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隐隐约约地闪着光,河水冲击着岸边的鹅卵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靠近两岸的河水仿佛凝滞不动似的,泛出一片银白色的微光。河中央,黑沉沉的水流波浪起伏,凭肉眼就可以看见,滚滚流水正朝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的、雄伟庄严的大河。“第聂伯河美得惊人……”果戈理关于它的描写是不朽的。河右岸,高耸的峭壁俯视着水面,宛如一座行进中的高山骤然被宽阔的河水挡住了去路。河左岸地势较低的下方,是一片光秃秃的沙土,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以后淤积而成的。

河边,一条狭窄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人。他们紧紧地挨着,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脸朝大河,侧身卧在机枪旁边。

昨天,由于波兰人凶猛的炮击,由于给连续的战斗弄得疲惫不堪,这支队伍终于被迫放弃了基辅,撤到第聂伯河左岸,构筑工事防守。

但是这次的退却、惨重的伤亡以及最终弃守基辅,严重地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本来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插到马林车站附近的铁道线上,经过猛烈的攻击,赶走了占据车站的波兰军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打开了通往基辅的道路。

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失陷了,战士们个个闷闷不乐。

波兰白军把红军赶出达尔尼察之后,在第聂伯河左岸铁路桥附近占领了一个不大的立足点。

然而不管波军怎样努力,再想推进一步已不可能了,他们每次都遭到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凝视着奔流的河水,不禁回想起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时分,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他第一次和一个没长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长如马刀的法国刺刀,哇哇乱叫,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刹那间,谢廖沙看见了他那双睁得溜圆、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用刺刀尖猛击波兰兵的刺刀,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向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发抖。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情的小伙子。他并非生性凶狠残忍,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虫所驱使的士兵,受了欺骗和唆使,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了。

谢廖沙正想得出神,帕拉其罗夫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走吧,谢廖沙,敌人马上就会发现我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年。他乘着机枪车,乘着炮车,或是骑着一匹被砍掉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已经长大成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中锻炼成长。

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被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再也退不掉了。

这一年来,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蔽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乌克兰。他只有两次不得不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1920年2月得了伤寒,高烧不退。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造成的死亡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军当时部署在非常广阔的地带,几乎横跨乌克兰整个北部地区,阻挡波兰白军向前推进。保尔没等完全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现在,他这一团正占据着卡扎京-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位于树林之中。站房不大,旁边是一些被遗弃、被破坏的小房子。这一带根本不能居住。三年以来,这个小站是个拉锯战的地方。弗隆托夫卡车站在这一时期真是什么样的部队都见识过了!

一场新的风暴即将酝酿成熟。正当第十二集团军遭受重大损失,有一部分业已瓦解,在波兰白军猛烈攻击下被迫向基辅退却的时候,无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在调兵遣将,准备给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波兰白军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身经百战的第一骑兵军的各师正迅速地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各骑兵师,陆续向乌曼推进,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在奔赴决战的途中,他们还顺便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个在草原酷暑中经过风吹日晒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竭尽全力,不让毕苏斯基分子事先察觉这项尚处于准备阶段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部署。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严守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正在集结的秘密。

乌曼前线停止了一切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直达前线司令部的专线联络一直不断,所有命令经由哈尔科夫再传到第十四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狭长的纸条上打出了用密码下达的各种命令,其基本内容都是:“万勿引起波军对骑兵第一集团军集结的注意。”只有在波兰白军的推进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的情况下,才采取一些积极的军事行动。司令部的整体部署反映在下面这道简要的命令中:

第358号令(密件第89号)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科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第十二、十四和骑兵各集团军总指挥兼集群司令亚基尔同志:

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军队分两个集群行动: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其部分兵力部署在第聂伯河左岸,主要兵力,其中包括科尔尼茨基将军(原外阿穆尔骑兵团团长)的由十个骑兵团组成的突击混成骑兵师和陆续开到的波兹南师的部队,则集结在白采尔科维、沃罗达尔卡、塔拉夏、拉基特诺一带。敖德萨集群的主力在日美林卡-敖德萨铁路和布格河之间,我第十四集团军防线附近活动。上述两集群之间,大体在拉沙、捷季耶夫、布拉茨拉夫一线,分散部署着第一波兹南师的部队。罗马尼亚人继续持消极观望态度。我西线军团突破敌方防线后,继续顺利地朝着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推进。西南战线各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击溃并歼灭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军队。

