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下,曾颁布过免奴为良的法令,并对官绅畜奴做了严格的限制。随着王朝统治的重新稳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南方,缙绅地主通过购买和接受投靠,拥有大批的奴婢。明后期,江南士大夫之家不仅家内服役依赖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种也由奴仆承担。顾炎武说:“今吴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51]湖广麻城的梅、刘、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52]。沦为奴仆的农民,“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53]他们的子女称为人奴产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转让的权力。有的地方严格禁止奴仆读书识字,目的是使他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易于役使的地位。奴仆们过的是缺衣少食、劳役繁重的生活,还要忍受主子的种种欺凌。一件史料中说:

间尝闻江南惨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驱,繁于《僮约》。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剃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54]

非人的待遇使奴仆们的胸中蕴积了复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感召之下,奴仆们看到了摆脱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希望,他们行动起来了。较早的奴变在崇祯七年秋爆发于安徽桐城。这里的奴仆在黄文鼎、汪国华、张儒等人的联络下,立盟会聚,“谋为乱以应贼”[55]。他们受“替天行道”口号的影响,以“代皇”二字为号。“‘代皇执法’四字屡冠于檄首,标于令箭,传于郡城及各乡村矣。”[56]这说明他们对当今皇帝还抱有幻想。桐城的奴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穷民之亡赖者,无远近少长毕至”[57]。参加起义的群众,在城外胡家庄“设将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参谋、中左右前后五哨先锋等号。民间讼狱咸取决焉”[58]。这次起义不久就在官府和乡绅勾结下被击败了。当知县审问张儒为什么聚众为变时,他回答道:“无他,不欲为奴耳。”[59]桐城奴变的组织者被诱杀,这并没有吓倒逐步觉悟起来的奴仆。“漏网余党,愤恨不平,说:‘我等要杀乡官,到不曾杀得,反被乡官杀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贼来报仇。”[60]崇祯十六年,湖广麻城奴仆组织的“里仁会”,派人往南直隶迎来了张献忠起义军,说明奴仆们已经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地方的农民革命武装,才有可能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变的高涨,是在大顺军推翻明王朝之后出现的。甲申四五月间,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各地的奴仆闻风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运动。奴仆们的斗争目标,首先是要求脱籍,改变奴主关系。在金坛县,奴仆们听说大顺军攻克了北京,欢呼道:“天地迥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为“削鼻班”。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谓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举事的日期,规定到时“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后,地主豪绅有了靠山,神气起来了,削鼻班的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乙酉五月,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奴仆们又“拍掌相贺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终奴我也’。”“骤呼其党近万人,饮血于城隍之庙,令曰:‘国步既改,诸勋戚与国同休者咸已休废,若我辈奴籍不脱,奴将与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秃屑者司驱走,桀黠者主指画,温肥者赡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齿者,众共灭其家;奴有自不愿去者,磔而尸之。’”[61]“遂鸣钲造乱,缚故主,胠其囊箧,索身契,横行剽惨。去主从乱,凡四五万人。”[62]南直隶嘉定县,于“端午后始得北信,于是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63]。《研堂见闻杂记》记载南直隶太仓州的情况说:“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乙酉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在主人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城中倡首者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64]江阴县的“叛奴乘衅索券焚弑者络绎而起,烟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65]。

在南直隶黟县有“黠奴”宋乞,“暗约诸奴,以吾辈祖父为役,子孙隶其籍,终不能自脱。天之授我,此其时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绳我,无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举,无或后者。邑凡列营数十余处,各有魁帅领之”[66]。“始而挟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卖身文契,继而挟饷于乡邑。素有名望者,俱剪除之”。[67]

浙江海宁县有李刀三领导的奴变,“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称。乘间煽诸毒怨于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构兵其间,势汹汹”[68]。

广东的奴变称为“社贼”,“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止”。[69]

