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以来，艾伦·杜勒斯一直源源不断地给多诺万发电报，警告说德国战败后，纳粹将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建立一个游击队飞地（堡垒），继续展开地下斗争对抗盟军。多诺万同意这种“棱堡理论”，并将杜勒斯许多预测的电报转发给了罗斯福和五角大楼，并随之提供了战略情报局连根拔除和摧毁帝国最后堡垒的计划。总部敦促凯西的团队，让他们的特工在所渗入的地区，寻找纳粹储存武器和装备作背水一战的证据。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以及华盛顿陆军情报机构和在伦敦的英国间谍机构，相信狂热的纳粹分子一定在谋划一个最后的堡垒，虽然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像杜勒斯一样只有推论。为了煽动恐惧，希姆莱公开宣布，“狼人”游击队（据意大利消息称多达80万人）将在盟军占领的德国地区进行骚扰。杜勒斯接到报告说，党卫队头目把他的家人送到奥地利的一个高山狩猎小屋，在那里他将与他们一起指挥最后一次抵抗战斗。
开进德国的盟军沿路的确遇到了零星的纳粹党破坏和狂热顽固分子的口袋阵。但“高山堡垒”其实是一个神话，是德国人的骗局，也是杜勒斯和战略情报局以及其他盟国的情报人员为纳粹失败所编造的谎言，因为准备一个战后游击队意味着承认失败——这对“纳粹精神”无异于异端邪说。4月20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项11小时的命令，要求建立一块飞地，但为时已晚。赫尔姆斯最终意识到，最后一个堡垒的概念纯属胡说八道。凯西也同意这种说法，他的间谍没有发现任何建造的迹象。但即使杜勒斯不能提供德国士兵进入阿尔卑斯山打造堡垒力量的证据，但他认为总有一种危险不可不防，那就是德国国防军龟缩在意大利北面的大部队将被派去保护最后的堡垒。1945年2月，杜勒斯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中最敏感的外交谈判，以防止这一事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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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纳粹的和平试探传递给了杜勒斯，但却是来自杜勒斯最痛恨的人——7月20日刺杀案后几乎掌控所有帝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是一个心狠手辣、极端超种族主义者、厌恶同性恋的人、亲德派杀戮者。瑞士情报局局长提醒杜勒斯，党卫队国外情报头目瓦尔特·施伦堡将军，想要会见战略情报局官员以传递信息，如果“英美放下身段修改无条件投降”，希姆莱愿意接受停火谈判。一个维也纳党卫队特务来到了伯尔尼，带来了帝国保安总局局长、党卫队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将军的消息：希姆莱迫切希望结束战争，并正在“考虑清算纳粹党内部的好战分子”，但他首先想与同盟国取得联系。杜勒斯没有理会这两人递来的橄榄枝，“认为这可能是挑起俄罗斯人找我们麻烦的一个陷阱”，他电告华盛顿。
当盖沃尼兹告诉他，瑞士卢加诺德国领事亚历山大·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正在“谨慎地试探”盟军与纳粹军事领导人就意大利问题达成和平协议时，杜勒斯仍然表示怀疑。德国领事算不上是什么显赫的高官，但牛赖特的父亲曾是希特勒早期内阁的外交部长，平日里经常与德国高级军官频繁接触。
2月，牛赖特向盖沃尼兹汇报说，他私下就北意大利问题与三名德国人进行了会谈，他们是德军占领军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武装党卫军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1943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被赶下台后，纳粹建立的北意大利墨索里尼傀儡政权的德国大使鲁道夫·拉恩。牛赖特声称，“如果同盟国条件值得”，这三个人都准备谈判投降。多诺万将杜勒斯与牛赖特接触的最新信息转发给了罗斯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但警告说，这些和平试探，甚至包括通过梵蒂冈中介机构送来的信息，听起来都像来自相同的源头——希姆莱。杜勒斯表示赞同。
