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新禧
（日语译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译有《平家物语》《怪谈》《雨月物语》等多部日本小说。）
一、小泉八云
今天，在中国提起小泉八云这个名字，有不少人可能会感到陌生。这位与马克·吐温、契诃夫、左拉、莫泊桑等大文豪身处同一时代的作家，身后却略显寂寥。然而，小泉八云对日本民间文学的光大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却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与成就。
小泉八云，爱尔兰裔希腊人，本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年6月27日生于希腊爱奥尼亚群岛中的莱夫卡斯岛。他的父亲查尔斯·赫恩是英军驻希腊部队里的一名爱尔兰军医，母亲是一位美貌的希腊女子，她以莱夫卡斯岛的古名“Leudakia”的变体为儿子取名为“Lafcadio”。小泉八云一生都在夸耀他的希腊血统，并对希腊带有明显的情感倾斜。
小泉八云只在希腊待了两年，就随父母迁回了父亲的故乡爱尔兰。他的童年几乎没有幸福可言，3岁时，他的母亲因语言不通，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与宗教信仰，逐渐精神失常；4岁时，母亲抛弃他返回希腊，从此母子二人终生再未相见；7岁时，父母正式离婚，随后父亲带着第二任妻子远赴印度。至此，赫恩被父母彻底遗弃。小小年纪的他就不得不生活在巨大、幽暗的三层楼房中，又因缺乏父母的呵护，常受到其他孩童的欺负，导致幼小的他十分缺乏安全感，性格孤僻、敏感，这成了他一生无法治愈的心理问题。从童年起，孤独无助的赫恩就沉迷于民间奇谈、幻想故事中，他广泛阅读希腊文学，尤其是神话部分。幽灵、精怪、森林巨人、荒野武士和神话英雄陪伴着他，并让他拥有了独特的审美偏好，也形成了对奇幻事物异常敏感、好奇的性格。
后来，好心的姨祖母收养了孤苦伶仃的赫恩，他得以进入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读书。可是不幸接踵而至，15岁时，赫恩在学校操场上玩游戏，左眼被飞来的绳结误伤致盲，这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此后，他拍照时都只将右边脸庞展示给镜头。16岁时，父亲病死于埃及。17岁时，姨祖母破产，他被迫辍学，并被送到伦敦东区与姨祖母的前女仆一起生活。19岁时，为生计所迫，他搭乘移民船孤身远赴美国，坚强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初到异国的赫恩举目无亲，为了生存，他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辗转做过许多份工作，包括报童、秘书、记账员、邮递员、烟囱清扫工、印刷所杂工等，还睡过街头和马厩，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这种生活经历，使赫恩目睹了美国社会种种黑暗与腐朽，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他具备了从底层生活中观察全社会的能力。
辛辛那提市立公共图书馆里的5万册图书，是赫恩此时唯一的精神慰藉。他在图书馆里找了份秘书的兼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刻苦阅读，并努力发挥文笔长才，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874年成了《辛辛那提询问者报》的新闻记者。记者工作促使他必须不间断地大量写作，这是非常好的练笔机会，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社会特写、随笔、事件短评和讽刺杂文。同年11月，他以奇异、详尽、大胆的笔法，深入报道了一桩制革所杀人案，这篇报道大受读者欢迎，赫恩也开始小有名气。报社将他的工资从每周10美元提高到了每周25美元。
1875年6月14日，赫恩与一位20岁的非裔美国女子结婚，这一行为违反了俄亥俄州当时的“反混血法”。可是这位女子曾在赫恩重病时悉心照料他，重感情的赫恩无法背弃恩人，因此不顾巨大压力，坚持这桩婚事。1875年8月，《辛辛那提询问者报》解雇了赫恩，理由就是他的“非法”婚姻。赫恩一怒之下，去了竞争对手《辛辛那提商业报》工作。此后，赫恩与妻子分居，多次和解之后还是离了婚。
1877年秋，刚刚与妻子离婚的赫恩开始懈怠他的报社工作，对辛辛那提市也越来越不满意，进而产生了换个环境的念头。在《辛辛那提商业报》出版商穆拉特的支持下，赫恩离开辛辛那提市，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在这座海港城市，他生活了近10年，工作仍然是在报社当记者及编辑。雇用他的先是《城市日报》《时代民主报》，后来是《哈珀周刊》。作为编辑，赫恩创作并出版了近200幅关于新奥尔良市日常生活的木刻画，使报纸的发行量得到了较大提升。
