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有威猛的胳臂和幸运的手。革命打得狠，选得好，即使不彻底，即使串种而不纯了，像1830年革命那样降到次等革命的地位，革命也几乎无一例外，总有上天的保佑，能保持足够的清醒，而不至于成为不速之客。革命一时黯然失色，但绝不会退位。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分吹嘘。革命同样会出错，而且出过严重错误。
话题还是回到1830年吧，1830年虽然偏离，但还是幸运的。那场革命突然中止，随后建立起所谓的秩序，在那机构中，国王超过王位，胜任有余。路易-菲力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他父子二人，一个备受指责，一个备受尊敬，当然，历史会向他父亲提供减轻罪责的情节，而他则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路易菲力浦关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事业；他了解一分钟的价值，有时却认不清一年的价值；他为人审慎、安详、平和、宽容，是好好先生，也是好好王爷，跟妻子同房，王府中专有仆人引导有产者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长房炫耀**靡生活之后，这样展示正经的私生活就变得有益了；他会欧洲各种语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并会讲维护各种利益的话；他是“中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而且超越这个阶级，至少比这个阶级伟大；他珍视自己的血统，但又极为明智，特别倚重自身价值，即使在血统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十分特别，自称奥尔良系，而非波旁系，他还仅仅是尊贵的殿下的时候，就俨然以正统大王爷自居，一旦成为国王陛下，他反而像个厚道的市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啰里啰唆，在亲随密友中间说话却简洁明了；他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既节俭，又为豪兴或职责而轻易挥霍；他有文学修养，但对文学没有多大兴趣；他有贵族气派，却没有骑士精神；他朴实、沉静，又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他的言谈特别吸引人：他是个憬悟的政治家，内心冷漠，遵从眼前利益，事必躬亲，既不报恩也不结怨，用平庸琐事无情地消磨高才俊杰；他善于利用议会的多数，批驳在王座下面神秘而一致的隐隐怨声；他感情外露，外露有时则失慎，但是失慎中又蕴含绝妙的灵巧：他点子多，脸变得快，脸谱也多，常借欧洲恫吓法国，又借法国恫吓欧洲；毫无疑问，他爱国，但他更爱家；他视治理重于威权，视威权重于尊严，这种倾向有糟糕的一面：凡事务求成功，有时就不择手段，也不绝对摈斥卑劣行径；但也有顶用的一面：避免政治激烈冲突、国家分裂和社会灾难；他还特别细致、准确、警惕、专注、精明，而且不知疲倦，有时自相矛盾，自己违令负约；他在安科纳[313]大胆地反对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对抗英国，还炮轰安特卫普[314]，赔偿普里查德[315]，充满信念高唱马赛曲；他从不沮丧，从不疲倦，喜欢美好和理想、大胆的豪迈，喜欢乌托邦、幻想，也爱愤怒、虚荣和恐惧，具有坚韧不拔的全部个人素质，在瓦尔密当将军，在热马普又当士兵，八次险遭毒手，脸上笑容常驻，勇敢赛似榴弹兵，胆量比得上思想家，仅仅因为担心欧洲可能发生动**，绝不会在政治上大冒风险，并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但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常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影响，以便让人服从一个聪明人，而不是服从国王；善于观察，却不善于预测；不大注意才智，却有知人之明，也就是说见到人才下结论；感觉敏锐、洞彻，明智务实，能言善辩，记忆力惊人，不断汲取这种记忆，他唯独这一点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了解事实、详情、日期、人名、地名，却无视趋势、热情、民众的各种才能、内心的憧憬、灵魂隐藏不露的悸动，总之，无视可以称作意识潜流的一切；为表层所接受，但与底层的法兰西不甚融洽，能巧妙机变，但管理有余而统治不足；委任自己当内阁总理，擅长利用现实的小东西阻挡思想的潮流，往文明、秩序和组织方面的真正创新才能中，掺杂莫名其妙的讲求程序和吹毛求疵的精神；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兼代理人，某点像查理大帝，某点又像公证人，总之，形象高大而特殊，为王不顾法兰西的不安而能确立政权，不顾欧洲的嫉妒而能求强盛，因此，路易-菲力浦将划入末世纪杰出人物之列，而且，他若是稍微喜爱点菜名，若是对实用和伟大一视同仁，那就可能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列。