然而，意大利卡塞塔盟军地中海司令部，对杜勒斯提供的任何凯塞林可能准备放弃抵抗的情报都非常感兴趣。在18个月的意大利战役中，英美的伤亡近30万人，而且他们向北推进的步伐比东线穿过法国的步伐要慢得多。凯塞林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两天放弃了罗马，成功地拖延了盟军攻破佛罗伦萨以北坚固的哥德防线的进度，直到1944年秋。到1945年2月，他仍然坚守工业发达的意大利北部和热那亚、米兰和都灵等主要城市，拥有23个德国师团、四个法西斯意大利师团，外加四个党卫军师团和沃尔夫领导的15万名意大利人的社会共和国卫队。在这两人手下的德国士兵仍然盲目地忠于他们的元首，而且下定决心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战场盟军指挥官英国陆军元帅哈罗德·R. L. G. 亚历山大爵士，被迫把自己的师团交给艾森豪威尔去充当先头部队。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国抵抗组织的供给，意大利游击队的武器供应也开始日益短缺，意大利已经开始退居为次要战场。威猛的哈罗德爵士，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冲锋中身受重伤，觉得此时的任务毫无吸引力，因为他要在血腥的僵局中，尽最大可能地牵制轴心国最多的师团，避免他们向西线转移。难怪他急于想要尽快结束意大利北部的血腥战争。
杜勒斯电报中的这三个德国人能否给出哈罗德爵士想要的那种胜利，情形并不明朗。拉恩大使可是希特勒精挑细选用来密切关注善变的墨索里尼的人，也是个能让凯塞林和沃尔夫对他言听计从的人，但他心中的停火计划太不切实际，他设想的是在意大利的德国国防军部队，除了保留军官随身的武器外，那些解除武装后的士兵，还可以回到德国以平息外国苦役的暴乱。凯塞林——美国人戏称他为“笑面虎阿尔伯特”，因为他总是以轻松快活的面目示人，但其实是个狠毒而高效的军官——指挥着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凯塞林对投降谈判的兴趣可能不会像牛赖特认为的那么强烈。虽然在1945年初，这位德国元帅就意识到德国赢得战争的机会渺茫，但他幼稚地认为如果希特勒不能创造一个军事奇迹，至少会与敌人谈判达成政治协议，避免德国遭受灭顶之灾。凯塞林同时还想保持自己军事生涯的清白，不想因为背叛自己的国家或元首而沾上污点。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托·沃尔夫，体格健硕，一头金发、背头，45岁左右，典型的北欧美男相貌，脸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他一直是希姆莱私人参谋长，党卫队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人，后来他成了元首的宠儿，也不羞于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沃尔夫想与他的妻子离婚，娶一个伯爵夫人，希姆莱不准，沃尔夫就背着他获得了希特勒的许可。希姆莱授予他上将这一最高的军衔，让他掌管意大利的党卫军、警察、盖世太保和反情报机构，沃尔夫可以随意向占领者动用恐吓、折磨和谋杀等镇压工具。显而易见，他是个战犯。
1月底，沃尔夫意识到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没有力量或奇迹般的武器来改变这一事实。他一开始并没有最高尚的动机，相信独裁者可以通过向西方提供和平提议来分裂联盟，避免失败。但在2月6日元首地堡会议上，沃尔夫向希特勒提出这一想法时，令他吃惊的是，希特勒一改常态，并没有大发雷霆。沃尔夫认为，元首礼貌地听完他的陈述，但并不表态的这一事实，就是默许可以接近伯尔尼的美国人或英国人。他回到维罗纳以西的加尔达湖总部后，沃尔夫命令他的高级官员提醒他与同盟国接触的任何可能性，他会亲自处理这件事。这位上将还命令他的战斗工程师不要执行柏林的焦土策略，除非他亲自批准，不要摧毁德国国防军割让给盟军地盘上的重工业和公用设施。
