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对使动物和人类行动的大脑皮层的组成做了诸多描述，但不论他们的理论多么精致，多么具有创新性，都不属于真正的大脑解剖。在罗兰多对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的生理学理论提出异议前不久，其他更著名、更具影响力的学者也发表了类似声明。此外，如前所述，法兰西学院所负责评估《关于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先生有关大脑解剖的文献报告》的专员还重申：可分割的物质和不可分割的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相当神秘，人的思想难以捉摸（物质和自我之间的距离不可逾越）。根据以居维叶为首的评委团的意见，大脑工作的因和果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们的推理如下：心脏使血液循环，以一种运动产生其他运动，而结构和大脑功能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两位合作者（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的回答坚定且充满**，他们再次强调了自己解剖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新颖性。他们认为，重申器官学的重要性，与寻找“不可触及”的“本质”无关。这里需要对现象的原因和产生环境做出区分，现象产生的环境对知识的吸收有影响。尽管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非常小心谨慎，他们还是大胆地指出了研究所专员们二元论中的矛盾之处：他们不把大脑视为精神的物质工具，同时又不去寻找有机物和精神之间的联系[103]。
在这场争论中，不仅仅存在学术界对两位外来医生在国籍和地位上的敌意，更是因为传统上对物质和精神之间划分的神圣界限受到侵犯，然而学界却无法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来反驳，因而人们产生了一种恼怒情绪。法国皇帝也曾刻意引导过专员的判决。1825年，加尔提供了部分文件，表明了他对所谓有机唯物主义的厌恶，他回忆道，在当时那些场合，“是宙斯的闪电击倒了俾格米人”（即权威击倒了渺小的人）。加尔抱怨道，自那时起，他的发现沦为“古董”“冒牌货”“荒唐事”，各大报纸开始以嘲笑的口吻报道所谓的“（先天的）头上肿块”。加尔还指出，如果拿破仑真想摧毁一切唯物主义倾向，不仅应该禁止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还应该禁止物理学、自然史、食物、气候、气质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或许还可以下令禁止所有关于提倡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的教导。但是，需要十万门大炮和同样多的刺刀，来让灵魂的功能独立于机体之外[104]。
拿破仑将加尔归入江湖骗子的行列，把他与约翰·卡斯帕·拉瓦特、卡里奥斯特罗·亚历山德罗和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归为一类：这些人都是通过鼓吹最具欺骗性的理论，满足大众对奇迹的好奇心。这位被流放的前皇帝在《圣赫勒拿文献集》（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中吹嘘说，他为让人们不再相信所谓“奇迹”付出了极大代价，意指1808年法兰西学院通过的判决。人的恶意的本质，源于在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控制他人的欲望。自然却不是以这种粗暴的方式揭示它精细、微妙的秘密的，自然紧紧守护自己的秘密。体积巨大的大脑袋或许无法表达想法，而人们却可能在一个小脑袋里发现相当大的智慧。拿破仑称加尔为低能儿，因为他不认为自然中的大脑存在先天的犯罪倾向，这些倾向来自社会习俗：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大脑“颅骨突出”所代表的盗窃倾向会变成什么？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拉瓦特的相术：从一个人的相貌特征来推断其性格是否可靠，然而外部标志大多是谎言。要想真正了解人类，就必须与他们面对面，对其进行测试并观察其行为举止。拿破仑人生末期的医学记录者弗朗索瓦·安东马尔基（Fran?ois Antonmarchi）评论道：加尔强大的诋毁者所做的预言未能实现，因为后来加尔挽回了第一次的失败，并观察到拿破仑的头颅发育较晚，因此得以挽回尊严。此事拿破仑的帽匠可以作证，他曾在帝国时期为其将帽子改大[105]（图2.7）。
图2.7：弗朗索瓦·安东马尔基制作的“拿破仑的头部铸件”，藏于巴黎军事博物馆。
在加尔的崇拜者中，有不少人最终将器官学说等同于简单的颅脑检查，而他的反对者则将其视为颅脑学。此外，普通民众也对此有同样的看法和理解。虽然存在许多误解，但实际上，他们也掌握了一个重要方面：尽管纷争不断，但在卓越的大脑解剖学和生理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居于首要地位的不是大脑皮层，而是头骨，在其中，他们最终找到了27种原始能力：前10种是人类和所有脊椎动物共有的能力，后9种是高等脊椎动物共有的能力，最后8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而且，仅凭胚胎学上的依据（即骨帽总是与下面的皮质相吻合）仍然不够。尽管这看似真实，但作为一个整体，脑回永远不会完全确定地显示出加尔所列的区域。因此，必须将外部光线投射到每个半球上，以划分出27个特定的器官。大脑皮层本身在生理上并不会说话，这对那些试图探索大脑“雄辩能力”的人而言是最大的讽刺。
