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站起来，颤巍巍地扶着墙壁，试着在房间里走动了。他让母亲搀扶着走到窗口，向街上望了很久。雪已开始融化，雪水汇成的小水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外面已经是冰雪消融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活现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机敏的小眼睛偷看保尔一眼。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是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手指敲敲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这个小机灵鬼。”他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盛春时节，保尔开始考虑回到城里去。现在他已经恢复到可以走路的程度，不过体内总还潜伏着别的弄不清的毛病。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突然脊椎上一阵剧痛，他不禁摔倒在地。他艰难地爬起来，好不容易才挨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检查，在他的脊柱上摸到一个深窝。医生惊讶地问他：
“这是怎么得来的？”
“医生，这是让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纳城下，一颗三英寸口径的炮弹在我身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么，后来你怎么走路呢？一向没有妨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左右，然后又继续骑马。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检查那个深窝。
“嘿，亲爱的，这东西很麻烦的。脊柱可不喜欢这样的震动。但愿它以后不要再发作。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带着难以掩饰的担心，同情地看着他的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家里。他老婆是个相貌丑陋的年轻女人。这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有一天，保尔顺便去看阿尔焦姆。肮脏的小院子里，一个满身污泥的斜眼小男孩正在跑着玩。他一看见保尔，就毫不客气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专心致志地掏鼻孔，一面问：
“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最好快点走开，我妈妈可凶啦!”
这时，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子打开了，阿尔焦姆在叫他：
“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拿着火叉在炉子旁边忙来忙去。她冷冷地瞧了保尔一眼，让他走过去，接着把锅勺敲得叮当乱响。
两个梳着短辫的大女孩急忙爬到炉炕上，像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好奇地探头探脑地打量着客人。
阿尔焦姆靠桌子坐着，似乎有点难为情。他母亲和保尔两人都不赞成他这门亲事。他本来是个血统工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竟和石匠的女儿、谈了三年朋友的美丽的服装厂女工嘉莉娜断绝了关系，反而跟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从机车库下班回来以后，为了重振衰败的家业，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侍弄田地上了。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曾说他这是退入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以这会儿他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他周围事物的反应。
他们两个坐着，说些通常见面时说的没什么意思的寒暄话。稍坐片刻，保尔就要起身告辞。阿尔焦姆挽留他：
“等一下，跟我们一块吃点东西吧，斯捷莎这就拿牛奶来。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保尔，你身体还很虚弱呢。”
斯捷莎走进房里，同保尔打了声招呼，就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帮她搬东西。屋子里只剩下保尔和那个不爱搭理人的老太婆。窗外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叉子，不满地嘟哝着：
“啊!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忙那，连祷告也没工夫!”说着，她取下脖子上的围巾，斜眼瞧瞧客人，走到屋子的一角，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带愁容的圣像。她捏起三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获得圣者尊号……”她嚅动着干瘪的嘴唇，轻声念着。
院子里，小男孩突然骑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他双手紧紧抓住猪鬃，两只赤脚拼命踢它，高声吆喝着，弄得那只猪一面打转，一面哼哼乱叫。
“驾!驾!走啊，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孩子满院乱跑，想把他甩下来。但是那斜眼的调皮鬼却骑得很稳。
老太婆停止祈祷，把头探出窗外，喊道：
“我叫你骑，摔死你这个顽皮鬼!快下来，你这该死的!给我滚下来，你这个小疯子!”
那只猪最终还是把骑手甩下来了。于是老太婆满意地回到圣像跟前，做出满脸虔诚的样子，继续祷告：
“愿你的天国降临……”
小男孩哭哭啼啼地走到门口，用袖子擦着摔伤的鼻子，疼得哼哼唧唧地喊：
“妈——妈，我要吃奶渣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
“你这个斜眼鬼，让我祷告都做不成。狗崽子，我这就让你吃个够!”说着，她从凳子上抓起一根鞭子。男孩立刻跑得没了踪影。炉灶后面的两个女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老太婆第三次重新开始祈祷。
保尔没有等哥哥回来，就站起身走了。他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老太婆在靠边的小窗户里探头探脑。她在监视他。
“究竟是什么鬼迷住了阿尔焦姆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里来？这下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都会给他生一个孩子。他像甲虫掉进粪坑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那份工作也会丢掉。可我原本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走在空****的街道上，闷闷不乐地想。
但是，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志趣相投的人们，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那座城市的雄伟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鸣声、汽车的喇叭声都让他心驰神往。然而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早已习惯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僻静的小城里，保尔漫步街头，心里却感到莫名的惆怅。难怪小城在保尔眼里显得陌生和无聊。连白天出去散散步，也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比如，当他从那些坐在台阶上闲扯的饶舌妇跟前走过的时候，常常听到她们急促的议论声：
“瞧，姐妹们，从哪儿跑出来这么个丑八怪？”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可你看他那件皮上衣倒挺阔气，准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事情。
他与小城的联系早已一刀两断，对他来说，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那里有他的事业。
保尔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下脚步。在他的右面是阴森森的旧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正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他在原来竖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随后走下陡坡，来到了烈士公墓。
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在坟墓四周摆上了用枞树枝编成的花环，仿佛给这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篱笆。陡坡上笔直的松树高高耸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儿是小城的近郊，静谧而又冷清，只有松林在轻轻地低语。大地回春，空气中散发出春天泥土清新的气味。就是在这里，他的同志们英勇就义，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溢在他的心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必须抓紧时间充分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一次意外的悲惨事故都可能使生命突然终止。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悲哀的母亲在家里给儿子收拾行装。保尔看着母亲，发现她在偷偷流泪。