为了利用敌上述集群兵力分散,同时考虑到其主力已经移向基辅地区,且在政治上造成极重大影响,兹决定向敌基辅集群发起总攻。

兹命令:

1.第十二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占铁路枢纽站科罗斯坚,主力在基辅以北地段强渡第聂伯河,其近期目标是切断博罗江卡站、捷捷列夫站一带的铁路线,阻止敌军向北撤退。

在战线的其余地段要坚决牵制住敌人,紧紧咬住撤退的敌军并伺机一举攻占基辅。战斗定于5月26日开始。

2.亚基尔同志的集群应于5月26日凌晨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方向全线发起强有力的进攻,目的在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敌基辅集群兵力投入战斗,以配合左翼骑兵集团军的行动。

3.骑兵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击溃并消灭敌基辅集群的有生力量,夺取其技术装备,于5月27日凌晨向卡扎京方向发起猛烈进攻,切断敌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之间的联系。要以果断猛烈的攻势消灭沿途遇到的一切敌人,至迟于6月1日占领卡扎京、别尔季切夫地区,并依靠旧康斯坦丁诺夫卡和谢佩托夫卡方面的屏障,向敌人后方挺进。

4.第十四集团军要确保主力突击部队战斗的胜利,为此应将本集团军主力集结在右翼,发动猛攻,至迟于6月1日占领温尼察—日美林卡地区。战斗定于5月26日开始。

5.各部队活动分界线见第348号令(绝密)。

6.收到此命令后,立即回电。

西南战线司令叶戈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

西南战线参谋长佩京

1920年5月20日于克列缅丘格

篝火暗红色的火舌抖动着,黄褐色的烟柱在不住地盘旋上升。蠓虫躲避着浓烟,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半圆形坐着。在篝火的映照下,他们的脸现出古铜色。

篝火旁边有几个饭盒埋在浅蓝色的炭灰里。

盒里的水开始冒泡了。突然,狡猾的火舌从燃烧着的木柴下面往上一蹿,舐了一下正低着头的人那乱蓬蓬的头发。那人慌忙把头一闪,嘟哝着说: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身穿呢上衣、留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对着火光检查完他步枪的枪筒,瓮声瓮气地说:

“瞧这小伙子,看书入了迷,连火烧着了都不知道。”

“柯察金,把你看过的给我们讲讲吧。”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的红军战士摸了摸那绺被烧焦的头发,微笑着说:

“安得罗休克同志,这的确是本好书。一拿到手,我就怎么也放不下了。”

一个鼻子微翘的小伙子坐在保尔旁边,他正忙着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他一面用牙咬断一根粗线,一面好奇地问:

“喂,书里写的什么呀?”说着,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剩下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说,“要是谈情说爱的,我倒愿意听听。”

周围响起一阵笑声。马特韦丘克抬起剪成平头的脑袋,狡黠地眯缝起一只眼睛,扮了个鬼脸,对他说:

“谢列达,当然喽,谈情说爱,可真是件美事。你长得挺帅的,简直跟画上的人一模一样!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成群的姑娘围着你转。你只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就是鼻子太翘了,像个猪拱嘴。不过还是有办法补救的,只要在鼻尖上挂一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18],保管只消一夜工夫,鼻子就翘不起来了。”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吓得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匹打起了响鼻。

谢列达慢腾腾地转过身来,说:

“长得帅不帅倒没关系,关键是脑袋瓜要好使。”他极富表情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接着说:“就说你吧,别看你的舌头能说会道,挺能挖苦人,你本人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你这个木头人连两只耳朵都是凉冰冰的!”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眼看就要干上了,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

“得了,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我们念念吧。”

“念吧,保夫鲁沙,念吧!”周围的人一起喊起来。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了上去,然后打开一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19]。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只要大伙静静地坐着,我就念。”

“念吧,保尔,快念吧!没人会打岔的。”

当团长普兹列夫斯基陪同政委一起悄悄走近时,他看见十一双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念书的人。

