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态严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
吴三桂因为远离京师，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义军攻克时还跋涉于勤王路上。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反赐银两表示慰问。刘泽清并没有因此而感动，竟将临清大肆抢掠后率军南逃。只有唐通领着所部八千士卒到达北京，屯扎在齐化门（朝阳门）外。[31]陛见时，朱由检赐宴，慰劳有加。唐通也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朱由检非常高兴，赏唐通本人白银四十两，兵丁每人五钱。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他派太监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赐给的东西摔在地上，满腹牢骚地说：“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32]接着便借口自己带领的兵员数“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33]。上疏后不待朝命，拉起队伍就走。朱由检也无可奈何。此外，临近灭亡之时，朱由检还手忙脚乱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为了搜括兵员进行垂死挣扎，但又碰到了军饷的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34]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效，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朱由检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朱由检见所得甚微，干脆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缙绅纷纷告免。”[35]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政府勒逼出银。内官也奉命捐银助饷。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朱由检当面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却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后来，他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其他的太监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36]据史籍记载，朱由检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派太监监视各镇。各地文官武将纷纷投向大顺政权，使朱由检感到不寒而栗，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猜忌心理。二月底，他派出一批亲信太监前往各地担任监督防范之责，如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等等。兵部认为，这样政出多门，事权无法统一，只会增加地方上的困难，请求收回成命。朱由检却拒绝采纳。这些太监除了方正化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其余大抵都随同地方官员和驻军一起投降了大顺军。朱由检这一着棋，不仅丝毫没有奏效，而且更加暴露了他的众叛亲离。
三、下罪己诏。朱由检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妄想收拾人心，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两次发布了“罪己诏”。二月间的诏书表面上承担一切罪责，宣布“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己实不德，人则何尤？”实际上空话连篇，一点与民休息的措施也不肯采取。就像谈迁所指出的那样：“当是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37]三月十八日，即明王朝覆亡的前一天，朱由检再次发布的罪己诏中才声称加派的新旧饷项全部停止。同时宣布“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他如文伪职牛金星、喻上猷；武伪职刘宗敏、罗戴恩等皆朕之臣子，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弃之，悉赦其罪，令复官职”[38]。自己的命运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时，朱由检还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模样，高唱赦罪安民的调子，真好比骷髅卖俏，徒在历史上增加一点笑料而已。
由于大小臣工们眼见形势不妙，在二月底三月初已纷纷逃难，“旬日内外，大车小辆络绎而出国门”[39]。朱由检见人心动摇，下令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员外，其他官员和家属一律不准出城。三月十四日，为了防止起义军化装潜入京师，朱由检还命都察院，督促五城御史严行保甲制度，“缉捕奸细”[40]。这类措施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事实不久就做出了回答。
[1]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页。
[2]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3] 《明季北略》卷二○，《李建泰督师》条下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李建泰的为人：“昔崇祯丙子（九年），建泰主试江南。（九月）九日，大宴雨花台。百官送之。建泰坐轿中叹曰：‘不觉又重阳矣！’盖感日月之易迁，知其贪生之念重也。”
[4]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5]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6]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三所载崇祯十三年赐给杨嗣昌的敕书。
[7]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8]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抚宛平朱公庙碑》。
[9] 刘尚友：《定思小记》。
[10] 光绪十六年《定兴县志》卷十九，《大事》。
[11] 康熙三十二年《广宗县志》卷十，《人物列传》。
[12] 乾隆十五年《顺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见康熙《广宗县志》卷十，《人物列传》。按，不少史籍说李建泰军攻破了东光县城，李军并未经过东光，实无其事。
[1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甲申正月丙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条小注说：“辽东孙德新云：建泰实奉密旨封闯为秦王，求罢兵也。”录以备考。
[14]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帖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百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1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条。
[16]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17] 同3。
[18] 同3。
[19]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0] 《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1] 《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22]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
[23] 《春明梦余录》卷二四。
[24] 《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
[25]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26] 同1。
[27] 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28] 《绥寇纪略》补遗中。按，蒋德璟《悫书》卷十二，《阁臣回奏会议名单》中，说“璟奏廷议俱言东宫宜往南监国，上不应”。
[29] 蒋德璟：《悫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奉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3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1]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作：“通至，骑八千，步倍之，皆极精锐，壁齐化门外。”（齐化门即朝阳门）李长祥自称当时曾经亲往拜访唐通，按他的说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骑、步二万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记唐通入卫时，明廷发给犒师银每人五钱，共发银四千两，算来还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顺军后，奉命领所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时，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记可能有误。
[32] 《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记此语为唐通对作者李长祥所述。
[33] 《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34] 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
[35] 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
[36] 《国榷》卷一○○。
[37] 《国榷》卷一○○。这年正月，给事中孙承泽和光时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诏”，希望他采取停止练饷等实际步骤（见《天府广记》卷十三，光时亨：《王言更新疏》）。
[38] 《国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这件诏书记载于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顺政权文武官员还有李振声、杨永誉（裕）、田见秀、杨彦昌、谷可成。又，陈济生《再生纪略》，说这个诏书是三月十四日颁发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则载于三月初五日，待考。
[39] 《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
[40] 《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