“保夫鲁沙，你留下来好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地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管养多少儿女，一长大就都飞走了。你恋着城市干什么？这里也一样可以过日子呀。莫非你在那里看中了一只剪头发的短尾巴雌鹌鹑？你瞧，你们全是那样，什么话也不肯对我这老太婆说。阿尔焦姆一声不吭就成了亲。你呢，更不会说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她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简单的衣物放进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跟前，说：
“好妈妈，根本没有什么雌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这么说，我不成了公鹌鹑了？”
他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妈妈，我发过誓，在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消灭以前，我是不找姑娘的。你说什么，还要等好久吗？不，妈妈，他们支撑不了多久啦……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将来把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老太太们，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地方靠着海边，气候温暖，从来没有冬天。我们要把你们安顿在从前资本家的宫殿里，让你们在那里，在温暖的太阳底下舒舒服服地晒着老骨头。我们呢，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我活不到你讲的那种神话般的日子了……你爷爷也是这样满脑子怪念头。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当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下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胸前倒是戴上了两枚十字奖章，丝带上挂着两个五十戈比银币[4]。可是到头来还是穷死了。他脾气可倔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打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他关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是一模一样……”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不愉快地分手呢？把手风琴拿给我吧，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他把头斜靠着那排珠母做成的琴键，奏出来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讶。
现在他的演奏跟以前不同了。没有浮躁而飘忽的曲调，没有狂放不羁的音调，也没有曾经使他闻名全城的那种令人如醉如狂的奔放旋律。如今，他的琴声沉稳流畅，它依然有力量，但是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不要去送行，因为不愿意看到她在分别时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过道上激动的人群在大叫大嚷。
还是和从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布袋，使劲将布袋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安静下来，这时人们照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慢慢地沿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没有丝毫改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这时天桥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那深邃的高空中，展现出恢宏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夜色给地平线遮上了黑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眨巴着眼，恰似磷火点点，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交的地方，亮起万家灯火，夜色中隐现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的争论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凝视城市的灯火，向桥下走去。
他来到克列夏季克大街，走进军区特勤部的警卫室。值班的警卫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调走了。
警卫长问了很多问题，以此盘问保尔，直到他确信这年轻人的确跟朱赫来很熟，才对他说，朱赫来已在两个月之前调往塔什干，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大失所望，他甚至没有再询问详情，就默默地转身退出来。他突然感到非常疲乏，不得不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驶过，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响声。人行道上尽是涌动的人潮。真是一座热闹的城市：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声笑语，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窃窃私语，一会儿是年轻人的高谈阔论，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里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附近电影院的海报周围，电灯亮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于耳的嘈杂的人声。这就是大都市的夜晚。
街上的喧闹和繁忙景象，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不在而引起的强烈的失望情绪。他上哪里去呢？回到索洛缅卡去，那里他有许多朋友，只是太远了。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路上的那座房子。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儿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儿，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米海洛的房间里过夜。
还在远处，他就看见了楼角上那间房子里的灯光。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他在楼梯上站了几秒钟。隔着房门，他听见丽达房间里的说话声，有人正在那儿弹吉他。
“啊哈!看来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松些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十分激动，便紧紧地咬住嘴唇。
开门的是个陌生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疑惑地看着保尔。
“您找谁？”
她没有关上门。保尔瞥见房间里不熟悉的摆设和家具，心里就明白了几分，但他还是问道：
“我能见一见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吗？”
“她不住这里了。早在1月份她就去了哈尔科夫，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去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栋楼房里吗？他也走了吗？”
“他也走了。现在他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只得转身离开。回到这座城市的喜悦心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不得不好好考虑在哪儿过夜的问题。
“照这样挨个儿找下去，就是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嘟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去他那儿总比去索洛缅卡近得多。
他终于来到潘克拉托夫家门口，这时他已筋疲力尽了。他敲着那扇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那我就不再跑了，干脆爬到小船上过一夜。”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披着一条素色的头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过头去，喊道：
“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着她走到房间里，把布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咬了一口面包，从桌子旁转过身来，对客人说：
“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让我先把这碗汤灌下去。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说着拿起一柄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他脱下帽子，照例拿它擦擦额头。
“难道我真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也认不出我了吗？”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见客人答话，便又转过身来，说：
“喂，说吧，你究竟有什么事？”
他手里拿着一块面包，正想往嘴里送，突然在半空停住了。他惊讶地眨巴着眼睛：
“哎……怎么回事，等等……呸，你真会胡闹!”
