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和谐统一，就没有生活！”
他在去大学途中，死在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殉道者，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约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常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人，是个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潘捷雷蒙[ 潘捷雷蒙是西方基督教的著名殉教士，这个日本人的名字是化名。]。有时会出现一个个子高大、宽胸阔背的人，此人[ 这人就是本书中的主要人物罗马斯（1859—1920），民粹派革命家，1880年至188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1885年来到喀山。]生着又宽又密的络腮胡子，剃着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哥萨克式紧身灰色外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的领钩。通常，他会坐在角落里的某个地方，叼着一个短烟斗，灰色的眼睛静静地审视着大家。他常常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我感觉到这个一本正经的人在暗暗掂量着我的分量，不禁有些莫名地害怕他。他的沉默不语让我很惊讶。周围的人都在大声地、滔滔不绝地、斩钉截铁地说着话，他们的话越是刺耳，我就越喜欢听。我过了很久才看出这些刺耳的话语里藏着的虚伪和令人惋惜的想法。那这位大胡子壮士在默默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 沙俄时期对乌克兰人的蔑称，现在是戏称。“霍霍尔”本意是头上的一撮毛，指乌克兰人的发型。此处是罗马斯的绰号，因为他就是乌克兰人。]，似乎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不久，我得知这个人最近才从雅库特州流放回来，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让我对他很好奇，但还无法让我鼓起勇气去跟他套近乎，尽管我现在既不害羞，也不胆怯，相反，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渴望尽可能快地了解一切。这种性格特征害得我一生都没法只专注于一件事情。
一谈到人民，我对自己既惊讶又怀疑，因为对于这种话题我没法跟这些人想得一样。对他们来说，人民就是智慧、心灵美和仁慈的化身，是近乎神灵的、包含了所有美好、公正和伟大事物雏形的统一体。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粗木匠、装卸工和泥瓦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 都是高尔基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的人物，雅科夫是船上的司炉，奥西普是木匠，格里戈里是泥水匠。]，而他们谈论的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他们把自己放得比人民还要低贱得多，服从人民的意志。我觉得，正是他们这些人体现了美好和思想的力量，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善良的仁爱意志，这种意志向往美好的生活以及按照某些新的仁爱法则创造美好自由的生活。
正是这种仁爱，我在此前的那些人群里并没见到，而这里，它贯穿在每句话里，闪烁在每一个目光中。
这些人民的粉丝说的话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雨点，落在我心上，还有那些描写黯淡的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集，也给了我不少启发。我觉得只要踏踏实实地、疯狂地爱人，就能在这种爱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找到并领会生命的意义。我不再只想着自己，开始更在意别人。
安德烈·杰连科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他做生意赚的那点收入都拿去帮助那些视“人民福祉高于一切”的人了。他周旋其中，就像一个教堂助祭在帮着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睿智的读书人面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干手插进怀中，另一只手扯起大胡子向四方捋着，问我：
“你觉得这样可好？很好吧！”
但是有个兽医拉夫罗夫跳出来标新立异地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他那个奇怪的鹅嗓子一开腔，杰连科夫就吃惊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来了个捣蛋鬼！”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致，但民粹派大学生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有些粗野无礼了，就像老爷们对待堂倌、服务生的态度。他自己倒没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是，送走客人后，他就留我下来在杂货铺里过夜，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往地板上铺上毛毡子，躺下来，就着长明灯那微弱的光亮聊个没完。带着信徒的暗喜，他对我说：
“一旦将来凑上几百、几千个这样优秀的人，占据俄国全部显要的职位，那马上就能让生活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比我大十来岁，我看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发姑娘娜斯佳，当着众人的面，他对她说话严厉，尽量不去看她那气鼓鼓的眼睛，完全是一副老板式的命令口气，但常用爱怜的眼神目送她离去；单独面对她的时候，他就尴尬而胆怯地傻笑，不断地捋着胡须。
他那个小妹妹也常常站在角落里看着大家打嘴仗，她那张稚气的脸滑稽地鼓起，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听到特别刺耳的话语，她就大声地抽口气，就像被溅了一身冰水似的。她旁边有个棕红头发的学医的学生，威风凛凛地，像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时而悄悄地、神秘莫测地跟她耳语，时而不满地皱起眉头。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不过，秋天来了，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周遭发生的这些事让我着迷，因此我越干越少，只有靠吃“别人的面包”来度日，但这样的面包不好下咽啊，必须得找个过冬的“工作”，于是，我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找到份工作。
