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总老婆出院那天我没去，陪小米去另一家医院复查了。前几天她们单位体检，查出她卵巢有问题，片子上有两个阴影，是囊肿还是囊腺瘤医生也不敢肯定，而且有结节。医生建议换家医院再查。我对瘤这个东西一直很敏感，总在想象里认为那是阴险邪恶的花朵要盛开，所以赶紧托人找北京最好的几家医院去查。在北京，像样点儿的医院就跟火车站一样挤，挂个号队伍要绕好几圈一直排到露天地里。我从别人手里买了个号。很多人靠这个吃饭，跟倒黄牛票一样，排上了就卖，再排。靠山吃山，靠医院吃医院。去了两家医院，大夫说法不同，一个认为是巧克力囊肿，一个认为是囊腺瘤。但结论相同：剥离掉。理由是，我们结婚不久，阴影妨碍我们要孩子。那当然得剥离。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带老婆去了第三家医院。大夫说，要想要孩子，还是尽早做了好。不管囊肿还是囊腺瘤，问题都不大，这病发病率挺高。腹腔镜，小手术，就在肚子上打几个眼，仪器钻进肚子里，电脑上操作。
“不过，也不好说，”大夫说，“究竟病情如何，还得手术的时候才能看清楚。”
“不过”很要命。我都结巴了，问：“可能出现哪些情况？”
“最坏的可能是，切除卵巢。”
就是没法儿要孩子了。我手脚唰地就凉了，跟静脉注射了冰块一样。小米的脸也白了，两只手死死地掐住我胳膊，眼泪哗哗地流。我们俩都喜欢孩子，活蹦乱跳的那么个小东西，肉滚滚的。前些天小米看见段总的女儿，回家路上就跟我叨叨，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个？我说不来，生出来扔大路上养啊。我的意思是，再混两年，等有了房子，从从容容地再来。看来还是盲目乐观了。
“大夫，”我说，要声泪俱下了，“大夫。”
“年轻人，想开点儿，”大夫边往外走边说，“没孩子不照样过？人家丁克，追着赶着都不要。要做，我们尽量帮你保住卵巢。”
我还想再咨询，人已经没影了。我突然觉得这大夫挺可恨，女的，五十岁左右，戴冰凉的银白色金属边眼镜，薄嘴唇，嘴角下垂，不会笑。朋友说，她是这家医院里该领域最牛的大夫。我照样恨她。
“怎么办？”小米说。
“回家。”
“我是说，没孩子怎么办？”
“回家。”
我握着小米的手，软软的，还凉。老婆，我们回家。
小米没心思做晚饭，我们就在外面随便吃了点儿。我尽力开导她，没孩子掺和正好，咱好好过二人世界，郎情妾意，举案齐眉，听着都诗情画意，人家想多过几天还没机会呢。再说也未必就没有，当医生的从来都是相对主义者，就喜欢这也可能那也可能，主要是用来逃脱责任。小米说，能生不要是一回事，生不了又是一回事。到时候我们还是喜欢孩子怎么办？
“领养一个。还有挑拣的余地，五官不标准的不要，智商低于一百三的，不要。”
“要是领养的孩子跟咱们不亲怎么办？”
“咱们对他好，就亲了。”
“要是孩子长大了找到亲生父母了怎么办？”
如果这个问题我还能回答，小米会永无止境地问下去。她受的刺激的确不小，头脑已经不会拐弯了。我说你看那是谁，在我们院门口转来转去。那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其实我已经看出来了，是老段，背着手跟看学生晚自修似的。见到我们，像亲人一样迎上来。
“复查怎么样？”老段问。
哪壶不开提哪壶。“没大事，”我说，“段总那边挺好的？”
“挺好，”老段搓着手说，“院出得很成功。老庞在那儿照顾。”
“哦，是应该照顾一下。”走进院子，我开了门。
“今晚不回来了。”老段跟着我们进了屋，“闲着没事，有闲书我看一本。”
我指指书架让他自己挑。小米情绪还没缓过来，头有点儿疼，我让她收拾一下早点儿睡，睡一觉啥事都没了。老段挑了一本章回小说、一本政治八卦，犹豫该看哪本。我让他都拿着，一块儿去他屋里抽根烟。出了门我就开始点烟。老段从老花镜上面看我：“端阳，你有事，瞒不了我。复查有问题？”
进了他的屋我才说：“小问题。可能对生孩子有点儿影响。”
“你是说，可能生不了？”
“也没那么严重，大夫就是猜测，有那么一说。”
老段一屁股坐到**。“我就说嘛，年头坏了，”他忧心忡忡地说，“看看你们大城市，年轻人跑过来，好好的生孩子都有问题了。没问题的，B超说好是男孩儿，临生了变样了！”他还在为没抱成孙子遗憾，随即声音小下来，“这样看，有个孙女已经不错了。”然后嗓门儿又抬起来，“我就说嘛，你看公园里到处走的，狗都赶上人多了！刚刚我还去了趟公园，你猜我看见什么了？一条狗，坐在婴儿车里，一个女人推着。那狗一只前腿搭在栏杆上，另一只举在耳朵边，过几秒叫一声。”老段手也跟着比画，学那只长毛的京巴，乐得我差点儿给烟呛着。
“说正经的，”老段也点上烟，“大城市问题大到天上去了，当年我来北京的时候，五更头大马路上没几个人，更别说汽车，拖拉机都没有。现在好了，车挤人，人挤车，一个个忙得像抢银行。大街上哪还有个氧气，都是×××二郎八蛋，就是二氧化碳啊。”
老段到底是个老语文教师，懂得修辞。他严肃地认为，一定有问题。要说好，还是他们那地方好，山清水秀，草木丰茂，随便抓一把都是氧气。年轻人啥毛病也没有，只会担心生多了国家罚款，那家伙，一黑灯就一个，一黑灯就一个。“你猜猜我们家老庞生完林子之后，又怀了几次？”老段把嘴凑过来，神秘兮兮地问我。
我哪猜得出来，也没啥意义。我敷衍地晃了晃右手。
“五个？”老段得意地笑了，“再加一半，还多。八个！”他做出一个“八”的手势。然后神情黯淡下来：“八个啊。”都流掉了。
这居然没把老庞折腾垮，真是奇迹，现在还这么利索能干。可是，他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觉得挺烦，大夫的话没法儿像烟一样，说吐掉就吐掉，吸进去了就出不来。我的烦躁体现在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不用打火机，直接续着了。老段也看出我的心不在焉了，就叹口气说：“其实我就想让你放松放松，事再大装心里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也是。老庞突然不回来了，我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就想找人说会儿话。人老了，比你们年轻人还怕事。”
他把老花镜拿下来，我看见了他的两个沉重的眼袋。然后是夹着香烟的手，手背显出光亮泛黄的老人的痕迹。从眼袋和两只手，你一定看不出老段年轻时如何风华正茂、如何意气风发，但是，你一定能看见他现在老了，在这个晚上没着没落，孤单一人。我突然就想通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担心和猜测都是多余的，既然大夫都不能确切知道，我们知道什么？
手术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