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城市是个地狱啊!到处乱糟糟的,教堂呢,倒是有一万四千零六座,但是人呢,全是些骗子!那里所有的人都生了疥疮,像癞皮马似的,真的!商人、军人和市民都是边走边挠痒。的确,那里有个‘炮王’,那炮筒可真粗啊!是彼得大帝亲自浇铸的呢,用来打叛乱分子的。有个贵族娘们儿因为爱他而起来反叛他。彼得大帝跟她天天耳鬓厮磨,同居了整整七个年头,然后就丢下她和三个孩子不管了。这女人发飙了,于是就起来反叛!就这样,我的老弟,这个大炮就嘭嘭发射炮弹打叛乱分子,九千三百零八人就这样一命呜呼啦!甚至,连彼得大帝自己都吓坏了。‘不成,’他对菲拉列特大主教说,‘得把这个该死的大炮堵上,别让人随意放炮啦!’于是就堵上了……”

我说这全是胡扯,他一下子来了气:

“我的上帝啊!你这人可真龌龊!这故事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五一十讲给我听的,可你……”

他常去基辅“拜圣徒”,他说:

“这个城市,就像我们的村子,也在一个山上,也有一条河,嗯,我忘叫什么名了。跟伏尔加河一比,那就是一水洼子!坦率地说,这城市乱得很。所有的街道都弯弯曲曲的,都往山上伸着。人嘛,都是‘霍霍尔’(乌克兰人),可不是米哈伊洛·安东诺夫(罗马斯)那样的纯种‘霍霍尔’,他们是半波兰半鞑靼的混血。他们不会说话,只会瞎扯。那里的人都不修边幅,一身脏兮兮的,爱吃蛤蟆,那里一个蛤蟆足有十俄磅重呢。他们骑牛,也用牛耕地。他们的牛太大了,连最小的也比我们这里的大四倍,有八十三普特重啊。那里有五万七千个修士,主教有两百七十三个……哼,奇怪!你怎么能跟我争论呢?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你去过那里吗?没有吧。呵呵,这不就结了!我这人啊,老弟,做事最讲究精确了……”

他喜欢数字,在我这里学会了加法和乘法,可就是没耐心学除法。他兴致勃勃地算多位乘法,就是老算错。他拿一根木棍在沙地上写出一长串数字,吃惊地瞪着一双孩子般的眼睛,赞叹道:

“这玩意儿谁也没法念出来吧!”

巴里诺夫是个邋里邋遢的人,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不过,脸却还算漂亮的,有卷曲、好玩的小胡子,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露出稚气的微笑。他和库库什金身上似乎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因此他俩才老是彼此回避吧。

巴里诺夫有两次去里海捕鱼的经历,他喃喃说道:

“那个大海啊,我的老弟,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啊。你在它面前,就是一个小虫子而已!你一看见它,就忘记你自个儿啦!那里的生活可真甜蜜啊。什么人都往那里跑,甚至有个修道院院长也一个人来了,还行,能干活儿!有个厨娘,也是一个人来的,她曾经做过检察长的情人,你瞧,还有比这更美的差事吗?但是,她一想到海也受不了啦,对检察长说:‘你呀,检察长啊,对我是不错,可我还是要跟你拜拜。’因为啊,无论是谁,哪怕只见过一次海,就会老想着再去看海。那里一望无际,跟在天上一样,没有你推我挤的人群!我也要到那里过一辈子啦。我不喜欢这里的人,的确这样!我要是能在荒郊野岭做个隐士就好了,可就是不知道哪里才算是像样的荒郊野岭……”

他像个丧家犬似的在村子里四处晃**,人们都没把他当回事,不过,大伙儿倒是挺爱听他讲故事,就像听米贡唱歌一样。

“真会编!真有意思!”

他那些虚构的故事有时甚至把像潘科夫这样实在的人也给弄糊涂了。有一次,这个不那么容易轻信人的庄稼汉对霍霍尔说:

“巴里诺夫说,书里并没把伊凡雷帝的事情写全,有很多被隐瞒了。伊凡雷帝似乎会变形,常常变成老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钱币上铸造了一只老鹰。”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发现:凡是那些奇幻的、有时显然编得很离奇的故事常常比那些严肃地讲述生活真理的故事更受欢迎。

当我把这种现象告诉霍霍尔时,他笑了笑,说:

“这种现状会改变的!只要人们学会了思考,就会想到真理。至于巴里诺夫、库库什金这些怪人,您得理解他们。这类人,您是知道的,这是些艺术家、作家。或许,当初基督也是这样的怪人吧。您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有些事情他还真虚构得不错啊……”

让我惊讶的是,所有的这些人都很少,也不喜欢谈到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头儿常常肯定地说:

“这一切都是拜上帝所赐!”

不过,我总是从这些话里听出某种绝望的感觉。我跟这些人处得很愉快,从他们的夜谈中学到不少东西。我觉得罗马斯所提的每个问题,像一棵棵大树,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里,在土壤的深处,这些树根跟其他古树的树根交织在一起,在大树的每个枝条上开出了思想之花,枝繁叶茂地长出了响亮的话语的叶子。我感觉自己在成长、在进步,饱吸了书籍那丰润的蜜汁,我说话更自信了,霍霍尔已经不止一次笑着夸奖我:

“干得好,马克西莫维奇!”

要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他说出这样的话啊!

潘科夫有时带着他的老婆来,这是个小个子女人,一张温柔的脸上长着一对聪明伶俐的蓝眼睛,穿着城里的流行时装。她静静地坐在屋子的一角,温文尔雅地抿着嘴唇,可是没多久她就会吃惊地张开嘴,惊恐地睁大眼睛。偶尔听到一句称心的话,她双手掩面,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潘科夫向罗马斯递了个眼色,说:

“她听懂了!”