这段时期的生活被我写进了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这是段压抑而痛苦的时期！但也是颇为受教的时期。
物质上的压抑痛苦就不消说了，更压抑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一下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在我和那些我已经习以为常见到和听到的人们之间就隔起了一堵“遗忘的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来作坊看我，而我，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工作日不可能到杰连科夫那里去；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跟工友们待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见到我的那天起就把我当成搞笑的小丑，一些人带着孩子似的天真来对待会讲精彩童话故事的人，鬼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不过，自然，所讲的一切都激起了他们对另一种更为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向往。有时候，我讲得不错，看到他们那浮肿的脸上露出人性的悲伤，眼睛射出冤屈和愤怒的火光—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得意地想，我在“做群众工作”了，在“启发”他们了。
但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知识不够，不会应对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黑黢黢的坑里，周围的人就像没有眼睛的虫子在蠕动着，他们极力想忘记现实，在小酒馆和妓女那冷冰冰的怀抱中消愁解闷。
每个月发工钱的那天是一定要去逛妓院的，大伙儿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的前一周就开始躁动了，这天过后，就久久地相互交流、分享各自找的乐子。他们各自恬不知耻地吹嘘着自己的性能力，极力挖苦嘲笑那些妓女，边说她们边像有洁癖似的、厌恶地往一旁吐口水。
不过，真是奇怪！我一听到这些，就感到羞耻和难过。我看见，在“烟花柳巷”里，花一卢布就能买一个女人一整夜，我的同伴们又尴尬又内疚，我感觉这很正常；而其中一些人却相当放得开，相当肆无忌惮，我觉得这就是故意为之和装腔作势了。两性关系让我特别好奇，因此我观察得也就特别犀利。我自己还没有体会过女人的柔情，这让我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妓女们、伙伴们都在戏弄我。不久，就没人邀我去“烟花柳巷”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说：
“你呀，老弟，别跟我们一起去了。”
“为什么呢？”
“这还用问！跟你一起不爽呗。”
我钻这些话的字眼，觉得其中有某种对我很重要的东西，但并没得到更为清晰的解释。
“瞧你这人！叫你走，你还不走！跟你一起真没趣……”
只有阿尔乔姆笑着说：
“就像跟一个牧师或者神父在一起似的。”
起初，妓女们只是笑我放不开，继而就生气地问：
“你有洁癖吗？”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博鲁塔是个丰满、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鸨母，她那双良种母狗似的眼睛看着我，说：
“放过他吧，姑娘们，他一定是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小伙子一定是被未婚妻缠住了，没别的了！”
她是个酒鬼，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醉了就丑态百出，但她清醒的时候，对人性的洞察和分析人们行为动机的能力，令我分外惊讶。
“最搞不懂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她跟我的小伙伴们说，“他们是这样跟我的姑娘们玩的：吩咐姑娘们用肥皂抹地板，要姑娘一丝不挂地、手脚都支撑在餐盘上，然后朝她的屁股猛地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上多远？这姑娘完了，下一个接上。你看看，干吗要这样呢？”
“你撒谎！”我说道。
“哎呀，没啊！”捷列扎叫了起来，没有生气，很镇定，在这种镇定中有某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这是你自己瞎编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会编出这个来呢？难道我疯了吗？”她鼓起眼睛问道。
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我们的争吵，捷列扎仍然用平静的语调讲述嫖客们玩的鬼花样，她只想弄明白一点：他们干吗要这样呢？
听众们都厌恶地吐着唾沫，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大学生，我看出捷列扎是在故意激起人们厌恶那些我所喜欢的大学生，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的，是为人民谋福祉的。
“原来如此，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上那所大学的普通大学生，我说的是从郊外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神学院学生！他们都是教会的人，全是孤儿，孤儿长大了不是小偷就是无赖、捣蛋鬼！他们无牵无挂，这些孤儿啊！”
“鸨母”的娓娓讲述以及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吏和“正经嫖客”恶狠狠的抱怨，在我的同伴中不仅唤起了厌恶和敌意，甚至还有欢乐，他们说：
“原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呢！”
听着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看到这些人汇聚到这些昏暗的小屋子里来，就像城市的污水流到了垃圾坑里，在这乌烟瘴气、充斥着仇恨和怨气的烈火中烧得沸腾起来，又流回到城里各处。我看到性欲和无聊驱使着人们钻到这些缝隙里，用荒唐的歌词编造出歌唱爱情苦涩和不安的情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八卦丑闻在流传，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嘲笑和敌视在不断涌现。我觉得这些“烟花柳巷”就像是一个个大学，从那里，我的伙伴们获得了恶毒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卖笑的姑娘”在脏兮兮的地板上，懒洋洋地拖着脚走来走去，看到她们松弛的躯体伴着手风琴那死乞白赖的尖叫和破钢琴那颤抖的音符令人作呕地不断摇摆。看着这一切，我不禁冒出一些模糊的、不安的念头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聊，想逃离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人非常郁闷。
在面包作坊里，我一提起现在有人正在大公无私地寻求自由之路，寻求人民的福祉，立刻就有人反驳：
