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起义农民被淹没在血泊中后，明廷即着手加强山西的围剿力量。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51]。明廷对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检亲自批准给他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52]。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统治者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为了对付麇集山西的官军，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邢台市）、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给事中孟国祚上言说：
畿南咽喉重地，顺德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师，非有河山为之蔽也。今晋有曹文诏、张应昌；豫有左良玉、邓玘，贼将何之乎？昔之秦驱于晋，晋驱于豫者，今转而驱之顺德矣。[53]
为了堵御起义军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官军作战中，起义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54]。河南的乡绅们向朝廷请求，由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起义军的围剿。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可是，这时朱由检还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他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这件事进一步暴露了朱由检独夫民贼的反动本质。他的统治越是不稳，就越不相信人。在他看来，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派到军中充当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实际上，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以惩治阉党而一度博得好评的朱由检，在失望之余，终于走上了万历、天启两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义军在畿南地区同官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起义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请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轻视贼”[55]。朱由检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牺牲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后由于明官僚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据某些史籍记载，他本人也曾发生过动摇，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图。[57]尽管如此，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河北兵备道曹应秋就说过：“惟紫金梁死，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此贼似能统领诸贼也。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时合。”[58]这说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义军处境的困难。
崇祯六年冬，明政府调来的官军云集于山西、北直隶、河南的交界地区。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山西、北直隶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59]起义军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于是，起义军首领们竭力谋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十一月，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向京营总兵王朴伪称愿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顿时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义军首领人物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至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属河北省）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等信以为真，马上向朝廷奏报，同时停止了对起义军的进剿。据史籍记载，当时在武安开报的诈降起义军首领名单为：
贺双全 新虎 九条龙
闯王（高迎祥） 领兵山 勇将
满天飞 一条龙 一丈青
哄天星（当作混天星——引者）
三只手 一字王 闯将（李自成）
蝎子块 满天星 七条龙
关锁（当作关索——引者） 八大王
皂莺 张妙手 西营八大王（张献忠）
老张飞 诈手 邢红狼
闯塌天（刘国能） 马鹞子
南营八天王 胡爪 哄世王（当作混世王——引者）
一块云 乱世王 大将军
过天星（惠登相） 二将
哄天王（当作混天王——引者）
猛虎 独虎 老回回（马守应）
高小溪 扫地王 整齐王
五条龙 五阎王 邢闯王
曹操（罗汝才） 稻黍杆 逼上路
四虎 黄龙 大天王 皮里针
张飞 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引者）
薛仁贵 金翅鹏 八金龙
鞋底光 瓦背儿 刘备
钻天鹞 上天龙
共计六十一名[60]
起义军以伪降为掩护，麻痹了明朝当事的文武官员，向官军士兵和地方百姓购买裘、靴等衣物，积极准备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气骤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成桥。起义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上再加一层土，分三路驰马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明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促迎战，被起义军击毙。起义军主力就这样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把明政府调来的重兵甩在后面。[61]从此，农民军在更广阔的地面上往来驰骋，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怀宗崇祯实录》卷一。
[2] 《国榷》卷九○。
[3] 《崇祯长编》卷四二。兵部职方司李继贞也有类似主张，他在崇祯三年十月上疏请赈延绥说：“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尝（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莫大焉。”见《延绥纪略》卷一。
[4] 《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微臣负不白之冤事题本》中说：“伏睹皇上召对计吏，临御平台，圣谕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三页。