常常有一些机警的人来找霍霍尔,他和他们一起来到我住的阁楼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阿克西尼娅给他们送吃送喝,他们就睡在阁楼上,除了我和厨娘,谁也见不到他们。厨娘对罗马斯就像狗一样忠诚,崇拜得五体投地。每天夜里,伊佐特和潘科夫就用小船送那些人到附近过往的轮船上,或者罗贝什卡码头上去。我从山上望着小船在黑漆漆的或者闪着银色月光的河水里时隐时现。小船上摇晃着一盏灯笼,在吸引轮船船长的注意。我望着,觉得自己也是这项伟大的秘密活动的参加者。

玛丽亚·杰连科娃从城里来了,可我从她眼神里再也找不到那令我难为情的东西,她的眼睛,我感觉已经是一个大姑娘的眼睛了。这个姑娘因为意识到自己有个可爱的外貌而感到幸福,也因为有个大个子大胡子男人照顾她而感到高兴。那男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像跟所有人说话那样,平静并略带嘲笑,只是抚弄胡子更频繁一些,目光更温存一些。她的细嗓门发出快乐的声音,她穿着天蓝色的大衣,淡黄头发上系着天蓝色的带子。她那孩子般的双手奇怪地不停地动,像是在找什么,像是要抓住什么才好。她几乎是闭着嘴唇一刻不停地哼着什么曲子,用小手绢扇着粉红的、快要融化的脸。她身上有种新东西惹得我很不爽,我生气了。我尽量跟她少碰面。

七月中旬,伊佐特失踪了。有人说他淹死了,过了两天才搞清楚:在伏尔加河下游离村子大约七俄里的地方,他的小船冲上长满青草的河岸,船底被凿穿,船舷被打烂。人们这样解释这次不幸,估计伊佐特是在河面上睡着了,他的船在下游离村子大约五俄里的地方撞上了锚泊在那里的三艘驳船的船头。

这事发生的时候,罗马斯还在喀山没回来。当晚,库库什金到我们杂货铺来了,垂头丧气地坐在麻袋上,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自己的脚,抽着烟,问:

“霍霍尔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他开始用手掌揉搓那张苦脸,轻轻地骂着,像喉咙卡着块骨头似的吼叫。

“你怎么啦?”

他咬着嘴唇瞟了我一眼,眼睛红了,下巴直哆嗦。看他没法说话,我不安地等着某个不幸的消息。最后,他向街上看了一眼,结结巴巴吃力地说:

“我跟米贡去了。见到了伊佐特的小船。船底被斧头劈开,懂了吧?也就是说—伊佐特是被人害死的!这肯定是……”

他摇着头,一句接一句地骂着,扯着嗓子呜咽,接着又沉默了,开始在胸口画十字。这个农民是多想放声痛哭啊,可不能,也不会,浑身哆嗦,又恨又悲地喘着气,让人不忍直视。他猛地跳起来,摇着头,走了。

第二天傍晚,孩子们去河里洗澡,在上游离村子不远的岸边,有只干透了的破驳船,船下面躺着伊佐特。驳船的一半在岸边礁石上,另一半在水里,船尾的破舵板上挂着伊佐特的尸体,脸朝下,长长的身躯平躺着,被打破的脑袋已经空了—水流把脑浆冲走了。这个渔夫是被人从后面袭击的,整个后脑勺都被斧头劈掉了。水流摇动着伊佐特,冲得他的两条腿往岸边甩,冲得渔夫的两只手在不断划动,仿佛他在奋力往岸边爬。

岸上站着二十来个富农,沉着脸,凝神看着,贫农们还没从地里回来。贼头贼脑、胆小如鼠的村长挥舞着手杖四处乱窜,抽着鼻子,用粉红色衬衣的袖口揩着鼻涕。矮壮敦实的杂货铺掌柜库兹明大叉着双腿,挺着肚子站在那里,看看我,又看看库库什金。他凶狠地皱着眉头,无色的眼里淌着泪,那张麻脸看上去挺悲伤的。

“哎呀,这真是瞎胡闹!”村长数落着哭起来,那双罗圈腿迈着碎步,“哎,这些农民,简直不像话!”

村长的儿媳,一个壮实的年轻女人,坐在礁石上,木然地望着河水,一只发抖的手画着十字,嘴唇嚅动着。她的下嘴唇又红又厚,狗嘴似的向下垂着,露出黄色的绵羊般的大牙,很难看。小姑娘们、男孩们从山坡上像一团团的彩球滚下来,一身尘土的农民们也急匆匆地迈着步伐赶过来。人群在小声嘀咕:

“这男人可喜欢惹是生非了。”

“这是怎么啦?”

“看吧,那个库库什金也爱惹是生非……”

“就这样白白把人给害死了……”

“伊佐特还是挺老实的……”

“老实?”库库什金哀号着朝农民们扑过来,“那你们干吗要杀死他,嗯?一群恶棍!啊?”

突然,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如同鞭子一般打在众人身上。农民们叫喊起来,互相推搡着、呵斥着、吼叫着,库库什金一下跳到那个杂货铺掌柜跟前,照着他那张歪歪扭扭的麻脸就是一巴掌:

“欠揍,畜生!”

他抡起拳头打开一条路,从乱哄哄的人堆里跳出来,开心地冲我大叫:

“快走,要打架了!”

他挨了揍,从打破的嘴唇吐出了血,可他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

“看到没有?我扇了库兹明一耳光!”

巴里诺夫向我们跑过来,心惊胆战地回头望着挤在驳船旁的人群,人群里传出村长尖细的声音:

“哼,你说,我纵容了谁?你说啊!”

“我该离开这里了。”巴里诺夫不满地说着,往山上走去。傍晚天气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紫红色的太阳渐渐落到厚厚的瓦蓝色的浓云中,红色的反光在灌木枝叶上闪耀着,好像听到有什么地方在打雷。

伊佐特的尸体在我面前晃动着,破脑袋上的头发被水流冲刷得笔直,好像立起来了。我回忆起他那低沉的嗓音和那几句经典的话:

“每个人身上都有孩子气,应该看到这点,应该看到孩子气!比如霍霍尔,他像个铁人,而他的内心却是个孩子!”

