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小城市，尤其是海滨蒙特伊，总有一帮青年，他们在外省蚕食一千五百法郎年金，如同其他青年在巴黎每年吞掉二十万法郎一样。他们是那个中性大族类的成员，是去了势的、寄生的、一无所长的人；他们有一点田产，有一点愚蠢，又有一点小聪明，在沙龙里显得土里土气，在茶楼酒肆又以绅士自居。他们嘴边常挂的话是：我的牧场，我的树林，我的庄户；他们在剧院里给女演员喝倒彩，以便表明他们有欣赏眼光；他们向卫戍部队军官寻衅吵架，以便表明他们也是军人；他们打猎，抽烟，打呵欠，酗酒，嗅鼻烟，打台球，看旅客下驿车，泡咖啡馆，到乡村饭馆吃饭，养一条狗好在桌下啃骨头，有个情妇好往桌上端菜，而且一毛不拔，过分追求时髦的装束，喜欢幸灾乐祸，蔑视妇女，旧皮鞋不穿破了不扔掉，通过巴黎模仿伦敦的时尚，又通过木松桥模仿巴黎的时尚，终生不工作，冥顽到老，一无用处，但也无碍大局。
菲利克斯·托洛米埃先生若是待在外省，从未见识过巴黎，就会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他们再富有一些，别人就会说：这是些公子哥儿；如果他们再穷一点儿，别人就会说：这是些二流子。他们无非是些游手好闲的人。在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当中，有讨人嫌者，有了无生趣者，有胡思乱想者，还有一些怪里怪气的人。
那个时期，所谓公子哥儿的打扮，就是大高领、一条大领带、一只链子带饰物的怀表、三件颜色不同的套背心，蓝色和红色的穿在里面，外面穿一件橄榄色的短燕尾服，燕尾服上两排紧紧相连的银纽扣，一直排列到肩头；下身穿一条浅橄榄色裤子，两侧裤线缀饰有数量不等的条带，但总是奇数，从一条到十一条，从不超过十一的限度。除此之外，还要穿一双后跟钉了铁掌的短筒皮靴，戴一顶高筒窄檐帽，头发要蓬松下来，要拿一根粗手杖，谈话中常用杂耍演员波蒂埃式的文字游戏。最突出的，还是鞋跟上的马刺，嘴唇上的髭须。那个时期，髭须代表有产阶级，马刺代表有闲阶级。
外省的公子哥儿的马刺更长些，髭须也更粗犷些。
那个时期，南美洲一些共和国正在展开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斗争，即玻利瓦尔[227]同莫里洛[228]的较量。保王党人戴窄檐帽，叫作莫里洛帽；自由党人戴大檐帽，称作玻利瓦尔帽。
上面叙述的事情发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或十个月，约莫1823年1月的上旬，雪后的一天晚上，一个那样的公子哥儿，一个那种无所事事的人，一个戴着莫里洛帽，因而“思想正统的人”，身上暖暖地穿着一件冷天用来补充时装的大衣，他正在调戏一个女人，那女人穿着舞裙，上身开领很低，头上插着花，在坐满军官的咖啡馆玻璃窗前走来走去。那公子哥儿吸着烟，不用说，那很时髦。
那女人每次从他面前经过，他就喷她一口烟，同时甩一句自以为诙谐有趣的风凉话，诸如：“你可真丑啊!”“你还不快躲起来!”“你没牙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个先生叫巴马塔林。那个愁眉苦脸、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并不搭理他，连瞧都不瞧一眼，照样默默地徘徊；她的脚步均匀而沉郁，每隔五分钟就受一次嘲弄，如同受罚的士兵按时来受鞭笞一样。那个闲得无聊的人见他的嘲笑没什么效果，不免恼火，就趁她转过身去的工夫，憋住笑，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雪，猛地从她**的肩膀中间塞进后背里。那妓女吼叫一声，转过身来，像豹子似地一蹿，扑到那男人身上，用指甲抓破他的脸，同时臭骂他，骂的话十分下流，不堪入耳，从她口里倾泻出来。那嗓音因酒精中毒而嘶哑，而口里又缺两颗门牙，的确非常丑恶。她便是芳汀。
那些军官听见打斗的喧闹声，都蜂拥着从咖啡馆里出来，行人也聚拢来，他们围了一大圈儿，又笑又叫，还为之鼓掌；而圈里那两个人扭作一团，很难分清是男女相斗：那男人只有招架之功，帽子掉在地上；那女的拳打脚踢，帽子也丢了，只见她豁牙露齿，又没有头发，脸色气得发青，扯着嗓子喊叫，真是可怕极了。
突然，一条大汉从人群里冲进去，一把揪住那女人沾满泥水的缎衫，对她说了一声：“跟我走!”
那女人抬头一看，她那咆哮声戛然止息，眼睛也没神了，脸色由铁青转为死灰，而且吓得魂不附体。她认出那是沙威。
那个公子哥儿乘机溜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