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煌言同郑成功北入长江，成功以煌言熟悉长江情形，派他领水军担任先锋。攻克瓜洲后，成功计划直攻南京，煌言认为镇江是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力赞济师铁瓮（即镇江）。而延平犹虑留都援骑，可朝发而夕至也。余曰：何不遣舟师先持观音门，则建业震动，且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属余督水师往，且以直达芜湖为约”[62]。他所统水军因海舟长大逆江难行，换乘沙船，牵挽而前。经仪真至六合，得知成功大军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击败清军、克复镇江，即致书五军张英（张英字茂之），“谓兵贵神速，若从水道进师，巨舰逆流，迟拙非策”。极力主张由陆路径趋南京。他自己为配合进攻南京，唯恐后期，命士卒下船于两岸芦苇中昼夜牵缆，六月二十八日到达南京观音门下。不料，成功大军并未登陆，仍旧乘船由水路进发。煌言所部先已改用较小的沙船，尚须索挽而行，成功所统多系海舟，行动迟缓，两军距离越拉越大。七月初一日，清南京守军见煌言所统前锋水军孤立无援，乃发快船一百余艘出上新河顺流拦击煌言军。张军因兵少受挫，但清方知道郑成功大军在后，不敢恋战。煌言集结所部兵船仍游弋于南京附近江中，派出使者招徕各州县。当时，清朝南京一带兵力单薄，江南各地士绅心念明朝者颇不乏人。他们听说海上义师大举入江，不少人起而响应。煌言在南京城下江中失利后，停舟于江北浦口，浦口清军百余骑竟在七月初四日从北门逃遁，煌言部下七名士卒即由南门入城[63]。次日（初五日），成功亲统大批舟师进抵南京城下江中的七里洲，同煌言会商攻取南京。这时，传来了芜湖等地官绅纳降归附的消息，郑成功认为收取上游郡县既可以收复失地，声张兵威，又可以堵截湖广、江西等地顺江来援的清军，就请张煌言率领舟师西上，自己负责进攻南京。这以后两人分兵作战，用张煌言的话来说：“幕府之谋，自此不复与闻矣。”[64]
七月初七日，张煌言到达芜湖，部下兵不满千，船不满百。他以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名义发布檄文告谕州县：
昔五胡乱夏，仅一再传而灭。今东虏应谶，适二八秋之期。诚哉天道好还，况也人心思汉。慨自李贼倡叛，神京陆沉。建酋本我属夷，屡生反侧，遂乘多难，窃踞中原。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本藩奉天倡义，代罪吊民，卧薪尝胆，法古用兵。生聚教训，已逾十年。正朔难偏，仅存一线。兹者亲统大师，首取金陵，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尔伪署文武将吏，皆系大明赤子，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至如辽人，受我朝三百年之豢养，遭逆虏三十载之摧残。祖父既受其刑毒，母妻甚被其**。尔二三孤儿，尚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妇。报仇雪耻，岂待异时；归正反邪，端在今日。则张良报韩，先挥博浪之椎；朱序归晋，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机革面，或临敌改图。以全省全部来归者，不吝分茅裂土；以一邑一镇来归者，定与度地纪勋。或率兵而至，则论其众寡而照数授职；或洁身而来，则就其职掌而量材超擢。若蒙古、女真，世受国家抚赏之恩，原非一类，共在天地覆载之内，亦有同仇，无怀二心，视之一体。不但休屠归汉，名高日；且如回纥扶唐，烈光叶护矣。本藩仁义素著，赏罚久明。先机者有不次之赏，后至者有不测之诛。一身祸福，介在毫芒；千古勋名，争之顷刻。师不再举，时不再来，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敬哉特谕。[65]
檄文以先声夺人的政治攻势来弥补自己兵力的不足。这一策略果然收到极大的效果，“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南宁、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复，凡得府四、州三，县则二十四焉”。进军过程中，由于部分清军归顺和义勇参加，兵员也不断增加，“水陆兵至万余”[66]。张煌言孤军深入竟然取得这样巨大的成果，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清朝在长江下游的兵力单薄；二是各地绅衿百姓不忘明室；三是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67]。煌言自记：“予之按芜邑，兵不满万，船不盈百，惟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荐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无犯，偶有游兵阑入摽掠者，即擒治如法。以故远近壶浆恐后，即江楚州中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旂相应。”[68]张军纪律严明，受到百姓广泛欢迎，士大夫更以重睹汉官威仪为盛事。史载：“寇之入宣城也，谒文庙，坐明伦堂，博士诸生儒冠洁服，不期而会得数百人。荐绅执事，威仪称盛。”[69]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反清复明势力的社会基础还相当大，郑成功在南京战败主要是用兵不当，不能归因于清朝统治已经基本稳固，把郑成功、张煌言发动的长江战役说成是注定要失败的军事冒险。