“那些姑娘可不这样看他们呢！”
然后，他们就劈头盖脸、厚颜无耻地狠狠嘲笑了我一番，我就像一只好斗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大狗愚蠢，甚至比大狗还勇敢—我也发起狠来了。我开始明白，思考生活跟生活本身都是一样的痛苦。有时候，我心里会冒出一些对这些工友的憎恨，怒其不争。特别让我气愤的是他们的忍耐能力和令人无语的顺从，他们心甘情愿地受那个醉鬼老板疯疯癫癫的作弄。
真是凑巧，正是在这些痛苦压抑的日子里，有一种十分新奇的思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虽说本质上跟我是敌对的，但还是深深扰乱了我的心境。
一个暴风雪之夜，呼啸的狂风似乎正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飘落到地上，把大地盖在一个个的雪堆下面；又像世界末日，太阳落下去了，再也不会升起来。就在这样一个谢肉节[ 谢肉节（俄文：Мáсленица，英语：Maslenitsa）又称送冬节，烤薄饼周，是一个从俄罗斯多神教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传统俄罗斯节日。后来由于俄罗斯民众开始信奉东正教（基督教的分支），该节日与基督教四旬斋之前的狂欢节发生了关联。现在谢肉节的开始日期为每年东正教复活节前的第八周。]之夜，我从杰连科夫家回面包作坊。我眯缝着眼睛，顶着大风，穿过漫天飞舞的灰白色雪花，往前走着，忽然，摔了一跤，扑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身上。我们两个对骂起来，我说俄语，他说法语：
“哇，魔鬼……”
这倒让我很好奇，我扶他起来站稳，他是个小个子，身体很轻。他推开我，气得直嚷嚷：
“我的帽子呢，见你的鬼！快给我帽子！我快冻僵了！”
我在雪里找到帽子，抖了抖，戴到他那毛发直竖的头上，但他一把摘下帽子，嘴里用俄法两种语言叫骂着，要赶我走：
“滚！”
他猛地往前冲去，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我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了他：他站在那里，抱着根路灯杆子，那路灯已经被风吹熄了。他十分肯定地说：
“列娜，我快死啦……哎，列娜……”
看来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扔下不管，那他八成会被冻死。我问他住哪里。
“这是哪条街啊？”他带着哭腔叫起来，“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啊。”
我拦腰抱住他，拖着他走，边走边问他住哪里。
“在布拉克街，”他哆嗦着，嘟囔着，“在布拉克街……那里有个澡堂，有幢房子……”
他东倒西歪，左右摇晃，弄得我没法好好走路。我听到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要是你知道……”他推开我，喃喃说道。
“您说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吐词清晰，我觉得他是在炫耀：
“要是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他把手指插进嘴里哈气御寒，摇摇晃晃，差点摔倒。我蹲下来，把他背在背上，继续往前走，他的下巴靠在我的脑袋上，一路抱怨着：
“Si tu savais[ 法语：要是你知道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我快冻死啦，唉，上帝呀……”
在布拉克街，我好不容易问清楚他是住哪一幢房子，最后我们进了一个小厢房的门廊，这间小厢房隐在漫天大雪的院子深处。他摸索着房门，小心翼翼地敲门，对我嘘了一声：
“嘘！轻点……”
一个穿着红色长睡衣的女人开了门，她端着燃着的烛台，让我们进门后，就默默地退到一旁，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个长柄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对她说，这个男人的双手好像冻僵了，应该给他脱掉衣服，让他躺到**去。
“是吗？”她声音清脆而年轻。
“应该把他双手放到冷水里泡……”
她默默地用长柄眼镜往屋角一指，那里有一个画架，上面放着一幅画，画的是一条河和一些树。我惊讶地瞟了一眼那女人，她的脸有点怪异，毫无表情，她转身朝墙角的桌子走去，桌上点着一盏带粉红灯罩的灯，她在桌边坐下来，从桌上拿起一张“红心J”扑克牌，仔细查看起来。
“你们家里有伏特加酒吗？”我大声问。她不回答，在桌子上摊着扑克牌。那个我背回来的男人坐在椅子上，低低地耷拉着脑袋，两只红红的手贴身垂着。我把他放到沙发上，给他解开衣服，真搞不懂，一切就像是在梦里。我对面沙发上方的墙面上，挂满了照片，相片中间，隐隐闪现着一个带白丝带蝴蝶结的金色花圈，白丝带的末端印着一行金字：
献给绝世美人吉尔达。[ 吉尔达是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的女主人公。]
“见鬼，轻点！”我一开始给他按摩手，他就叫唤起来。
那女人还是一声不吭，心事重重地摊着扑克牌。她鼻子很尖，像鸟嘴，瞪着一双呆滞的大眼睛。她那少女般的双手挠着灰白色的头发，那头发蓬松得跟假发似的。她轻声而清脆地问：
“乔治，你看见米沙了吗？”
乔治一把推开我，急忙坐起来回答：
“他不是去基辅了……”
“是啊，他去基辅了。”女人复述了一遍，眼睛仍然不离扑克牌，我发现她的嗓音单调而呆板。
“他快回来了……”
“是吗？”
“是的！快了。”
“是吗？”女人又问。
半裸的乔治滑到地板上，两步跳过去，跪倒在女人脚边，对她说了几句法语。
“我才不会在乎呢。”女人用俄语答道。
“我啊，迷路了，你知道吗？暴风雪啊，好可怕的风啊，我都以为我要冻死了。”乔治一边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面的一只手，一边慌慌张张地说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厚嘴唇的红脸配上黑色的小胡子，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他使劲揉着圆脑袋上鬃毛一般的灰白头发，说话慢慢清晰起来。
“我们明天就去基辅。”女人开口说道，似问似答。
“好吧，明天就去！你该休息了，干吗不躺下休息？已经很晚了……”
“米沙今夜不会回来吧？”
“哦，不会回了！这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吧，去睡觉……”
他从桌子上拿起灯，领着她进了书橱后面的那个小门。我一个人久久地坐着，什么都不想，听着他那略带嘶哑的、非常轻的声音。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在玻璃窗上爬来爬去，融雪化成的水洼怯生生地反射着蜡烛的火苗。屋子里堆满了东西，一种怪怪的、暖暖的气味充斥其间，让人晕乎乎的。
乔治总算出来了，摇摇晃晃地，双手捧着灯，灯罩不时碰着灯泡子。
“她睡下了。”
他把灯放到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子中央，也不看着我，说：
“呵，该说什么好呢？要是没有你，也许我就冻死了……谢谢你！你是谁啊？”
他侧耳倾听隔壁屋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浑身哆嗦着。
“这是您的妻子？”我轻声问。
“嗯，我妻子。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看着地板，声音不大，一字一顿地说道。然后双手又狠狠地挠起脑袋来。