在这段以报道新闻为本职工作的时期，赫恩开始尝试用业余时间翻译、改写法国小说。在少年时期，他曾被送往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学习，所以有着不错的法文基础。他陆陆续续地将法国作家福楼拜、法郎士、都德、左拉等人的作品翻译为英文，但其中的大部分在其生前一直得不到机会发表。这期间，他也在研究“异国文化和情趣”上投入了大量的业余精力，大量购买与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有关的文学书籍，初步培养起对奇异东方的文学兴趣。他从这些书中选取最感兴趣的神话故事和佛教寓言进行改编，而后在1884年合辑出版了《异乡文学拾零》一书。1887年，他又出版了《中国鬼怪故事》一书。此书所收录的6个故事，都是从中国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中改编而来的，赫恩发挥自己的想象，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学观点，在法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创作。这种再加工、再演绎的“传作”方式，在日后的《怪谈》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自幼缺少亲情、成长过程孤独，孕育出赫恩喜做梦、爱幻想的性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观。他认为人们相信有鬼怪存在是源于痛苦梦境的积累。同时，他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灵魂的存在，不管是对人还是对自然中的其他东西，都要重视“与灵魂的相互接触”。这一世界观对他写作方向的选择影响重大。
1887年，赫恩在新奥尔良市一个博览会上看到了英译本《古事记》，于是对日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东方迅速崛起，西方世界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好奇，赫恩也非常希望能前往日本做一次详尽的文化考察。
不过哈珀出版公司却把他派到了西印度群岛担任通信员。他在马提尼克岛待了两年，除了为《哈珀周刊》写文章外，还出版了两本书——《在法属西印度的两年》和《尤玛，一个西印度奴隶的故事》。
1890年，哈珀出版公司策划了名为“日本游记”的采访计划，打算采写一组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报道。这正与赫恩的心思相吻合。于是，他主动请缨，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乘轮船横渡太平洋，于1890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
一生都在漂泊游历的赫恩，来到远东的神秘国度，初衷只是寻求创作灵感与新鲜的文学素材，并未设想结束半生飘零，终老日本。然而抵达日本的第一天，他就为某种神秘力量所吸引——“正是旅途中头一遭经过日本的街道所产生的微妙的惊讶，引起了在这个国家里真正的令人激动的感受”。这种魅力对他的吸引如此之强烈，令他仿佛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和平的神界”。不久后，赫恩又发现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性格以及世界观，与自己是那么相似，于是萌生了长期定居日本的念头。但根据与出版公司签订的合约，他仅能在日本停留两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自己的报酬仅仅是搭档的一半。于是，矛盾终于爆发了。愤怒的赫恩索性毁约赔钱，义无反顾地留在了日本。经著名语言学家、《古事记》的英译者张伯伦教授推荐，赫恩在岛根县松江中学得到了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位。从此，他人生最后14年的命运与事业，就跟这片开满樱花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他文学生涯中最好的作品，也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岛根县古称出云，是日本神话的发祥地，再加上松江地处偏远，尚未被欧化风潮波及，故普通民众在生活中仍保有古朴、自然的习惯。赫恩非常喜欢这种朴素的民风，并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闲暇之余便四处游历，积极探寻日本神话的奥妙。1891年1月，赫恩在教务主任西田千太郎的撮合下，与出身武士家庭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成婚，这更加坚定了赫恩永久居留日本的决心。1891年底，由于不能抵受岛根县的严寒，赫恩在九州岛熊本县获得了另一个教师职位，任教于第五高中。在熊本县，他度过了3年时光。1894年11月，与熊本县第五高中合约到期，赫恩离开学校，重新成为一名记者，并移居神户县。1896年1月15日，赫恩正式归化，加入日本国籍，并用夫人的姓“小泉”，结合日本最古老的和歌“八雲立つ，出雲八重垣”中的“八云”二字，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小泉八云。