库库什金跟我一起走着,气愤地说:

“他们要把我们全搞成这样……天啊,真是蠢啊!”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霍霍尔回来了,看上去对某件事很满意,对人特别亲切。我把他让进小木屋时,他搂住我的肩膀:

“睡得不够吧,马克西莫维奇!”

“伊佐特被杀了。”

“什么—什么啊?”

他的颧骨忽然凸起一大块,胡子哆嗦着,好像涓涓细流涌上了胸口。他没有脱帽子,站在房间中央,虚着眼睛,直摇头。

“这样啊,知道是谁干的吗?嗯,那……”

他慢慢走到窗前,坐在那里,伸出双脚。

“我跟他说过这事……官府有人来过吗?”

“昨天区警察局局长来了。”

“嗯,有什么结果没?”他问道,然后自问自答,“当然,什么结果也不会有!”

我告诉他,那个区警察局局长跟往常一样,在杂货铺掌柜库兹明那里打尖歇脚,并吩咐把库库什金投进看守所,因为他扇了杂货铺掌柜一耳光。

“哦,那还能说什么?”

我到厨房烧茶炊去了。

喝茶的时候,罗马斯说:

“这些人真是可怜又可悲!他们杀了自己的好人啊!可以想象,他们害怕好人。就像这里流行的说法,他们跟好人‘不投缘’。记得我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时候,有个苦役犯跟我讲:他本来是做贼的,他们一伙有五个人。其中一个说:‘兄弟们,我们干脆洗手不干了吧,反正也没什么好处,日子过得还是一样糟!’就为这个,他们趁他喝醉睡着掐死了他。那苦役犯夸奖这个被掐死的同伴:‘后来我杀过三个人,但并不惋惜,只是对这个同伴,直到今天还惋惜不已,这个好伙伴,聪明、快乐、心地纯净。’‘那你们干吗要杀害他呢?’我问道,‘是怕他出卖你们吗?’他竟然一下子生气了:‘不,他绝不会为钱出卖同伴的,绝不会!就因为我们跟他合不来,我们全都有罪,但就他一人像个正人君子。这可不大好。’”

霍霍尔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背着双手,嘴里叼着烟斗,穿一身长及脚后跟的鞑靼式白褂子,一双光脚重重地踏着地板。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

“我有好多次遇到这种害怕正派人、害死好人的事情。他们对这样的好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先巧妙地设计陷害他,然后千方百计消灭他;另一种是像狗一样,仰望着他,匍匐在他面前,这种态度较少见。至于向正派人学习如何生活,仿效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也不会。也许,是他们不愿意吧?”

他端起那杯已经冷了的茶,说:

“可能他们是真不愿意啊!您想想,这些人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忽然冒出一个人起来造反说:这样生活可不行!不行?可我们把最好的精力都投入到这样的生活里了,见你的鬼去吧!‘啪’的一声,照着这位说教的正派人就是一个大嘴巴。你少管闲事!不管怎么样,那些敢于说出‘这样生活可不行’的人才是明白生活真理的。真理与他们同在,也正是他们把生活推向好的方向。”

他往书架挥了一下手,继续说:

“特别是这些书!哎,要是我能写书该多好!可我不适合干这行,我的思想笨拙、没什么条理。”

他坐到桌子旁边,胳膊肘支着,抱着头,说:

“伊佐特真是可惜了……”

接着沉默了好久。

“好吧,我们去睡觉吧……”

我回到阁楼上,坐在窗前。田野上扯起了闪电,照亮了半个天空;当天空射出微红的光束时,似乎连月亮也哆嗦起来了。狗儿们在冲动地哀号,要是没有狗吠,我还真以为自己住在一个荒岛上。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鸣,从窗户涌进来一大股闷人的热气。

我面前躺着伊佐特的尸体,就在这岸边的柳丛里。他那发青的脸朝着天空,但他那玻璃似的眼睛却严厉地看着自己的内心。金黄色的胡子末端黏成尖尖的一个小团块,里面隐隐可见愕然张开的嘴。

“最重要的是,马克西莫维奇,仁慈、亲切!我之所以喜欢复活节,就是因为它是最和蔼可亲的节日!”

他那被伏尔加河冲刷得发青的腿上,紧贴着一条被酷热的阳光晒干了的蓝裤衩。苍蝇在渔夫的脸上嗡嗡地叫,他身上发出阵阵让人发晕、作呕的气味。

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躬身进来,坐在我的单人**,一把握住大胡子。

“我嘛,您知道的,要结婚了!是的。”

“对女人来说,这里怕是有些艰苦吧……”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在等我说下去,可我不知该说什么。闪电的反光射进屋子,把屋里照得通亮。

“我要跟玛莎·杰连科娃[  玛莎是玛丽亚的昵称]结婚了……”

我不禁笑了,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这个姑娘还可以称作玛莎。真有意思。我记忆中她的父亲或者兄弟还没这样叫过她。

“您笑什么?”

“没什么。”

“您觉得我配她太老了吧?”

“哦,不是。”

“她跟我说您爱过她。”

“好像,是的。”

“那现在呢?不爱了吗?”

“嗯,我想是的。”

他的手松开握住的大胡子,轻声说道:

“在你们这个年纪好像常常是这样,而在我这个岁数就没什么好像了,这事就占去了你的一切,什么也不能想,也没有精力想了!”

他笑着露出整齐结实的牙齿,继续说:

“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约前83—前30),古罗马统帅,后三头同盟之一,后来依靠其情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的支持同屋大维争权,在公元前31年亚克兴海战中战败,与克娄巴特拉七世一起逃往埃及,于公元前30年同克娄巴特拉七世一起自杀于埃及。]之所以在亚克兴海战时被罗马皇帝屋大维打败,就是因为当‘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吓得退出战斗的时候,他放弃了舰队和指挥,驾着自己的战舰跟着她跑了。瞧,这样的事还经常发生呢!”