“喝点茶吧，啊？”
他心不在焉地往门口走去，但又站住了，忽然想起他的女用人吃多了鱼肉，被送到了医院。
我提议我自己去烧茶炊，他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他显然已经忘记他的衣服已经脱去了一半，就半**身子，赤着脚啪嗒啪嗒走在湿漉漉的地板上，把我引进一间小厨房。他背靠着炉子，又对我说：
“要不是你，我早冻死了，谢谢你！”
忽然，他哆嗦了一下，睁大眼睛盯着我：
“要是我真死了，那她该怎么办呢？天啊……”
他一边看着那个黑黢黢的门洞，一边飞快地悄声说：
“你看，她是个有病的女人，她有个儿子，音乐家，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可她还在等他回来，都差不多等了两年了……”
后来，我们一起喝茶的时候，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讲了一些不寻常的话，他说这个女人是个地主，他本是个历史教师，给她儿子做家庭补习教师，后来爱上了她，于是她就离开了她丈夫（一个德国人，男爵）到歌剧院唱歌，尽管她的前任千方百计来破坏她的生活，可他们的同居日子还是过得很幸福。
他讲着讲着，眯缝起眼睛，紧张地打量着那个昏暗、脏兮兮的厨房里的某样东西，那里，炉子旁边的地板都已经烂穿了。他喝着茶，嘴巴不时被烫一下，脸皮也皱缩起来，眼睛直眨巴。
“你—是谁？”他又问我，“哦，面包师，工人。真奇怪，不像。这是怎么回事？”
他话音显得有些不安，他疑惑地看着我，是那种受害人的眼神。
我简单说了下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轻轻叹了一声，“哦，原来如此啊……”
他突然兴奋起来，问：
“你知道《丑小鸭》[ 《丑小鸭》是安徒生的一篇童话。说的是小鸭群里有只小天鹅，别的小鸭嘲笑它丑陋，可后来它长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的故事吧？读过吗？”
他的脸扭曲了，开始义愤填膺地扯着他那嘶哑的、不自然的让我吃惊的尖嗓门叫起来。
“这个童话故事挺能**人的！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想过，为什么我不是天鹅呢？但是，你看……我本来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父亲是个神父，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学习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对，还写过文章，哎，这一切是怎么弄的呢……”
他一下子跳到椅子上，听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接着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想出来的词汇！生活—没有理性，没有意义。没有奴隶制就没有进化，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就不会有进步。本想让劳动轻松、生活愉快，结果却适得其反，弄得生活更艰难、劳动更沉重。工厂和机器就是为了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这个—真是愚不可及！工人越来越多，可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必须得有的。粮食—这才是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切。一个人需求得越少，他就越幸福，想法越多，那自由就越少。”
或许，这些并不是原话，但这种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而且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那人激动地尖叫一声，惊恐地盯着通往内室的门，听了一会儿动静，又愤愤不平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要的其实并不多：一块面包、一个女人……”
一谈起女人，他的语气就变得神秘起来，那些用词我没见过，那些诗我也没读过—我忽然觉得他很像小偷巴什金。
“贝亚德[ 贝亚德是13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所钟情的女人，但丁曾在《新生》和《神曲》里描述过她。]、菲娅米塔[ 菲娅米塔是14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王的公主，意大利著名小说家薄伽丘所钟情的女人。]、劳拉[ 劳拉是14世纪意大利诗人比特拉克钟情的女人，比特拉克曾经为她写下著名的十四行诗。]、妮农[ 妮农·德·兰克洛（1620—1705），17世纪法国巴黎的女贵族，和法国大作家伏尔泰、莫里哀、封德奈尔等有来往。]。”他悄声说出一串名字，都是我不熟悉的，然后，又谈到了一些多情的国王、诗人。他一边用**的半截纤细胳膊打着拍子，一边朗读法语诗。
“这世界是爱情与饥饿的世界。”这是我所听到的一段热烈的耳语，我想起来了，这段话就印在《沙皇就是饥饿》那本小册子的标题下面[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是席勒《世界的智慧》（1795年）中的诗句。《沙皇就是饥饿》的题词采用的是涅克拉索夫《铁路》中的诗句：“世界上有一个沙皇：这个沙皇很残酷，他的名字就叫饥饿。”]，因此这段话在我头脑里有了特殊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慰藉，而不是知识！”
这种观点彻底把我镇住了。
我早上离开厨房的时候，墙上的小钟已经六点过几分了。我在灰色的晨雾中踩着雪堆回家，暴风雪仍在呼啸，我想起那个备受欺凌的人愤怒的尖叫，觉得他的话就好像堵在我喉咙的某个地方，很憋气。我不想回面包作坊，不想见人，就披着一身的积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一直晃**到天蒙蒙亮、大雪里隐约出现行人身影的时候。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历史教师，也不想再遇见他了。可是后来我不止一次听人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毫无益处，说这话的有目不识丁的云游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 托尔斯泰主义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宣扬所谓“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其他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有教堂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 新活力论是19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唯心的生物学说，认为生物机能源于一种活力而不是物质。]的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不过，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已经不像初次听到时那样令我震惊了。
