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在跟杜勒斯初次接触后，吉泽菲乌斯开始了他在瑞士的真正使命。这个阿勃维尔特工开始与战略情报局官员讨论德国反抗运动的主题。“他强调了鼓励纳粹领导人的重要性，如果纳粹领导人除掉希特勒，就有可能与联合国进行持久的和平谈判”，杜勒斯在1月13日电报华盛顿时讲述了他们的谈话。“蒂尼”认为这种替代选择令人担忧：希特勒可能会与苏联达成协议，并“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吉泽菲乌斯柏林的朋友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冒生命危险”，除非抵抗运动有“希望”成功推翻独裁者，结束战争。
在吉泽菲乌斯之后，其他反对派密使也纷至沓来游说杜勒斯。盖沃尼兹介绍了亚当·冯·特罗特·苏索兹给他认识，此人是德国的外交官员，三十五六岁，一直在中立国家走动争取支持。苏索兹对杜勒斯说，西方很有必要分清楚：纳粹是敌人，而德国人很可能成为盟友。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德国的反抗运动感觉受到了怠慢。荷兰神学家威廉·阿道夫·维塞特·霍夫特在日内瓦有一处公寓，是前来瑞士的德国持不同政见者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有一次，霍夫特来到绅士街23号，警告说西方的冷漠正在促使“反对派有一种强烈向东方靠拢”并与苏联结盟的倾向。杜勒斯仍然持怀疑态度，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说：“我本人也很怀疑这个运动是否认真地组织起来。”但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远比杜勒斯意识到的深入。1943年，随着德国战事的恶化，反对派面临了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但这将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运动。
要想组织一场反对希特勒的大众起义根本不可能。1933年纳粹上台后，几乎摧毁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成员和右翼分子中的所有反对派，剩下七零八落的组织也转入了地下活动，只有天主教和新教中的反对派依然比较强硬。从1934年到1938年间，在政府部门、商业界、教育界、神职人员、艺术界和军队中的志同道合的德国人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小型的、秘密的、零散的和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被称为“圈子”。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克莱稍集团，该团体由公务员、专业人士、劳工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军官组成，他们在团体领导人的西里西亚乡间庄园里碰面。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格拉夫·冯·莫尔特克伯爵。他受过良好教育，是一名国际律师，出身于德国一个最有名望的军人家庭。
政变最终的希望还要靠希特勒的军官团。但仅靠有这种倾向的军官并不能率领他们手下的士兵一起发动政变——那些普通士兵对元首忠贞不渝。这个暴君还用现金奖励和奢华的豪宅等贿赂手段巧妙地赢得了高级指挥官的忠诚。此外，德国军官从文化角度上跟许多军人一样讨厌兵变，他们还亲自对阿道夫·希特勒二次盟誓，并且同样憎恨违反誓言。不过，德国所有的重要将领都不想发动战争——多数在1938年就认为：战争要么不可能，要么不能赢。到1939年，希特勒的战争意图明朗化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悄悄讨论如何夺取政权。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小集团，彼此交谈时使用暗语。这些“密谋者”包括退役的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1938年，他无声抵抗，宣布辞职，成为策反者的领袖；冷若冰霜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他跷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在膝盖上铺上一块手帕，以免弄皱裤子上的红色条纹，后来他接替贝克任参谋长；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汉斯·奥斯特将军，纳粹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