七月二十四日，郑成功在南京大败，随即主动放弃镇江、瓜洲，仓促退出长江。当时，张煌言正在宁国府（府治宣城）接受新安（即歙县，徽州府治）来降的使者[70]，突然得到南京战败的消息，立即赶回芜湖。他鉴于自己的军队已经收复芜湖、池州、宁国、太平一带地区，但兵力不足，就派了一个名叫松隐的和尚带着帛书由间道去寻找郑成功的行营，信中写道：“胜败兵家常事，不异也。今日所恃者民心尔，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来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傥遽舍之而去，其如百万生灵何？”可是，郑成功部主力迅速撤出长江，煌言的帛书根本无从寄达[71]。我们固然不能说如果郑成功在南京城下战败后，留守镇江、瓜洲整顿部伍，并且按张煌言的要求派出一百艘战船增援张军，长江战役就将转败为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郑成功既然在兵至南京时再三敦劝张煌言率部收取上流州县，兵败撤退时至少应当通知并等待张军回航后一道东下。从张煌言出险后所作《北征录》中清楚地表明郑成功退出长江时并没有告知张煌言，这无异于置张军于死地。煌言云：“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据守镇江。余故弹压上流不少动。”[72]按当时形势分析，郑军在南京城下陆战大败，江中舟师的优势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清方组织重兵进攻镇江、瓜洲以前，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匆促撤退。郑军撤出南京以下水域，使处于芜湖等地的张煌言部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清两江总督郎廷佐等人认定这是消灭孤立无援的张军的最好时机，他们一面调集水、陆军切断张军出海退路，“江中虏舟密布”，“百计截余归路”；一面写信招降，遭到煌言坚决拒绝。八月初，张煌言得知清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带领的一支军队为援救南京由荆州乘船东下已经到达安庆[73]，己部已处于东、西夹攻之中。在同部将商议后，煌言决定移舟西上，迎战缺乏水战经验的荆州清军，然后进入江西鄱阳湖，另辟抗清局面。八月初七日，张军在安徽繁昌、荻港、三山江西与明安达理所统清军相遇，双方互有伤亡。[74]这天夜晚，明安达理因为不知道南京已解围，急于东下，发炮起航。煌言部下将士早知退路已断，军心不稳，半夜听见炮声轰然，以为是清军劫营，各自解缆开船，有的返回芜湖，有的前往巢湖，业已溃不成军。天亮以后，湖广清军已东下南京，煌言点检部下兵将寥寥可数，“江西之役，已成画饼矣”。煌言为避免在长江中被清军歼灭，把所乘海船凿沉，准备换坐小舟由水道入巢湖。有内地复明人士向他建议，巢湖入冬水涸，难以长期坚持水战，不如舍舟登岸，直趋皖、鄂交界的英山、霍山地区，这一带绅民曾长期据险抗清，可以同他们会合坚持斗争。煌言接受这一意见，下令焚毁船只，率众登陆，取道桐城前往英、霍山区。由于张军长期在海上作战，不习惯走山路，又携带许多家眷辎重，一天才走三四十里。八月十七日，行至霍山县阳山寨下，“寨在山巅，可容万人，饶水泉，向多义旅”。可是，这时盘踞该寨的褚良甫早已接受清方招抚，又听说郑成功大军已败，坚决拒绝煌言部众入寨。煌言进退失据，部下在清军追击下，四窜山谷。他身边只剩下两名随从，在地方义士的掩护下改装易服，由山路趋安庆、建德、祁门、休宁、衢口、淳安、遂安、义乌、天台、宁海抵海滨，历时近半载，行程二千余里，艰苦备尝，终于回到了海上义师军中。
[1] 顺治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二一至四二四页。疏中叙述郑成功进攻温州，“率伪镇张、甘、把、马诸逆”，当即张煌言、甘辉、把成功、马信，但把成功五月十四日出师时已患病，行至沙埕病重，不能乘船，移在岸上养病，六月二十三日病死于沙埕，见顺治十六年六月两广总督李栖凤揭帖报俘获把成功子把仁龄口供，《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三至四五四页。可见，把成功部军队参加了温州府战役，他本人不在军中。
[2] 《观海指掌图》。
[3] 杨英《先王实录》。
[4] 顺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候代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中报告据被俘郑军供称：“前被飓风，国姓淹死亲子三个，内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一个一岁；又淹死老婆三个。”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三〇页。杨英《先王实录》写作“六位妃嫔”，按明制延平王正妻可称妃，时成功妻董氏不在军中，杨英称其妾为“妃嫔”，显为僭越。
[5] 《先王实录》。
[6] 见前引顺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陈应泰揭帖。
[7] 顺治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二五页。
[8] 按，明大统历闰正月，清时宪历闰三月，此处系明历。
[9] 杨英《先王实录》。
[10]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六一页。