作为近代西方有名的日本通，小泉八云的名字在日本广为人知。国际型家庭环境的熏陶，少年时代所受的良好教育，成年后的勤于练笔，业余时间的海量翻译，周游世界所得的丰富阅历，在这五大成长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小泉八云具备了深厚多元的文化基础，这成了他从事东洋学术研究的学问底子。他以日本文化的猎奇者、推介者的视角，在日本生活了14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14年里，他花了无数心血细致入微地观察日本民族的传统和国民性，研究这个国度的文学、艺术、宗教、神话、民俗、教育等各个领域，妙笔生花写下了浩繁的相关著作，体裁包括小说、随笔、日记、游记、杂论等，堪称写作的丰熟期。其中主要作品有：《陌生日本的一瞥》（1894）、《来自东方》（1895）、《佛田的落穗》（1897）、《异国风情及回想》（1898）、《灵之日本》（1899）、《影》（1900）、《日本杂录》（1901）、《骨董》（1902）、《怪谈》（1904）等。这些作品不仅向西方介绍了日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还向西方揭示了日本的心。这些著作使他在西方声誉日隆，成为西方人透视日本的一面镜子，也使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自从大洪水以来便被分隔在两个世界里的东西方，地理上的隔绝造就了文化上的隔膜，单从物质层面入手，想要相互深入了解，基本是不可能的。西方人真想了解东方，第一，必须怀有客观的、无利害冲突的心态；第二，必须具备诗人般的同情之心。历来到过东方的诸多西洋观察家，能真正透彻了解东方的人文美、人情美，并做到同东方文明水乳交融的人中，小泉八云是重要代表之一。
十九世纪末，对于普通西方人而言，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为人知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然而，随着日本美学的引入，特别是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日本风格在西方国家成了一种时尚，小泉八云及其有关日本的著作不但广为西方人所知，在日本也赢得了广泛的追捧。一百多年来，他以英文书写的对日本的亲身感悟和体验，在日本被反复翻译，并一直流行到了今天。一个西方人写日本的书，之所以对日本读者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甚至能让他们产生亲近感，在于其用独到的观察视角，提供了一个更古老、更神秘的日本风貌给现当代的日本读者，让他们得以反向回望。在此之前，太多日本本土作家在国家激烈地陷入工业化的过程中丢失了这种视角。小泉八云在寻寻觅觅间，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事业——对日本的一切进行比较维度上的深度研究。这一事业令他的心田里萌生着快乐，灵魂获得了安慰，求知欲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当然，小泉八云对日本“异文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从带着隔膜朦胧不清到纤毫毕见的过程。他的观念随时间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浮浅渐至深刻，从感性的体会渐至理智的分析。一般而言，随着对“异文化”的浸润与吸收，特别是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由此引发出对该文化的“情意”，继而引为“精神上的第二故乡”，也是人类文明的共性。日本文化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恰是奇异的他者，科学理性的审视与分析在此毫无必要。受了东方充满魅力的文化的影响，小泉八云从民俗与情感方面入手，用敏锐的观察力，去解释、透视日本人的灵魂。当时的日本正在向西方学习，全民沉迷于物质追求与享受中，传统的习俗、风土、民情逐渐丧失。他看到了明治时期投身于欧化汹涌浪潮中的日本人的各种苦恼与烦躁，也看到了旧式生活中蕴含的艺术气息，便用笔记录了下来。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小泉八云聚焦于逐渐丧失的日本固有感性的质朴描写，恰好保存了在工业化进程中被丢弃的大和民族特色，客观上起到了发掘并保护传统的作用。而在探究日本文化的实质时，小泉八云也的确抓住了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即日本文明拥有神道教和佛教两者的文化精魂，在西方视野里便大有其奇异之处。这种奇异引发的效果几乎具有魔力。小泉八云把这种奇异感发挥到了极致，古怪、荒谬……再加上他擅长用灵动轻巧的文风表达浓重的忧伤情绪，技巧精致而不矫饰，十分符合欧美读者的阅读口味，故而东西方的人们都喜欢他的文字，也就合情合理了。