[5] 《崇祯长编》卷四二载：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镇岁祲民饥，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遣御史吴甡前往赈济。仍令府州县有司设法凑济，以杜乱源”。《崇祯实录》说这十万两银子出自户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说是发帑金，没有指出是部帑，还是属于皇帝的内帑。
[6] 《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崇祯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题本中引用这个诏书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轸念饥贫，特行赈赍。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为？即有已被胁从，误投贼党，若肯归正，便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一页。
[7] 参见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绥寇纪略》卷一引新任陕西巡按御史吴甡疏说：“督臣杨鹤以本年三月移镇宁州，招抚一魁，安插宁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尽余党如郝临庵、刘六等众不下数万。”《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言亦云：杨鹤“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题宁塞安插……”看来，神一魁部跟着受抚的只是一部分，也没有都解散回乡。
[8] 吴甡：《忆记》卷一。
[9] 《绥寇纪略》卷一。
[10] 同1。
[11] 《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
[12] 吴甡：《忆记》中说，他当时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县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难民奔窜而来，言中部昨夜已为红狼等贼所陷”。这里说李老豺、独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据《杨鹤对诏狱供状》。
[13] 《绥寇纪略》卷一。
[14]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三页。
[15] 《国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16]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17] 《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
[1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八。
[19] 《国榷》卷九○。
[2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
[21]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22] 《崇祯长编》卷四一。
[23] 同4。
[24] 到崇祯六年，张彝宪上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检大怒，责成各省抚、按回奏。给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见《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传》；《明通鉴》卷八二、八三。
[2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笔记》说：“上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县）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知府）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
[26] 吴甡：《忆记》。崇祯四年五月吏科给事中邓英上言：“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如臣乡近来追征之苦，鸡犬皆惊。闻有负瓦、揭木、弃室家而群聚为盗者，有越狱大盗肆行劫夺，捕官不敢问、有司莫以告者。诸如此类，尽足干和。秦、晋流寇可为近鉴。”见《崇祯长编》卷四六。
[2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延长长川”四字在《国榷》卷九一内写作延川。
[28] 《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等书说，起义军进入山西后，“贼首自号横天一字王”。这个说法常见于史学论著。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横天王、一字王，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入晋各部起义军的共同首领。
[2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顺治七年《河曲县志》亦载：“乱民王可贵引贼入，城遂陷，时十月二十八日也。”
[30] 《崇祯长编》卷四四。
[31] 张慎言：《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寇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三○，《艺文》。
[32] 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引自康熙九年《绛州志》卷四，《艺文》。
[33] 乾隆四十八年《府谷县志》卷四，《人物》。
[34] 见1；又见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志·近代忠节分编》。按，王嘉胤牺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绥寇纪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阳城南山夜饮，醉虐其下，左右杀之，以其首献”，都没有提到张立位、王国忠同谋作乱事。据崇祯五年冬，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题本，总兵曹文诏下有实授守备王国忠，千把总名单中有张立位。这就证实了《府谷县志》的记载，王国忠、张立位因刺杀王嘉胤有功于明王朝，被赏给低级官职。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载“崇祯四年，河曲贼王加印由沁水入阳城山中，其党张登喜斩其首以降”，也不够准确。
[35] 张道浚：《兵燹琐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所记与此相同，当即本此。《平寇志》卷一仅记首领十四位，下云“分为三十六营”；十四人中有十一人与上列名单相同，其他三人是显道神（高加讨）、乡里人（刘浩然）、活地里（当系活地草贺宗汉）。据后来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奏疏，这三人确实长期留在山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灭。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引曹应秋的说法，当时“自秦渡河而东”的起义军首领“共二十四家，贼众共一万四千”，王嘉胤被害后“有众十六万”。曹应秋开列的二十四位首领同《兵燹琐记》相校也有差异。