奴仆们在自发的斗争中,还清算了主子的罪恶。这点在有关金坛奴变的记载中,叙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于主,则曰:“吾受汝扈若干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请偿棒。”则掣神签以数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则曰:“若棒我时,何为不知痛也?某日,汝锥我,请偿锥。”曰:“痛乎?”其主大号。则曰:“若既知痛,向何为锥我也?”……有一绅,性严正,独留城。诸奴絙其项,徇于市,令大叫曰:“为主慎无若我之溪刻也。”不叫,则棘鞭竞鞭之。是绅老,几毙。有数诸生不胜楚挞,亦几毙。[70]

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影响下,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71]。这段话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对于认识明末的江南奴变,以至于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江南的奴变是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爆发的,也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清初仍然此起彼伏一样,南方的奴变也延续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经趁改朝换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们显然错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于它的汉族官绅地主,维护的是封建统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变都是在清政府同当地豪绅勾结下遭到镇压的。例如,金坛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将为首数人捕去,“截其鼻,悬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遂斩之。众乃大服”[72]。安徽黟县的奴变先后坚持了两年,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之后,“邑之士夫,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徇。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73]。又如南直隶太仓州的奴变,也是在当地士绅控告之后,清政府“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74]。在奴变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后,一位官绅不无得意地评论道:“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75]他套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论证主仆之义将与天地同休。这正好说明了农民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不推翻封建制度,农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1]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记:“弘光既失国,时人咸恨不立潞王。太常少卿张希夏语大理寺丞李清曰:‘吾尝奉敕奖谕潞王,亦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也。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大理少卿沈因培常曰:‘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人是其言。”又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潞王朱常淓曾在杭州监国,为时不过几天就投降了清朝。可见,所谓“立贤”,不过是南京官场派别斗争中的借口。

[2]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石匮书后集》卷二四,《史可法列传》。姜曰广在《过江七事》中说,史可法和马士英开初定议拥立桂王,不久马士英变卦,改拥福王。

[3] 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四。

[4]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条。

[5] 同2。

[6]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

[7] 姚廷遴:《历年记》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日记汇抄》,第五十五页。应廷吉:《青磷屑》卷上记:“南都人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8] 引自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二。夏完淳《续幸存录》作:“京师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纪》卷三作:“尔来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职方地下走’之谣。”

[9] 姜曰广:《过江七事》。

[10] 《国榷》卷一○一。

[11] 史可法:《请遣北使疏》,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12] 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13] 《国榷》卷一〇一;顾炎武:《明季实录》。

[14]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15] 史可法:《请遣北使疏》。

[16] 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陈洪范:《北使纪略》。

[17]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18] 《北使纪略》。

[19] 顾炎武:《圣安记事》上。

[20]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

[21]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及《惜扬州》。

[22]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议御北兵》条。

[23] 参见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24] 《明季南略》卷二,《五月纪》;又见陆圻《纤言》下。

[25] 陆圻《纤言》,记载了朱由崧被俘入南京的情况:“丙午,帝乘无幔小舆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帝嬉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又见《明季南略》卷九,《宏光出奔》条。

[26] 《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一○页。

[27] 明政府山东官员在正式报告中说,李青山等战败之后逃到费县箕山被活捉(《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三六页,张国维题本)。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官军“诱青山降,执送京师献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凡三十余人。贷一人,磔青山及王(李青山之谋主王邻臣),余斩首。方缚赴西市,众贼云:‘许我做官,乃缚我耶!’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桩立拔;王诟骂当事者负约,死乃绝声”(附识,卷上)。

[28] 汪辉:《湘上痴脱离实录》,见《希青亭集》。

[29] 尤侗:《艮斋倦稿文集》卷十二。

[30]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三二,《武事》四。

[31] 康熙四十八年《龙南县志》卷十一,《纪事》。

[32] 黎遂球:《莲须阁集》卷四,《平湖南山寇纪功碑》。

[33] 道光二十六年《宁波府志》卷三六,《逸事》。康熙二十五年《奉化县志》卷六,《陈国训传》内,记胡乘龙之名为胡成龙;同书卷十三《通云禅师传》内,又写作胡承龙。

[34]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

[35] 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十九,《赋役志》下。

[36] 康熙二年《武冈州志》卷九,《征异·时事》;又见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一,《武备志·兵纪》。