路易-菲力浦年轻时很英俊，老来仍然风度翩翩，虽不能说总得到全国人的称许，但总能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他就是讨人喜欢，有这种天赋——魅力。威仪，他倒是缺乏，身为国王而不戴王冠，人已老迈却无白发。他保持旧朝的举止，却有新朝的习惯，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杂种，正合乎1830年，代表过渡政权；他保留了法语的古代发音和书法，拿来为现代思想服务；他喜爱波兰和匈牙利，但是他写成“波利人”，说成“匈牙兰人”。他像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警卫队军装，又像拿破仑那样，佩戴一条荣誉团勋章绶带。
他很少去礼拜堂，根本不去打猎，也从不光顾歌剧院，绝不受神职人员、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深孚众望。他根本没有扈从，出门腋下就夹把雨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把雨伞就是他的光环。他懂点泥瓦匠活儿，也懂点园艺，还懂点医道，曾给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马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总带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总带着匕首那样。保王派常常讥讽这个可笑的国王，而他却是头一个以放血的方式治病的人。
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问罪，要扣除一部分。指控王国，指控政府，指控国王，这三笔账各有一个总数。民主权利被剥夺，发展进步退居第二位，上街抗议遭粗暴弹压，起义被武装镇压下去，暴乱也以武力平息，特朗斯诺南街事件[316]，军事委员会问题，真正的国家为合法国家所吞没，政府同三十万特权人物均摊盈亏，这些算在王国的账上；拒绝比利时，强行征服阿尔及利亚，跟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手段野蛮的程度大于文明的程度，对阿布德-埃勒-卡迪尔失信[317]，收买德茨[318]，赔偿普里查德，这些算在政府的账上；偏重于家庭式而不是国家式的政治，这要算在国王的账上。
可见这样一算细账，国王的责任就减轻了。
他的大错则是，代表法国时太谦虚了。
这个错误是怎么铸成的呢？
不妨谈一谈。
路易-菲力浦身为国王，还摆脱不了当父亲的形象。一个家族通过孵化而成为一个王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轻举妄动，因而过分畏怯，这就惹恼了既有7月14日的民权传统，又有奥斯特利茨军事传统的人民。
不过，若是抛开应当首先履行的公职不谈，路易-菲力浦对家庭一往情深，那家庭也受之无愧。他那家人很出色，德才兼备。他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将族名打进艺术家圈子里，正如查理·德·奥尔良将族名捧上诗坛一样。她将自己的灵魂雕成一尊大理石像，由她命名为贞德。路易-菲力浦的儿子，有两个赢得梅特涅这样一句颇具煽动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可多得的青年，也是两个不可多得的王子。”
这就是路易-菲力浦的真实情况，毫不减损也毫不夸大。充当具有平等意识的君王，这本身就载负复辟王朝和革命之间的矛盾，具有身为革命者令人不安，而身为统治者又变得令人心安的这种因素，因此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适逢其时；人和时势从来没有像这样一拍即合，彼此交融，浑然一体，路易-菲力浦，这是1830年造出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个条件，王座非他莫属，就是流亡。当年他被放逐，一贫如洗，四处流浪，要靠自己的劳动过活。法国这个拥有最富饶采邑的王公，在瑞士要卖掉老马好填饱肚子。在赖谢瑙，他给人上数学课，而他妹妹阿黛拉伊德则刺绣和缝纫。一位国王的这种经历，特别鼓舞资产阶级。他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最后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下令造的，路易十五还使用过。