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老者姓陈,名东轩,本是福建曾厝垵人氏,祖上也曾有人中过举人,所以便诗书传家,渔耕为计,过得倒也闲静。

但鸦片战争后,他家那带就成了军事要冲,战火不断,家中也没了宁静。而过往的渔港也不时有军舰往来,常有炮火,更是营生艰难。

日子虽没了富足,倒也紧巴巴地过了下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各国都可以在厦门通商兴工,像陈家这样传统的渔耕人家也就更艰难起来。

直到一次一队俄国商人看上了他家的宅地,要强行收购,陈家人自是不肯背祖舍业,便坚决不从,直接告上了衙门。

此地的县官儿哪里愿意开罪洋人,况且和洋人勾结还落下不少好处,所以陈家直接告败,丢了祖宅,没了生计田产,被迫流落到亲戚家。

可惜那亲戚情况也如出一辙,朝不保夕。长辈们一合计,听说不少流离失所的乡族已全家跑去南洋谋生,据说有的活得还不错,颇有家财。

于是陈东轩的父辈们就带着家小历尽艰辛,终于在印度尼西亚扎下了跟,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到了南洋后,凭借着华人一贯的吃苦耐劳本性,加上先辈的经商头脑,十来年间,他们竟成了殷实的商人。

而后印尼的橡胶业兴起,陈东轩接掌了家业后就果断开厂在巴东经营了大片橡胶园,生意也蒸蒸日上。

但是正是这些凭借自身的勤勉和聪颖的华人,家业财富的日益壮大也为他们埋下了祸端,而这祸种就是当地的土著印尼人。

华人刚去时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当地土著虽说不上喜欢,但也不至于欺压。虽有些小奸小科,但华人一贯忍让,倒也相安无大事。

等到华人生意做大了,还要向他们买地租地,很多土著也就直接从野人做上了地主。华人的橡胶园开到了上千顷,而华人都是当地的首冲大富,当地的土著则靠着地租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

直到鸦片和赌博如瘟疫般蔓延开来,当地人开始入不敷出,变卖田地,而华人都深知鸦片之害,在华人区一律禁绝。失去了地租收入的当地人只得向华人讨生活,此时华人的橡胶园开得风生水起,急需大量劳力,所以就开始招募当地人做胶农。

本来双方没有交集,华人一贯定居于华人区,万物自给自足。但随着印尼工人进入工厂,也不得不允许当地人出入华人区。

当地华人区一向自知,年头岁尾向当地衙门交足了钱,也就没人管他们的死活,所以华人都是自己组织青壮年做巡丁自卫。可随着当地人的拥入,治安就成了问题。当地人懒散成性,男女都是污秽粗鲁,陋鄙不堪,华人对他们是躲之厌之。但这些人是得寸进尺,从小偷小摸发展到公开抢劫调戏,甚至到了入室强奸案件频发的地步。

当地华人乡绅富贾们聚在一起商议驱逐华人区土人的办法,如加强围栏保卫、设自卫团巡逻守护等。一开始的确见了些成效,但不久后就经常有大量土人聚集于围墙外寻衅滋事。

华商们派人同当地政府交涉,衙门不但不管还明令华人不许伤害任何本地人。这样一来,更助长了当地土人的气焰。

不过华商们还是秉持“忍为上”的中华古训,能忍则忍,委曲求全,就在华人龟缩自保的氛围下,土人的仇华情绪日益高涨。

甚至有人挂出了“抢光他们的财产,烧光他们的房子,杀光他们的男人,奸光他们的女人”这样的字幅,可是华商们也无可奈何,只能不断增加当地雇工的工资,还定期向外捐钱捐物以求化解矛盾。

年初,西洋货商的用胶量激增,之前雇用的工人已经难以维持生产,只得临时急招工人。

本来之前招工要经过的考核查验程序也就松懈了,约有两百名当地青年土人被急招进来。

此举华商中的老成派是不太同意的,这些人一没经调查,二没经举荐,冒冒失失招进来,谁能保证不是引狼入室。

可恨那些西洋商人放了话,今年如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他们就要转去马来西亚收胶,从此不再合作,华商们只得用此下策。

而几日前,生产量再次加大,连百十名护卫团男丁都调来工厂生产,此时整个儿华人区已经陷入无人保卫的危局。

昨晚,当地土著都已下班,而华人们全留下加班加点连夜生产。

直到今天白天,原本应来上班的五六百当地土著工人却只来了几十个,厂区负责的工头就觉得要大事不妙,忙命护卫团的人放下活计直奔回居住区。

谁知为时已晚,原本被高墙加固的围墙大门已被冲破,几百名土著暴民已然冲过围障手执刀棍杀入华人区,到处杀人放火,抢掠**,居住区顿成一片火光血海、哀号遍地的地狱。

那些赶到的护卫团丁边救边退,这才将将地掩护了不到三百人撤到了港口。而原本港口的政府守卫军警一听此情,一溜烟儿地消失无踪了,幸亏有人用电台求救,才能得以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