副主任和威廉·卡纳里斯的心腹，每次私下谈话中都称希特勒“那头猪”；埃尔温·冯·特雷斯科将军，少言寡语的柏林军区司令；思想独立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将军，东部战线具有钢铁意志的普鲁士人，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他们的文官盟友包括：尖锐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原德国物价专员、莱比锡市市长；亚尔马·沙赫特博士，早期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希特勒的经济部长，1937年被迫离开该政权；沃尔夫-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赫尔多夫，柏林警察局长，与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一样身居要位。吉泽菲乌斯成为这群策反者的核心人员兼海外使者。
在这样一个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发动政变绝非等闲之举，充满了变数，让这些曾经制订精密作战计划的德国国防军的“密谋者”战战兢兢，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意外。战略要地指挥大部队的将军们不得不在纳粹及其安全机构的严密监视下移动。吉泽菲乌斯断定，在这个“飞机与无线电时代”，他们开始的行动不出12小时，就会遭到希特勒无情的反击和镇压。但要想发动政变，“将军们必须采取行动”，吉泽菲乌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优柔寡断，而其中最摇摆不定的就是哈尔德。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辉煌胜利赢得了民心。每一次入侵之后，叛军将领都判断政变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止步不前。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之后，沙赫特、莫尔特克和军队中的其他人以及外交部的其他“密谋者”开始向西方发出和平试探，但都感受到了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信将疑的冷漠态度。多诺万也对他们提高了戒备，因为珍珠港被偷袭三个星期后，在转发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有人建议战略情报局应开始为罗斯福政府未雨绸缪，以防止德国或日本假意和平来削弱盟国决心的企图。但这并没有阻止多诺万集思广益，想要通过诱使柏林提前投降来扭转局势，以削弱轴心国的决心。1942年3月，他在给一名助手的信中写道：除了让德国人“血战到底外，肯定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出路”。
1943年春天，英国和美国的战争策划者准备了一个代号为“兰金”的应急计划，以备德国的突然崩溃和盟军在欧洲胜利的提前到来。但人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同盟国担心这更可能是肢解联盟的和平阴谋。斯大林一直担心丘吉尔和罗斯福会从背后捅他一刀，私下与希特勒单独达成协议。战略情报局所关注的却正好相反——斯大林正在试图策划与德方单独会面。
1943年尾声，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和平触角已经开始主动伸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战前结识的柏林律师保罗·莱韦屈恩致函给他，提议反对党成员将说服德国军队和德国空军指挥官不与登陆法国的盟军对抗，以换取反对派政变后与西方的和平谈判。多诺万认为这个提议值得深究，但罗斯福没有兴趣。1943年夏天，当莫尔特克伯爵手持克莱稍集团的和平建议出现在战略情报局伊斯坦布尔站的时候，多诺万更加左右为难。战略情报局有一个“赫尔曼计划”与莱韦屈恩的提议相似，但更具有“反俄倾向”，情报局的一位分析师称。莫尔特克的策反者建议先推翻希特勒，然后帮助盟军迅速收复法国和占领德国。与此同时，调遣德国国防军的部队向东将苏军逼守在波兰防线以外。多诺万和其顾问们除了莫尔特克外，不知道克莱稍集团其他人的名字。这个看似无形的组织怎么可能调动法国、低地国家和德国内部的整个德军到东部战线呢？战略情报局中有些人认为，这个“赫尔曼计划”有点像纳粹奸细在试图分裂丘吉尔和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关系。多诺万命令他的伊斯坦布尔站不要深究这个和平建议，只是与莫尔特克保持联系，看他是否能提供任何有助于“霸王行动”的情报。