[11] 《先王实录》。
[12] 《先王实录》。
[13] 参见《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14]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二十。
[15]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条。按，清王公出师时所携妇人亦非正妻。
[16] 杨英《先王实录》记：“十九日，移泊吴淞港口，差监纪刘登密书通报伪提督马进宝，合兵进讨。以前有反正之意，至是未决，欲进围京都时举行，故密遣通之。未报。”按，《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九记审讯时马逢知招认：“将海逆差来伪将刘澄不即诛戮，仍行放回。”“阴附逆贼是真。”又记：“江南巡按马腾升与逢知结为兄弟，同谋隐徇。”同书卷一四三又记：“海逆郑成功曾遣伪副将刘澄说令逢知改服衣冠，领兵往降。逢知声言欲杀刘澄，而实未杀，反馈刘澄银两，又差人以扇遗成功，又将申报成功投诚本先示成功……”
[17] 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顺治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为恭报投诚伪帅仰祈部从优叙用以彰鼓励事”题本。按，马龙原为鲁监国下张名振部将，张名振死时嘱咐所部兵将由张煌言领导，马龙部被改编为郑成功藩前军的情况不详，但杨英《先王实录》记，郑成功部署入江战役时令五军张英督首程大船，拨就都督罗蕴章、马隆船引港”（见该书排印本第一九〇页）。马隆当即马龙之误写，罗蕴章也是张名振旧部，郑成功凭借兵力优势，改编原鲁监国军队，任命嫡系将领接管，罗蕴章、马龙等仅充向导领港之偏裨。
[18] 朱衣助在瓜洲投降后派家人朱镇到南京接取家属，被清方捕获，朱衣助见家属未至，其父又在北京，故自郑军中逃回。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一三九。杨英《先王实录》等书写作朱衣佐。
[19] 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清两江总督郎廷佐题本、驻江宁府昂邦章京喀喀木奏本、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奏本，均见《满文兵科史书》，引自安双成《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此文收入1989年版《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一一五至一三一页。按，张煌言《北征录》记，攻克瓜洲后郑成功本拟直攻南京，煌言建议应先取镇江。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亲领主力攻镇江，让煌言率舟师先往南京。煌言军抵南京观音门下“乃六月廿有八日也”。
[20] 《满文兵科史书》，转引自安双成《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
[21] 《满文兵科史书》，转引自安双成《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
[22] 顺治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喀喀木、郎廷佐密题本，引自安双成文。
[23] 《先王实录》。
[24] 《先王实录》。
[25] 《先王实录》。
[26]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四编。
[27]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28]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安双成文引喀喀木与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两件满文奏本均云“七月十二日，海逆逼近省城，立营八十三座”，可资印证。
[29] 《东南纪事》卷十一《郑成功》上。
[30] 张煌言《北征录》，出处见前。
[31]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按：《孙子》原文为“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卷中，行军第九）。
[32] 《先王实录》。
[33] 见前引安双成文。
[34] 张煌言《北征录》。
[35] 张煌言《北征录》。
[36] 吴伟业《梁宫保壮猷记》，见《梅村家藏稿》卷二十五，文集三。《明季南略》卷十六，《郎廷佐大败郑成功》条记：“七月，南京被围既久，廷佐檄松江总兵马进宝及崇明提督梁化凤入援，进宝不奉檄，化凤以四千人至。”
[37] 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顺治十六年八月己丑朔江南总督郎廷佐奏报。
[38] 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书首识语。
[39] 《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二四二页，“江南总督题海寇异变税课委无可征残本”。
[40] 王沄《漫游纪略》卷二《燕游一》。
[41] 王熙《王文靖公集》，自撰《年谱》。