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保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保尔!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完了呢!慢着!你到底是谁？”
听见他又喊又叫，他的姐姐和母亲都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终于一起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柯察金。
家里人早就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诉说着四个月以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米海洛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备班。米海洛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才填了申请表。我想我也应当把脑袋充实充实，不然实在太空虚了。可是谁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晾在沙滩上，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接着又说：
“起初我的事情还挺顺利。一切条件都具备：有党证，团龄也够了，经历和出身更是过得硬。可是政治考试的时候，我弄砸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您谈谈对哲学的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做做样子的。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大家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怪物，名字我记不得了，好像叫伊杰奥根[5]，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其他许多怪毛病……他们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学者，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也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全是些喜欢胡说八道的家伙。这不，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打算从右翼包抄我。’他正狡猾地看着我。于是我就猛地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愿意去学这种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党史才是我满心喜欢学的。’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硬要我说说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向我提问的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大约三个钟头。原来，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了不起的大学问呢。
“但是杜巴瓦和扎尔基却考取了。不错，杜巴瓦是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准是勋章帮了他的忙。一句话，只有我空欢喜了一场。他们派我在这里码头上做管理工作。我当了代理货运主任。以前我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码头上的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磨磨蹭蹭或者马虎大意，我就以主任和团委书记的双重身份对付他。对不起，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好了，我的事情就谈到这里吧。那么，还有什么消息没告诉你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中，只有屠弗塔还蹲在原地方。托卡列夫做了索洛缅卡区的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共青团区委会工作。塔莉娅担任政治教育部部长。一个叫茨维塔耶夫的代替了你原先在铁路工厂里的职务。我不大了解这个人的情况，只在省委会里碰到过，看样子挺聪明，不过有点自负。此外，你也许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吧，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早已告诉你了。是的，保夫鲁沙，现在党把很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的骨干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进修。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他们两个一直谈到后半夜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喝早茶，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各类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轮机长，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杜霞嘱咐他：
“别忘了，我们等您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里还跟从前一样热闹。门总是不停地又开又关。走廊上，房间里，到处是人。办公室里，不断传出打字机的咔嗒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看到，便走进书记办公室。
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的斜领衬衫，坐在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继续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的对面坐下，仔细地观察着这位阿基姆的继任者。
“有什么事？”穿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打上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同志，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再把我派回铁路工厂。请吩咐下面安排一下。”
书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犹豫地回答：
“恢复你的团籍，这当然不会有问题。只是派你回铁路工厂，有点不太好办。茨维塔耶夫同志已经在那儿负责了，他是本届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处工作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回铁路工厂，不是去妨碍茨维塔耶夫工作的。我只是到车间去干我的老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而且我眼下身体还很虚弱，请不要派我担任别的职务。”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屠弗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人事处里，屠弗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登记的助手。保尔听他们两个吵了一会儿，发觉这争吵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就打断了这位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事处负责人：
“屠弗塔，待会儿你再同他争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好吧。”
屠弗塔一会儿看看条子，一会儿看看保尔，过了好长时间才总算把事情弄明白了。他说：
“哎哟，原来你没死？现在怎么办呢？你的名字早已从团员名单上勾掉了，是我亲自把你的卡片寄到团中央委员会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机会。根据团中央的文件规定，凡是没有进行登记的人一律取消团籍。因此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按照一般的规定重新入团。”屠弗塔用一种不容辩驳的腔调说。
保尔皱紧了眉头：
“呵，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年纪轻轻，却比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要糊涂。屠弗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长进呢？”
屠弗塔一下子跳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对我的工作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级指示是要我执行，不是要我违抗的。至于你骂我‘耗子’，我可要控告你。”
屠弗塔一面用恐吓的口气说出最后这句话，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封的信件，表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但是他想了一想，又转身回到桌旁，取回了放在屠弗塔面前的那张书记写的便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视着保尔的一举一动。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怒气冲冲地坐着，摆出一副警觉戒备的模样，真叫人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而又冷静的口吻说，“你当然可以给我扣上一顶‘破坏统计工作’的大帽子。不过我倒要请教你，如果有人事先没有向你报告就突然死了，那么你有什么妙法去处罚他们呢？要知道，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病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而关于这种情况的上级指示，肯定还没有下达吧。”
屠弗塔的助手听了这话，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屠弗塔手里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往地上一摔，但是还没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一群人大声说笑着拥进了房间。奥库涅夫也在其中。他们一见保尔，又惊又喜，问长问短，说个没完。几分钟后，又有一群年轻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嘉·尤列涅娃。她惊喜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久久地握住保尔的手不肯松开。
保尔不得不把他的经过从头到尾重新叙述了一遍。同志们由衷的喜悦、诚挚的友谊和同情，以及热烈的握手和亲切而有力的拍肩搭背，使保尔暂时忘记了屠弗塔。
最后，他终于把他和屠弗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伙立刻气愤地嚷成一片。奥莉嘉狠狠地瞪了屠弗塔一眼，便朝书记办公室走去。
“咱们去找涅日达诺夫!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儿一齐跟着奥莉嘉到书记办公室去。
“应当撤屠弗塔的职，送到码头上，在潘克拉托夫管教下当一年装卸工。这家伙是个死抠条文的官僚!”奥莉嘉气愤地说。
团省委书记宽厚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嘉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撤换屠弗塔的要求。他安慰他们说：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是用不着讨论的，马上就可以发给他团证。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屠弗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工作搞得相当有条理。在我工作过的许多团委机关里，统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数字靠得住。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的数字一清二楚。你们也知道，屠弗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办事也许挺干脆，可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那么，官僚主义是没有了，然而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屠弗塔做下去吧。我来好好地和他谈一谈。一段时间内会有效的，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的，去他的吧。”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尔，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他们谁也不知道你还没死，因此我一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大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好小伙子，亲爱的保尔，你没有死真是太棒啦。要是你真的死了，还怎么为无产阶级做贡献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这番话，然后就搂住保尔，推着他来到走廊上。
“你来吗，奥莉嘉？”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但没有等到，他直到晚上也没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了家。他在“苏维埃之家”有一间房子。他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款待保尔，然后取出一堆报纸和两大本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到保尔面前的桌子上，对他说：
“你最好把这些都翻一遍吧。自从你得了伤寒倒在**，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你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事，现在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我傍晚才能回来，那时我们再一同到俱乐部去。要是你累了，就躺下睡一会儿。”
团区委书记奥库涅夫把一叠文件、笔记和公函分别塞进他的几只口袋里。他讨厌公文包，一向都把它扔在床底下。他在房里告别似的兜了一圈，这才走了出去。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房里地板上满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给拖了出来，其中一部分就堆在桌子上。保尔坐在**，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从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找到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哎，同志，等一下。你在看的可是机密文件啊。唉，我真是引狼入室呀!”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一份恰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给烤焦了，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拿下那张烤焦的纸，看了看标题，用手拍了一下前额，惊叫道：
“哎呀，这个鬼玩意儿!我找了它三天，连个影子也没有，犹如石沉大海。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沃伦采夫前天拿它做了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地把文件叠起来，塞到床垫下面。“过些天会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自我安慰地说，“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吧。”
奥库涅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长长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两块面包。他把文件往桌子边上推了推，在空出来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抓住鱼头，在桌子上使劲摔打起来。
生性乐观的奥库涅夫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嘴巴用力地嚼着咬着，一边半正经半开玩笑地把最近的各项新闻告诉保尔。
奥库涅夫领着保尔经过工作人员的入口，走到俱乐部的后台。在宽敞大厅的一角，在舞台右侧靠近钢琴的地方，塔莉亚和安娜挤坐在一群铁路工厂共青团员中间。在安娜对面椅子上摇着身子的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沃伦采夫。他那红润的脸蛋好像一只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秸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已经破旧的黑色皮夹克。
在他旁边坐着的是茨维塔耶夫。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长着褐色头发，嘴唇轮廓分明。他敞着衬衫领子，很随意地用胳膊肘支着钢琴。
奥库涅夫走近他们的时候，正好听见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
“有些人总是设法把吸收新团员的工作复杂化。茨维塔耶夫就是这样的人。”
“共青团不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大杂院。”茨维塔耶夫用一种粗鲁而蔑视的口气，执拗地回答。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容光焕发，活像一把擦得雪亮的铜茶壶。”塔莉亚一看见尼古拉·奥库涅夫，就喊了起来。
大家把奥库涅夫推进人群，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上下摆了摆，让大家安静下来。
“伙伴们，别嚷嚷。托卡列夫马上就到，他一到我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果然，区委书记托卡列夫正朝他们走来。奥库涅夫跑过去迎接他：
“大叔，跟我到后台去吧，我让你看一个老熟人。你准会大吃一惊。”
“又搞什么花样？”老头嘟哝了一句，使劲抽了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到后台去了。
奥库涅夫把手里的铃摇得震天响，连那些最爱说话的人也赶紧住了嘴。
托卡列夫背后悬挂着《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浓发密须如狮子一般的头像，周围镶着一个绿色松枝做成的框子。当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凝神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柯察金。
“同志们，在我们开始讨论团的当前任务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先发个言。托卡列夫和我都认为应该让他说一说。”
会场里响起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高声宣布：
“现在请保尔·柯察金讲话!”