1943年整年，杜勒斯不断向华盛顿转发他从吉泽菲乌斯和其他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那里搜集的大小情报。但他认为，这些情报有很大的出入。他对总部发消息说，最起码他能确定它们来自两个阵营：一个是像莫尔特克一样想敲开“盎格鲁-撒克逊占领军的大门”的阵营，另一个是那些想与苏联达成协议的阵营。8月，杜勒斯发电报给多诺万说，基于他与吉泽菲乌斯的谈话，他可以肯定军官团退役的贝克将军被公认为是在军事政变后“唯一有资格”领导军事政府的人。
与此同时，国务院高级官员开始越来越担忧，所有的德国和平试探都流向了中立国和像杜勒斯一样倾向于和谈的间谍手中，而这些本该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来处理。接到科德尔·赫尔的命令后，多诺万指示他在伯尔尼、斯德哥尔摩、马德里、里斯本和伊斯坦布尔的站长“立即”向所在地的大使汇报所有提议。杜勒斯向多诺万保证，他一直在向他的好朋友利兰·哈里森做汇报。
但伦敦对杜勒斯自行其是的做法仍顾虑重重。英国情报部门深信，无论德国存在什么样的反对派，吉泽菲乌斯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使者。“百老汇”（美国人对英国军情六处的暗语）游说战略情报局甩掉吉泽菲乌斯，但杜勒斯却选择站在他的阿勃维尔线人一边。尽管开始的时候，他曾对玛丽·班克罗夫特坦言，不敢保证“蒂尼”所说的关于策反者的话句句属实。
但杜勒斯确信，吉泽菲乌斯背后隐藏的策反者就是他的上司——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的阿勃维尔是德国国防军间谍机构，与纳粹党盖世太保和帝国保安部的战争情报机构不同。军方的秘密机构好坏参半，它网罗情报的手段非常激进，但往往会误读所搜集的情报。杜勒斯认为，阿勃维尔大多数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都是危险的敌人。但在最上层，有个以卡纳里斯和他的副手奥斯特将军为首的军官团，似乎在耍手腕反对希特勒。杜勒斯后来写道，他越想越认为阿勃维尔是“制造阴谋的理想工具”，其成员比如吉泽菲乌斯，可以“接受秘密命令，自由在国内外旅行，并且无人质疑。档案中的每一份文件、其会员资格、经费支出、联系方式，甚至是与敌人的接触，都是国家机密”。
根据卡纳里斯的希腊姓氏，杜勒斯称他为“希腊小子”，其实卡纳里斯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卡纳里斯讲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人有点未老先衰，是个天生的失眠症患者和悲观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过潜艇战。但在“二战”期间，他则被认为更适合做一名间谍负责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狡猾的情报员，有着极其肮脏的一面。吉泽菲乌斯认为他令人费解。在给多诺万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被称为德国“最危险、最神秘的幕后操作者”。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的分支——第三反间谍机关，曾经冷酷无情地肃清了留在敌占国家的盟军间谍，甚至还逮捕了驻法国的美国大使馆领事，称此人是英国特工的卧底。多诺万立即着手派人监视卡纳里斯在欧洲的一举一动，因为此人跟自己一样是个旅行狂。
卡纳里斯是个右翼民族主义者，也曾是希特勒早期的支持者，但后来在英国参战之后，他对元首和战争不再抱任何幻想。但他还是决定留在阿勃维尔，坚信作为一个间谍头目，他能够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卡纳里斯搜集了盟军的情报，他认为这会让希特勒信服战争是无望的。他让分析师标色，甚至做假报告，劝阻“独裁者”心目中更加疯狂的军事冒险计划。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试图阻挠德国纳粹关于灭绝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的命令。卡纳里斯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卷入德国持不同政见者之流。他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他的副手奥斯特，让他谋划“密谋集团”，成立一个由心腹阿勃维尔特工组成的通过中立国与盟军联络的组织。1943年11月，杜勒斯密切地跟踪了来访伯尔尼的卡纳里斯。在给华盛顿的电文中，指定其代号为“659”。杜勒斯还设法接近了卡纳里斯在瑞士的情妇。波兰和英国的情报特工一直付钱让她提供海军上将每次来访可能泄露的秘密。