普兹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

“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样的。你看那个在念书的,叫柯察金。还有那边那个,看见没有?眼睛长得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相互之间一直在暗暗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的头号侦察兵,现在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瞧,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十分自然,影响却很大。有人送给他们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号,叫‘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人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催马来到战士们跟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团长从马背上一跃而下,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烤火吗?朋友们。”他笑嘻嘻地问。他那张刚毅的脸和那双有点像蒙古人似的小眼睛此刻不再显得那么严肃了。

大家热烈地欢迎他,就像欢迎一位好朋友、好同志。政委还骑在马上,他要到别处去。

普兹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往背后一推,蹲在保尔坐的马鞍旁边,向大家提议道:

“大伙儿抽口烟好不好?我弄到了一些上等烟叶。”

他卷起一支烟卷儿点着,转脸对政委说:

“多洛宁,你先走吧,我留在这儿。如果司令部有什么事,来叫我一下。”

多洛宁走了,普兹列夫斯基对保尔说:

“继续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沉思地盯着火焰。

有好几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大伙儿开**流思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可见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当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分外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气呼呼地高喊: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让我碰到,我非立刻结果他性命不可。”

安得罗休克用一根小木棍把一个饭盒往火中间推了推,坚信不疑地说:

“一个人如果知道为什么而死,情况就大不相同。这样的人会有一股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就会死得从容不迫。英雄的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名叫坡莱卡。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在敖德萨被白匪包围的时候,他一冒火,就独自一人向整整一个排的匪兵直扑过去。没等白军的刺刀碰到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在他脚底下爆炸了。他自己固然被炸得粉身碎骨,可他周围的白军也成堆地陪着他倒下了。从外表看,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一写的。在我们的伙伴当中,了不起的人可多着呢。”

他用汤匙在饭盒里搅动几下,舀了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

“可也有人死得像条癞皮狗。死得不明不白,很不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位于戈伦河畔的古城,早在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座堡垒,很难攻破。那天我们朝那边冲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胡同往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眼就看见三匹马拴在一家院子的围墙上,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明摆着的事,这回准能当场抓住几个波兰俘虏。于是我们十来个人冲进了院子。跑在最前面的是手持毛瑟枪的拉脱维亚连长。

“我们冲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闯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屋里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着丢人的事。事实就摆在面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倒在地。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马上用拉脱维亚语大喝了一声,立刻有人上前把这三个家伙揪住,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看得出来,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毙掉。那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性格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下完了,肯定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当中有一个身材粗壮的小伙子,长相极其丑陋,他拳打脚踢,拼命挣扎着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怎么能为了一个臭娘们就枪毙他。另外两个家伙则不停地求饶。

“我看到这情景,浑身发凉,赶紧跑到布列季斯跟前,对他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何必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哪有工夫跟这帮家伙算账。’他立马朝我转过身来,我当时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那样凶狠,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说实话,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却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地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勉强强听懂了意思:‘军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这帮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干土匪勾当的就得枪毙。’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赶紧跑了出去。背后传来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冲的时候,城市已经到了我们的手中。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死得像条瘟狗。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我们侦察分队的,原先在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败类。”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放到脚边,然后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

“咱们队伍里是混进了这样一些败类,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也在干革命,可实际上是些害群之马。当时看到这种事,心里真是很难受,直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完后,开始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的呼噜打得好响。普兹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也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换个地方,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肯定就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决不会是闹着玩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待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什么叫换个地方?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自作主张,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在哪儿打仗不都一样吗?”保尔打断他的话,“可以在这儿,也可以上那儿嘛。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是克拉麦尔断然反对:

“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不可。但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同志不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要求吗?那这件事就不用再提了。”

面色发黄、又高又瘦的克拉麦尔因为十分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尘早已牢固地侵入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当克拉麦尔的呼吸平静下来时,保尔轻声而坚决地说:

“你说得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我去定了。”

第二天晚上,在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影子。

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土丘上,许多骑兵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骑兵队一个健壮的战士正坐在炮车的车尾。他把军帽往后脑勺一推,拉起了手风琴。另一个穿着红色宽裤子的骑兵绕着圈子跳起狂热的戈帕克舞,可是手风琴不合拍地发出断断续续的轰响声,跳舞者的脚步也乱了。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墙,看这些刚开到的骑兵战士兴高采烈地跳劲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蹬平吧!哎,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把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壮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难,按起琴键来却十分笨拙。