加尔通过统计学收集了数百个头骨和石膏，然后将它们与所属个体群的生活进行比较、分类和对比，从而构成其心理生理学体系[106]（图2.8）。值得称赞的是，这种器官学的直觉首次出现在他的观察里：他观察到在同学中，凸出的眼睛和良好的记忆力之间经常存在关联。而正如我们所知，认为每个功能都有一个对应器官的定位原则，这并不是加尔的发明。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自古代晚期以来，脑室研究是如何一步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的，比如笛卡尔的松果体，它是灵魂和身体之间的一个虚幻的交叉点。在1795年写给解剖学家塞缪尔·托马斯·索默林（Samuel Thomas Soemmerring）的一些信件中，康德谈到了灵魂器官的问题，并断定这一器官的研究问题具有不可解决性和矛盾性[107]。康德推断，灵魂用内部感官感知自己，因此不能为自己分配一个特定的身体空间，即外部感官，除非它将自己转化为自己外部直觉的对象，将自己置于自身之外。在康德提出诡辩论的几十年后，斯宾塞（Spencer）甚至从不曾怀疑，他深信大脑的不同部分为特定种类的心理活动服务。根据其作品《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对功能的定位是所有组织形式的规律。因此，对于不同的结构和任务而言，如果大脑半球是一个例外，没有功能定位，那是非常奇怪的。在康德和斯宾塞生活之间的时间里，颅相学达到了一个高峰，随后消亡，但定位原则却流行起来，为一系列漫长的神经生理学研究注入了活力。
图 2.8：加尔收藏的头骨，藏于罗莱博物馆。
对加尔来说，定位一方面需要检查头盖的凹凸部位，另一方面需要辨别基本的智力和道德品质。第二项任务给他带来诸多麻烦，比例、分布和交集的变化，需要能够阐释个体间和种间差异的功能。他的推理如下：所有的身体都有共同点，即延伸性、重量、不可渗透性，但并非所有的身体都是金、铜、植物或动物。这同样适用于人，如果想让不可否认的个体性根植于人的机体中，就不能再抽象、规范地把人分割成完全一样的部分，也不可能利用诸如感知、判断、想象等通用概念。利用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解释不同的、具有独特性的才能和行为。
加尔称其曾向约翰·洛克、马勒布兰奇（Malebranche）、孔狄亚克、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博内、沃夫（Wolff）等人咨询，但都徒劳无获，他只找到了基于古典形而上学或感性方法的某些无用建议。研究“普遍感受”的苏格兰人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和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似乎做出了更有益的贡献，尽管他们的命名体系仍然过多强调内在感受或一般属性。但通过“普遍感受”这一术语，加尔削弱了灵魂往日的“主导权”：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拥有这些权力，不再仅仅是灵魂的特性。在研究涉及孩子或学生的问题时，父母、教师绝不会诉诸哲学家的古老能力。大脑的27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三大经典分类（知识、感觉、意志）中任何一类，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三个类别皆有涉及。对灵魂传统力量的垂直分析其实是经典错误，它无法描绘个人的特征，而且人的器官功能的水平和运作并非能用一个虚拟的共同点描述，而是视特定个体情况而定。
图2.9：性本能（恋爱本能）的区域。
如果我们进入加尔为描述每一种倾向和能力所设置的空间，我们就会意识到：他指出的某些研究路径充满迹象、证词和次要观点；而在其他路径中，则缺少证明性案例，使人不禁怀疑他有没有完成研究。其中一个例子是：通过对雌性头部（雌性头部在枕部比雄性头部更突出）的反复触诊，以及对致力于照顾和教育孩子的动物的头颅镜检查，他希望研究出“爱子之人”的特征。但是，经过对一个憎恨新生儿的母亲的头部的观察，或对许多杀婴妇女的观察，加尔发现她们脑部的相关区域几乎没有任何不同。最后，一些年老的没有婚育史的女性曾经报告说，在她们自己的想象中，女人怀孕时，在脑部相应位置会出现一个凸点，这似乎能够证明这一推测。
在加尔拟定的功能名单中，居于首位的是“性”本能，它对生命的延续至关重要，并在所有其他本能中占主导地位。据说，“性”本能占据着小脑，而小脑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器官，罗兰多和弗罗伦斯在18世纪头三十年间围绕它展开了重要实验，并将其与运动功能联系起来。然而，颅相学家们固执己见，笃信加尔的阐释，把研究建立在陈旧方法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只有具有小脑的动物才会进行性繁殖；在兴奋时，这个区域会肿胀、发热；热情的野兽（公羊、公牛、鸽子）有强大的颈部，正如雄性的颈部比雌性的更健壮一样。同样，早期阉割会影响小脑的生长，反之，小脑的病变也会影响**的发育（图2.9）。加尔评论道，由于这种原始本能的作用，动物王国中，一半与另一半将会在不可言喻的享受中进行融合。他在维也纳举办讲座时，有许多女性到场。然而，这些讲座对一些人来说过于露骨，这是他被放逐的原因之一。作为那个时代的男性，他只能认同男性中心主义，也有“女性大多不讲道理、软弱和情绪化”的偏见。他吹嘘道，凭借自己的专业眼力，定能准确通过任何动物大脑分辨出性别[108]。