会场里一百人中，至少有八十人是认得柯察金的。所以当大家熟悉的这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出现在舞台上并开始讲话的时候，会场上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喜悦的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他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朋友们，现在我又回到你们中间，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在这里我看见了许多老朋友。在奥库涅夫那里我看了不少材料，知道咱们索洛缅卡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铁路工厂和机车库的工人也不再偷偷做私人打火机这类私活，而且从废车堆里拖出一些已经报废的火车头并进行彻底修理。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国家正在复兴，正在强大起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作为的。朋友们，难道我能在这样的时候死去吗？”说到这里，他两眼闪闪发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保尔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舞台，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地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往一起挤了挤，让保尔坐下。塔莉亚把手放到保尔的手上，用力紧紧地握住它。
安娜两眼睁得大大的，睫毛微微颤动，眼光里流露出惊喜和欢迎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每一天都不同寻常，每一天都带来新鲜事物。每当保尔早晨拟定他当天的工作计划时，他总是为时间不够用而苦恼。预定要做的事总有一部分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铁路工厂干活，当电工的助手。
奥库涅夫同保尔争论了很久，最后才同意保尔暂时不参与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你却想躲到车间里享清闲。在我面前你别老拿生病当借口。我也得过伤寒，病好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上班的。保尔，我太了解你了，这绝不是原因。你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尼古拉，真正的原因就是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得意扬扬地大喊起来：
经过好一番争论，奥库涅夫终于让步了。
“好吧，两个月内我不来干扰你，这个你得感谢我。不过你和茨维塔耶夫一定合不来，他非常自高自大。”
保尔回到厂里，的确让茨维塔耶夫很担心。他认为保尔一回来，就会跟他争当领导。因此，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就准备进行反击。但是没过几天，他就认识到他估计错了。保尔一听说厂团委打算吸收他参加团委工作，立刻跑去找茨维塔耶夫，以他和奥库涅夫事先的约定为理由，劝茨维塔耶夫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这个议题。在车间团支部里，保尔也只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并不想在团支部里担任什么职务。尽管保尔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可是他对整个支部工作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有好几次，他都以同志的态度，不动声色地帮助茨维塔耶夫摆脱困境。
有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全体共青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积留下来的油垢，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手握大拖把使劲地擦洗水泥地面上的油垢。
“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呢？”茨维塔耶夫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干活。这儿已经二十年没人打扫过了，我们打算在一周之内把它变成一个新车间。”保尔简短地回答。
茨维塔耶夫耸耸肩膀走了出去。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打扫车间，又动手清理院子。这个大院子早就变成了堆垃圾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的事不必着急。”
于是电气工人们在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每天下班后继续进行。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了。由于擦掉了多年积累的油垢和灰尘，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那些擦干净的铜质部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在轮辐上精心地画上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讶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正在做扫尾工作。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规章制度。”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挺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主动搞好车间卫生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对不对？”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到他确实不太理解，便回答说：
“当然。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让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翼翼地绕过总工程师，不让油漆蹭到他身上，然后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一直待到深夜才走。他和三位女图书管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得到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扶梯靠在那巨大的书橱前面，一连几小时地坐在上面，一本接一本地翻阅和寻找着感兴趣的和有用的书。图书馆的书大部分是旧的。只有一个小书橱里放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新书。其中有一些是偶然收集来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6]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他花两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又把它放到另一个书橱里，跟高尔基的那些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性质相近的书摆在一起。他这样做，图书馆的女管理员从不干涉他，她们觉得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骤然打破了厂里共青团组织的单调和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翘鼻子、满脸麻子、动作迟钝的青年，在铁板上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只贵重的美国钻头。弄坏钻头的原因完全是他那可恨的疏忽大意。甚至比这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一天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要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菲金开头一口拒绝，但是霍多罗夫坚持叫他钻，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由于霍多罗夫要求过严，车间里有些人不喜欢他。他过去是孟什维克，现在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对有些共青团员总是斜眼相看，但是他精通本行，工作认真负责。他看见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只是在那儿“干钻”，就连忙跑过来，关了钻床。
但是菲金反而破口大骂，而且重新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跑去找车间主任告状。菲金一边让钻孔机继续钻，一边跑去找注油器，为的是赶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可是等他找到注油器跑回来，钻头已经断了。车间主任打了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团支部却公开袒护菲金，指责霍多罗夫压制青年积极分子。但行政方面坚持开除，因此把这件事提到工厂的团委会上来讨论。团委内部的争执也就此开始了。
五个团委委员里，有三个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并调他去做别的工作。茨维塔耶夫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干脆认为菲金没有过错。团委会是在茨维塔耶夫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房间里摆着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几把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工人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大团旗挂在桌子后面，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维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原本是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全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他还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以前他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他一上任，就把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独断专行，一下子就扼杀了大伙的积极性。他什么事都想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横加指责，说他们游手好闲、袖手旁观。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此刻，茨维塔耶夫正在主持会议。他仰靠在那把由共青团俱乐部搬来的唯一的软靠椅上。这是个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茨维塔耶夫不满地皱起眉头。外面又敲了一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是保尔，卡秋莎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已经向一只空凳子走去，这时茨维塔耶夫叫住他说：