“唉!真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勃科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士兵惋惜地说,“他的手风琴拉得真好,他是骑兵连的排头兵。可惜他死了。他是一个好战士,也是一个好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那儿。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炮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干什么?”拉手风琴的青年人瞟了他一眼。

跳舞的人也立刻停住了。周围传来不满的喊声:

“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

“给我,让我试一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布琼尼骑兵半信半疑地看了看这位陌生的红军战士,犹豫不决地把皮带从肩上卸下来。

保尔按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到膝盖上。然后,他使劲地一拉,波浪式的风箱像扇子一样展开了,手指在琴键上灵活地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动听的舞曲。

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马上随着熟悉的节拍跳了起来。如同飞鸟展翅,他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两手一上一下地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地用琴声鞭策他,以热情奔放的旋律驱赶他。于是,托普塔洛轮番地伸出双腿,像陀螺似的飞速旋转起来,同时气喘吁吁地喊着:

“嘿哈!嘿哈!”

1920年6月5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接触之后,布琼尼骑兵第一军突破了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交接处的防线,把企图堵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杀了个落花流水,然后朝着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慌忙拼凑起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刚从波格列比谢车站的货车上卸下来的坦克立即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于是,将军的骑兵师仓促出动,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的波军后方卡扎京镇,因此命令科尔尼茨基骑兵师从背后包抄骑兵第一集团军。但是这一战略举措并未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入敌人的后方,捣毁了他们多个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行进过程中,沿途还破坏了许多铁路和桥梁,用以截断波兰军队的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中了解到,在日托米尔驻扎着波军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事实上,甚至连战线司令部也驻扎在这里——于是决定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6月7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开始向日托米尔进发。

保尔在一个骑兵连顶替已牺牲的库利亚勃科,成为排头兵。因为战士们舍不得放走这么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要求把他编进这一连。

队伍打到日托米尔附近的时候,骑兵们摆开扇面似的阵形,快马加鞭,向城门冲去。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立在马镫上飞驰。

马蹄下的大地急速地向后闪去,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红军骑兵飞也似的驰过郊区的一些花园,冲入市中心。“杀呀!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恐怖和胆寒的喊杀声在空中震**。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丝毫的抵抗。该市的警备部队立刻土崩瓦解。

保尔伏在马背上飞速前进。托普塔洛骑着细腿黑马,与他并肩疾驰。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英勇的红骑兵毫不手软地挥起军刀,劈倒了一个来不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猛踩着石子路面,嘚嘚的响声连成一片。突然,在前方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冒出一挺机枪,三个身穿蓝色军服、头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士兵正弯腰守着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衣领上镶着蛇形的金线条,看见红军骑马冲过来,就举起了毛瑟枪。

无论是保尔还是托普塔洛都勒不住马了,只好一直向死神的爪子——机枪冲过去。那军官先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打偏了,子弹像麻雀似的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擦过。战马的胸脯把这个中尉撞飞了,他仰面朝天倒下去,脑袋撞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颤动着发出慌乱而野蛮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数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一起倒下了。

保尔的马猛地扬起前蹄,吃惊地嘶鸣起来。但是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跃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于是,军刀在空中划了个闪着寒光的弧形,向一个蓝色四方帽劈下去。

保尔的军刀又高高举起,刚要砍另一个人的脑袋,但是疯狂的马却蹦到路旁去了。

这时骑兵连的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向十字路口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闪烁。

监狱的几条窄长的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们**起来了。城里正在进行巷战——莫非自己的军队突然又打回来了?莫非他们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走廊上传来奔跑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

“快出来吧,同志们!”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牢门的小窗上出现了几十双眼睛。他狂怒地用枪托猛砸牢门的铁锁,砸了一下又一下。

米罗诺夫拦住他,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说: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

排长齐加尔钦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

“快住手,你这傻瓜!你怎么搞的,发疯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砸不开,我们就用钥匙开。”

看守在手枪的威逼下,已经被押进了走廊。顿时,走廊上挤满了衣衫褴褛、手脸肮脏、欣喜若狂的人。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走进牢里,喊道:

“同志们,你们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师已经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面前,抱住他大哭起来,仿佛他就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个石洞里关押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他们随时会被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同时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批人的得救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利都可贵。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沉沉的黑夜骤然变成了明媚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被释放的囚犯,喜出望外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谢佩托夫卡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萨穆伊尔是在讲他们的故乡谢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每一个字,都像熔化了的铁水,点点滴滴落在保尔的心坎上。