罗马斯站起身,挺直身子,像是在与自己的意志抗争,又重新说了一遍:

“无论如何,我得结婚!”

“马上?”

“秋天吧,等苹果收完再说。”

他走了,经过门框的时候头低得有些过分,我躺下睡觉,心想,要是我秋天离开这里,兴许会更合适些。他干吗说起安东尼呢?我可不喜欢这样。

采摘早熟苹果的时节来了。这年苹果大丰收,苹果树的枝丫被果实压得垂到了地面。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气弥漫在果园里,孩子们一边嬉戏喧哗,一边捡着虫蛀过的苹果和被风吹落的又黄又红的苹果。

八月初,罗马斯从喀山坐船回来了,带来一船的货物和装满货物的箱子。那个早晨,八点左右,霍霍尔刚洗了澡,换好衣服,正准备喝茶时,高兴地说:

“夜里坐船可真爽……”

突然,他伸着鼻子闻了闻,担忧地问:

“好像有股煤烟味?”

同时,院子里传来阿克西尼娅的哀号:

“起火啦!”

我们冲到外面—靠菜园那面的板棚墙着火了,板棚里我们存有煤油、焦油和食用黄油。我们惊慌失措地看了几秒钟,只见那些黄色的火苗在明晃晃的阳光下褪了色,正舔着墙壁往房顶上卷。阿克西尼娅提来一桶水,霍霍尔把水泼向正在燃烧的墙壁,然后把水桶一扔,说:

“真见鬼!您把油桶滚出来吧,马克西莫维奇!阿克西尼娅,快去铺子!”

我马上把一桶焦油滚到外面街上,然后去搬一桶煤油,可当我把它翻转过来时,桶上的塞子好像打开了,煤油流了一地。我找塞子的时候,火势却不等人,它那尖尖的火头已经烧穿板棚的木板门道,蹿进了板棚里面。屋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是在嘲弄地哼着什么曲子。我把这个没有满的油桶滚到街上,看到满街都是从各处哭叫着跑来的女人和孩子。霍霍尔和阿克西尼娅从店铺里把货物搬出来,放到山沟里。一个白发黑脸的老太婆站在街中央,舞着一只拳头威胁着、刺耳地尖叫着:

“啊—啊—啊,这群魔鬼!”

我又跑进板棚,发现它已是浓烟滚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从房顶上垂下来几条悬空飘动的红色火带,墙壁已经变成烧红了的栅栏了。浓烟呛着我喘不过气来,熏得睁不开眼睛,我勉强把桶滚到板棚门口,却陷在那里不能动弹,从屋顶撒落下来的火星灼伤了我的皮肤。我立即大喊着求救,霍霍尔跑过来,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外面:

“快跑!马上要爆炸了……”

他冲向过道,我跟着他,上了阁楼,那里有我的不少书。我把书往窗外扔出后,想把装着帽子的一个箱子也扔出去,可窗口狭窄了点儿,我正要用半普特重的秤砣打烂窗框,忽然,轰的一声,屋顶猛烈地哗啦哗啦响起来,我知道这是煤油桶爆炸了,头顶上的房顶猛烈燃烧起来,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红色的火焰在窗口翻滚而过,热浪弄得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冲向楼梯,一团团浓浓的烟雾扑面而来,数条紫色的火蛇沿着楼梯往上爬,下面过道里,噼噼啪啪地响着,像是谁的铁牙齿在啃着树木。我慌了神。眼睛被熏得无法睁开,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几秒—好似无限长的几秒钟。楼梯上方的天窗里露出一个红须黄脸,已经抽搐得扭曲了,然后就不见了,刹那间,火焰像许多根血红的火矛,刺穿了房顶。

除了感觉头上噼里啪啦响起来之外,我还听到有异样的声音。我想我死定了,一双脚变得很沉重,虽然我已经用手蒙住了眼睛,但眼睛还是很痛。

急中生智,我发现一个唯一的自救办法:我抱起我的床褥、枕头和一捆椴树皮,用罗马斯的羊皮袄裹住头,从窗户纵身跳了下去。

我在山沟沟沿上醒过来时,面前蹲着罗马斯,他喊叫着:

“感觉怎么样?”

我站起身来,呆呆地看着我们的木房子慢慢化为一堆红色的刨花。房子前面,好像有很多红色的狗舌头在舔着黑色的土地。窗户冒出一股黑烟,房顶仿佛长出了许多黄色的花,在摇摆着。

“哎,您怎么啦?”霍霍尔叫喊着,他满脸是汗,沾上了煤烟,流着脏兮兮的眼泪,一双眼睛惊恐地眨着,椴树皮缠在他的大胡子上。一股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喜悦充满我的心头—这是多么巨大的感情力量啊!随后,左脚痛起来,我躺下对霍霍尔说:

“左脚脱臼了。”

他摸了一下我的脚,然后猛地一拉,我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钻心地痛起来,过了几分钟,我大喜过望,一边跛着脚,一边把抢救出来的东西往澡堂那边搬,罗马斯叼着烟斗,兴奋地说:

“我本以为您烧死了,那会儿油桶爆炸了,煤油溅到了房顶上,火焰像柱子一样立起来,很高,然后天上形成一团蘑菇云,木房子一下子就没入火里了。我想,马克西莫维奇这下准完蛋了!”

