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这一年,路易十八以君王的坚定口气,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在位二十二年了。[98]这一年,布吕吉尔·德·索苏姆[99]先生出了名。所有假发店老板都希望重新兴起御鸟发髻和扑粉,把门面刷成天蓝色,画上百合花。这是个天真的时期,蓝克伯爵身穿法兰西元老院元老服,挎着红绶带,拖着大鼻子,以本堂区董事会董事的名义,每个礼拜天都坐在圣日耳曼草地教堂的公凳上,那与众不同的侧影,具有干过惊天动地大事的威严。蓝克伯爵所干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这样:在他任波尔多市长期间,1814年3月12日那天,过早地把城池献给了昂古莱姆公爵。[100]于是,他进入元老院。

1817年,四岁到六岁的男孩时兴戴仿摩洛哥皮制的大帽子,两边有帽耳,类似因纽特人戴的高筒皮帽。法国军队也模仿奥地利军的式样,换上了白色军服;团队改称为联队,取消番号,统一用所在的省份命名。拿破仑还在圣赫勒拿岛,由于英国人不肯向他供应蓝呢布,他就让人把他的旧衣服翻新。

在1817年,佩勒格里尼还在唱歌,比戈蒂尼小姐还在跳舞,波蒂埃还是台柱子,奥德里还未出道[101]。萨基夫人取代了法里奥索。[102]法国还有普鲁士占领军。德拉洛[103]先生成了名人。正统王朝在剁了普列尼埃、加尔保诺和托勒隆的手之后,又砍了他们的头,[104]统治才算稳固了。内侍长塔列朗王爷和钦命财政大臣路易神甫,像两个巫师那样相视而笑;正是他们二位,于1790年7月14日在演武场举行了联盟[105]弥撒:塔列朗以主教身份主祭,路易以副主教身份助祭。

1817年,就在演武场两侧的路上,还能发现几截粗圆木,躺在雨中杂草里腐烂,当初的蓝色油漆和金鹰金蜂图案都褪了色,只剩下斑斑残迹了。那些圆柱,正是两年前五月集会[106]场支撑皇帝检阅台用的,后来被篝火烧得遍体焦黑,那是驻扎在巨石教堂附近的奥地利军所生的篝火,而有两三根柱子已经烧成灰烬,烤暖了那些德国大兵的巨掌。五月集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是于六月份在三月广场[107]举行的。

1817这一年,有两件事尽人皆知:《伏尔泰-图盖》和宪章鼻烟壶。[108]最新轰动巴黎的消息是杜丹的罪案,他将自己兄弟的脑袋丢进花市的水池里。海军部开始调查“梅杜萨号”战舰沉毁的事件,这个事件使寿马雷蒙羞,为席里柯添彩。塞尔夫上校赴埃及,成为苏里曼-帕夏。[109]竖琴街的浴宫改成了桶匠铺。在克吕尼公馆的八角楼露台上,还能见到一间小木板房,那是路易十六时期海军天文官梅西埃[110]的天文台。杜拉斯公爵夫人在陈设天蓝缎面的X形家具的小客厅里,给三四位朋友朗诵了她那还未发表的作品《乌里卡》。[111]卢浮宫中正在往下刮字母N[112]。奥斯特利茨桥逊位,改名为御花园桥:一语双关,既隐含奥斯特利茨桥,又影射植物园。路易十八又读起贺拉斯的作品,用指甲尖画出重点,他特别注意当上皇帝的英雄和做了王子的鞋匠,尤其担心两个人:拿破仑和马图兰·布鲁诺[113]。法兰西学士院有奖征文的题目是:“学习的乐趣。”贝拉尔先生公认才辩无双。在他的荫庇之下,可以看见未来的代理检察长德·勃罗初露锋芒,一定会有犀利的公诉状,压倒保罗-路易·库里埃。[114]