“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一红，他缓缓地转向桌子，说：
“我知道这是内部会议。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还想提一个有关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不过你总该知道，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内部会议。人一多，就不便讨论问题。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紧皱眉头，额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何必这样注重形式呢？”霍穆托夫不满地说，但是保尔摆手拦住他，自己坐到了一张方凳上。
“我想说说我的意见，”霍穆托夫说，“关于霍多罗夫，不错，他是一个特殊分子，不过，我们的劳动纪律也确实不像话。如果所有的共青团员都这样随意毁坏钻头，我们马上就会没有干活的工具。这给团外青年做出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我认为应该给小伙子一个警告处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保尔想不到自己的语气是这样的严厉。
“菲金事件只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收集了几个数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一下：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要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占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鞭子还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其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新手占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也不是到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纠正这些不正常现象，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但是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一针见血地说：从前替老板干活，替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了，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主要不是菲金和其他个别工人的过错，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有人的过错，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同这股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常常找借口来袒护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就像通常所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是的，这位工长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三十年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意糟蹋昂贵的进口工具。这种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打响第一炮，并且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当作一个懒惰成性、不负责任和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开除出去。我们应该把他的事情登在壁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评论里，公开贴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也有强大的后盾。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间有六十个人参加过博雅尔卡的筑路工作，那是一所最可靠的学校。在他们的协助与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消灭这种混乱现象。不过我们必须永远抛弃对这种现象所采取的妥协态度。”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天很晚了才得出结果。最后茨维塔耶夫终于被大量不可推翻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时候，他又迈出错误的一步——违反了民主，坚持保尔应当在最后表决之前离开会场。
“好吧，我走。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得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固执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向全体大会提出，我相信那时候你决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茨维塔耶夫，你显然是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维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
“你凭什么吓唬我？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揩揩热得发烫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点着了一支烟，朝巴蒂耶夫山上托卡列夫家的小屋走去。
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饭。他一边叫保尔坐下吃饭，一边说：
“你讲讲吧。你们那儿有什么新情况。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长得跟她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到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和蔼可亲地说：
“吃吧，亲爱的。”
以前，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而且坐到很晚才走。但是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专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边听，一边忙着用勺子吃饭，偶尔轻轻地哼一声。吃完了饭，他用手帕擦擦胡子，又清了清嗓子，对保尔说：
“自然，你是对的。这类事情，我们早就应该好好地抓一抓了。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理应从这儿开始。这么说，你跟茨维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自高自大，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哦，我正打算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工作，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意思，不知如何开口了。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要好好训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吧。别再拖了。谁见过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的？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办法辩解。明天你就去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要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的语气显得有点不满意，结束了这番话。
“大叔，你可别训他，是我自己求他别让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保尔替奥库涅夫开脱道。
托卡列夫嘲笑般地哼了一声，说：
“你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真拿你们这帮共青团员没办法……来吧，孩子，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是越来越不顶用了。”
党委赞同团委多数人的意见，向全体党团员提出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以身作则，做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维塔耶夫在团委会上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像好斗的公鸡似的梗着脖子不承认，但是那个有肺病的面色苍白的党委书记洛帕欣把他驳得哑口无言，后来他只好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刊登的一些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大家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当天晚上，参加团员大会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为大家谈论的唯一话题。
菲金被开除出团，一个新同志被吸收到团委会里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团省委书记涅日达诺夫在会上讲了话，大家听得特别认真、仔细。他谈到铁路工厂目前面临的新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维塔耶夫。