[42] 汉译魏特《汤若望传》；洪若皋《南沙文集》卷五《海寇记》。按，汤若望说福临放弃亲征是由于他的劝说；洪若皋则说是因为接到了捷报。此事为清廷所讳言，姑且两说并存。洪若皋在康熙初任福建福宁道，摄福建按察使，并曾入京朝觐，他的记载不能看作一般野史。
[43]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44]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45] 《先王实录》。
[46] 《明季南略》卷十六《郎廷佐大败郑成功》记余新之败是因为有奸细输情于清方，说“廿三日为成功生日，诸将卸甲饮酒，乘其不备，可破也”。清兵如计而行，遂获大胜。成功生日为七月十三日，与此不合。郑军懈怠是失利的原因。
[47] 南京城下双方交战的开始诸书记载不完全一致。《先王实录》云：“二十二日午，虏就仪凤门抬炮，与前锋镇对击。我炮架并堵塞路口，俱被击碎，官后无站足。虏齐拥大队冲来，或由厝项爬下，前锋镇余新、左营董廷并各大小将领官兵全军战没，中冲镇副将萧拱柱亦战阵亡，萧拱宸浮水而逃。时藩见前锋营炮响，必是虏警，催左提督迅援不及，虏破前锋镇营，随蜂拥出城住扎。”按，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两天的战斗在清方档案中均作二十三、二十四日。
[48] 《东南纪事》卷十一《郑成功》上。
[49] 张煌言《北征录》，这里的引文据查继佐《鲁春秋》附录本，文字与《张苍水集》所载稍有不同。
[50] 清方记清军收复镇江在七月二十七日，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顺治十六年“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残件。
[51] 杨英《先王实录》。参见顺治十六年“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残件，《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三○九页。
[52]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五至四五七页。
[53] 沈光文《台湾赋》，见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54] 《先王实录》。
[55]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56] 《吴梅村诗集笺注》卷二十四，诗余《贺新郎·病中有感》。
[5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郎廷佐大败郑成功》条。
[58] 参见杨英《先王实录》。
[59] 李邺嗣《杲堂诗文集》之《杲堂文钞》卷六，《丘于渭墓志铭》。
[60] 《张苍水集》第二一六页，全祖望撰《年谱》。
[6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三。
[62] 张煌言《北征录》。
[63] 张煌言《北征录》。杨英《先王实录》记于七月初一日，说有“虎卫将四员”、哨兵四人登岸，防守浦口清兵二百人即由北门逃走，“本县土民迎接官兵八人入城镇守”，“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骑，惊走满城守虏”。
[64]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四编。
[65] 见《张苍水集》第一编。按，尾署“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给”。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郑成功受封延平王，称延平郡王亦可。
[66] 《张苍水集》中所收《北征录·上监国启》。按，启本中说“通计得江南北府州县三十余城”，与《北征录》记载数字略有差异。又，“南宁”当为误写，查继佐《鲁春秋》附《北征录》无南宁，但仍云“县则二十四”；郑达《野史无文》所收《北征录》亦无南宁，云：“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三。”
[6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郎廷佐大败郑成功》条。
[68] 张煌言《北征录》，此处据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三转录本。
[69] 顾公燮《丹午笔记·员文先生》。
[70] 张煌言《北征录》。按，此文各本稍有出入，《张苍水集》作：“时余在宁国，受新都降，报至，遽返芜城。”查继佐《鲁春秋》附《北征录》作：“时余在宁国府，受新都降，报至，遽返芜邑。”郑达《野史无文》卷十三作：“时予在宁国，受新安降，败报至，遽返芜湖。”新都属四川省，新安为徽州旧称，郑达本较准确。
[71] 张煌言《北征录》，此处引自郑达《野史无文》本。
[72] 《北征录》。张煌言《上监国启》中说：“岂意延平藩师溃于金陵，仓卒南旋；臣之孤军，竟陷重地。”《上行在陈南北机宜疏》（致永历朝廷）也有相同说法，见《张苍水集》第十四页、第二十一页。
[73] 张煌言《北征录》（《野史无文》本）作“忽谍报楚来清将罗将军者战船数百只已至安庆”，据《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当即明安达理部。
[74] 见《北征录》与《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