“一天深夜,我们一下子全给逮捕了,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大伙落入了宪兵队的魔爪。保尔,你知道他们打得有多厉害啊。我受的苦比别人少些,因为只挨了几下打,我就昏倒在地板上了,但是别的同志身体比较结实。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宪兵队知道得比我们还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一清二楚。

“显然,我们中间出了叛徒,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那些日子的事我真没法说。保尔,有好多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县城里的罗莎,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子,一双眼睛总是那么信任地瞧着别人。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你记得吧,他是我们厂的排字工人,一个快乐的小伙子,总是爱画讥讽老板的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屠日茨。这些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都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其中六名女的。他们残酷地折磨我们。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她们被拖回牢房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不住地说胡话,几天后就完全疯了。

“那些禽兽还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说她装疯卖傻,每次提审都毒打她一顿。她被枪毙的时候,模样真吓人。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眼发直,样子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直到最后一刻都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但是,保尔,我能够把他们惨死的情形全都告诉你吗?不,我不能。他们死得那么悲壮,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参加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保持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毛瑟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叛徒给她的。整件事情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好给她安上企图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呵,保尔,我实在不忍心讲出最后那几天的情形,不过,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也只好说了。军事法庭判决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余的全部枪毙。

“我们做过策反工作的波兰兵比我们早两天受到审判。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做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行刑之前又被转到另一个监狱。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的医院旁边,竖起了绞架。又在靠近树林不远处,就在大路旁边的陡坡上,选定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里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的告示贴遍全城,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白天当众行刑,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城里的老百姓赶到绞架跟前。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害怕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挤满了人。人头攒动,一望无际。你知道,监狱四周围着木栅栏,绞架就竖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几挺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被调来了。以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封锁了大街小巷。他们还为判处绞刑的人单独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大伙儿默默地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并且也互相进行了诀别。只有罗莎蜷缩在牢房的墙角,自言自语地说些听不明白的话。瓦莉亚被强奸后又遭毒打,已经被折磨得走不动了,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乡下抓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紧紧地拥抱着,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斯捷潘诺夫是从县里给抓来的,他年轻力壮,像个大力士,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这时他坚决地对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到外面可别哭了。咱们决不能让那些吸血的恶鬼得意。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终究一死,那就应该死得从从容容。咱们谁也不能跪下。同志们,请记住,死也要死得英勇!’

“接着,他们来提我们了。领头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像只疯狗。他若是自己不强奸,就叫其他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在从监狱到绞架的路上,宪兵排成两道人墙,个个刺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子狗’。

“敌人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每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齐站在绞架跟前,让我们先目睹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粗壮的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个用粗绳子结成的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仅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不停地蠕动着,发出轻微的嘈杂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我们也能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离我们不远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他们手里拿着望远镜,另外还有几个军官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都是来欣赏布尔什维克怎样被送上绞架的。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其他两个被判处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也要死得英勇。’她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绒线衫。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显然不愿意看到他们挽着胳膊走,用力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说了一句什么话,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刻扬起鞭子,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

“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她呼天抢地,不顾一切地挣扎着,竭力要挤过警戒线,冲到三个人跟前。但是她被抓住,并且被拖走了。那老妇人准是瓦莉亚的母亲。他们走近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如此慷慨激昂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革命之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宪兵用马鞭疯狂地抽打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于是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匆匆忙忙念完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我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子推倒,我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就在我们九个人站在墙根等着挨枪子儿的时候,他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的死刑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的十七位同志还是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猛地扯开衬衫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他们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匪兵站在绞架旁边日夜看守着。后来我们牢房里又关进来几个犯人。他们说:‘第四天,三个人中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他们才把另外两个人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竖在那儿。我们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绞索还在绞架上悬着,还在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停止了述说,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没有觉察到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的样子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面容扭曲,脑袋歪向一边,在风中无声地摆动着。

骤然,街上吹起了震耳的集结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在大街上,骑兵正押着波兰俘虏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门口,在阵地记事册上写了一道命令。他把纸条交给矮壮的骑兵连长,说:

“安季波夫同志,你拿着这命令,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受伤的要给包扎好,抬到车上,也往那个方向运。送到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回去吧。我们没有工夫再管他们了。注意,不许粗暴地对待俘虏。”

保尔跨上战马,回过头来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却要把他们送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粗暴地对待!这怎么办得到呢?”

