“秀才”，叫金稼仿，会画画，还会写古诗，听人说，他也写过小说的。

老娜还是笑着说：“叫他写，你也写，你们柄合作也行。写小说并不难，你编了那么多节目，一定收集了许多索材，就找你生活中最难忘的事写嘛。”

生活中难忘的事太多了，我被老郭说动了心，决定尝试写小说了。

在我答应老郭的一霎那，我已经想好，我要写写那十一位牺性了前同伴。回生产恢后，我立御找到金稼仿商量，他欣燕同意，便一起构思。当时报道十一位烈士的文章在报上已登栽了，再正面描述他杭的牺牲经过太一般化，我们决定另选角度，写烈士们的弟弟妹妹，这样会更带感情色彩。金稼仿是我们生产队开发彩云山突击队的队员，劳动很艰苦，于是我们商定，先由我打初稿，再让他修改。

当天晚上，我就着小绪烛，伙在由箱子里成的桌子上写开了。第一次写小说，也不橄什么章法结构，尽由自己想到的写，任自己的感情牵着笔走。快夭亮的时候，写完了，有四千多字（其实，只是篇记事的散文）。

一早，我就托上彩云山的队员把初稿带给金稼仿，傍晚，金稼仿又托下山的队员把修改稿带给了我。他改得非常仔细，加了人物，丰富了情节，文章已增加到八千多字，我又重新誊写了一遍， 自己读读，蛮感动的。

当我把稿子交给老郭时，她惊讶地说，“这么快呀？”她当场看稿，我不由恐慌起来，死命盯住她的脸，想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她对文章的评价。可是，当老郭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我慌忙垂下了眼，不敢看她了，心吊在喉口听她的判决。

“嗯，有生活气息，也有真情实感，我说嘛，你是能够写小说的呀！”

我松了口气，心里真是非常激动。

“这篇稿，我先带回去了，要多努力呀！”老郭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金稼仿，想让他高兴一下，他却很担优，说是领导审查不一定能透得过的。我觉得他太多虑了。

差不多半年过去了，稿子却无音无讯，金稼仿苦笑着对我说：“你看怎么样？以后再不千这种傻事了。”（后来我听人说，他曾经自己投过几次稿，总是无音无讯的。）那时候，回城风已经刮得很厉害了，我的心思也都集中在如何早点调回上海去，对那篇稿子的牵挂就渐渐淡漠了。

探亲假回上海，老郭出乎意料地到我家来找我了！“稿子我们还是要用的，只是要修改，你到编辑部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我第一次踏进出版社的大门，在编辑部里，我遇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农场青年。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看稿，互相提意见，我们的心是担通的。

老郭告诉我，终审对稿子不满意，认为“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可是老郭却觉得我们的稿子中的生活气息是很可贵的，她拚命力争，也很为难，她说：“改归改，千万别把生活气息给抹淡了。 ”

整个探亲假，我就在家中改稿。太难改了，．假设了一个很保守的技术员，反对知识青年改良茶叶品种，洪水发生的时候，他又胆钱娜娜阵逃脱……把这一段情节塞进小说，象一件干净的衣服上染了块污垢，左看右看都别扭。

修改稿交上去，仍然没有通过，因为“阶级敌人还不够阴险”， 声阶级根源还没有挖深挖透”等等，还要修改。

我有点灰心了。父亲从干校回来，看了稿子，对我说：“你写小说还役有入门呢，问题不是‘挖深挖透’，你应该把几个知识青年的性格写活，”他伸出自己的两手，“我仔细比较，同一个人的两只手形状并不尽然相同，何况是不同的人的性格！你若能把人的性格的细微差别写出米，那就不错了，”我很赞同父亲的意见，然而我不得不仍去“挖深挖透阶级根源”，因为不那样改，文章就通不过。

探亲假结束了，我交了稿子回到农场，接下来又是许多时间的无音无讯。又过了半年，我被调回上海，在机电设计院工作。我去出版社找老郭，老郭很优郁的告诉我，稿子仍没有邀过，因为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稿子又跟不上形势的要求了。我说：“那就算了，‘枪毙’它，丢到废纸篓去。”

老郭不同意，她说她去过茶林场，很为那几个知识青年们的精神所感动，应该写他们！她还说：“你是可以写小说的，第一次写就抓住了生活气息，写下去是能成功的。”

于是，我又把稿子拿回去修改。这样，前前后后，这篇仅八千字的稿一共修改了八次！修改到最后一稿，我脑子中已经是一盘浆糊了。后来，老郭叫我把八次的草稿统统给她，她把它们一并交给了另一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让他帮我编稿。在老郭的竭力争取下，这篇不象样的稿子勉强被通过了。从写初稿到稿子发表，整整历时两年。所以，当书出来的时候，我看着这篇已经改得和初稿面目全非的文章，心里并没有感到处女作发表的兴奋，只是感到很疲乏。

不管怎么说，它总算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尽管很不象样子。如今，每当我回想这一段经历，总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又很不幸运。很幸运，是在一开始写小说时遇上了一位好编辑，若不是老郭的帮助和鼓励，我这辈子或许就不会写小说了，很不幸运，是刚开始写小说就遇上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束缚，不能象现在这样凭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写作，而只能去写套话、假话，使自己的创作走了一段夸路。

无论怎样的生活经历，好的坏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扭宝贵的财富。至今，我仍然保存着一份这篇不象样的小说，它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块警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