[37] 马光:《两粤梦游记》。

[38] 康熙《零陵县志》卷十四,《灾祥》。

[39]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40] 康熙二十三年《宁化县志》卷七。

[41]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一○七,《祥异》。

[42] 顺治十五年《赣石城县纪》卷八,《纪事》。

[43]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宁化知县徐公墓志铭》。

[44] 康熙二十三年《宁化县志》卷七;又见李世熊《寇变记》,载《清史资料》第一辑。

[45] 同1。

[46] 康熙二十三年《宁化县志》卷七。

[47] 顺治十五年《赣石城县纪》卷八,《纪事》;又见乾隆十年《石城县志》卷七,《兵寇》。

[48] 乾隆十八年《瑞金县志》卷七,《艺文》载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

[49] 乾隆十八年《瑞金县志》卷一,《兵寇》。

[50] 同治《永新县志》卷十五。

[51] 《日知录》卷十三,《奴仆》条。

[52] 于子瞻:《金沙细唾》。

[53] 张明弼:《萤芝全集》,《削鼻班记》。

[54] 同3。

[55] 蒋臣:《桐变日录》。

[56] 桐川蹈海生:《桐叛纪异》。

[57] 蒋臣:《桐变日录》。

[58] 同1。

[59] 桐川蹈海生:《桐叛纪异》。

[60] 同3。

[61] 张明弼:《萤芝全集》,《削鼻班记》。

[62] 于子瞻:《金沙细唾》。

[63] 苏瀜:《惕斋见闻录》。

[64] 娄东无名氏(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

[65] 陈曦明:《江上孤忠录》。

[66] 嘉庆十七年《黟县志》卷十五,《艺文》载江碧《义烈江伯升雷传》。

[67] 嘉庆十七年《黟县志》卷十五,《艺文》载程功《乙酉纪事》。

[68] 《海宁县志》,《名宦传》。

[69] 道光六年《高要县志》卷十,《前事志》。

[70] 张明弼:《削鼻班记》。又,《金沙细唾》中也有一段非常具体的描写:“有邑绅御下严酷,少拂意即鞭扑,奴怨之入骨。奴既挠聚,遂缚绅至城隍庙,庙中有竹节大杖,杖末量五寸,积一寸许。数其平昔事轮杖杖之,两人对杖,交进乱下,杖至百余乃止。血渗漉阶前,肤肉糜烂,肢骨撑露,死而复苏,气奄然而已。绅平生爱品茶,以硖州碧涧、阳羡天池为最。奴奉命采茶者必计时日返,迟则受笞。至是杖主讫,摔出庙门,群溺之,旋以秽溲一摞灌其喉曰:‘试尝此碧涧、春池也。’又邑中风俗,凡时节喜庆,碾白米为细粉,蒸熟成糍,名曰团子;所盛之器为蒸笼,一笼计五六十枚,每蒸三四笼或六七不等。一绅家蒸团偶未熟,集奴婢列跪于前,计团若干棰手若干。时为奴缚至庙中,共数而詈之曰:‘若犹记一团,一棰乎?此棰债当偿久矣。’亦如数棰之。两手赤肿,血漫漶于皮爪间,指腕几折。棰毕,以琅珰系颈牵之游街,抚掌欢呶,杂沓巷市。若此类者,莫可缕记。顾亦有感其故主者,号于众曰:‘我辈报复,必须恩怨分明。如某之长厚仁心,某之仁慈待物,知怨而不知德,惧为神人嗤矣,必报之。’于是,列仪仗,枞金张彩,八人舁大舆,猎猎迎故主出游。主逊谢,辞甚恭;奴请益力。主愈谢。而众已拥持入舆,旌奴导前,骑奴环后,轩盖鼓次,轩耀路隅。绕城一匝,乃送归。主逊谢再三,然后欢呼而去。其他惨辱屠虐,虽邑令亦无如之何。”

[7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自《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十六至十七页。

[72] 《削鼻班记》。

[73] 嘉庆:《黟县志》卷十五,《艺文》。

[74] 《研堂见闻杂记》。

[75] 《削鼻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