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县，取道达州，打算沿进川时的旧路东出湖广。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一面连续九次檄调驻扎在湖广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正月十三日，起义军进至开县黄侯城[37]时，被猛如虎所统官军追上。当时官军业已“人马困乏，多不能前”，有的将领主张休息待次日再战。猛如虎和参将刘士杰求功心切，认为好不容易才追上义军，如若耽搁一天起义军又走远了难免贻误战机。于是，不顾士卒疲惫，下令直前搏战。双方战况非常激烈。张献忠登高一望，见追上来的官军数量不多，没有后续部队，乃挥众冲杀而下，把官军包围在内。义军战士人人勇气百倍，呼声震天，冲锋直前。官军抵敌不住，乱成一团，参将刘士杰被击毙，猛如虎溃围脱逃，其子猛先捷、侄儿猛忠矢尽弦折，拔刀自刎。官军经过这场恶战之后，元气大损，再也无力追赶了。而奉调入川夹剿的左良玉却由于对杨嗣昌积恨甚深，对发来的九次檄令置若罔闻。待义军即将由四川东出湖广时，他竟拉起队伍开往陕西兴安，“若相避者”[38]。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出夔门（今奉节县）经巫山进入湖广。正月二十五日攻克兴山，杀官军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39]东进至当阳县时，探得襄阳城内官军守备单薄，乃定计奇袭。张献忠亲自率领轻骑一日一夜奔驰二百里，到达襄阳附近，命部将率二十八骑伪装成官军，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40]二月初四日夜半，埋伏在城内的义军将士放火为号，趁乱袭击驻防官军，城内顿时鸡飞狗走，鼎沸起来。天明以后，起义军主力一到，即占领了襄阳。明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坐于襄王宫中殿上，给朱翊铭一杯酒，说道：“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41]把他拖到襄阳西城楼上处斩，又杀襄藩贵阳王朱常法等。义军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战役中被俘的军师潘独鳌和献忠妻妾。献忠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42]。
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的出川和攻克襄阳，同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时期的里程碑。它们标志着明廷组织的反革命围剿已经全盘破产，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起义农民方面。那位显赫一时的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这时也已经完全绝望。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哀鸣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43]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湖广沙市徐家花园[44]，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农民起义的勃兴，在明廷内部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明廷官员如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纷纷上疏，“极言枢辅之恶”[45]，要求追究杨嗣昌的责任。朱由检因为杨嗣昌是自己力排众议，特简夺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责难，有损他的“明主”形象。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称：“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46]。廷臣们见皇帝护短，只好缄口不语。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传来，朱由检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起用因事下狱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农民起义军。此后虽多次易马，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杨嗣昌那样得到朱由检的信任了。
[1] 四川道御史卫周胤在崇祯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说：“剿饷原暂行一年，次岁又复催征二百八十万，吸尽百胜之膏血，实杨嗣昌流毒于天下也。”（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九七页）后来，钱肃乐在《论恢复疏》中说：“往者，辽事起而有辽饷，诏书有言，暂累吾民一年，已而为定倾矣；及剿寇而有剿饷，诏书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杨嗣昌请抽练九边之兵以制虏灭寇，诏书复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见《甬东正气集）卷一）
[2] 《明通鉴》卷八六。
[3] 从湖广巡抚宋一鹤的题本中可以看到，崇祯十三年湖广各郡县都已着手裁练，题本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练的情况。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三至八六页。
[4] 《明通鉴》卷八六。