1896年，小泉八云应邀赴东京（帝国）大学担任文学部讲师，教授西洋文学。他没有正规学历，薪水却比同僚高，而且更受学生们的欢迎，故而遭到同事的排挤。1903年，看重小泉八云的老校长离职，小泉八云随即被东大解聘。不舍的学生们愤而发起留任请愿活动，受惊的新校长不得不恳请小泉八云留下，但遭到了小泉八云的婉拒。1904年，小泉八云完成了他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解释的一个尝试》，堪称是他研究日本的“毕业论文”。此后他转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任教，开设英国文学史讲座，广受学生喜爱。同年9月26日夜，准备赴英国讲学的小泉八云，因工作过劳导致心力衰竭而骤逝于东京寓所。根据他的遗愿，其墓建于杂司谷陵园中，与夏目漱石、泉镜花、竹久梦二等日本大文豪相伴长眠。
小泉八云是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民俗学者、英语文学家，也是日本佛教阐释者，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就像常年往返于濑户内海的艄公，其日本文化之旅的舵柄上，浸润着日本的山风天雨、世故人情。他被誉为“浪漫的诗人”“富有异国情调的随笔家”“风格多变的东方描绘者”，是“最能理解大和魂的外族人”。这一切，都源于他将自己的生命全部融入了这个国度。
日本，或许真的是小泉八云的故乡！
值得一提的是，小泉八云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影响颇大。鲁迅、朱光潜等人都曾撰写过专文介绍小泉八云，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老舍先生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曾大量引用小泉八云的著作作为参考。1923年胡愈之也曾在《东方杂志》上评价小泉八云：“历来到过东方的许多西洋观察家中，真正能和东方达到‘神契灵化’的，只有拉夫卡迪奥·赫恩。”“他是对于西方的‘东方的解释者’，他是从情绪方面解释东方，而不是单从物质方面解释的。所以，到了后来，连他自己也东方化，变成了一个慈祥文秀的小泉八云了。”倪庆饩先生不止一次在翻译小泉八云的作品时，感叹他居然把英语的魅力发挥到令人沉醉的地步。1930年，胡山源翻译了《日本与日本人》一书，此书系落合贞三郎从小泉八云评论日本的文章中选辑、编汇而成，从心理上、哲学上解剖了日本人的内心，堪称呈现小泉八云日本观的代表作品。
二、《怪谈》这本书
小泉八云学识渊博，在典籍方面涉猎广泛，翻译介绍之作极多，他后半生主要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转介，因此被许多西方人和日本人认为是最了解日本民族特性的西方研究者之一。但除此之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亚于在日本社会、日本民族性研究方面的成就。这一点，较为突出地展现在小泉八云的系列怪谈文学中。
小泉八云钦佩安徒生与拉·封丹，深知寓言及民间故事对于一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一切文学形式中，他选择了日本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认为发掘、整理它们，最有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于是，他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回归故事原始传播形态——口述的方式，从妻子、乡人、旅人那里收集了大量的日本妖怪故事和乡野传说，又从《夜窗鬼谈》《雨月物语》《古今著闻集》《通俗佛教百科全书》《宇治拾遗物语》《百物语》《十训抄》《新著闻集》等书中钩沉、采撷篇章，而后含英咀华、推敲、淬炼，以极大的热情——“炼句枯肠动，霜夜费思量”，对内容、语言都进行加工润色，“每成一文，易稿数十次”，终于陆续改编完成了数十篇怪谈故事。他的增补、改写水平极高，文字力道强劲，极大地提升了素材的艺术性，赋予这些民间奇谈崭新的文学生命力。他将市井乡谈的“璞石”，雕琢成了一块块美玉。最终，他的热情，他的执着，他的努力，使这些怪谈故事超越了单纯的怪力乱神，变为典雅、精湛的文学瑰宝。当与他同一时代的西方文豪们正致力于揭露社会的污秽和腐朽时，他却沉迷于亦真亦幻的“除却我与月，天地万物无”的玄远境界中难以自拔。
小泉八云的怪谈创作，其本质属于“再话文学”。所谓“再话文学”，照平井呈一的说法，即“retold tales”（重述故事）或“twice told stories”（二度讲述的故事）的意思。小泉八云非常擅长此种手法，常在已有文字原典的基础上进行“retell”（重述）。因此，他的再话文学，既不是完全的翻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摘编，而是属于具有艺术价值的高级改写。日本著名作家井原西鹤、上田秋成、芥川龙之介等，都是相当优秀的再话文学作家。