他是迪穆里埃的伙伴，是拉法耶特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博拍过他的肩膀，丹东叫过他“年轻人”!1793年时他二十四岁，叫德·沙特尔先生，曾坐在国民公会一个幽暗的小隔间里，目睹对那个让人十分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审判。革命盲目的远见，要在国王身上摧毁君主制，也将国王随同君主制一并摧毁，几乎没有注意处于思想狂暴碾压中的那个人，风暴席卷审判庭全场，公众愤怒质问，卡佩无言以对，这个国王的头无比惊愕，剧烈摇晃，眼看要被这阴风吹掉，而在这场灾难中，无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所有人都相对清白，这些情况，路易-菲力浦见到了，他观望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看到几个世纪被押到国民公会的案前受审，看到从路易十六身后，从这个替罪羊身后的黑暗中，挺立起骇人的被告：君主政体。因而，他灵魂中始终保存一种敬畏情绪，敬畏几乎跟天道一样不问是谁的那种人民的统一裁决。
革命在他心上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思议的，他的记忆仿佛是那伟大年代每分钟的活的标记。有一个见证人是无可怀疑的，有一天，他当着那人的面，仅凭记忆纠正了制宪议会以A字母开头的名单。
路易-菲力浦是明如白昼的国王。他统治的时期，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和言论自由。九月的法律[319]是宽松的。他虽然知道阳光对特权的侵蚀力，还是将王座放在阳光之下。他这种诚实态度，历史会有公论。
如同所有退出舞台的历史人物，路易-菲力浦今天也接受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仅仅是一审。
历史以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由声调说话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未到来；时候未到，还不能对这位国王宣布最后判决；严厉而出色的历史学家路易-菲力浦是由所谓二百二十一和一千八百三十这两个半拉子选出来的，也就是由半拉子议会和半拉子革命选出来的；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处的高度来看，我们今天评价他，必须根据绝对民主的原则有所保留，正如读者在上文所见的那样；从绝对的高度看，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除此而外，任何权利都是僭越；不过，有了这些保留之后，我们今天所能讲的，总括起来说，不管从哪方面观察，不管从他本人还是从人类善良的角度看，拿旧历史的老话来说，路易-菲力浦都将是历代最好的一个君王。
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呢？无非是王位。去掉国王这一名号，路易-菲力浦就只是个人，而他这个人是好的，有时好得令人赞叹。就是在最严重的忧虑困扰中，同大陆的整个外交使团斗争了一天之后，晚上回到房间，疲惫不堪，又十分困倦，他做什么呢？他往往拿起一份卷宗，连夜复查一桩刑事案件，认为同欧洲抗衡固然重要，但是从刽子手那里夺回一条人命更重要。他常常固执己见，同司法大臣争辩，同检察长争夺断头台前每寸地盘，而且叫他们“这些法律的长舌头”。有时桌案上堆满了卷宗，他总一一审阅，如果丢弃那些被判决的可怜人，他会深感不安。有一天，他对上面刚提到的那个见证人说：“昨天夜晚，我赢得了七颗头。”在他统治的头几年，死刑几乎废除了，而重新建起的断头台，是针对国王的一种暴力。河滩法场随同王族长房消失了，资产阶级的河滩法场又建起来，称为圣雅克城关法场；“务实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资产阶级阵营中，代表狭隘派的卡西米尔·佩里埃[320]对代表自由派的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胜利。路易-菲力浦亲手注释过贝卡里亚[321]的著作。在破获菲埃斯齐[322]的爆炸装置之后，路易-菲力浦高声叹道：“这回没伤到我还真遗憾，否则，我就可以赦免那个人了。”还有一次，关于我们时代一个最侠义的人，一个被判决的政治犯[323]，路易-菲力浦针对内阁的阻力写道：“同意赦免，只待我去争取了。”路易-菲力浦跟路易九世一样温和，跟亨利四世一样善良。在历史中，善良是稀有的珍珠，因而在我们看来，善良的人几乎总要排在伟大的人前面。
路易-菲力浦受到的评价，有的很严厉，有的也许很生硬，而一个认识这位国王，如今已成为游魂的人[324]，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显而易见，这一证词无论怎样，首先是无私的；已亡人写的墓志铭自应坦率；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便有权称颂，不必害怕有人指着流亡中的两座坟墓说：“这个吹捧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