[5] 明亡前夕，大学士蒋德璟在一次召对时说：“既有旧饷五百万、薪饷九百余万（指崇祯三年增加的辽饷和十年加派的剿饷），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一万，今止二三百。若山（山海关）、永（永平）兵七万八千，蓟（蓟州）、密（密云）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朱由检听得刺耳，大发脾气。蒋德璟退出后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见：“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皆以抽练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旨，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不言及。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甚至未见贼先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尤急。盖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追咎于议练饷之人。”（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孙承泽也说：“杨嗣昌在兵部议加剿饷一（当作二）百八十万，欲练兵十二万为剿贼之用。饷既加，陕、豫、江、楚报兵八万，然仍旧籍之兵也。又议加练饷七百余万，将宣、蓟边兵抽而练之，集成劲旅。营制纷纭，出彼入此，仍旧籍之兵也。剿不成剿，练不成练，而四海之困穷已甚矣。”（《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6] 《明通鉴》卷八六引给事中王家彦疏。
[7]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8] 《三垣笔记·附识》卷中。
[9] 《野老漫录》。
[10] 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 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 《平寇志》卷三，记张献忠重新起义的日期为六月初一日，又说七月初一日“献忠焚谷城，西走房县合曹操”。时间都不对。这里是根据王鳌永《抚郧疏稿》、《郝太仆褒忠录》以及《杨文弱先生集》，三书的作者都是当事人，应属可信。
[13] 《平寇志》卷三。
[14] 王鳌永：《抚郧疏稿》，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题本《为塘报贼情事》。
[15] 张任学原为御史，后改武职，任总兵。副将罗岱部即拨交他统率的军队。
[16] 《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七七页。
[17]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对》。
[18] 《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
[19]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20] 朱由检亲笔题诗当时曾立碑文庙，现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还保存了一块（北京图书馆有拓片），诗后书“赐督师辅臣嗣昌，崇祯十二年九月”。有的书记载这首诗的文字略有出入，如首句中“今暂”二字作“暂借”，应以碑文为准。杨嗣昌到襄阳后竖起“盐梅上将”的大旗，他的直属标兵称为“上将营”，都是以这首“御制诗”做标榜。
[21] 《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杨山松：《孤儿吁天录》。
[22]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榜购一词》条。按，此条首云“总督杨文岳嗣昌出师，榜辑剧寇张献忠”，杨嗣昌字文弱，谈迁误为文岳，又称之为总督，遂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混为一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载此事时更写成“保督杨文岳出师榜缉张献忠”，均误。又杨氏所载词中“兴安、平利走四方”一句作“兴安、平利走东乡”。李馥荣：《滟滪囊》卷一所载杨嗣昌榜刊《西江月》词句为：“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或系杨嗣昌所刊另一榜文。
[23] 见《滟滪囊》卷一。崇祯十二年十一月杨嗣昌在《备述献贼孤穷，亟宜悬赏购缚疏》中酌议“有生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加升玉带，荫锦衣卫指挥世袭；斩首来献者赏银二千两，加升玉带，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其他分别给赏。此议于十二月初八日经朱由检批准（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七；又见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二）。按，杨嗣昌在朝廷面前历来谨小慎微，他在榜文中公布的赏格不大可能同朝廷认可的规格相抵牾，所谓“赏万金，爵通侯”疑是传闻之辞。但他在《飞报玛瑙山大捷疏》（疏尾云崇祯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圣旨，上奏时间当在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中说：“臣于两月之前，恐其潜踪远窜，业已画刻图形，遍布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处，高悬赏格，预备擒拿。”既云“两月之前”当在崇祯十二年十二月间，同上引两个材料相符。可知榜文上确已列出赏格，标准应是经朱由检批准的规格。
[24] 见《滟滪囊》卷一。按，此事在《平寇志》等书中，都记载于杨嗣昌追击张献忠入川之时，还说在杨嗣昌的衙门里到处贴着“有斩阁部来降者赏银三钱”，嗣昌“疑左右皆贼”。参考上引原始材料，恐系传闻之误。