英国人认为这位狡猾的间谍头目知道他的枕边话会传出去，所以只告诉她他想让敌方机构听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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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伯尔尼，严冬似复仇般早早降临，城市的街道上雪高高堆起，等待铲除。杜勒斯在一次晚间与华盛顿的无线电话中预测：“这场雪会给德国人从山路往意大利运输战争物资带来困难。”在杜佛斯托拉斯街，他与杰拉尔德·迈耶共享的狭窄的办公室里，杜勒斯存放了一些箱子，里面塞满了成百上千张五英寸宽、七英寸长的按字母顺序编制的《个性档案》索引卡，上面标注了他发电报所用的关于或友或敌的重要德国人和他们在瑞士期间所到过的地方。他的这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人卡片”每周都在增加。他也持续收到一些对来自德国的反对派持怀疑态度的评论。一个瑞典的朋友驳斥反对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并说参与其中的几个人“特别幼稚”。但是到那年冬天，杜勒斯确信，德国存在着某种地下组织，尽管他不知道它的规模。1月，被派到苏黎世的外交卧底，柏林律师爱德华·魏特简，开始接替吉泽菲乌斯传递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杜勒斯给他的代号为“霍尔特”。玛丽·班克罗夫特在电话中称他为“荷马”，因为魏特简喜欢将原版希腊文的《奥德赛》翻译成德文来自娱自乐。
在华盛顿，惠特尼·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迈尔仍在质疑魏特简是否诚实可靠。杜勒斯以为他还算诚实，虽然他知道，同吉泽菲乌斯一样，只要盟军仍然对持不同政见者态度冷淡，魏特简可能会保留或歪曲一些情报。那么魏特简和吉泽菲乌斯所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真的是戈林、“头彩”和“加勒比”所要求的德国右派联盟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的代码应采用莎士比亚喜剧中角色的名称“法尔斯塔夫”。杜勒斯回应说：“不，胖小子（他给戈林起的假名，与德国人在这位帝国元帅背后对他的称呼没有太大区别）在知名的反对派圈子中并没有威望。”杜勒斯要求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络人为“哗变者”。
杜勒斯给现在已知的所有“哗变者”“密谋者”都指定了代号。贝克将军为“长剑”，哈尔德为“阶梯”，格德勒为“热风”，赫尔多夫为“山猫”。到1月底，杜勒斯从与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的谈话中已经对“哗变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并将情况发电报给华盛顿的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他在给总部的电文中说：“‘哗变者’成员来自某些军事和政府圈子的各类知识分子，属于反对派中一个松散的组织。他们通过‘659’（卡纳里斯的代号）与外界保持联系和通讯。”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担任他们在“伯尔尼的中间人”。杜勒斯意识到总部对这两人仍半信半疑，但他信任他们，魏特简还专门与他直接联系，称“我们现在可以与‘哗变者’就事件进展保持密切联系”。
杜勒斯没有把“哗变者”的情况告诉英国情报机构，而且他不愿意战略情报局的任何人提醒“百老汇”，因为他们对吉泽菲乌斯早已恨之入骨。直到6月，他才对布鲁斯说可以跟英国伦敦的军情六处提及此事。布鲁斯告知了军情六处，但要求英国人把他们所搜集的有关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情报发送给他“作为我们提供‘哗变者’宝贵资料的回报”，他在日记中写道。布鲁斯抱怨说，英国老大哥交付的情报“弱爆了”，大多都是他曾经读过的国外机构的报告。
杜勒斯在1月27日致函华盛顿称，尽管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分为“亲西方”和“亲苏”两派，但他几乎可以确定能在这两个派系间“保持联系”，并且他们“非常渴望从我们这边获得政治弹药”。杜勒斯问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美国对德国抵抗运动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又能给“哗变者”什么？在读了杜勒斯通过伦敦转发的电报之后，凯西认为，某种阴谋正在第三帝国“遍地开花”。但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无法从华盛顿传递任何指导。他们承认，罗斯福政府除了要提防他们是诡计多端的纳粹奸细意在瓦解联盟外，对持不同政见者没有采取任何政策。总部很高兴杜勒斯能够与“纳伯斯”（他们对德国所用的暗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头彩”和“加勒比”所能提供的唯一的建议就是让他谨慎行事，不轻易许诺，只要洗耳恭听他们想说的话就行。