综观小泉八云一生的文学创作，再话文学无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早期的《异乡文学拾零》和《中国鬼怪故事》这两部尝试性的再话作品集之后，他在日本的创作成熟期里，总共改编撰写了69篇日本怪谈故事，原典在中国或日本的古籍中尽是早已有之。小泉八云辑录、会通，无视时空的束缚，将妖怪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无限制地联系了起来，使读者得以在其间纵览往来。不过，小泉八云如此耽于“再话”，多少也属无奈之举。他虽在日居留14年，但日语口语水平止于入门级别，勉强够日常对话使用，对现代日文的掌握也只是初级水平，且全然看不懂古日文。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对此说得明白：“我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掌握日本的语言，我看不了日语的报纸，我只是学了些假名，能够用来给家人写信。”所以，小泉八云要改编日本文化语境下的怪谈故事，就需要依靠“中介”们，这些人包括他的妻子、邻居、朋友、学生等，他们把民间传说讲述给他听，或是将日文原文翻译成英文，然后他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二度创作。这种复杂的方式注定了小泉八云的怪谈作品是一种多重合力的再话型创作。这些作品的合集，名字就叫作《怪谈》。
小泉八云以《怪谈》出名，但1904年出版的《怪谈》一书，实际上只有17篇怪谈故事，其他篇目则分散于《骨董》《日本杂录》《影》等多本书中，更有部分故事是在游记、散文中以转述的形式出现（详见本书译后记）。他的作品原文是英文，日本多位作家在将其翻译为日文时，将这些故事辑录、综合起来，汇编到一本书里，也定名为《怪谈》或《怪谈·奇谈》。
依据《广辞苑》的定义，所谓“怪谈”，是指“与鬼怪相关的故事，比如与妖怪、幽灵、鬼、狐、狸等相关的迷信和传说”。小泉八云发掘了隐藏在主流文学史下的大量民间奇谈故事。《怪谈》也被誉为日本近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的小泉八云，以东方素材结合西方思想，在竭力消化、领悟日本文化的精髓后写成的最著名的作品，在读者中反响相当大，对后世东方恐怖文学亦有深远影响。诚如美学大师朱光潜所言：“希腊人的锐敏的审美力，拉丁人的强烈的感官欲与飘忽的情绪，爱尔兰人的诙诡的癖性，东方民族的迷离梦幻的直觉，四者熔铸于一炉，其结果乃有小泉八云的天才和魔力”。
尽管从内容上看，小泉八云的“再话”可以说是古代传说的“高级翻译”，但在形式上却非常现代。作为异文化者，小泉八云因从小的遭遇及青年时期形成的独特文学观，对怪谈类作品情有独钟。他在赴日前就积淀了大量关于怪谈的知识，晚年所撰写的自传性质散文《梦魇的感触》《哥特式的恐怖》《我的守护天使》等，更明确证明了灵体与妖怪在他的认知中是一种多么切实的存在。因此，他能横跨东西文化，将两种怪谈文化结合在一起，运用合适的语言进行有原则的艺术加工，同时在选材上剔除以往怪谈中血腥和极端、恐怖的要素，把西方的文学理念和人文思想巧妙地熔铸其中，从而创作出一种“新怪谈”文学。论其“新”，新在东方古典原作中陈述性的精练文字，都被小泉八云参照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技法进行了深度改造。因此，他的作品在风格上不同于日本怪谈原本的乡土气息，更接近于现代西方小说。小泉八云在汲取日本古典文学精髓时，又深受“爱重于死”、“泛灵论”和“永恒的女性”等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将东西方风格结合的二次创作方式，让读者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阅读体验。西方读者能够体验到东方风情，而东方读者则能够感受到西式浪漫，两者互相作用，带来了深层次的阅读感受与沉浸式的情感代入。
不过，无论小泉八云笔下的故事已在此前被改造了多少遍，即使对像《牡丹灯笼》这样已属于四度翻案的作品，他的创作态度都是非常严谨的。在改编中，小泉八云极少改动原作的情节主干，大部分细节里他也尽量保持了日本的原有风味，常常保留日语的词句，比如人名、地名、器物名、人物对话等，他宁可先用罗马字记音，再做解释，也不使用意译，从而更准确地从字词间捕捉到大和民族的情绪与心理。经过小泉八云苦心改造的作品，比起原作来显然更能打动现代读者的心。像《无耳芳一的故事》《果心居士的故事》《画猫的男孩》等，尽管早有日文原作，但久远广泛地流传开的，反倒是小泉八云的译本。
小泉八云于再话作品上所耗费的精力并不在原创之下，在“二次新生”的特殊价值之外，《怪谈》作为日本近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亦有着多方面的艺术审美价值。