他恢复了往常的平静,细心地把东西堆成一堆,对蓬头垢面的阿克西尼娅说:

“您坐那里守着,别让人偷了,我这就去灭火……”

山沟里的烟雾里,飘飞着白色的纸片。

“唉,”罗马斯说,“这些书可惜了!都是我心爱的书啊……”

大火已经烧毁了四幢木屋。这天无风,火焰不慌不忙地往左右蔓延着,弯曲的火舌似乎懒洋洋地钩着篱笆和房顶。烧红了的梳子梳理着屋顶的干草,弯弯的火手指撩拨着篱笆,就像在弹古斯里琴似的,烟雾弥漫的空中,传来火焰那幸灾乐祸、如泣如诉的热烈歌唱,渐渐烧掉的木头传来轻轻的,甚至是温柔的噼里啪啦的爆炸声。从烟雾的云朵里掉下来“金色的乌鸦”,落到街上、院子里。农民们和妇女们跑来跑去,每个人都担心着自家的东西,哀号阵阵:

“水啊—水!”

水源在很远的地方,在山坡下面的伏尔加河。罗马斯很快凑集起一帮庄稼汉,把他们推来搡去,分成两个小组,命令他们去拆掉篱笆和火场两边的房子。众人都乖乖听他指挥,同正在吞噬整排房子、整条街的熊熊大火展开更加行之有效的斗争。不过,他们干起活来还是心有余悸,似乎泄了气,像在给别人家打工似的。

我自己的心情倒是蛮愉快的,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劲。街的尽头,我看见村长和库兹明带着一帮富农站在那里袖手旁观,一些人挥着手、舞着拐杖喊叫着。农民们从田野里骑马疾驰而来,胳膊肘舞得跟耳朵一样高,女人们朝他们哭叫,孩子们在乱跑。

又一家院子的房子着火了,需要尽快拆除牲畜棚的一段篱笆墙,它是用粗大的枯树枝编成的,火焰已经把它变成了一道鲜红的火带。农民们着手砍篱笆的木桩,火星和灰烬纷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闪到一旁,用手拍打着燃起来的衬衣。

“别怕啊!”霍霍尔叫起来。

但没什么作用。于是,他从一个人头上扯下一顶帽子,往我头上一扣,说:

“您从那头砍,我从这头砍!”

我砍倒了一两根木桩,篱笆墙摇晃起来,于是我干脆爬了上去,抓住篱笆墙顶,霍霍尔伸手抓住我的双腿往后一拉,一整段篱笆墙都倒下了,差点没把我连头带人扣在下面。农民们齐心协力把篱笆拖到街上。

“烧伤了吧?”罗马斯问。

他的关心让我更有力量、更加敏捷。我真想在我敬重的人面前露一手。我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得到他的称赞。浓烟里,所有的东西都在飘动,我们的书页就像白鸽子似的仍在飘飞。

右边已经成功切断了火势的蔓延,但左边的火势却扩展得越来越广,已经烧到第十家院子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农民盯着狡猾的火龙,然后赶着大队人马往左面奔去,经过那群富农身边时,我听到有人恶狠狠地叫起来:

“就是他放的火!”

杂货铺掌柜库兹明说:

“该去他的澡堂看看!”

这些令人不爽的话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众所周知,一种鼓舞,尤其是愉快的鼓舞,能增添人的力量;我受到鼓舞,就忘我地干活儿,直到精疲力竭。记得当时我坐在地上,背靠着某个热滚滚的东西。罗马斯冲我泼了一桶水,一群农民围住我们,敬佩地嘟囔着:

“这孩子真厉害!”

“他可垮不了……”

我把头靠在罗马斯腿上,可耻地哭了起来,他抚摸着我那湿淋淋的头,说:

“休息一下吧!看把您累的。”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两人被火熏得黝黑,像鬼一样,他们把我带到山沟里,安慰我:

“没关系,老弟!都结束了。”

“吓着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躺下喘口气,恢复神志,就看见往我们山沟里的澡堂这边下来了十来个“富人”,打头的是村长,他身后,两个村警架着罗马斯。罗马斯没戴帽子,湿漉漉的衬衣袖子已经被扯断了,牙齿紧紧咬着烟斗,面色愁眉不展,阴沉得可怕。退伍兵科斯金挥舞着手杖,声嘶力竭地喊叫:

“我要把这异教徒扔进火里!”

“把澡堂门打开……”

“你们砸锁吧,钥匙掉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跳起来,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跟罗马斯站在一起。村警退后了几步,村长吓得尖声说:

“我们正教徒可不允许砸锁!”

库兹明指着我喊道:

“对了,还有这个人……他是干吗的?”

“冷静,马克西莫维奇,”罗马斯对我说,“他们以为我把货藏在澡堂里,然后自己一把火烧了铺子。”

“你们两个干的!”

“那你砸锁吧!”

“正教徒们……”

“我们来负责!”

“我们的职责……”

罗马斯小声说:

“您来跟我背靠背站着!以防他们从后面偷袭……”

澡堂门锁被砸开了,几个人一拥而进,然后又立马退了出来,我立刻把棍子递给罗马斯,从地上又捡了一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吗?”

“哼,这些魔鬼!”

谁怯生生地说:

“你们冤枉人了,庄稼汉们……”

几个醉醺醺的声音狠狠地回应:

“冤枉什么了?”

“把他们扔到火里去!”

“这些捣乱分子……”

“他们还想组织果园主联合会呢!”

“这些贼!他们那伙人全是贼!”

“闭嘴!”罗马斯大叫一声,“你们都看见了吧,我澡堂里没有藏货物,你们还要干什么?全烧完了,剩下的就这些,你们看见了吧?我把自己的财物烧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保了险的吧!”

于是又有十个大嗓门怒吼起来:

“还看着他们干吗呢?”

“干吧!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两腿哆嗦,两眼发黑。透过微红的烟雾,我看见一帮残暴的丑脸、胡子拉碴的大嘴,恨不得痛揍他们一顿。他们号叫着围住我们:

“啊—哈,还拿上了棍子呢!”

“还有棍子?!”

“他们要上来扯我的大胡子了,”霍霍尔说,我感觉到他在冷笑,“该轮到您啦,马克西莫维奇,呵!但是,要冷静,冷静……”

“瞧啊,那小子还有斧头呢!”