[36] 《绥寇纪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国榷》卷九一，都说赵胜是被俘后遭杀害。张道浚《从戎始末》却有不同说法：他率领家丁随同山西官军“游击王尚义、汾州营游击刘光祚兵，六月十六日与贼战于临县之三教村。余家丁张三皋先入，斩贼首点灯子，贼遂披靡。众狃胜纷逐，贪不知止。贼反戈乘之，我兵覆。刘光祚仅以身免，余家丁死于阵者亦十一人。贼张而东……”
[37] 《崇祯长编》卷六二。
[38] 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历代兵氛》。
[39] 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是夏，山西贼混天王等破隰州”，时间和义军首领均与《隰州志》不合。
[40] 《国榷》卷九二记，是日“李自成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紫金梁、老回回、蝎子块、八爪龙等，以党二万掠清化（清化镇在怀庆府境）。己酉（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积薪竟上，屠之，知县刘凤翔逃去……”
[41] 《崇祯存实疏钞》卷七下。又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八五页。
[42] 这是根据张宗衡转报的总兵尤世禄塘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说：“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辽州贼闻官兵至，舍去，各将入城杀居民报功。李卑独否，晋人称之。贼又掠榆社、和顺、寿阳、榆次、平定，太原大震。”按照这一记载，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并没有据守辽州，而是听说官军到来就主动向北面转移了；尤世禄所报“斩级一千三百颗，皆是陕级”，是官兵入城后屠杀居民冒功请赏。但尤世禄塘报中说，官军到达辽州城下时，起义军奋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雨，职复传令自副参而下，不用命者立斩。……职乃身先将士，临城射打竟日，被矢中伤职右腹下，入骨断筋，已成废人。……职子副将尤人龙脚面亦被轻伤……”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属虚诳。又监视太监刘允中在重占辽州之前，写的题本内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围敌于城”一语。看来李自成等部占领辽州后曾经遭到官军包围，大概属实。乾隆六年《沁州志》记载：“崇祯五年冬，闯贼李自成侄一只虎李过，破辽州及傍郡县，士民无不望风投顺。”（卷六，《忠烈·赵克宽传》）辽州战役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但这条材料强调了李过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过早期活动的罕见记录。
[43] 此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记攻取安定县城的，是来自鱼河川的“不沾泥张存孟等三千余人”。
[44] 此据《国榷》卷九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作“王承恩等击斩谭雄等五百余级，安塞平”。
[45]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党，杨鹤处之鄜州。是夜，与刘民悦等袭甘泉，劫河西道张允登所解饷银十万两。允登战死，把总杨勋堕城逃，杀知县郭永图。”据洪承畴题本，“上年冬月，甘泉杀官劫银逆贼大头白柳溪，已于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总兵于虎儿凹大战斩首讫”。上文又云，参与其事的尚有“逆贼大头目石耀宇”。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46]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战……拨其三屯，斩首千级。”《平寇志》卷一，把作战地点写作“西澳”，又说宁夏总兵贺虎臣也参加了围剿。《国榷》卷九二写作“西隩”。据洪承畴题本，应作西壕。
[47] 《绥寇纪略》卷一。
[48] 《平寇志》卷一。
[49] 兵部尚书张凤翼崇祯五年十二月题本，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50] 见《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51]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六页。
[52]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九页。按，所谓“秦晋诸将”，山西将领自不待言，秦将是指在这以前奉调入晋助剿的延绥镇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等人。
[53] 《绥寇纪略》卷一。
[54] 《国榷》卷九二。
[55] 《绥寇纪略》卷一。
[56] 关于王自用之死，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十五《人物·王士仪传》云：“崇祯七年，流贼自山右入武安管头川镇放火屠杀，势如鼎沸。知县张国柱飞报兵巡杨道台，委（河北兵巡营守备王）士仪领兵一百五十名，扼贼于县西之小店村。士仪奋勇弯弓射中贼帅紫金梁，贯脑而死。贼众震怒，蜂丛潮涌。士仪力不能支，遂遇害，阵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还。事闻，以礼葬死所，从亡兵丁亦埋左右，张令勒石以记。”这里，时间肯定有误。《绥寇纪略》卷一载，崇祯六年“五月，邓玘击贼于济源之善阳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众散他部以去”。《国榷》卷九二记，六年九月，明总兵张应昌于北直隶平山县，“获贼魁张有义，即一盏灯也。始知渠帅紫金梁五月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记于崇祯六年四月，“紫金梁死于济源，其党归闯将（李自成）。后左良玉擒一贼目，言是病死，诸贼厚葬之山中。当时诸将妄言死于箭铳”。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兵部为类报山西捷音事题本中说，崇祯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贺人龙夜袭起义军于翼城县官庄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中一镞”，“重伤而逃”。
[57] 见张道浚所著《从戎始末》和《兵燹琐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等书也采用了张道浚的记载。
[5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9] 这里是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的记载做出的统计。但该书说“其主客兵二万二千余”，同各部兵相加数不符，疑有误。
[60]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61] 起义军渡过黄河的日期，《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绥寇纪略》等书，均载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胙土《解鞍小录·畿南御寇摘抄》所记为“癸酉仲冬廿六日，黄河冰冻成桥，顷刻贼渡数万”，较诸书所载时日晚两天。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是年“冬十月，黄河结冰坚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渡河”当是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