在为确定灵魂的约束力量而使用的不同手段中，有一个分级的细化尺度，从藻类到简单的章鱼，从哲学家到神学家。加尔认为，类比和比较生理学揭示了动物和人脑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前者是后者的碎片或自然“残缺”）以及稳定的层次结构，表现了各种心理素质的物质条件在神经系统中逐渐提高的顺序。器官学文献也运用了动物标本，其中加尔对解剖学展品、动物生活场景、各种物种的行为以及对其智力程度的判断进行了分类和说明。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可以瞥见比较伦理学的雏形，它展示了对一个全新世界的兴趣，而这个世界也是新闻和知识的来源。加尔有力地抨击了哲学家们的论点：他们希望野兽只由本能驱动，而人则由智力引导。是动物没有智慧，还是人的行为不受冲动情绪的驱动？加尔著作中的例子俯拾皆是，这些例子旨在摧毁一种无知和傲慢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声称要将人类从自然法则中删除，将其他物种限制在盲目的自动状态中。不仅如此，加尔作品里层出不穷的例子和事件，都表示对野兽的情感亲近，这一行为似乎是为了弥补对人类不恭敬的判断。
加尔看起来对动物界有着很深的了解，而且，他高度赞赏不受人类潜规则影响、更加清晰的伦理。他生活在偌大的首都，辗转于腐败的沙龙和聚会场所，对受教育阶层的陋习满是愤慨。蒙特鲁日的小庄园，乡下的一角显然不足以**涤他的心灵，但他对那片森林（Schwarzwald，德国黑森林）感到怀念，他在那里出生、成长，在骑马和打猎中纵享人生趣味。 加尔的器官学也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它是自然界仍然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证明，在加尔笔下，伟大的自然充满活力。某些作者指责他写的纯粹是童话故事，并认为，为支持器官学而报道一只小狗的事迹，属实可笑。加尔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那么，除了那些对妇女和大象的研究以外，他还能提供什么作为经验证据呢？这一回答令人咋舌。
加尔的动物学还有另一面。它虽然起补充作用，却也是充满矛盾的，它是一种不信任人类的人类学：人似乎沉浸在动物王国中，但同时又过度凶残，破坏性的本能，在能够自我超越和救赎的人身上反而更明显，且具有不可饶恕性。这些关于疯狂、野蛮和犯罪的编年史，似乎是一个流浪的说书人所写，加尔目睹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和暴力行为。他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不乏贯穿18世纪法医精神病学史的真知灼见。此外，他还认为，美德和罪行不仅可以归因于其动因（先天因素），也可以归因于教育者和政府人员；比起抽象的正义，社会防卫才是判决和拘留的真正原因。加尔认为，社会上不仅盛行着各种病态情绪，社会生活也是模拟和欺骗、诡计和幻觉的集合体。当他在维也纳首次出现于学界的半个世纪前，让—雅克·卢梭在第戎学院的获奖演说《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中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在启蒙时代所推崇的城市化中，人们不再敢于表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与谁打交道。卢梭在1757年至1758年间写给心上人苏菲·乌德托（Sophie d'Houdetot）伯爵夫人的第三封道德书信中补充道：一个人没有办法看到别人隐藏的灵魂，也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被剥夺了能够向我们展示它的“智力之镜”[109]。通过颅脑检查，加尔希望提供有效的工具，以深入研究他人和自己的内心。
19世纪30年代，生理学家佛朗索瓦·约瑟夫·维克多·布鲁赛（Fran?ois-Joseph-Victor Broussais ）转而支持颅相学理论，他赞扬了那套不可或缺的符号库，认为通过它可以掌握人的行为的隐藏意图。一个人越是狡猾，越是不容易受骗，就越知道如何装出坦诚的语气和相貌。倘若需要与他人确定关系，往往需要许多经验，但大多时候，经验总是积累得太晚。因此，人们只能从外部线索中获得经验，以区分阴谋家和善意的人。邪恶的嗜好从来不会在第一时间暴露出来，往往只有在事后才会被发现。许多不愉快，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可以通过测谎仪来避免。测谎仪能够揭开隐藏的秘密倾向，并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将秘密揭露出来。布鲁赛总结道：“在脑科学知识中，存在着一种教育家、行政人员、法学家和医生均可从中受益的检查准则[110]。”在充满社会信任危机的时代（或许对一些人而言，这一危机是近期才出现），加尔宣称，其构思的“有益科学”具有纠正作用：它可以确定个人真实身份，使诚实的人免受欺诈，在人们伤害自己和他人之前指出“破绽”，并勒令其予以修正或自行克制。在某种意义上，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希望使人类从错误中再生，将那场“快乐的哲学革命”纳入自身体系，对智力和道德现象展开最终的积极的研究，这将是合理的举措[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