就在大约两年前—也就是在我跟历史教师谈过这个话题的三十多年之后，我无意中又听到了相同的思想，我从我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工人口中听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词句。
有一次，我跟这位工人“促膝谈心”，此人苦笑着嘲讽自己是“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似乎只有俄国人才有的简单直率的口吻告诉我：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研究院啊、科学啊、飞机啦，这一切都没必要，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僻静的角落，和一个能随时亲吻的女人，她身心都能忠实于我，这就足够了！您呀，是在照着知识分子的方式评判一切，您已经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了，已经中毒了，对您来说，思想比人高贵，您是否也像犹太人那样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 出自《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至二十八节。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事，法利赛人认为这样不好，耶稣回答：“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犹太人可不那样想……”
“鬼知道他们怎么想，这个愚昧的民族！”他答道，把烟头往河里一扔，看着它落下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畔的花岗石长凳子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夜。白天里，我俩都在无谓地劳碌奔波，总想做点有益的善事，但总是徒劳无功。
“您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老是喜欢折腾，他们老早就爱结党造反。就像基督那个空想家，为了让大家上天堂而瞎胡闹一样，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为着乌托邦在瞎胡闹。只要有一个空想家出来造反，那所有的废物、坏蛋、地痞流氓都会跟着他瞎胡闹—因为他们气急败坏，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地位。工人们为了革命而起义，他们要求公平地分得工具和劳动产品。就算他们最终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是想建立国家吗？不会的！他们会各自散去，因为害怕，都各自去找安静的小窝了……”
“您说机器吗？它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手脚捆得更牢实。我们并不需要机器，不要没事找事，我们要从多余的、不必要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人都想平静地过日子，但是，工厂与科学不能给人带来平静，一个人要的并不多，我只需要一个小房子，干吗要去给城市添堵？城里人扎堆住在一起，那里又是自来水管道，又是下水道，还有电气设备。不要这些你试试看，那生活可就轻松多了！唉，我们有太多多余的、没用的东西，这都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真是害人精！”
我曾说过，世上没有谁像我们俄国人这样深入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我们俄国人在精神上是最自由的，”这个工人笑了笑，“不过，您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有成百上千万人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应该简单点儿，那样，人们的日子才会过得称心……”
我很了解这个工人的思想履历，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
跟他谈了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成百上千万俄国人只是因为想摆脱劳动、追求安逸，才来忍受革命的艰难困苦吗？干最少的活，享最大的福，这种口号就像所有那些超现实的事物，比如各种乌托邦一样，相当有**力。
于是，我想起了易卜生[ 易卜生（1828—1906），挪威诗人和戏剧家，这里摘引自他的诗《给我的朋友，革命演说家》。]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啊，不是！
我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
不喜欢变换棋子，
不过，真想改变游戏。
只记得有一场革命，
它比后来哪一次都智慧，
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冲毁—
当然，我说的是那次世纪大洪水[ 《旧约·创世记》第六章至九章。上帝看地上的人们尽在作恶，决定用洪水毁灭世界，并告诉义人诺亚造一个方舟，带上他全家和地上的生物雌雄各一对进入方舟，等洪水退后，上帝令诺亚统治地上的万物。]。
不过，那次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吧，诺亚成了独裁者。
啊，若是做得光明正大，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啊，
您快把世纪洪水引来吧，
我嘛，会高兴地，在方舟下面塞个鱼雷！
杰连科夫的铺子只能贡献自己的微薄收入，而需要资助的人和“琐事”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儿法子了。”安德烈·杰连科夫摸着胡须，忧心忡忡地说道，他内疚地微笑着，心情沉重地叹着气。
我觉得此人认为自己被判了要一辈子帮助别人的“无期徒刑”，虽说甘心接受这种惩罚，但有时还是会觉得很难受。
我好几次用不同的话来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显然没搞懂我提问的用意，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书生气十足地、令人费解地谈起人民的苦难生活，谈到教育民众、启发民智、普及知识的必要性。
“哦，您是说人们想获得知识、寻求知识，是吧？”
“对，是啊！那是当然！您不是也这样想吗？”
是的，我也想获得知识。不过，我又想起了那个历史教师的一段话：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慰藉，而不是知识！”
这类尖锐、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对刚满十七岁的人是有害的，随着人们多次接触这种思想，它会渐渐变得没有那么尖锐，而人们也渐渐不会有什么收益了。
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人们总是喜欢听有趣的故事，因为这能使他们暂时忘却沉重但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中“虚构”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喜欢听。特别有趣的书里都有很多美丽的“虚构”情节。简言之，我完全是在“腾云驾雾”。