2月第三周，沃尔夫手下的一名党卫队高级官员，派遣了意大利实业家路易吉·帕里利男爵到瑞士与战略情报局接洽。在战前，帕里利曾在一家美国器具公司工作，战争期间在法西斯占领区北意大利通过制造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不想因更多的战争而毁掉这一切。他找到了在卢塞恩附近一家私立学校当校长的老友马克斯·胡斯曼教授，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斯·魏贝尔陆军少校，一名爱抽雪茄的瑞士情报官。瑞士当局对任何和平协议都兴致勃勃，一方面可以挽救其在北意大利广泛的商业利益免受损失；另一方面，随着盟军的进攻，还可以防止成群结队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大举跨过瑞士边境。魏贝尔立即联系了杜勒斯。2月25日晚，在卢塞恩一家餐厅享受了丰盛的鳟鱼大餐后，这位瑞士官员告诉他的战略情报局朋友，他曾与一位工业家会晤，称此人带来了来自意大利前线的和平试探。魏贝尔怂恿杜勒斯和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盖沃尼兹当晚约见这位帕里利。
战略情报局站长立即警觉起来。希姆莱的和平试探通过中间人鱼贯而来，只为拯救自己，而不是德国。杜勒斯乘下一班火车回到了伯尔尼，留盖沃尼兹在卢塞恩的施威泽霍夫酒店会见这位他从未听说的意大利人。次日，盖沃尼兹向杜勒斯汇报，称站长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在施威泽霍夫酒店漫长的会谈中，帕里利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身材瘦小、秃顶，会讲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但他有一个烦人的习惯，无论用哪种语言讲话，都要掺杂上其他两种语言的短语。盖沃尼兹顿生疑心，这个刻意讨好的人看上去就像努力兜售房间给自己的卖主，怎么可能是陆军元帅凯塞林的使者？盖沃尼兹逼问他到底代表谁的时候，帕里利一直支支吾吾，他只提到了沃尔夫手下两名军官的名字，但他们的级别没有高到可以单独进行投降谈判。德军占领意大利的时候，帕里利确实说过：德国在意大利的占领军“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相比凯塞林的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对于和平谈判的想法更加豁达开放。盖沃尼兹态度亲切，但始终没有表态。他相信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帕里利，在向杜勒斯做简单汇报之后，他离开酒店踏上了滑雪之旅。
杜勒斯如实地把盖沃尼兹的会面情况报告了华盛顿，然后把电报塞到了那鼓鼓的“和平试探”文件中。然而，帕里利的行动立即引起高层关注。艾森豪威尔很警惕，同时通知了英国参谋长，“一个或数个德国高级官员”正在发出和平试探。军情六处的官员倍感震惊，立即要求美国情报官员详述其中的端由。但是，杜勒斯很快就给大家的预期泼了一瓢冷水。3月1日，他电告华盛顿：“现在指定这种举动为‘德国将军的和平试探’还为时尚早。”第二天，杜勒斯就发现自己错了。
帕里利回到了沃尔夫的加尔达湖总部，并传达了一份乐观的报告，远远胜过他与盖沃尼兹会谈的结果。3月2日，沃尔夫秘密派遣帕里利跟他的两名心腹助手回到了瑞士：一个是党卫军上校欧根·多尔曼。他是聪明的国际通，深谙意大利事务的狡猾军官，是希姆莱与墨索里尼的秘密联络人；另一个是党卫军上尉基多·齐默，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美主义者，意图拯救意大利的艺术和宗教瑰宝免于破坏。那天晚上，魏贝尔给绅士街的杜勒斯打电话，称帕里利带着两名从卢加诺来的党卫军军官再次来访。杜勒斯仍然觉得事态没那么乐观，不值得把盖沃尼兹从他的达沃斯滑雪之地召回。所以，他决定派他伯尔尼站的工作人员保罗·布罗姆过去，杜勒斯认为，作为一个美国犹太人的布罗姆，应该能够探出这两名纳粹的深浅。