这一年,有个冒牌的夏多布里昂,名叫马尚吉,后来又出了个冒牌的马尚吉,名叫阿兰库尔。[115]《克莱珥·达尔伯》和《马莱克-阿代尔》被捧为杰作;科坦夫人[116]被誉为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法兰西学士院听任将拿破仑·波拿巴从院士名单上抹掉。一道谕旨要人在昂古莱姆设立海军学校,因为昂古莱姆公爵是海军元帅,自不待言,内陆城市昂古莱姆就必然具备海港的一切优越条件,否则君主政体就残缺不全了。内阁会议激烈辩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否允许弗朗克尼广告上吸引流浪儿的那种杂技图案。《阿涅丝》的作者帕埃尔[117]先生,那位方脸上长了个肉瘤的家伙,时常去主教城街萨斯奈侯爵夫人府,指挥小型家庭音乐会。所有少女都爱唱埃德蒙·杰罗作词的《圣阿维勒的隐修士》。《黄侏儒报》变成了《镜报》。拥护皇帝的朗布兰咖啡馆对抗拥护波旁王室的瓦卢瓦咖啡馆。被卢威尔暗中盯住的贝里公爵,[118]刚刚娶了西西里岛的一位公主。斯达尔夫人去世已有一年了。[119]禁卫军给马尔斯小姐喝了倒彩。[120]

各家大报都只有一点点大。版面虽然压缩,而自由却有巨大的驰骋空间。《宪政报》是拥护宪政的。《密涅瓦报》[121]把夏多布里昂写成夏多布里盎。有产者便借题发挥,对这位大作家好一阵嘲笑。在一些被人收买的报纸上,那些形同妓女的记者大肆辱骂1815年被清洗的人:大卫[122]没有才华了;阿尔诺[123]文思枯竭了:加尔诺[124]不再廉洁了;苏尔特[125]从来没有打过胜仗;拿破仑也确实没有天赋了。通过邮局极少能把信件寄到被放逐的人手中,警察将截留信件当作神圣的职责,这种情况尽人皆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被放逐的笛卡儿[126]就抱怨过。大卫因为收不到别人写给他的信件,在一家比利时报上发了几句牢骚,保王党报纸就认为很可笑,乘机对这名放逐者冷嘲热讽。称“弑君者”或者“投票者”,称“敌人”或者“盟友”,称“拿破仑”或者“布奥拿巴”,一点差别就会使两个人之间产生一道鸿沟。

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认为,绰号为“宪章的不朽作者”的路易十八国王,将革命世纪的大门永远关闭了。在新桥的马道上,有人在准备安放亨利四世雕像的基座上刻了“再生”两个字。皮埃先生[127]在泰蕾丝街四号召开秘密会议,以图巩固君主政权。右翼的首领们一到严重关头就说:“应当给巴柯[128]写信。”卡努埃勒、奥马奥尼和沙普德莱诸人策划稍后的“河滨阴谋”,多少也是得到御弟[129]首肯的。“黑别针社”[130]也在紧锣密鼓地活动。德拉维德里和特罗果夫勾结起来。不过,控制局面的,还是具有一定自由思想的德卡兹公爵[131]。夏多布里昂住在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七号,每天早晨他都站在窗口,穿着长裤和拖鞋,花白头发裹着马德拉斯彩巾,眼睛盯着一面镜子,面前敞着装有全套牙科手术器械的医疗箱,他一边修着他那漂亮的牙齿,一边向他的秘书皮洛日先生口述《依照宪章的君主制》[132]的不同诠释。权威批评加追捧拉封而贬低塔尔马。德·菲勒茨先生用A字母签名,而霍夫曼则用Z字母。查理·诺迪埃正在写《泰蕾丝·欧贝尔》。[133]离婚法被废止了。公立中学改称中学堂。中学生衣领上佩戴一枚金质百合花,他们因为罗马王[134]而相互争斗。宫廷侦探向王妃殿下[135]报告说,奥尔良公爵的画像到处陈列,他穿着轻骑兵将军服,比身穿龙骑兵将军服的贝里公爵还精神,这是极为不妥的。巴黎市政拨款为荣军院的圆顶重新镀金。正派人都在猜测,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德·特兰克拉格先生[136]会如何行动;克洛塞尔·德·蒙塔尔先生在许多方面,同克洛塞尔·德·库塞格先生存在分歧;德·萨拉贝里先生很不满意。喜剧作家皮卡尔——当选了连喜剧作家莫里哀[137]都未能成为的学士院院士——在奥德翁剧院公演他的剧作《两个菲力贝尔》,[138]而剧院门楣上刚刚揭去的牌子上的“皇后剧院”四个字还清晰可辨。对待库涅·德·蒙塔洛[139],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法布维埃是乱党;[140]巴武是革命党。[141]佩利西埃书局印行一套伏尔泰文集,书名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伏尔泰作品集》。这位天真的出版商说:“这样能吸引来买主。”舆论普遍认为,查理·卢瓦宗是本世纪的天才;已经有人嫉妒他了,这是出名的标志,有人还为他写了这样一行诗:

小鹅纵飞翔,也感其有掌。[142]

红衣主教斐茨既然不肯辞职,阿马西大主教德·潘先生就只好掌管里昂教区。瑞士和法国开始争执达普山谷的归属,[143]这是由后来晋升为将军的杜富尔上尉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不知名的圣西门[144]正在构思美梦。科学院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傅立叶,却被后世忘记;不知从什么角落钻出来一个默默无闻的傅立叶[145],却流芳百世。拜伦[146]勋爵开始崭露头角,在米勒乌瓦一首诗的注释中,用这样的话把他介绍到法国:“有个叫拜伦勋爵的人……”昂热的大卫[147]正试着摆弄大理石。

在沸杨丁死巷,加隆神甫向一群青年教士称赞一个不知名的教士,那人名叫菲利西特·罗贝尔,即后来的拉梅内。[148]有一样东西在塞纳河上冒着浓烟,嘟嘟作响,犹如泅水的狗,从土伊勒里宫窗下经过,来往于王宫桥和路易十五桥之间;那是一件没有多大用处的机器,一个玩具,是异想天开的发明者的一种梦幻,一个乌托邦——一只汽船。[149]对于那无用的东西,巴黎人都等闲视之。德·沃布朗先生以政变、法令和拉帮结伙的手段,改组了法兰西学院,一手安插好几个人当院士,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是到了最后,他自己却当不上院士。[150]圣日耳曼区和马尔桑公馆都认为德拉沃先生虔诚,盼望他出任警察署长。[151]杜比特林和雷加米埃[152]在医学院的阶梯教室里,就耶稣基督的神性问题争论起来,激烈得以拳脚相威胁。居维叶[153]一只眼盯着《创世记》,另一只眼盯着大自然,极力调和化石和经文来讨好信教的反动势力,用古生物乳齿象讨好摩西。弗朗索瓦·德·讷夏多[154]先生是纪念帕芒蒂埃的值得称赞的耕耘者,他不遗余力地要人把马铃薯改称为“帕芒蒂埃薯”,结果全是徒劳。格列高利神甫,前主教,前国民公会代表,前元老院元老,在保王党辩论文章中,竟转成“无耻的格列高利”;这里用的“竟转成”一词,被罗叶一科拉尔先生说成是新造的词组。在耶纳桥的第三个桥洞下方,从石头的白洁程度上,能看出那块是新石头,用来砌死两年前布吕歇为炸桥而凿开的洞。有个人看见阿尔图瓦伯爵走进圣母院,就高声说:“见他妈的鬼!从前看见波拿巴和塔尔马挽着手臂同赴野蛮舞会,我真怀念那个时期。”于是,法庭传讯那人,说他发表煽动性言论,判处六个月监禁。一些卖国贼明目张胆地抛头露面;大战前夕投敌的人,也毫不掩饰他们所得到的奖赏,恬不知耻地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炫耀他们的富贵荣华。在利尼和四臂村那里的一些逃兵,完全是一副卖国求荣的嘴脸,**裸地展示对王朝的忠心,竟然忘记英国公厕内墙上所写的话:“请整理好衣服再出去。[155]”

这些杂乱无章的记述,就是1817年还依稀残存的事情:就连那一年,如今也被人遗忘了。历史一向忽视所有这类有特色的事情,这也在所难免,历史总要被无穷无尽所侵占。然而,这些细节还是有用处的——人们总是不恰当地把这些称为小事,其实人类并无小事,正如植物没有小叶一样。世世代代的面貌,是由岁岁年年的表情组合而成的。

1817那一年,四个巴黎青年搞了一出“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