首先，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甚深，并结合了自身的宗教、审美、历史、民族性格等元素，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叙事艺术。小泉八云在创作主题上也继承了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梦”“蝶”等要素，他在《蝶》一文中曾说过：“日本文学中关于蝴蝶的记述几乎都起源于中国，而最有趣的信仰就是活着的人的灵魂会转化为蝴蝶而四处徘徊。”至于“梦”，对小泉八云来说，是一切怪谈、妙幻想象的源泉。《怪谈》中关于梦的故事不少，或许梦对于创作非现实的故事是非常适合的形式吧，比如《鸳鸯》《安艺之助的梦》《伊藤则资的故事》等。小泉八云在《小说中超自然要素的价值》一文的最后写道：“在描写非现实的文艺作品中，梦几乎是所有美丽事物的第一源泉。”因而当小泉八云接触到中日原典时，便被其间的现实与梦境的美妙交错所吸引，将其继承下来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素材。但原典中的梦境更多的是让人体悟“浮生若梦”，一切最终都是过眼云烟、梦幻泡影，而小泉八云作品中的梦境却是神秘、美好、理想的象征。
其次，小泉八云在美国做新闻记者时，就热衷于爱伦·坡式故事的创作，非常擅长对恐怖氛围的渲染。在行文风格上，他又受到唯美主义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的影响，追求浪漫的感官体验式描述。这两者都在《怪谈》中，通过对恐怖事物进行细节性的铺衍，将恐怖美学中的“内在恐惧”和“外在恐怖”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传递出日本本土怪谈的灵异气息的同时，又呈现了西方哥特文学的神秘元素。尤其是在《无耳芳一的故事》《安艺之助的梦》《牡丹灯笼》等篇章中，他对视觉凄美、听觉恐怖及情节的再现式体验，成功烘托了故事阴冷诡异的氛围，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与深层战栗。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万物有灵”思想在《怪谈》中的频繁展现。在西方信仰中，人类是区别于万物的一种特殊存在，人类具有灵魂（anima），其他的生物都没有灵魂。但与之相对，在东方世界中，并非只有人类才有灵魂，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皆有灵魂。小泉八云是从西方一神教支配的世界中逃脱出来，到东方寻求新天地的人，东方“万物有灵”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同时，由于古希腊人拥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宗教的认知，也认为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灵”的存在。生在希腊，在希腊文化中成长的小泉八云，随着在日本游历的深入，赫然发现自己的“泛灵论”自然观竟与日本“万物有灵”的固有信仰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共鸣立即发生。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东西方“灵”元素的相遇、碰撞与融合。他在《小说中超自然要素的价值》一文中曾指出：“认为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超自然要素的故事已经过时是个错误。它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创作诗、散文之类的优秀文学作品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欧洲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一不在超自然要素题材的作品创作上一展才华。”所以，在《怪谈》的世界中，“灵”就成了人类与未知世界之间的交流媒介。
在小泉八云那深信“众生有情”的眼中，那些古老的奇谈无疑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灵魂交流。《怪谈》中的花草动物，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存在，它们被赋予了“人化”的精气神与意识感知。它们有感情，有思想，和人类一样，有着各自的生活和灵性，有着对生命价值的体验，一举一动都刻上了人类的意愿与气息。这种“人化”的情节设置，可以看出作者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态度和对世间万物生命形态的认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在《怪谈》里相辅相成，万物众生在大自然的舞台上平等地共同谱写生命的欢歌。这不仅弘扬了东方“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意识，而且将以人的生命体验为核心的审美观与西方以人的对象化和审美形象观照为核心的审美观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理念与范畴。