“咱们一块儿走吧，我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维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维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起他的胳膊，跟他并肩走了几步，然后在一条长凳子跟前停了下来。
“一起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维塔耶夫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
“茨维塔耶夫，你说说，为什么老是把我看作眼中钉呢？”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原来你要谈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维塔耶夫故作惊讶，不自然地说。
保尔把手重重地放在茨维塔耶夫的膝盖上。
“得了吧，季姆卡，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搞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意？”
茨维塔耶夫不耐烦地晃了一下身子。
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丝毫诚意，但他依旧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
“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由我说。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认为我想抢你的团委书记的位置，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这种不正常的态度会损害咱们的整个工作。如果只对你我两人有影响，那就没什么关系，管他呢!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你听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从明天开始咱们好好合作。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还是一味地闹无谓的纠纷，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今后我就要为每一次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儿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地看到，茨维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到了他的手掌上。
一个星期过去了。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了。但是托卡列夫还没走。他坐在一张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些新材料。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托卡列夫说。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负起责任来的保证。我觉得是时候了。要是你同意的话，请给予支持。”
托卡列夫看看表格的标题，又凝视了这个年轻人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在介绍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介绍人党龄一栏里，用刚劲的笔迹填上了“1903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填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到火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区的林荫道上去，到栗子树底下乘凉。
“快点结束吧，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维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央求道。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齐声附和他。
保尔合上书，小组学习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急躁地响起来。茨维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说笑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停了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乘坐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过一小时开，得把电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走一趟吧。任务挺紧急。”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打算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问：
“公民，您上哪儿？”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鹰钩鼻子，流露出戒备的神情。
他是阿尔秋欣，直到这时他才认出了保尔。于是，他放下了搭在保尔肩膀上的手，严厉的表情也随之消失了，但是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情况。这时，从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说：
“我这就去叫他们的列车员。”
保尔跟随列车员走进了做客厅用的车厢，里面坐着几个人，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门口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绣有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对面的一个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里通往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毛病。于是他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保尔。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手，制服上钉着许多刻有独头鹰的大铜纽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看看吧。问题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转动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到了黑暗的走廊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着走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请夫人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下，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用他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放在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的手提皮箱、一件随意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子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留心地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出去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讨好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滴滴地说：
“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从走廊里射进来一道狭长的灯光，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着一件由巴黎的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子做的连衣裙，**着肩膀和双臂。耳垂上一颗圆润的钻石耳钉微微晃动，闪闪发光。她的脸在暗处，保尔只能看见她的仿佛是象牙做成的肩膀和胳膊。保尔快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天花板上的灯泡，包厢里立刻亮了起来。接着，他还得修理另一盏灯，那盏灯恰好在女人坐着的沙发上方。
“哦，是的，我妨碍您了。”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俄语回答，随即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保尔可以完全看清楚她了。那熟悉的又尖又细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着的双唇，毫无疑问，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涅莉·列辛斯基。这律师的女儿不可能不注意到保尔那惊愕的眼光。但是保尔虽然认出了她，她却没有看出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一皱眉毛，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叩着地板。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电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一下。突然，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更出乎涅莉·列辛斯基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语问道：
“维克多也在这儿吗？”
他问的时候并未转过身来，所以他看不见她的脸，但是长时间的沉默表明了她的困惑不安。
“难道您认识他吗？”
“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我们从前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对着她说。
“您是保尔，是那个……”她结结巴巴不说话了。
“是的，”保尔提醒她说，“那个厨娘的儿子。”
“您长得真快啊!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一个野孩子。”
她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您打听维克多干什么？据我所知，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她用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希望这一不期而遇能给她解解闷。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迅速地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