3月3日下午，在卢加诺比亚基酒店上面的一间包房，魏贝尔安排了布罗姆与帕里利、多尔曼和齐默的会面，此地是当地扶轮社用午餐的地方。4点多一点，布罗姆来到了酒店的大厅，在来卢加诺的火车上，他一直纠结要不要与这两个让人鄙视的党卫军军官握手。他还是决定伸出手来，德国人也伸手相迎。多尔曼，皮肤黝黑、眉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耳边还有一个小卷，布罗姆一看便知此人属于贼鬼溜滑的类型。齐默看上去明显是下属类型，因为他什么也没说。四个人决定用法语交谈。
布罗姆充分意识到这个会议极其微妙，以及可能走入陷阱的危险，他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会议的开场白。他后来根据记忆这样说道：“欧洲战争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破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同盟国需要在重建工作中得到所有善意人士的帮助。任何可以帮助缩短战争的人都是在向我们证明其善意。”除此之外，布罗姆从杜勒斯处得到的指示是，听取这些德国人会提供什么，并确定他们是否有诚意。
多尔曼问，如果希姆莱支持北意大利单独的和平协议，同盟国是否愿意与其谈判。
布罗姆用英语答复：“门都没有。”
布罗姆感觉多尔曼似乎对答复很满意。上校透露，他是沃尔夫的参谋，如果能保证沃尔夫与杜勒斯会面的话，他会建议党卫军将军亲自访问瑞士继续谈判。布罗姆对此一言未发。相反，他递给了桌子对面的多尔曼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意大利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一个曾化名为“毛里奇奥将军”的意大利抵抗军领导人和安东尼奥·乌斯米亚尼，杜勒斯一个最得力的在北意大利执行任务的间谍。党卫队抓获了这两人，把帕里送到了维罗纳地牢，把乌斯米亚尼关在了都灵的监狱中。杜勒斯曾提前下令布罗姆，让他向对方提出释放帕里和乌斯米亚尼给战略情报局，作为他们出使的诚意，并有权担负如此重要谈判的证据。帕里和乌斯米亚尼被捕是德国人引以为荣的行动，只有沃尔夫这样级别的军官才能释放他们。即便如此，沃尔夫也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杜勒斯猜测，墨索里尼甚至希特勒都知道帕里被逮捕的事情。布罗姆看着多尔曼，见他听到要释放一个像帕里一样宝贵的囚犯，似乎惊得喘不过气来。在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这位党卫军上校说，他将尽其所能来满足这个要求。多尔曼向布罗姆保证，战略情报局几天后会听到他的答复。杜勒斯确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上校的声音，但布罗姆似乎并不确定。他不喜欢多尔曼，他肯定这名纳粹的话有所保留，但关于停止在北意大利流血冲突的问题，布罗姆告诉杜勒斯，他还是很钦佩这名德国人的“诚意”。
3月8日，盖沃尼兹刚从达沃斯久负盛名的帕斯滑雪场下来，还没来得及脱掉滑雪服，就听到酒店房间电话响了。是魏贝尔打来的电话，他不想冒险打到伯尔尼杜勒斯的办公室，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在监听。“格罗，你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瑞士情报官开口问道。“因为如果你站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倒下。”魏贝尔告诉盖沃尼兹要通过秘密电话给杜勒斯传话，说“帕里和乌斯米亚尼已到瑞士。几小时前，我的人在瑞士意大利边境接收了他们。两个人都毫发无损，已安然无恙”。齐默开车将两名游击队员送过了边境，魏贝尔的一个副官已经带着他们在来苏黎世的途中。这名瑞士少校还说了另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沃尔夫将军、帕里利男爵、齐默和沃尔夫的副官欧根·温纳上校，也已经在意大利游击队员走后不久越过了瑞士边界，想要与杜勒斯见面。他已经把沃尔夫一行安排到了一辆车窗拉上了窗帘的火车包厢里，现在正向苏黎世飞奔而来。尽管所有德国人都身穿便服，但沃尔夫此行也是风险重重，他的照片偶尔也曾出现在意大利的报纸上。任何有进取心的记者都会马上质问，驻意大利的党卫军指挥官到瑞士干什么。