小泉八云虽然不是日本人，却比许多日本人更加钟爱和了解日本文化。他曾经说：“我在日本喜爱的是整体的日本人民，这个国家里贫穷、质朴的大多数人……我喜爱他们的神，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迷信，他们的过失……”从他的大量著作里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文化的倾心，并自然而然地被日本妖怪文化所吸引。他笔下的精怪风物，恰又属于当时日本读者开始青睐的自然主义作品中少数能够被理解的虚构元素。因此，他的作品更容易为日本人民所接受，甚至产生“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所书”的错觉。冈仓天心称赞他是“日本人生活与理想解释者的第一人”，此言绝非过誉。
小泉八云的祖辈据说是中世纪的流浪民族，母亲的血统又同时裹蕴着希腊与阿拉伯文明的特质，所以在小泉八云的血统中既含有流浪者特具的江湖艺术气质，又有着希腊人满怀诗意的审美力与阿拉伯人梦幻浪漫的艺术直觉。这些特点通过他灵敏纤巧、润泽婉转的笔触，深刻地展现在《怪谈》中。全书并不刻意描摹鬼怪的狰狞可怖，而是透过鬼眼看人生，描绘了一个个在黑暗中或孤独或寂寞的故事，甚至还平淡地讲述了许多人与妖之间的爱情，恍兮惚兮、似幻似真，可谓深得日本文学之三昧。摇曳的烛光、暗溢的香熏，幻化无常地潜伏在黑夜中的幽灵鬼怪，自小泉八云笔下飘然而出，那原本陌生的、遥远的怪谈物语竟不可思议地使人有种奇特的亲切感。其间的故事，虽然行文间没有华丽辞藻，却大多弥漫着浓厚的日本原生态气息。还有一部分则源于古老的中国，历经上千年的传播、衍变，在传入日本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也具有了日本独特的文化风情与民族特性。它们有的将日本山海的雄浑瑰丽形诸文字，有的把自然描写和神话传说糅于一体，试看此中多少篇章，看似怪诞甚或恐怖，摊开来竟是满目萧索、幽雅而凄迷。鬼神的背后，是警示，是诙谐，是讽喻，是深远的情思。那种阴阳两界间的对话、跨越、互换，还有超越死亡的爱情、逸逾世俗的奇遇，是那么精彩、诡谲、可怖，将“雅”与“正”的人间伪态化，就虚避实地全然抹去，令读者在渊秘、幽玄中不住地感慨世态炎凉，叹息世间诸多无奈。
此外，不得不佩服的是，《怪谈》的叙述方式和语境相当日本化，字里行间充溢着浓浓的大和气息。一位从前的西方人，精通英语、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以英文作为表达思想、阐述异域文化的载具，若出现偏颇与“违和感”，本也无可厚非。但小泉八云却用他深具东方意境的疏懒文笔、地道的东方情感，结合西洋文化哲学的背景，去理解和叙述东洋的妖魔鬼怪世界，以渊博的学识和细腻的审美境界，卸去了鬼怪恐怖的力量，通过一个个或缺憾或圆满的经历，幻灭与永恒的结合，将日本审美意识中的重要元素“物哀”表现得如梦似幻，营造出令人惋惜惆怅的情境，精准、地道、洗练、本真地传达了大和民族纤细、哀婉、凄幽的美。他的幻想，他的热忱，他的偏执，乍看之下朴质无华，细细品味，却赫然有如大自然的夺目光华，裂空而来，霹雳一响，予心扉以最深沉、最猛烈的撞击，进而使人迸发出源自内心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怪谈》就是日本历史间接的体现，同时也承载着东方共有的文化美感。全书所呈现的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文学境界，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其神秘玄妙的东方美学意境，也达到了极致。
最后顺带一提，作为妖怪文学的滥觞，《怪谈》在1964年被小林正树改编为同名电影。全片耗资巨大，拍摄历时9个月，获得第1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在世界影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从原著中选取四则故事《无耳芳一的故事》《雪女》《茶碗之中》《黑发》（书中原题为《和解》）——加以演绎。四则故事表面看上去毫无关联，内里却都表达了“信任与背叛”这一人类亘古不变的道德困境。通篇悬疑奇绝，环环相扣，余韵无穷，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叙述，处处渗透出阴暗、诡异的美，于低迷哀婉中隐显出噬人的惊悚。小林正树在电影中运用了能剧平稳淡定的叙事方式，人物造型与歌舞伎相似，在重现源氏和平氏的海上战斗时更用了浮世绘的手法，诸般艺术技法巧妙融合，再加上对白抒情细腻，场景雅致华丽，对意境与氛围塑造得精巧幽旷，呈现了空前的恐怖美学，上映后大获好评，被赞赏为“最精致的恐怖”，是日本妖怪电影中思想、内容均臻上乘的经典代表作！
2022年夏 增补修订序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