到了3月，杜勒斯收到情报，德国的反对派正在遭受伤亡。卡纳里斯在与希姆莱的一场残酷的官僚斗争中大败而归。希特勒让党卫军司令接管了阿勃维尔，让卡纳里斯退休回家。奥斯特受到监视，也无法自由旅行。所幸还有唯一的“救赎恩典”：希姆莱让格奥尔格·汉森上校继续留下来，替他管理阿勃维尔的军事情报工作，但他没想到汉森也同情反对派，还让魏特简作为他的信使向伯尔尼的战略情报局传递情报。但坏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杜勒斯了解到，3月5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莫尔特克。他收到了令人不安的情报，警告说希姆莱怀疑哈尔德的忠诚，正在设陷阱陷害这个陆军参谋长。是不是“哗变者”的成员现在都被一网打尽了？杜勒斯不能贸然下定论，但在他看来，情况正是如此。
贝克将军也担心希姆莱现在正在收网。
他命令吉泽菲乌斯极力游说杜勒斯为策反者赢得美国方面的支持。此时，贝克相信伯尔尼的美国人更加同情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业，而英国方面则只是想利用反对派的情报。在绅士街23号长时间的会谈中，吉泽菲乌斯试图说服杜勒斯，现在阻止苏联扩张全世界比赢得这场战争更为重要。他请求与西方达成和平协议，使德国军队继续在东部战场拼杀。杜勒斯回答说，这绝无可能，罗斯福不会在斯大林背后搞小动作。杜勒斯虽然没有对吉泽菲乌斯明说，但他也十分担心“密谋集团”的两个领导人贝克和格德勒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其“密谋者”的身份，盖世太保早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密谋，并在虎视眈眈地等待机会分裂这个“密谋集团”。
尽管如此，杜勒斯还是向华盛顿转述了吉泽菲乌斯的计划。4月6日和7日，他发报说“哗变者”正在准备除掉希特勒并推翻他的政权。在杜勒斯看来，这是有权力、军队、武器，能接近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高官并抓捕或杀死他们的唯一团体。这些“哗变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想战后的德国被苏联统治。如果美国和大不列颠能够向他们保证，一旦他们推翻了希特勒，他们可以与西方而不是与莫斯科达成独立的和平谈判，他们就可随时行动。杜勒斯汇报说，这些“哗变者”警告“成功政变的时机就快过去”，美国的支持必须尽快就位。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及时地给予答复，说他们将与国务院讨论这项建议。他们命令杜勒斯，在此期间保持与“哗变者”的畅通联系，但不要给这些策反者任何错误的希望。
“哗变者”的计划在美国政府中石沉大海。曾从莫尔特克那里听到过类似提议的多诺万，担心吉泽菲乌斯正在设下一个圈套。即使是凯西，此时已成为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对盟军与德国人达成协议将苏联困在东方的想法也并不热衷。不仅如此，在这纷扰中，还有更加复杂的因素。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警告杜勒斯，说他们斯德哥尔摩的特工已经嗅到了苏联的谈判代表正在向那里的德国代表发送和平试探的情报。杜勒斯发电报给多诺万说：“我完全意识到局势的微妙，我会万分小心地前行。”
5月13日，杜勒斯向总部提交一份绝密信息，其中涉及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刚刚递交给他的“哗变者”计划的最终细节。其中尤其大胆的行径是向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内容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杜勒斯写道，这个集团无法保证盟军登陆法国北部时不会遇到反击，因为暂时“他们无法指望隆美尔提供任何帮助”。但这些策反者声称现在他们的队伍中包括整个西线的指挥官伦德施泰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比利时军事政府的头目），“准备帮助我们的武装部队进入德国，条件是我们同意让他们守住东部战线”。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德国当地的指挥官会让盟军的三个空降师空降到柏林附近的一个地方。同时，美国人和英国人也可以在靠近不来梅和汉堡的德国北海岸进行一个大型的两栖登陆。此外，忠于该“密谋”的慕尼黑军队将在希特勒、戈林和其他高级纳粹官员在上萨尔茨堡撤军时令他们孤立无援。其实与杜勒斯商讨这一计划之前，吉泽菲乌斯已经通过一名信差给贝克发回了消息，称盟军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计划。待到他们见面时，杜勒斯肯定了他的推测，特别是“空降部队进入德国的计划”。他说，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个纳粹的诡计”。