我腰间裤子上确实插着把木工斧头,我都忘记了。

“好像他们害怕了,”罗马斯揣度着说,“不过您的斧头可使不得,万一……”

一个不认识的、个头矮小的瘸腿农夫滑稽地又蹦又跳,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用砖头远远地砸他们,我来起个头!”

他当真抓起一块断砖,挥了一下,就朝我肚子扔过来,还没等我还手,库库什金就像一只老鹰,从上面向他扑过去,他俩抱在一起,滚到了山沟里。紧接着,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以及其他十个人,都跑来了,库兹明马上一本正经地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是个聪明人,你该清楚:火灾把庄户人家都整疯了……”

“走吧,马克西莫维奇,我们上河边小饭馆去。”罗马斯说道。他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猛地一下插到裤兜里。他拄着棍子,疲惫地从山沟里走出来,库兹明跟他走在一起,说了些什么,他也不瞟他一眼,答道:

“一边去吧,蠢货!”

在我们小木屋的那个位置,一大堆金黄色的炭火还没熄灭,中间有个炉子,从那“幸免于难”的烟囱里往炙热的空中排着青烟。烧红了的铁床架子立在那里,就像蜘蛛的腿。烧焦的门柱子就像黑黝黝的门卫站在火堆旁,一个“门卫”还戴着红色的炭帽子,身上的火焰就像公鸡的羽毛。

“书都烧完了,”霍霍尔叹口气,说道,“真可惜啊!”

孩子们用棍子把烧焦的各种大木块拨到街上的稀泥里,就像赶着一群小猪似的,木头发出咝咝的响声,然后就熄灭了,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白烟。一个年纪约莫四五岁、淡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孩坐在温暖的黑水洼里,一边用棍子敲打着一个撞瘪了的铁桶,一边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铁桶的响声。街上,遭了火灾的人们苦着脸奔走着,把残存的家具什物拖出来堆在一起。女人们哭着、吵闹着,为着几块烧掉的木块吵架。火场后面的果园里,苹果树一动不动地立着,很多树的叶子被火熏成了红色,一个个红红的苹果露了出来。

我们下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到岸上小饭馆里静静地喝茶。

“苹果的事,富农们看来是失算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满怀心事地走过来,显得比平时要温和一些。

“老弟,怎么啦?”霍霍尔问。

潘科夫耸耸肩:

“我那木房子是保过火险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奇怪,就跟陌生人似的,都用探究的目光互相打量着。

“那现在怎么办,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让我想想。”

“你得离开这里。”

“我得看看再说。”

“我有个想法,”潘科夫说,“我们到外头谈谈吧。”

大伙儿往外走。在门口,潘科夫转过头对我说:

“你倒是有种!你可以在这里待下去,他们会怕你……”

我也走到河岸上,躺在灌木丛里,望着伏尔加河。

虽然太阳已在西沉,但还是很热。在这个村子所经历的一切仿佛一个在河面上用彩墨画出的大幅画卷,展现在我眼前。我很郁闷。但是,疲倦很快袭来,我沉沉地睡去。

“嘿!”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喊我,觉得有人在摇我,把我往某处拖,“你死了怎么地?快醒醒!”

河对岸的草地上空,挂着一轮红月亮,很大,像个轮子。巴里诺夫朝我俯下身子,使劲摇我。

“快走吧,霍霍尔到处找你,着急呢!”

他跟在我后面走,抱怨着:

河岸灌木丛里,有人在轻轻挪动,树枝在摇晃。

“找到了没?”是米贡那响亮的声音。

“找到了。”巴里诺夫答道。

走出去十步远,他叹口气,说:

“他去偷鱼,米贡的日子也不容易啊。”

罗马斯见到我劈头就是一顿训斥:

“您干吗要去散步呢?想挨揍,是不?”

当只剩我们两人时,他愁眉苦脸地轻声说:

“潘科夫建议您留下来跟他一起,他想开个杂货铺。我不会劝您留下。事情是这样:我把剩下的家当全变卖给他了,我要去维亚特卡,过些时候我再写信叫您过来。您觉得怎么样?”

“让我想想。”

“您考虑一下。”

他在地板上躺下来,翻了几下,就不出声了。我坐在窗边,望着伏尔加河。河水反射着月光,很像那场火灾的火焰。沿着长满青草的河岸,一艘明轮船正吃力地航行,明轮叶片啪嗒啪嗒地拍打着河水。三盏桅灯在黑夜里浮动着,有时擦着星光而过,有时又把它们盖住。

“您还在生这些农夫的气吗?”罗马斯梦呓似地问,“没必要啊,他们只是愚蠢而已。凶恶也是一种愚蠢。”

他的话并不能安慰我,无法抚平我的愤怒和强烈的不满。我眼前浮现出那些野兽般的、胡子拉碴的嘴发出恶狠狠的尖叫:

“用砖头从远处砸他们!”

此时,我还不会把那些无用的东西丢到脑后。确实,我发现,若是把这些人单个划出来看,身上并没带多少凶恶,甚至常常是完全没有。这些,其实可以算是善良的野人,可以很容易地让他们中每个人面带孩子般的微笑和信任来聆听你讲述追寻智慧和幸福的故事,讲那些伟人们的事迹。这些人的心态很奇怪,凡是能让生活随心所欲、让日子过得轻松的一切,他们都觉得很珍贵。

但是,一到村会上或是伏尔加河畔的小馆子里,这些人就挤成了愚昧无知的人堆,他们那些好的品质不知藏到哪里去了,他们披上了伪善和谎言的法衣,在权势人物面前露出狗一般的巴结逢迎的嘴脸,惹人讨厌。要么,他们忽然露出野狼般的凶狠劲,毛发直竖,龇牙咧嘴,野性十足地相互嗥叫,常常为一点小事就要打架,还真打得起来。在这一刻,他们变得十分可憎可怕,甚至有可能捣毁教堂,而就在昨天晚上,他们还像羊儿归圈似的,温驯而听话地到教堂去礼拜过。他们有自己的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可是没人喜欢他们,全村的人都嘲笑他们,他们很无助,没人看得起。

“这个结论下得早了些。”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那怎么办?我就是得出了这种结论呢。”

“这个结论不对啊!缺乏依据。”

他好言好语跟我说了很久,就是要证明我是错误的,是不对的:

“不要急于给人下结论!指责人不是很轻松的事,您可别沉迷其中啊。要淡定地看待一切,要记住: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太慢了吗?但—很扎实!您该到处走走、看看,体验各种经历,然后就会无所畏惧了,不过不要急着给人下结论。再见了,朋友!”