“维克多欠我一笔债还没还。您看见他的时候，请转告他，我并没有忘掉要讨回这笔债。”
她知道这是一笔什么“债”。彼得留拉兵抓保尔的全过程她一清二楚，但是她想拿这个“下等人”开玩笑，就逗弄他说：
“请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替他还。”
保尔故意不搭理她。
“请告诉我，我家的房子是不是真的已经被洗劫一空，而且全都毁了？凉亭和花圃大概也被弄得一塌糊涂了吧？”她忧郁地问道。
“那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所以我们不会毁坏它。”
涅莉尖刻地冷笑一声，说：
“哎哟，看样子你们也学乖了!不过，我得提醒您，这是波兰代表团的专列，我是这个包厢的主妇。您呢，仍跟从前一样，是个奴仆。您现在到这里来干活，也恰恰是为了让我这儿有灯光，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看书、翻翻报。从前你母亲替我们洗衣服，你也时常替我们挑水。现在我们再次见面，彼此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
她说这番话的口气既扬扬自得又充满恶意。保尔用小刀削着电线头，以毫不掩饰的轻蔑目光看着她。
涅莉的脸顿时红了。她说：
“要是你们成功地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处置我呢？是把我剁成肉饼呢，还是把我抓去做老婆？”
她站在门口，娇媚地向前弯着身子。她那闻惯可卡因的敏感的鼻孔不停地**着。接着沙发上方的电灯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说：
“谁会要你们呢？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可卡因就会叫你们送命。你这样的女人，就是白给我做小老婆，我也不要!什么货色!”
他拿起工具箱，只用两步就走到门口。她赶紧闪到一旁。当他走到走廊的尽头时，才听见她恶狠狠地骂他：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见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抓住保尔上衣的袖口，挡住他的路，开玩笑地说：
“你往哪儿跑，大政治家兼教育部长？”
“到图书馆去，老大娘，给让条路吧。”保尔学着她的腔调回答。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小心地把她推到一旁。卡秋莎推开他的手，和他一起并肩走着。
“听着，保夫鲁沙!你也不能老是学习呀!哦，对了，咱们今天去参加晚会吧，你看好吗？大伙今天在济娜·格拉德什家里聚会。姑娘们早就要我带你去了，可你光顾搞政治。难道你就不想玩一玩，高兴高兴？要是今天晚上你不看书，脑袋准会轻松点。”卡秋莎一个劲地劝他。
“什么晚会？大伙都在那里干些什么？”
卡秋莎模仿着他的口吻，嘲笑他说：
“干些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不过是快快乐乐地消磨时光，如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从未听你拉过呢。今天就拉给我听听，让我高兴一回吧。济娜的叔叔有架手风琴，但是他拉得不好。姑娘们都愿意亲近你，可你光知道啃书本，人都瘦了。我问你，哪本书上写着，说共青团员不应该有一丁点娱乐？走吧，别让我老是劝你，把人都劝腻了。要不我真生气了，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油漆工卡秋莎是位好同志，也是一位挺不错的共青团员。保尔不愿意让她扫兴，于是就答应了她的请求，虽然感到有点别扭和不习惯。
火车司机格拉德什家里挤满了人，热闹非凡。大人们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在这个大房间里和通往小花园的走廊上，聚集了十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当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玩一种叫作“喂鸽子”的游戏了。走廊正中间背靠背地放着两把椅子。由一个女孩做主持人，她喊出两个名字，被点到名的小伙子和姑娘就坐到椅子上。接着她又喊：“喂鸽子!”背靠背坐着的两个年轻人便向后扭过头，嘴唇碰在一起，当众接吻。后来又玩“抛戒指”和“邮差送信”，每一种游戏都少不了接吻。尤其是“邮差送信”，为了避开大家的目光，接吻的地点从明亮的走廊转移到暂时熄了灯的房间里。如果有谁对这些游戏感到不满足，他们还可以玩另外一种名为“花弄情”的纸牌游戏，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恰好给他们准备了这样一套纸牌。保尔旁边坐着一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十六七岁，一双蓝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
几年以前，保尔见识过这样的晚会。尽管当时他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娱乐。但是现在，当他同小城市里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之后，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就未免有点荒唐可笑了。
不管怎么说，一张“花弄情”的纸牌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他看见在“紫罗兰”牌的背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迎着他的目光，并不感到害羞。
“为什么？”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不过穆拉早已想好了答案。
“蔷薇。”她递给他第二张纸牌。
“蔷薇”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面对着姑娘，尽量把语气放温和些，问道：
“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把戏呢？”
穆拉窘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难道您不喜欢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不过他很想知道与他谈话的女孩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几个姑娘乐意回答的问题。几分钟后，他已经了解到穆拉在七年制中学上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并且有意和他做朋友。
“你姓什么？”保尔问。
“姓沃伦采夫，名字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库的团支部书记？”
“是的。”
这下保尔弄清楚了他在跟谁打交道。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显然他不太关心妹妹的成长，因此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女友们举办的这类接吻晚会。她曾在哥哥那里见到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已经感到她身旁的这个人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招呼她去“喂鸽子”时，她察觉到保尔嘲笑的表情，便坚决拒绝了。
他们又坐了几分钟。穆拉把自己的事情讲给他听。这时，卡秋莎走到他俩面前，问：
“手风琴拿来了，你拉吗？”她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看穆拉，“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
保尔让卡秋莎在身旁坐下，在周围的一片谈笑声中对她说：
“我不拉了，我和穆拉马上就走。”
“哎哟!这么说是玩腻了吧？”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拖长了声调。
“对，腻了。你说说，这儿除了你和我，还有别的共青团员吗？也许只有咱们两个加入了这‘养鸽者’的行列吧？”
卡秋莎以一种和解的口吻说：
“这些无聊的游戏已经结束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了起来。
“好吧，老大娘，你跳吧，我和沃伦采夫还是要走的。”
有一天傍晚，安娜来找奥库涅夫。只有保尔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她说：
“保尔，你挺忙吧？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两个人做伴走会开心点，而且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他们在会场里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大家坐在一起，会间休息的时候又一块儿到广场上散了一会儿步。正如安娜所预料的，大会直到深夜才散。
“到我那儿睡一夜吧？天已经很晚了，路又远。”奥莉嘉向安娜提议道。
“不，我和保尔已经约好了一起回去。”安娜婉拒道。
于是，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沿着马路向下面走，保尔和安娜走的是上坡路，回索洛缅卡。
夜黑沉沉的，而且又闷又热。城市已经入睡。参加会议的人沿着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渐渐远去。保尔和安娜快步穿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无一人的集市上，曾有一个巡警拦住他们，查看了证件才放行。他们穿过林荫大道，走出了通向广场的黑暗无人的小街。再往左一拐，就到了和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这个仓库是一长排水泥建筑物，阴森森得让人害怕。安娜不由得有点不安起来。她仔细地盯着暗处，断断续续地、答非所问地和保尔谈着话。直到看清楚那可怕的阴影不过是一根电线杆的时候，安娜才笑了起来，并把她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住他的胳膊，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才感到踏实。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可能会把我当成胆小鬼，那可就错了。不过今天晚上我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害怕了。我竟然这么提心吊胆的，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漆黑的夜、荒凉的旷地、会上听到的昨天在波多拉区发生的凶杀案，都让她觉得恐慌；但是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闪现的火光、被火光照亮的脸庞和他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又逐渐消除了她的恐怖感。
仓库已经落在身后了。他们过了河上的小桥，沿着车站旁的公路朝隧道走去。这条隧道在铁路的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的交界处。