多诺万在华盛顿政府高层通告了“哗变者”的最新提案。5月16日，他的机构正式交付给了国务卿赫尔一份六页的加盖“秘密”印章的报告，其中总结了过去五个月来德国将领和资深文官给杜勒斯的提议，以及这个登峰造极的最后提议。次日，费迪南德和谢泼德森致电杜勒斯，称他对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所说的美国不会出卖苏联的说法是正确的。“哗变者”的最新计划一到华盛顿就被判了“死刑”。“霸王行动”即将在三周后实施，盟军当然不会花太多时间考虑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德国的“哗变者”给吉泽菲乌斯发回快信：对美国方面，就此收手。反对派将自行其是。“哗变者”开始对杜勒斯闭口不言。
7月初，玛丽·班克罗夫特发现吉泽菲乌斯表现得异常紧张，坐立不安。他驱车从伯尔尼到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他偶尔会给她打电话，但开始不按期赴约，而是投入他的手稿翻译。7月8日，西奥多·斯特朗克，一名被吉泽菲乌斯招入阿勃维尔为奥斯特跑腿的上尉，给他的老友带了一个重要消息到瑞士，而吉泽菲乌斯碰巧正在山里度假。斯特朗克在柏林的公寓已经成为格德勒和其他“哗变者”的一个避风港，他找到了吉泽菲乌斯的电话号码给他拨通了电话。斯特朗克在电话中只说，他必须马上见到他。两人见面后，那个紧张兮兮的阿勃维尔上尉立即握住了吉泽菲乌斯的手，并马上转达了他的新老板汉森让他传递的信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苏联的瓦解以及盟军在诺曼底滩头堡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的“密谋者”。他们相信，为前线训练和供应新兵的强大的德国预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将军将加入他们。令吉泽菲乌斯担忧的是，斯特朗克警告说，他们现在的阿勃维尔新头目希姆莱，命令他即刻返回柏林。如果他不自愿回去，盖世太保特工就来把他绑架回去。
“‘密谋者’准备好行动了吗？”吉泽菲乌斯插了一句。
“也好，也没好，”斯特朗克十分精准地回答，“每一天都有可能采取暗杀行动，但你知道我们被这种许诺欺骗了不止一次。”
斯特朗克对吉泽菲乌斯说，汉森命令他，让他假装生病，所以他不能返回柏林。但是吉泽菲乌斯清楚地看到，这帮“密谋者”终于要发动政变了，对他来说，“远离柏林，在苏黎世隔岸观火绝对是疯狂的事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11日，他与斯特朗克从伯尔尼登上了一辆北行到柏林的火车。他准备到达柏林后，就立马消失。
“蒂尼”离开之前，给魏特简留下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让其在自己离开后交给杜勒斯。这份班克罗夫特翻译的长达20页的德文笔记，假设了暗杀企图将会成功，并列出了同盟国在此之后应如何对待他的国家。
魏特简还对杜勒斯补充了斯特朗克从柏林带来的零碎消息，如诺曼底登陆，德军在东部战线的战况恶化给“哗变者”注入了活力，还有弗罗姆也有可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杜勒斯将这些最新的消息电传给了多诺万，多诺万又把它们转发给了国务卿赫尔。但是，杜勒斯继续附加了他的警告，他不能预测德国策反者的成功。他写道：“毫无疑问，盖世太保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情的发展状况。此外，军人的行动对于实现这些目的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很有可能像以前那样缺乏‘内在的勇气’。”科尔贝设法给伯尔尼站透露了一个信息，“要开始砍头了”。持不同政见者被召集到柏林进行处决。科尔贝听说格德勒不久就会被逮捕。杜勒斯坚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会有大事发生，非好既坏。
7月12日，就在吉泽菲乌斯离开柏林的当天，杜勒斯给谢泼德森和费迪南德发去了电报。他在给“头彩”和“加勒比”的电文中说：“如果所有‘哗变者’的消息来源是可信的，很有可能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要在北部发生。”这一警告电报立即传给了罗斯福和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