这次所谓的再见是在十五年后的谢德列茨,在罗马斯因为“民权派”[  “民权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1893年由地方知识分子和老民粹派积极分子组成,号召社会主义革命,但其实跟工人阶级并无关系。1894年,民权派主要成员被沙皇警察全部逮捕。]的事情又被流放雅库特州十年之后。

自从罗马斯离开红景村后,我像个丢了主人的小狗,在村子里游**,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跟巴里诺夫一起,到各个村子去给富农们干活儿,打谷子、挖土豆、收拾果园。我就住在巴里诺夫的澡堂里。

“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你这个光杆司令,这以后该怎么办呢?”一个雨夜,他问我,“我们干脆明天就去海上吧?真的!待这里干吗?这里的人不喜欢我们这种人。还有,说不定哪天会遭那些醉汉们的毒手……”

巴里诺夫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起这个了。他也因为什么事犯了愁,两只长臂猿似的胳膊无力地悬吊着,他沮丧地往四周张望,就像在森林里迷了路。

雨滴噼里啪啦敲打着澡堂的窗户,一股水流冲刷着澡堂屋角,哗哗地往山沟底部流去。惨白的闪电无力地闪着光,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雷雨了。巴里诺夫悄悄问我:

“我们走吧,啊?就明天吧?”

我们真的走了。

……秋夜里,坐船沿着伏尔加河航行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体验。坐在驳船的船尾,靠近船舵的掌舵是个毛茸茸的大头鬼,他一边掌舵,一边用沉甸甸的脚丫在甲板上踏脚,一边低沉地大口喘息:

“嗷—呜扑!嗷—嘞嘞—呜……”

船后,是望不到头的树脂般浓稠的水流,哗哗似绸缎般静静流淌着。河水上空,翻滚着黑漆漆的秋云。四周只有慢慢移动的黑暗,它擦掉了河岸,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黑暗里融化掉了,变成了烟雾和**,不停地、无休无止地往下流向某个地方,流向荒凉、悄无声息的旷野,那里没有日月,没有星星。

前面,湿润的黑暗里,有艘看不见的拖轮在沉重地喘着气,像是在跟拖拽它的力量抗衡似的。拖轮上有三盏航行灯,两盏在水面上,一盏在比它们更高的位置;靠近我的身边,还有四盏金鱼似的灯在乌云下浮动,其中一盏是我们驳船的桅灯。

那个在船舵边踏脚的大块头,穿着件破羊皮袄,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羊皮帽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中了邪似的,也不再“嗷嘞嘞—嗷扑!嗷—呜嘞嘞”地叫了……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干吗要打听这个?”他哑着嗓子答道。

太阳落山的时候,船离开了喀山,我发现这个笨得像只狗熊的大块头有张胡子拉碴的脸,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站在船舵旁,把一整瓶伏特加倒入木勺,像喝水一样一两口就干完了,然后啃了几口苹果。当拖轮拉动驳船时,他抓着舵柄,望了一眼那轮红红的太阳,脑袋一扬,严厉地说道:

“感谢上帝!”

轮船从尼日尼(下诺夫哥罗德)集市拖着四艘驳船前往阿斯特拉罕,驳船满载着铁器、糖桶和一些重木箱,这些都是要运往波斯的。巴里诺夫朝箱子上踹了几脚,嗅了嗅,想了一下,说:

“没别的,这些准是步枪,伊热夫斯基厂出的……”

那个掌舵的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问道:

“这关你什么事?”

“我自己猜的……”

“你想挨嘴巴了,是不?”

坐客轮我们没钱买船票,人家是出于“好心”才让我们上的船,虽然我们也跟水手一样“值班”,但驳船上的人还是把我们当成乞丐。

“你总说什么人民,”巴里诺夫责怪我,“看到了吧,很简单:谁强,谁就骑在谁身上……”

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驳船,烟雾里,只能看见被桅灯照亮了的桅尖。烟雾散发着原油的味道。

我被舵手那郁郁寡欢的沉默激怒了。我是被水手长派到舵上来“当班”,给这头野兽当助手的。到了转弯的地方,他盯着前面灯光的动向,轻轻对我说:

“嘿,掌稳了!”

我跳起来,转动舵柄。

“好啦。”他埋怨着说。

我重新坐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搭讪,但没成功,他总是用问题来回答我:

“你问这干吗?”

他脑子在想些什么呢?当我们经过卡马河的黄色河水和伏尔加河青冈色水流的交汇处时,他朝北边望了一眼,骂了一句:

“浑蛋!”

“你骂谁啊?”

他没有回答。

远远的什么地方,黑暗的深渊里,传来狗的狂吠,这让人联想起尚未被黑暗碾碎的余生。让人觉得遥不可及而且多余。

“这狗儿坏得很。”掌舵的人忽然冒出一句。

“到处都一样,我们那里的狗可凶呢……”

“你,哪里人?”