[25] 玛瑙山战役中，张献忠大败的主要原因，是这时左良玉感恩图报，肯于打硬仗。杨嗣昌决定暂时放过其他各部义军，集中左良玉部和陕西、四川、湖广官军专一打击张献忠部，力量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暂时获胜是毫不奇怪的。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里，对左良玉等部取胜的原因表示怀疑，说“献，剧贼，丧败至此，必有意外之变”，因而采取了左良玉遣降将刘国能挑选一批精兵伪装成打粮归来的义军将士混进营盘，突然内外夹攻，献忠猝不及防，以致大败的说法。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孙之《二申野录》卷八，也持此说。其实，这个传说是不可靠的。据现存左良玉出师时的报告，刘国能和李万庆当时留守郧阳，不在行间。另外，玛瑙山战役的经过，在杨嗣昌当时的奏疏里有详细的描写，可资参考。
[26] 《绥寇纪略》卷七、《国榷》卷九七写作寒溪寺，此据《杨文弱先生集》和《孤儿吁天录》。
[27]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九。
[28]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一。《绥寇纪略》卷八说，张献忠派部将马元利携带重宝去见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独不之思乎？公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专，无献忠即灭不久矣。”左心动，实纵之去。这一说法不知可靠与否。但明后期官场上重文贱武的风气十分盛行，左良玉等反动将领出于个人考虑，采取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办法，当系事实。
[29] 据光绪十年《兴山县志》，白羊山又名白羊寨，在县城西偏北。
[30]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31]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二。
[32]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一，《独请臣罪疏》。按，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连续击败四川官军（主兵）和奉调入川的陕西、湖广官兵，使杨嗣昌组织的围剿遭到重大挫折，战果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无名氏作《纪事略》载：“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丧殁殆尽。”过分地夸大了这一战役的规模。
[33] 《国榷》卷九七。杨嗣昌选拔猛如虎、张应元为正副总统同左良玉、贺人龙不听调遣有密切关系。
[34]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再报蜀疆失守州县疏》。
[35]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嗒史》作营县，误。
[36] 《滟滪囊》卷一，邵巡抚指原任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指接替邵捷春的廖大亨。
[37] 《绥寇纪略》卷七，作“我师追贼及于开县之黄陵城”。《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与《孤儿吁天录》卷十四，作“追及于开县之葫芦颈黄后城”。据乾隆十一年《开县志·古迹》载：“黄侯城，在县东五里，五代时土人黄、侯二家避兵于此。”可见，正确的写法应是黄侯城。
[38]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与宋楚抚一鹤》。
[39] 《孤儿吁天录》卷十四；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二一，《人物》。
[40] 《平寇志》卷四，说这位部将是刘兴秀，可备一说。崇祯十四年八月奉敕往勘襄阳失事情形的司礼监策笔太监王裕民的题本中，除了说到起义军有“假充阁部差官，安置公署”者以外，还谈到有“奸细伏于平日”以及从前安插在樊城的“降丁”，“盈千盈百，往来城中，不知是贼是兵”，又说监禁在襄阳监狱内的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也暗通线索（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九页）。总之，张献忠为了奇袭襄阳，事先是做了周密布置的。
[41] 《平寇志》卷四。按，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收入《野史无文》卷十四）载献忠与襄王的对话较详。此书作者虽自称得自亲身见闻，然核之以现存明档（《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二四页）等原始材料，作者所言多有失实之处，如攻克襄阳之日，可断定为崇祯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余瑞紫却记于崇祯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此不取他的说法。
[42] 《明季北略》卷十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作“发银十五万以赈饥民”。
[43]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44] 关于杨嗣昌之死，《绥寇纪略》卷八云：嗣昌自川“返荆州，将谒惠邸。王命阍者谢曰：先生愿见寡人者请先朝襄王。嗣昌惭，乃缢”。同书卷七又云：“嗣昌闻襄阳破，遂不复食。及闻李自成陷洛阳，于是拊膺大恸曰：无面目见上。伏毒死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云：“嗣昌败后，左良玉以平行牒文侮之。嗣昌惭愤，乃仰药自杀。”嗣昌子杨山松于《孤儿吁天录》中力辨其诬，云其父乃病死。按：据杨嗣昌死前书函及在嗣昌左右之监军万元吉所作《筹军录序》可知嗣昌时已病重，疾中获悉福、襄二藩相继告陷，惊悸转剧，虽曰死于病，实亦死于时局也。嗣昌殁时方五十余岁，尚在壮年，距襄阳之破不足一月，相传自尽，不为无因。然在疑似之间，未可据为定论。
[45]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46]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所记文字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