杰连科夫打算开个面包店[ 该面包店开设于1886年夏，当时是打算用这个店的收益资助贫困大学生及喀山小组的活动。]。记得当时精算过，这种行当每投一卢布至少可以赚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作为老板的“亲信”，我义不容辞地成了面包师的“助手”，负责监视面包师，让他不敢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好的面包。
于是，我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转到一个小小的但干净一些的地下室，打扫这个地下室也是我的职责。我面对的不再是四十个人的班组，而是一个人。此人两鬓花白，尖尖的山羊胡子，干瘦蜡黄得像熏过的脸，一双若有所思的黑眼睛和一张奇怪的嘴巴：小小的，像鲈鱼的嘴，肥厚的嘴唇嘟起来，一副随时想接吻的架势；眼睛深处闪着一丝嘲弄人的神情。
这个面包师当然要偷东西—开工的头一天晚上，他就“顺手”把十个鸡蛋、约三俄磅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挪到一边。
“这个，这是要给谁？”
“这些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和和气气地说道，皱起鼻梁补了一句，“一个很—很可爱的小姑娘！”
我本想让他明白偷盗是种犯罪行为。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我不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还是连我自己都没说服自己—我的话没有发挥什么效力。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大木箱子上，望着窗外的繁星，吃惊地喃喃道：
“他还教训起我来了！头次见面就训人！论岁数，我比他大三倍呢，真是滑稽……”
他眺望着星星，问我：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在哪家干过？在谢苗诺夫那里？就是闹过暴动的那家吧？[ 时间是在1886年春，高尔基曾参与此事。]哦，看来，我梦见过你……”
“我能一眼看穿大地，它就像一个大馅饼，里面填满了各种宝藏：一罐罐的钱、一箱箱的财宝、到处都是生铁，都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不止一次梦见熟悉的地方，比如那个澡堂，在澡堂角落里严严实实埋着一整箱银盘银碗。我睡醒后就趁着夜色去挖，挖了一俄尺半[ 1俄尺≈0.711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些煤炭渣和一个死狗脑袋。这就算是找到了！忽然，哗啦一声！窗户玻璃碎了，有个婆娘声嘶力竭地狂叫：‘门卫，有贼啊！’我当然跑掉了，要不，准要挨顿毒打。真好笑。”
我常常听他说这个词“真好笑”，可这个名叫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的面包师自己并不笑，只是带着笑意眯缝起眼睛，皱起鼻梁，撑大鼻孔罢了。
他的梦其实并不稀奇古怪，只是跟现实生活一样无聊而荒唐而已。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梦境津津乐道，而关于他周围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却总不喜欢提起？[ 作者注：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学杂志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卢托宁－科洛维亚科夫在奇斯托波尔县的某地发现了一处宝藏—一盒子阿拉伯钱。]
有件事轰动了全城：一个茶叶富商的女儿因为被强迫出嫁，刚从教堂婚礼下来就开枪自杀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跟在她的灵柩后面，有好几千人呢，大学生们在她的坟墓前发表演说，警察驱散了他们。面包作坊隔壁的小店铺里，大家都在大声说着这个悲剧。店铺里面的那个房间挤满了大学生，愤怒、刺耳的话语传到了我们这边的地下室。
“这个姑娘，是因为出嫁前挨打挨少了吧！”卢托宁说道，紧接着又对我说：
“就像我在池塘抓鲫鱼，突然，警察来了：‘不准动！你好大的胆子！’我无处可逃，就往水里一钻，然后—就醒了……”
不过，虽说他不大留意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就觉得这个面包店有点不大寻常，铺子里做生意的竟然是两个喜欢读书的不懂行的姑娘—面包店老板杰连科夫的妹妹杰连科娃和她的女友，这个女友是个大个子，白里透红的脸蛋儿，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大学生们常常来面包店，在铺子里屋一坐下来就是好一阵子，他们时而嚷嚷，时而耳语着什么。店老板很少出现，而我这个“打下手”的，俨然就是这家面包店的掌柜。
“你是老板的亲戚吗？”卢托宁问，“或许，他要招你做妹夫吧？是吧？真好笑。那些大学生干吗老来这里溜达呢？是来找姑娘吧……就是啦。嗯，有这个可能……尽管这两个姑娘还算不上十分标致……这帮大学生啊，比起追女孩，大概更想来这里吃白面包吧。”
“瓦尼亚！[ 伊万·卢托宁的昵称。]”
她戴着花头巾，下面露出几绺卷曲的淡黄色头发，就像一个个小圆圈儿、小圆球似的挂在她红通通圆鼓鼓的脸蛋和低低的额头上，挠着她那还没睡醒的眼睛。她慵懒地用一双小手把头发从脸上拂开，手指头像婴儿似的好笑地揸开着。真有趣—跟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能谈些什么呢？我叫醒面包师，他问她：
“来啦？”
“你看看吧。”
“睡得怎么样？”
“嗯，干吗问这个？”
“梦见什么啦？”
“不记得了……”
城里一片寂静。其实也不尽然—某处传来清道夫扫帚的沙沙声，刚刚睡醒的麻雀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初升太阳的温暖光线射在地下室的窗玻璃上。我很喜欢这样深沉的早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毛茸茸的手，去抚摸那小姑娘的光脚。她木然地随他摸，没有一丝笑容，眨着绵羊般的眼睛。
“彼什科夫，把奶油面包取出来吧，是时候了！”
我从炉子里取出铁烤盘，面包师从上面抓了十来个奶油面包、千层面包、梭形面包，扔到小姑娘张起的裙摆上，小姑娘把滚烫的奶油面包在两手间抛来抛去，用黄色的羊牙齿咬着吃，被烫了嘴，气得哞哞地呻吟起来。
面包师得意地看着她，说：
“把裙摆放下来，不害臊的姑娘……”
等她走后，他在我面前炫耀道：
“看到没？像个小母羊，满头鬈发。我嘛，老弟，有洁癖，不跟娘们儿混，只跟小姑娘玩。这是我的第十三个了！她是尼基福内奇的教女。”
听着他那得意扬扬的话，我暗想：
“难道，我也要这样生活吗？”
我从炉子里取出论重量卖的白面包，捡了十到十二个大圆面包放到一个长板子上，急忙送到杰连科夫的铺子去，然后回来把能盛两普特重东西的篮子装满小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跑着送到神学院，以便赶上大学生们的早茶。我站在大食堂的门口，把白面包卖给大学生们，有的赊账，有的给现钱，一边卖，一边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有个教授古谢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死敌。有时，在我篮子里的面包下面放着几本小书，我得悄悄把它们塞到某个大学生手里，有时，大学生们也会把书和字条藏到我的篮子里。