车站已远远地落在右后方。这条隧道一直通到机车库后面的封闭岔道线。到了这里，已经算是铁路工厂区了。隧道上面，在铁路线上，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和信号灯闪闪发亮。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着粗气开回车库，夜间它也要去休息了。
隧道入口的上方，一盏路灯挂在生锈的铁钩子上。风吹得它轻轻地来回摇晃，昏暗的灯光不时在隧道两边的墙上来回滑动。
离隧道入口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以前，一颗炸弹击中了它，里面全被炸毁了，正面的墙也坍了。现在，这房子敞露着巨大的窟窿，恰似乞丐站在路旁，向行人展示他的穷困。这时可以看到隧道上面有一列火车正沿着路基飞驰而过。
保尔想悄悄地把手抽回。他一边朝隧道走，一边不由得想把被女伴抓着的那只手腾出来。
可是，安娜没松手。
他们走过那座小破房子。
突然，背后像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保尔猛地将手往回抽，但是安娜吓坏了，仍使劲抓着它不放。等到他终于用力抽出手的时候，为时已晚。他的脖子被铁钳似的手指头掐住了，紧接着，又被使劲一拧，他的脸就转了过来，对着袭击他的那个人。匪徒用一只手狠命扭住他的衣领，勒住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拿着手枪慢慢地画了个弧形，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脸。
保尔的两只眼睛仿佛中了魔法，万分紧张地随着枪口转了半个圈。死神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百分之一秒。他等着挨枪子儿，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他那睁得溜圆的两眼看清了匪徒的脸：大脑袋，方下巴，很久没刮的络腮胡子黑乎乎的。匪徒的眼睛藏在宽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了安娜那张惨白的脸。就在这一刹那，三个匪徒中的一个把她拉向了破屋子。歹徒扭住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保尔看见在隧道的墙壁上又有一条黑影朝这边奔来。一场搏斗正在身后的破房子里进行。安娜拼命反抗着，她的嘴被帽子堵住，喊叫声中止了。掐住保尔的大脑袋匪徒显然不愿意只做兽行的旁观者，他也急于扑向猎物。他多半是个头儿，对于眼下这种角色分配很不满意。他又觉得在他手里的这个年轻人实在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机车库的学徒工而已。这么个毛孩子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危险。“只要用枪敲两下他的脑门，叫他滚到空地那边去，他准会头也不回地拼命跑，一直跑到市区去。”想到这里，大脑袋松开了手。
“赶快滚蛋……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你胆敢吱一声，就一枪毙了你。”大脑袋用枪筒戳了一下保尔的前额。“快滚!”他嘶哑地低吼了一声，把枪口朝下，免得保尔担心他从背后开枪。
保尔赶紧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同时眼睛盯着大脑袋。
匪徒明白了，这个少年还在怕挨枪子儿，就转身朝破房子走去。
保尔的手迅速伸进口袋。“千万要快!千万要快!”他一个急转身，左臂向前平举，枪口对准大脑袋，砰地就是一枪。
匪徒懊悔已经晚了。他还没来得及举起手，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腰部。
他中了这一枪，身子滑向隧道的墙壁，闷声闷气地哼了一声。他用手抓着墙，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这时，一个黑影从破房子的豁口里钻出来，溜下了深沟。保尔朝着他开了第二枪。又是一个黑影，猫着腰，连蹦带跳地朝隧道的黑暗处跑去。保尔再放一枪，子弹击中水泥墙面，细碎的灰土撒了匪徒一身。这个黑影往旁边一窜，便在黑暗中消失了。保尔又朝影子身后连打三枪，枪声惊醒了沉睡的黑夜。那个大脑袋匪徒倒在墙根底下，像一条蛆虫似的扭动着，做着垂死挣扎。
保尔用力搀着她，把她拉到灯光照不到的暗处。然后他们转身往城里跑，直奔车站。这时，隧道旁边的路基上已有灯光闪烁，铁路线上响起一声沉闷的报警枪声。
当他们终于回到安娜住所的时候，巴蒂耶瓦山上已有雄鸡报晓。安娜斜靠在**。保尔坐在桌子旁。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看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那个匪徒是他一生中杀死的第四个人。
到底是否存在总是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自己刚才的经历和感受，不得不承认，在最初几秒钟，当歹徒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时，他的心的确是凉了。再说，还让两个歹徒逃走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不，当时双方之间只有几步远的距离，完全可以射得更准些，只是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没有命中，而这种紧张和匆忙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部。安娜注视着他，不放过他脸上肌肉的每一次活动。不过，他的眼神是镇定的，只有额头上那条皱纹表明他正在紧张地思考。
“保尔，你在想什么？”
这一问，使他的思绪如同一缕烟，从半圆的灯影里飘散开来，接不下去了。他把刚出现在脑子里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
“我必须去警备司令部。应当马上向他们报告这件事情。”
于是，他不顾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真不愿意独自待着，她拉住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如今在她眼里是如此宝贵和亲近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远，她才把门关上。
保尔·柯察金来到警备司令部，大家才弄清铁路警卫队刚才报来的无头案。死者的身份立即查清了：这是刑事侦查处里早就挂了号的大脑袋菲姆卡——一名强盗和杀人惯犯。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发生在隧道附近的事件。这件事还引起了保尔同茨维塔耶夫之间意外的冲突。
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先把保尔叫到跟前，接着又把他带到走廊上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他很激动，一时不知道从何谈起，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
“你说说昨天的事。”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维塔耶夫心神不宁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对茨维塔耶夫的震动比对他人更为强烈。他也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对安娜·鲍哈特很冷漠，实际上对她却是情有独钟。对安娜怀有好感的不止茨维塔耶夫一人，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从拉古京娜那里听说了隧道附近发生的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苦恼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向保尔提出来，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他的担心是一种自私心理的体现，但是，这一次两种矛盾心理斗争的结果，还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保尔这才开始模糊地明白他的意思。“如果茨维塔耶夫对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会这么激动。可是，如果他真心爱着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为什么这样问？”
茨维塔耶夫答非所问地说了些什么。后来他觉得自己的心思已经被对方看透，便恼羞成怒了。
“你耍什么花招？我要你回答我，你反倒盘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过了好一会儿，茨维塔耶夫才挺费劲地说：
“是的。”
保尔竭力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难为情地在保尔床前转来转去，最后坐到床沿上，用手捂住保尔正在看的一本书，说：
“保尔，有件事得告诉你。一方面，这好像是小事一桩，但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不知怎么就好上了。你看，一开头是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挠了挠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的意思，就鼓起勇气，说，“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种感觉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说也清楚。昨天我俩决定共同生活，品尝一下它的甜蜜和幸福。我二十二岁，我们俩都已成年。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
保尔沉思了一会儿，说：
“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一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很般配，塔莉亚又是一位再好不过的姑娘……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保尔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去了。几天后，同志们在安娜那儿举行了一个不备食物和饮料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庆贺塔莉亚和奥库涅夫的结合。晚会上，他们追忆往事，朗诵读过的最感人作品的片断。他们合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传向远方。后来，卡秋莎·泽列诺娃和穆拉·沃伦采夫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房间里响起深沉浑厚的男低音和手风琴银铃般清亮的旋律。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分外精彩。等到瘦高个的潘克拉托夫出人意料地跳起舞来，保尔更是忘却一切，他舍弃了时新的格调，如同烈火冲天一般，激昂奔放地演奏起来：
哎哩，父老乡亲，
坏蛋邓尼金好不伤心，
让高尔察克送了命……
手风琴声描述着往事，描述着战火纷飞的岁月以及今日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夫手里，奏起紧张热烈的《小苹果》舞曲时，有一个人随着乐曲，旋风般地跳起狂热的切乔特卡舞。这个人并非别人，正是保尔·柯察金。他跺着脚，跳得如痴如醉。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