“沃洛格达人。”

就像土豆从破麻袋滚出来一样,愚昧无知的粗话从他嘴里往外不断倒出来:

“这个,跟你一起的,你叔叔?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精明了,又凶又恶,还很有钱。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码头,在河岸上还开了个小馆子。”

慢吞吞地、似乎有些吃力地说完这些后,这人的那双眯缝眼盯住了那个轮船的桅灯,看着那个像金蜘蛛一样的玩意儿在漆黑的网上爬动。

“掌稳了,嗯……你是文化人吧?知道法律是谁写的吗?”

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

“各种说法:有说是沙皇,有说是东正教大主教、参政院。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得把法律写成我不仅不会打人,甚至连手都挥不起来才行!’法律应该是铁打的,就像钥匙,把我的心房一锁,不就了结了!那时我才敢说我不犯法!现在我可不敢担保!不敢……”

他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木舵杆,一边自顾自地嘀咕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连贯了。

船上有人在用话筒喊话,那人沙哑的声音就像被浓浓的夜色吞噬了的狗吠一样,显得有些多余。船舷两侧,黑漆漆的水面上,灯火的反光像黄色的油点,漂浮着、融化着,弱弱地照着什么东西。我们头上,一团团浓厚的乌云像淤泥一样流动着。我们越来越深地滑向无声无息的黑暗深处。

舵手苦着脸抱怨:

“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我的心都没动静了……”

冷漠罩住了我,冷漠,还有忧愁。我只想睡觉。

孱弱、灰色的黎明,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撕开乌云,悄悄地降临,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岸上露出了灌木林,铁锈色的松树林和暗色的树枝丫、一排村庄的木房子、一个石雕般的农夫身影。驳船上空飞来一只河鸥,扑打着翅膀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和这个舵手都交了班,我钻到帆布下面睡去了,但是,好像很快,我就被一阵脚步声、喊叫声惊醒了。伸出头一看,只见三个水手正把那个舵手往“办公舱”舱壁上按,响起各种嘈杂的声音:

“快丢掉它,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啊,真是够了!”

彼得鲁哈双手十字交叉抱着自己的肩膀,静静地站着,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挨个看着大家,沙哑着嗓子请求着:

“别让我犯罪啊!”

他赤着双脚,没戴帽子,只穿着衬衣和短裤,一堆乱蓬蓬的黑发顺着固执而凸起的脑门耷拉下来,脑门下方,一双充血的鼹鼠般的眼睛哀求地、诚惶诚恐地看着大家。

“我吗?绝对不会。放开我吧,兄弟们!要是不放我,我就会杀死他!我们一到辛比尔斯克,我就……”

“别这样!”

“哎呀,兄弟们!”

他慢慢张开双臂,跪了下来,双手贴着“办公舱”的舱板,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再三说:

“让我逃吧,别让我去犯罪!”

在他那奇怪的声音深处,有一种令人震撼的东西,他那展开的像船桨一样长的双臂哆嗦着,手心向着众人。他那张长着毛茸茸胡子的狗熊脸也在哆嗦,眯缝着的鼹鼠般的眼睛瞪出乌黑的眼珠子。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握住了他的喉咙,要掐死他似的。

男人们默默地给他闪开一条路,他笨拙地站起来,捡起包袱,说:

“好啦,谢谢啦!”

他走到船舷,一个纵身跳进了河里。我也一下跑到船舷,看见彼得鲁哈摇晃着脑袋,像是戴着一顶帽子似的顶着他的包袱,斜着水流,往沙岸上游去,岸上的灌木林在风中弯了下来,往水里撒着黄黄的叶子。

男人们说:

“他到底还是战胜了自己!”

我问:

“他,疯了吗?”

“干吗要疯?不是,他这是为了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一处水浅的地方,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把包袱举过头挥舞着:

“再—见!”

“他没有身份证,这可怎么办呢?”

一个红发罗圈腿的水手乐意跟我谈起他:

“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叔叔,是个恶棍,对他很不好,让他破了产,于是他就起了杀死叔叔的念头,但是,他又舍不得自己那条命,就避开了这个罪行。很粗野的汉子,但他善良!他可是个好人……”

这个好汉已经沿着一条窄窄的沙滩,往上游走去,隐没在灌木林里。

原来,水手们实际上都是些善良的小伙子,都是我的同乡,是世代居住在伏尔加河的人;接近傍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他们中间已经算是自己人了。但是到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我都阴沉着脸,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我瞬间就猜到,一定是魔鬼拽住了巴里诺夫的长舌头,这个幻想家给水手们说了什么。

“你说了?”

他那女人般的眼睛笑了起来,尴尬地挠着后脑勺,承认了:

“就说了一点儿!”

“嗯,我不是叫你别说出去吗?”

“本来我并没讲,只是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我们本来想打牌,可是牌被那个舵手拿走了,闷得慌啊!我就……”

经过我详细询问,才搞清楚,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就编了一个搞笑的故事,故事的结尾,霍霍尔和我就跟古代维京海盗[  维京人是8世纪至11世纪出没于欧洲西海岸的北欧人,他们既是商人,又是海盗。]似的,拿着斧头跟大群农民劈杀。

“应该选择称心的真理啊!瞧,沟那头,羊群在吃草,狗儿在跑,牧人在走。哼,那有什么用呢?这些又能对我们心灵有什么好处呢?你睁眼看看吧:恶人—这就是真理,那善人呢,在哪里?善良的人我们还没想出来呢,就这样!”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很不客气地要我们下船上岸。

“你们跟我们合不来的。”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送我们到辛比尔斯克码头,我们在岸上晒干了衣服,发现口袋里总共还有三十七戈比。

两个人找了家小餐馆喝茶: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巴里诺夫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怎么办?应该继续走下去。”

我们做了回“兔子”[  俄罗斯人把逃票的人叫作“兔子”。],逃票坐船到了伏尔加河中游的萨马拉,在萨马拉有人雇我们到驳船上干活儿,顺利航行了七天,我们到了里海之滨,在那里一个卡尔梅克人开的一个脏兮兮的卡班库尔-巴伊渔场找了个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