团长回过头来盯了他一眼。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不是白军。”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全团宣读过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1.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不厌其烦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有义务善待被俘的波兰士兵,把他们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促使他们幡然醒悟,然后把他们遣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波兰。

2.凡出现有关虐待波兰战俘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不论其来自何种渠道,均应一查到底,严查严办。

3.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以拥有红军而自豪,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嚅动着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占日托米尔的时候,由戈利科夫同志率领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附近强行渡过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至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退路。谢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

当部队沿着摇晃不定的浮桥上跑步前进时,从山背后飞来一颗炮弹。它呼啸着掠过战士们的头顶,落到水里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米什卡一头栽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河水立刻吞没了他。只有长着淡黄色头发的亚基缅科看见了这一幕,这个戴着一顶掉了帽檐的破军帽的战士立刻惊叫起来:

“哎哟,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去了!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这下完了!”他停住脚步,惊慌失措地盯着黑沉沉的流水。后面的人撞到他身上,推着他说:

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顾及一个同志的死活,他们这个旅已经落在后面了,兄弟部队早已占领了对岸。

谢廖沙四天以后才得知米什卡的死讯。他们旅经过激战攻下布恰车站后,随即掉头向基辅方面展开攻势,当时他们正在阻击试图以猛烈的攻击冲出基辅、然后再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费劲地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在地面上,转身对谢廖沙说:

“步枪得缓口气,像火一样烫。”

在枪炮的轰鸣声中,谢廖沙几乎听不见他说的话。后来枪炮声稍微平息了点,亚基缅科好像顺便提起似的说:

“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都没看清楚他是怎么掉下去的。”说完,他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熟练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小巷上都在浴血苦战。敌军的机枪疯狂地扫射,企图阻挡红骑兵的前进。但是别尔季切夫城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波军已经溃不成军,纷纷狼狈逃窜。车站上,敌人的多列火车被截获。但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莫过于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给炸毁了。军火库爆炸的时候,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似的摇晃个不停。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他们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窜。他们拼命冲杀,想冲出钢铁般的包围圈,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这些日子,每天都在激烈地战斗。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集体里面了。他和所有的战士一样,仿佛已经忘记了“我”字,只知道“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事的发展如飓风般迅猛,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连续进攻,接连不断地重创敌军,摧毁了波军整个的后方。各骑兵师满怀胜利的喜悦,接连不断地向波兰白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攻。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一样冲上去,退回来,稍微休息片刻,又发出可怕的“杀呀”的喊声,再次冲上去。

不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防守部队的拼命抵抗,都挽救不了波兰白军的失败。6月27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并继续追击朝科列次镇退却的波兰白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了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扑向了柳巴尔镇。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命令他们全力以赴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的强大攻势锐不可当,直打得波军落花流水,他们只能分散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请问装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里?”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水桶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火车头说。

保尔走到火车头旁边,又问:

“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从头到脚裹着皮革的人,转过身来说:

“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封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名。在火车头中间的那个轮子旁边,有一个人正在加油。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从那人皮裤口袋里露出来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保尔。

保尔抖抖马缰绳,正准备回去,那个加油的人忽然挺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一下子跳下了马,喊道:

“阿尔焦姆,哥哥!”

那满身油垢的司机立刻放下油罐,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你这小坏蛋!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喊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装甲列车的指挥员惊讶地看着这一场面,炮兵战士们都高兴地大笑起来,说:

“瞧,兄弟俩喜相逢了。”

8月19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激战中,保尔被打飞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战友们已经冲进了波兰白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冲出来。他冲向河岸,一路上高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浑身一震。列图诺夫,他英勇的师长,大胆无畏的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一阵狂怒袭上保尔的心头。他用刀背猛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乏、马笼头上沾着点点鲜血的坐骑格涅多克,向厮杀着的人群直冲过去。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狂怒地扬起马刀,不顾一切地劈向一个穿绿制服的波兰兵。由于师长的死,全连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军的一个排杀了个精光。

他们追逐溃逃的敌军,进入一片开阔地。这时,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周散布着死亡。

一团绿火像镁光似的在保尔眼前一闪,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开始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离了马鞍,越过马头,重重地摔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