每周一次，我得跑趟远门—去“疯人院”，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在那里用病人做实例给大学生们讲课。有一次，他给学生们看一个患狂躁症的病人，此人出现在教室门口，个子高高的，穿一身白色的病号服，戴顶尖帽子，像一只袜子，我忍不住笑了一声，他在我身边停留了片刻，瞟了我一眼，我后退了一步，仿佛他那黑黢黢的、火辣辣的犀利目光直接打到我心坎上似的。当别赫捷列夫揪着胡子一本正经地跟病人谈话的时候，我悄悄用一个手掌抚摸着脸颊，就像被热灰烫着了似的。
大学生们像不会说话的鱼似的沉默着，只听见教授那清晰的话音，他的每个问题都招来病人一阵低沉嗓音的厉声呵斥，这声音就像是从地板下，从死气沉沉的白墙里发出来似的，这病人的举止就像大主教似的迟缓而威严。
深夜，我写了一首关于狂躁病人的诗，给他取名“众王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顾问”，这人的形象在我心里驻留了很长时间，弄得我心神不宁。
我每天要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中午睡觉，所以只有在工作的空当，也就是揉好一个面团，而另一个面团还没发酵，以及把面包放进炉子烘烤的时候，才有时间读书。随着我渐渐摸到了手艺窍门，面包师要干的活也越来越少，于是他带着亲切的语气“教导”我：
“你呀，很能干，过个一两年，你就是一名面包师啦。真好笑。你还年轻，人们不会听你的，不会把你当回事……”
他不赞成我一门心思读书：
“你最好别读书了，睡觉去吧。”他常常关心地说，但从没问过我读的是些什么书。
各式各样的梦、关于宝藏的各种幻想和那个圆滚滚的短腿小姑娘，让他忙得不亦乐乎。那个小姑娘常常深夜才来，他要么带她到过道中堆着的面粉袋子上去，要么，如果天冷的话，就鼻梁一皱，对我说：
“你出去半个小时吧！”
我边往外走，边想：“这种恋爱怎么跟书上写的大不一样啊……”
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常给她烧茶炊，但尽可能避免见到她—跟她在一起有些不大自在。她那双孩童般的眼睛老是直勾勾地看着我，简直让人受不了，头几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这双眼睛深处在微笑，我感觉那是一种嘲笑。
我力气太大，因此显得很笨拙，面包师看我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袋，不无遗憾地说：
“你的气力抵得上三个人，可就是不灵活！就算你个子高，那还是—一头公牛……”
尽管我读了不少书，喜欢读诗，而且还开始写诗，但我仍然说着“自己的话”。我觉得“自己的话”虽然沉重、尖刻、刺耳，但只有它们才能表达我内心最深处的复杂思想。有时，为了抗议那些跟我格格不入的、令我愤愤不平的事情，我会故意说粗话。
“鬼知道您说的什么，那不是话，是秤砣！……”
总的说来，我对自己也不满意，这种情形时常出现在少男少女身上；我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脸盘颧骨较高，像个卡尔梅克人[ 卡尔梅克人是居住在俄国西南部的蒙古游牧民族。]的脸，嗓音也不中听。
老板的妹妹动作灵活、迅速，像只空中飞舞的燕子，我觉得她那灵巧的动作跟她那圆滚滚、软绵绵的身段不大协调。她的姿势和步态有点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快活，她常常大笑，听着这爽朗的笑声，我想：“她想要我忘记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吧？”我可不想忘记这个，我看重不寻常的事情，我得知道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
有时，她问我：
“您在读什么书？”
我简短回答了她，很想问她：
“您干吗想知道这个？”
有一次，面包师爱抚着短腿小姑娘，带着醉意对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哎，最好去老板妹妹那里，干吗要放过这机会呢？要知道那些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要是他再说这样的话，就用秤砣敲碎他的脑袋，然后就去了过道，到堆放的面粉袋那里去了。透过没有关严实的门缝，我听到卢托宁说：
“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他饱读诗书，整天像个疯子似的过日子……”
门洞里，老鼠们在吱吱叫着乱窜；面包作坊里，小姑娘在呻吟。我走到院子里，小雨正懒洋洋地、几乎悄无声息地飘洒着，不过还是有些闷，空气中满是烧过的炉渣味—有树林烧起来了。已经过去大半夜了，面包店对面有房间开着窗户，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有人哼起了歌：
圣瓦尔拉米[ 圣瓦尔拉米是基督教的圣徒。此歌名叫《从早到晚》，当时流行在喀山神学院学生中间。]自己啊，
带着金色光轮的头颅，
从天上看着他们啊，
露出了微笑……
我设想着玛丽亚·杰连科娃躺在我的一双膝盖上，就像那个躺在面包师卢托宁双膝上的小姑娘，但整个觉得这完全不靠谱，甚至有点可怕，简直匪夷所思。
他整夜不断地啊，
喝啊，唱啊，
喔！他啊……
还干那事儿啊……
和声中那个浑厚的男低音“喔”显得特别突出。我弯下身子，双手支在膝盖上，望着一个窗户；透过窗帘的镂空花边，我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淡蓝色灯罩下，一盏小灯照着灰色的墙壁，灯前，一个姑娘面朝窗户坐着，正在写着什么。她抬起头，用红笔套把鬓角的一绺头发捋了一下。她眯缝着双眼，露出了微笑，慢慢把信叠起来，装入信封，用舌头沿着封边舔了一下，就算封好了，然后，把信封扔到桌子上，伸出比我小指头还要小的食指朝信封狠狠点了几下，然后，又拿起信封，皱着眉头拆开信封，看了一阵，又塞进另一个信封，粘好，伏到桌子上写地址，然后拿着信封在空中挥舞，就像拿着一面白色的旗帜。她旋转着，拍着手，朝屋角走去，那里有一张她的床，随后从那里走出来，脱掉短褂子，露出像酥油饼一般圆润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消失在屋角里。当你观察一个人如何独自面对自己时，你会觉得他就是个疯子。我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一个姑娘家独自住在那个狭小房间里，这该是多么奇怪的生活啊。
短腿小姑娘裹着头巾，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咕哝着：
“快进作坊吧……”
面包师一边从大箱子里掏面团，一边跟我说起他的这个小情人是如何温柔体贴、如何孜孜不倦，而我则暗想：
“这样下去，我该如何是好？”
我感觉就在近处，某个角落里，一场灾难正等着我。
面包店的生意很兴隆，杰连科夫在找一个面积更大的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太好了，我的活儿实在太多，忙都忙不过来，累得头昏脑涨。
“到了新作坊，你就该是高级助理了，”面包师给我打了包票，“我要跟老板说，叫他每月给你十卢布。就这么定了。”
我心里明白，有我这个“高级助理”，他会很省心，他不爱干活儿，而我则喜欢干活儿，疲倦对我有好处，能够消除内心的恐惧，抑制性本能的旺盛需求。只是没法读书了。
“真太好啦，你把读书给戒了，老鼠会吃了它们的！”面包师说道，“难道你没做过梦吗？也许，还是做过，只是不愿说出来吧！真好笑。要知道，把梦说出来是最没害处的事啦，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对我很亲切，甚至对我还有那么几分尊重。要么，就是害怕我这个老板的“眼线”，虽说这并没妨碍他天天不露痕迹地偷面包。
