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距离学（proxemics）是研究空间和距离的使用、组织和感知如何影响沟通的学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种看不见的空间气泡。我们会将这个气泡内的区域认定是我们的私人领域，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个人空间气泡大小会根据我们成长的文化、身边的人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正是我们个人空间的不同大小——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给我们的感受提供了非语言线索。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研究人员测试了100多对已婚夫妻，要求夫妻面向对方彼此靠近，并在到达“舒适的沟通距离”时停下。之后，他们给每对夫妻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测试他们的婚姻亲密指数、改变的愿望以及离婚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发现，距离与婚姻幸福之间呈现强相关。夫妻关系陷入困境的平均距离比夫妻关系满意的平均距离高出大约 25%。幸福夫妻之间的平均距离为0.29米，而不幸福的夫妻之间的平均距离为0.38米。
每个人所能接受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规范。例如，与大多数亚洲人相比，大多数北美人在交谈时彼此会站得更近。有趣的是，文化对人际距离学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网络传播中。在虚拟形象的互动中，亚洲人比欧洲人会保持更大的距离，这与面对面互动中发生的情况是一致的。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界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四种距离，每一种距离都反映了我们在特定时间对他人的不同感觉。通过“阅读”人们选择的距离，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亲密距离
霍尔的第一个空间范围是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从皮肤接触开始到隔开约0.46米。我们通常和情感上亲近的人使用这个距离，并且多半发生在一些私人场合——**、拥抱、安慰、保护。当我们自愿让他人如此靠近自己时，通常是一种信任的标志：我们已经心甘情愿地降低了防御。另一方面，当有人未经我们同意就闯入这个最私密的区域时，我们通常会感受到威胁（尤其是他们“当着你的面”时）。
个人距离
第二个空间范围是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从最近的0.46米到最远的1.22米。较近的一档是0.46米到0.76米，这是大多数夫妇在公共场合站在一起的距离。在聚会上，如果一个被认为既性感又有魅力的人站在离伴侣这么近的地方，夫妇中的另一方很可能会警觉起来。这种“入侵”通常意味着正在进行的对话不会是随意的交谈。较远的一档是0.76米到1.22米，这是一个对方无法触及的区域。正如霍尔所说，在这个距离下，我们可以与某人保持“一臂之遥”。他的用词选择暗示了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沟通的类型：接触仍然是相当近的，但他们的亲密程度远低于亲密距离的人。
社交距离
第三个空间范围是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范围从1.22米到3.66米。在这个范围内，沟通者之间的距离会对我们如何看待和回应他人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学生对那些能够拉近与他们距离（在适当的程度上）的教师，以及教师所教授的课程本身都感到更满意，也更愿意听从教师的教导。同样，病人对那些用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来传递温暖和关心的医生会感到更满意。然而，高度社交焦虑的人可能会保持较远的社交距离，用来降低他们对陌生人的不安。
公共距离
公共距离（public distance）在霍尔的分类中是最远的一种，指的是3.66米以外的距离。较近的公共距离是大多数教师在教室里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较远的公共距离是指超过7.62米的距离——沟通者要进行双向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些情况下，演讲者必须采用公共距离来触及大量的听众，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猜想，如果有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仍然自愿选择使用公共距离，那就表示他不想有任何对话。
当我们的个人空间气泡被入侵时，我们会感受到压力。我们可能会设置障碍作为回应，这种策略旨在我们与他人之间建立障碍（或修复障碍）。如果你侵犯了某人的个人空间，请注意其反应。起初，这个人很有可能只是简单地后退，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接下来，这个人可能会试图把一个物体放在你们中间，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在胸前紧紧抱住一些书，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拉开一些距离。然后，这个人可能会减少眼神接触（如“电梯综合征”，只要我们避免眼神接触，我们就可以挤进去甚至互相触碰）。此外，这个不情愿和你接触的人可能会打喷嚏、咳嗽、抓挠，并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来阻止你的“反社会行为”。用“反社会”这个词，是想告诉你，在做这样的实验之前需要三思而后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会付出多大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大部分防御信号其实是非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