3月8日，晚上10点，杜勒斯听见了公寓的敲门声，这是杜勒斯在苏黎世日内瓦大街街头租的一个住所，可眺望对面的苏黎世湖一角。此地也是召开敏感会议理想的安全屋，藏在一幢貌似荒凉的大楼后面，需要通过三道门才能进入公寓里面。盖沃尼兹匆忙搭火车赶到苏黎世，帮助把壁炉的火烧旺——这是杜勒斯最喜欢的让宾客放松的道具。站在门口的只有沃尔夫和帕里利的朋友卢塞恩学校的胡斯曼教授。胡斯曼又矮又胖，灰发乱蓬蓬的，他早些时候曾来到日内瓦大街的公寓，携带着冗长的类似于完整的沃尔夫简历，并且还有著名的意大利人对其人品的评价，沃尔夫想让杜勒斯在见面之前阅读一下，表明他跟其他党卫军屠夫不一样。沃尔夫说，他已经从监狱释放了意大利要犯，拯救了珍贵的艺术品，并同凯塞林一起挽救了罗马免于德军的轰炸（文件中删去了他的党卫军暴徒摧毁的村庄，遭受他们折磨或杀害的游击队人质）。
杜勒斯命令胡斯曼只能带沃尔夫回来，并要胡斯曼告诉这位将军，他只想听到他关于“德军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计划，“别无其他”。
杜勒斯在抵达苏黎世前，曾电告多诺万。多诺万又报告罗斯福，如果沃尔夫真的是跟凯塞林一伙，那他可能在瑞士“实施”意大利北部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计划。杜勒斯也让沃尔夫先在胡斯曼的公寓歇歇脚，少安毋躁等一会儿，他可以趁机去一趟苏黎世高档的诊所。帕里和乌斯米亚尼以为，党卫军警卫把他们从监狱的牢笼里拽出来，是要把他们送到德国或交给行刑队，此时他们彻底蒙了，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在胡斯曼挂号的候诊室，被当作患者，而且不允许有人打扰。杜勒斯打算把他们秘密隐藏起来，这样他们的释放不会暴露他与沃尔夫的秘密谈判。两名游击队员看到杜勒斯时，热泪盈眶，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说服了他们暂时接受一周或两周的单独禁闭。
杜勒斯和他的两个宾客围坐在壁炉边的毛绒椅子上，盖沃尼兹给每人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沃尔夫僵硬地坐在那里，起初一言不发，他不会说英语，杜勒斯的德语水平一般。胡斯曼经杜勒斯的同意后，开始总结他已经与将军讨论过的内容。胡斯曼叙述道，沃尔夫承认“德国已经不折不扣地输掉了战争，西方盟国不能分裂”，将军点头表示同意。胡斯曼说，沃尔夫也向他保证，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不知道他在接近美国人（后来证明这不是真话）。
“你现在准备做什么？”杜勒斯插了一句，望向沃尔夫。
将军回答说：“我控制着意大利的党卫军军队，我愿意把我自己和整个组织交给同盟国来终止敌对行动。”但沃尔夫很快补充说，要在那里结束战争，德国国防军的指挥官们将不得不同意放下武器。他说他与凯塞林关系不错，偶尔也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目前这名陆军元帅还没有被争取过来，但沃尔夫相信他可以劝降凯塞林，一旦他劝降了凯塞林，希特勒和希姆莱将无力阻止他们。这位党卫军军官还说，拉恩大使也会帮助劝降陆军元帅（沃尔夫没有告诉杜勒斯，一周前，拉恩已经接近过凯塞林探讨他们发起的和平倡议，但“笑面虎阿尔伯特”只给出了一个很隐晦的回应：“我希望你的政治计划成功”）。
沃尔夫说，如果杜勒斯能向他保证，他有直达盟军最高指挥部的安全通信线路，他会尽力安排凯塞林或他的副手来瑞士洽谈投降。
杜勒斯说，他与“盟军司令部可直接接触”。
沃尔夫闻听此言，想到自己已经与西方建立了一个通道，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后他开始为盖沃尼兹列出他下一步的打算。他将会在周末去面见凯塞林，并取得他加入瑞士和谈的承诺。他会与陆军元帅一起起草一份声明，承认进一步作战的无效，宣布结束在意大利的敌对行动，并呼吁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与希特勒和希姆莱划清界限。收音机会广播信息，消息传单也会分发给战地上的德军官兵。沃尔夫预测，自己和凯塞林联合的公告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推动西线的其他将领——“等着有人带头”——交出军队。除释放帕里和乌斯米亚尼，沃尔夫还计划了更多的建立信任的措施。他会立即命令党卫军停止对意大利游击队的攻击，释放数百名关押在博尔扎诺集中营的犹太人，保证曼托瓦的350名美国和英国战俘的安全，并安排在德国的意大利官员返回祖国。