外婆过世了[ 1887年2月。]。下葬后七周，我才从表哥的来信中得知了她的死讯。这封简短的、没有逗号的信里说，外婆在教堂台阶上收施舍，摔了一跤，折了一条腿，到第八天，突发坏疽病去世了。后来我才打听到，我的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以及表姐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这些年轻人就靠着老太婆过日子，吃她讨来的施舍，他们就没想到叫大夫来给她治病。
信里是这样说的：
她安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公墓我们大家给她送葬还有那些叫花子他们都爱她都哭了。外公也哭了把我们都赶走一个人留在墓地我们从远处灌木林看着他哭他也快死了。
我没有哭，只记得像有一股刺骨的寒风袭来。夜里，坐在劈柴垛上，我很想跟某人讲讲外婆，讲她是多么真诚、聪明，是所有人的母亲。这个沉重的念头压在我的心头很久，但是无人可讲，就一直没说出去，渐渐地，就淡漠了。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这段日子，是在读了契诃夫的那篇真实得令人吃惊的讲一个马车夫跟马儿谈自己儿子之死的短篇小说[ 指《苦恼》。]之后。很遗憾，在那段极度悲伤的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马儿，也没有狗儿，更没有想到去跟耗子谈自己的悲苦—面包作坊里倒是有不少耗子，我跟它们处得还不错。
“听说你喜欢读书，对吧？”他问我，“都读些什么样的书呢？举个例子吧，比如，是圣徒传，还是《圣经》呢？”
“我平时读《圣经》，也读圣徒传。”这让尼基福内奇吃了一惊，看来，是把他给弄糊涂了。
“哦，真的吗？读书可是件合法的好事啊！那—托尔斯泰伯爵的文章你也偶尔读一些吧？”
我也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不过，好像不是那些让警察感兴趣的文章。
“这些，都是那些大家都在写的普普通通的书，不过，听说其中一些是反对神父的，那倒是可以读读！”
我读过他几本胶印版的书[ 指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著作，当时为教会检查机构所禁，但却在地下流传。]，但觉得太枯燥乏味。我明白，关于这些书没必要跟警察较劲。
经过几次在街上边走边谈后，老警察就邀我去他家做客了：
“到我的岗亭来喝茶吧。”
我嘛，当然明白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我还是想去他那里看看。我找一些聪明人商量此事，都认为若是我回避这个岗警的一番好意，那恐怕会引起他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就到尼基福内奇的岗亭做客去了。这个小陋室的三分之一是俄式炉子，三分之一是一个挂着印花布帐子的双人床，**有好些个带大红布枕套的枕头，剩下的空地放着碗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窗前的一个长凳子。尼基福内奇坐在长凳子上，解开了制服扣子，他的身躯挡住了这个小房间的唯一一个小窗户，我旁边坐着他的老婆，这是个胸脯丰满、二十岁左右的女人，红红的脸蛋上，那双狡猾而凶狠的眼睛呈奇怪的瓦灰色，她那鲜红的嘴唇任性地鼓着，嗓音有些干涩，带着怒气。
“听人讲，”警察说道，“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去你们的面包作坊，这个****下流的小婊子，我看所有的娘们儿都是这个德行。”
“都是？”他老婆问。
“没一个不是！”尼基福内奇坚决地肯定道，胸前的奖章晃得直响，就像马晃着身上的马具似的。他仰头喝掉一小碟茶，又兴致勃勃地讲起来：
“从最下等的站街妓女……到最高等的女皇，没一个不荒**不下流的！示巴女王[ 《旧约·列王记上》第十章。示巴女王听闻了所罗门王的名声，就用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黄金来觐见所罗门王，向他倾诉了心里的一切。]穿过两千俄里[ 1俄里≈1.067公里。]荒漠去找所罗门王，也是为了荒**。叶卡捷琳娜女皇虽号称大帝，还不是这样……”
“比如，那个一年级大学生普列特涅夫。”
他老婆叹口气，插了一句：
“他人长得不怎么样，可还算不错吧！”
“谁啊？”
“普列特涅夫先生。”
“首先，他还不是先生，要等毕业后，才能叫他先生，他暂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这样的大学生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第二，你说他还算不错，这是什么意思？”
“他年轻、快乐呗。”
“首先，草台戏班子里的小丑也是快乐的……”
“那些小丑是因为钱才快乐。”
“闭嘴！其二，老狗也曾经是小狗，姜还是老的辣……”
“小丑就跟猴子一个样……”
“我再说一遍，叫你闭嘴！听到没？”
“哦，听到了。”
“那就好……”
尼基福内奇驯服了老婆，转来劝我：
“嘿，你该跟普列特涅夫认识一下，他可真有趣！”
他八成在街上看到过我和普列特涅夫一起，或许，还不止一次，我说：
“我们认识。”
“是吗？这样啊……”
他的话音里有些懊丧，接着猛地晃动身子，胸前的奖章又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我一下子警惕起来：我知道普列特涅夫正在用胶版印某种传单。
他老婆一边用腿碰我的腿，一边调皮地挑逗老头子，而他，就像孔雀开屏似的，炫耀着他的花言巧语。他老婆的恶作剧搅得我心神不宁，无法专心听他说话，稍一走神，他的嗓音又变了，变得更轻、更郑重其事了：
“有条看不见的线，明白吗？”他问我，睁着圆圆的眼睛盯着我的脸，像是在害怕着什么，“你姑且把沙皇陛下看成一个蜘蛛……”
“喔呀，瞧你！”那女人惊叫起来。
“你，住嘴！蠢货，这么说是为了浅显易懂，不是有意诽谤，母狗！快去收拾茶炊……”
他眉头往上一挑，眯缝起眼睛，继续煞有介事地往下讲：
“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像一个蜘蛛网，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陛下和皇室及其他人为中心，穿过各个内阁大臣，再穿过各个省长大人、各级官僚，一直到我，甚至到最下等的士兵。这条线无所不通，无所不连，像一座无形的城堡，维持着沙皇统治的万世永固。但是，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却想方设法要扯断这条线，好像他们是为了人民似的！”
他身子朝着我探过桌面，恶狠狠地悄声说：
“你明白没？明白就好。我干吗跟你说这些？你的面包师老夸你，说你这小伙子聪明、老实，还打着光棍。可是，那些大学生老往你们面包店钻，整晚整晚地待在杰连科娃那房里。要是只有一个大学生，那还清楚，但要是很多大学生呢？嗯？我不好说大学生坏话，今天他是大学生，明天他就可能是检察官的同事呢。大学生们都是好样的，只是他们太急于出人头地了，而沙皇的敌人们在不断挑唆他们！明白不？我还要跟你说……”
“我们来杀盘跳棋吧？”他高兴地说，浑身洋溢着一股子俏皮劲儿。
“我的老丈人，我老婆的父亲。”尼基福内奇垂头丧气，很不爽地说道。
过了几分钟，我就告辞走了。那个调皮捣蛋的少妇在我身后关上门，顺手拧了我一把，说：
“多红的云彩啊，像火焰一样！”
天上有一块小小的金黄色云朵，正在慢慢散去。
虽然不想得罪我的那些老师们，但我还是得说，这个老岗警比他们更透彻、更直白地跟我讲清楚了国家的政权架构。上面某个地方坐着一只蜘蛛，从它那里伸出许多“看不见的线”，牢牢地连接和束缚着所有人的生活。很快，我就学会了随处察觉这种线结成的各种结结实实的圈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