会议结束了。杜勒斯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他很钦佩沃尔夫，盖沃尼兹跟他一样深受感动。杜勒斯立即向华盛顿汇报了会议的细节，告诉多诺万：他认为沃尔夫是个党卫军温和派，很可能是“意大利北部最有活力的人物”。沃尔夫离开苏黎世时，也对他那有教养的美方代表深深倾倒，后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有像杜勒斯这样的美国人？”
杜勒斯也发电报给卡塞塔的亚历山大元帅叙述了会议的细节。哈罗德爵士闻听此言正中下怀，他不想在意大利北部与强大的德国部队一决雌雄，立即向由美国和英国最高官员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请求，申请派遣两员大将——他的副参谋长，西点军校毕业，40岁出头就升到高官的莱曼·莱姆尼策和特伦斯·艾雷，英国情报局欧洲事务和德国文化专家，一起到瑞士等待沃尔夫与凯塞林的回访。联席会议同意了，但是英国参谋长们坚持说，必须严格控制那两名助手，特别是杜勒斯。丘吉尔的作战室在一个绝密备忘录中警告他，沃尔夫“与希姆莱私交甚笃”，这种做法非常“可疑”。这个党卫军将军可能是一个分裂西方与斯大林的奸细。此外，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有广泛的利益，不希望由美国人通过这些谈判从中干扰。但只要苏联人得到通知，英国作战室觉得利用沃尔夫的方式也“没有什么伤害”。英国特别行动处觉得机会难得，决定插上一杠子，想直接联系沃尔夫，但哈罗德爵士坚持要求杜勒斯来处理这些“会谈”，这帮“贝克街业余侦探”只得退避三舍。
3月12日，杜勒斯与盖沃尼兹连夜返回伯尔尼时，在大雪茫茫的深夜迷了路，而一封来自卡塞塔的电报正在等待着他。他与沃尔夫的谈话被赋予了“日出行动”的代号。英国人给他们的代号是“猜字游戏”。杜勒斯猜，因为丘吉尔相信这个事件“确实是一个谜”。亚历山大的总部一致认为，知道谈判的人数必须保持“绝对最低”。杜勒斯继续让帕里和乌斯米亚尼秘密待在医院的病房里，可是两人早已按捺不住，变得焦躁不安。沃利·卡斯特巴尔科是帕里的至交，恳求杜勒斯“做点什么”，争取把他从德国人手中“救出来”，但杜勒斯不能告诉他的情妇，他早已这么做了。
“日出行动”在苏联人中间点燃了一条缓慢燃烧的导火线。杜勒斯回到伯尔尼的当天，伦敦便下令其驻莫斯科大使通知克里姆林宫，如果沃尔夫的提议是善意的，亚历山大会派出两名军官去瑞士，谈判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事宜。苏联政府要求派送三名高级官员到伯尔尼参加谈判，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合理要求，但五角大楼的联席会议却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德国军队在英美前线提议投降，苏联人没有去的必要。美国外交官认可这种意见。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W. 埃夫里尔·哈里曼争辩说，如果是一支德国国防军军队在东部战线提出投降，苏联人绝不会让英国人或美国人出席谈判。哈里曼继续说，苏联人若来了伯尔尼，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官员会以为英美态度没那么强硬，那么斯大林可能会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让哈里曼用婉转的外交辞令通知苏联政府，欢迎贵国的官员作为“观察员”出席在卡塞塔的最终和谈和投降文件签署仪式，如果能走到这一步的话，但没有必要出席在伯尔尼的初步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