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进关镇压农民起义是在“吊民伐罪”“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下进行的。这对于当时汉族内部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两大对抗阶级来说，自然引起了全然不同的反应。等到清军南下扮演起民族征服者的角色时，就不能不遭到汉族各阶层的反对。豫亲王多铎占领南京后，明朝生员戴君恩就“抗言曰：闯贼破我北京，若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20]多铎被诘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个明朝生员的话，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南方汉族地主在心理上的变化。
问题还不仅是清军初入关时有所借口，进军江南时宣布的所谓“三大罪”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必须看到清廷在确立征服全国的野心之后，政策上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清军初入关时曾以“义师”自命，以“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21]相号召，宣布“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22]，借以换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减少进军时的阻力。当他们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后，自以为兵马精强，取天下易如反掌，征服者的凶残嘴脸立即暴露无遗。
清军在南下过程中稍遇抵抗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戮汉族人民，演出了一幕幕“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江阴城守事迹是人们所熟知的。在明朝低级官吏阎应元、陈明遇的组织下，江阴人民奋起抗击清兵，经历了八十三天的英勇战斗，虽然以失败而告终，却发扬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耿耿正气。阎应元在城破前夕题七里庙壁诗云：“露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臣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表达了江阴人民视死如归的凌云壮志。清兵攻破江阴后的屠城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23]，就是当日情景的写照。
清兵对汉族人民的滥施屠戮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史料表明，清初对于出现过抵御满洲贵族活动的地区采取屠灭人口政策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湖南省湘潭县在顺治四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领兵南下时由于没有抵抗，得以“城市如故”。顺治五年李锦、高一功等部收复了湖南部分地区。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军南下，重占湘潭，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刀起，“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当时逃到乡间的一个封建文人汪辉在半个月后到现场看到的情况是：“近前则足软，欲退又不能。魂飞魄散，心胆俱寒矣。时血迹尚鲜，腥臭逼人，立身无地，有食亦不能下咽。但见尸首纵横满地，惨不可言。……市上人民不上二三十，城中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24]嘉庆年间一位清朝官吏谈到这一事件时说：“大一统之初，遂用重典，盖不得已而为之，非绝之也。”[25] “重典”用到包括妇孺在内的无辜百姓头上，颇能说明这种“大一统”是以汉族人民遭到多么大的民族灾难为前提的。
除了屠戮以外，抢掠子女玉帛更是满、蒙八旗和为虎作伥的汉军的拿手好戏。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此乙酉年五月事也。每日见扬州掳来的妇女进城，一阵数十，后面满兵持皮鞭赶着，打得可怜，就似赶猪一样。……秋间，洪承畴来换豫王进京，将掳的妇女年十四五以上，三十以下，不胖不瘦的带有数百去，出西华门大街旱西门去。在马上晓得北地不如南方，哭声震地，观者莫不流涕。自此以后，天下太平。[26]
明朝降清官僚方拱乾被充军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他的记载中写道：
宁古无闲人，而女子为最。如糊窗则槌布以代纸，烧灯则削麻入肤糠以代膏，皆女子手。不碾而舂，舂无昼夜，一女子舂不能供两男子食。稗之精者，至五六舂。近有碾，间橐粟以就碾。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伤哉！[27]
屈大均记康熙七年自山西代州入京时途中所见说：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帐毡，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迹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石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28]
康熙年间从征噶尔丹的余寀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
又十五里至土城，平原大川，周四山，宽数十里，篱落五六处，耕牧为业。附近内八旗蒙古，其中多有山左明末年被掳人。一老妇衣百片破羊皮，披发跣足，走帐前乞食。初视之，如脱来鄷都城内鬼。熟察其音，则知为扬州人，年八旬余矣。何自至此，不忍问。与之食，使去。[29]
清廷的另一项“德政”是剃头改制。多尔衮在刚进关时，曾经沿路强迫实行髡头辫发。进入北京以后，由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抵制，加以立脚未稳，不得不暂时做点让步。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曰：“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30]次年五月清兵占领南京，多尔衮认为从此天下莫予毒了，六月悍然下令全国一律剃发：“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故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31]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遵本朝之制”[32]。
在强制推行剃发改制上面，清朝统治者的蛮横无理简直达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孔闻謤搬出了孔子这块大招牌，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33]。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称身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薙发。如我等人各省俱有”。顺治皇帝接到报告后，不问情由立即下令说：“前曾颁旨，不薙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薙发者，着遵法速薙。颁示十日后，如有不薙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34]
清廷用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严重地损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使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激化。浙江会稽人朱应聘投水自尽时留下绝笔说：“宁为束发鬼，不作薙头人。”[35]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兵到达之日，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时，就是明显的证据。江阴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正是在清朝派来的知县宣布剃发令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薙”[36]的形势下揭竿而起的。投降清朝后改换满装的浙江学使李际期到金华考试诸生时，有人题诗云：“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37]这种血性文字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受到损伤的汉民族的悲愤。
圈地和投充。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借口“无主田地甚多”，颁布了圈地令。表面上是说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38]，实际上是无代价地大量掠夺京畿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当时的人记载说：“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39]顺治二年二月，“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40]。这里所说的按照田产美恶补给，“务令均平”，完全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饰词。同年六月顺天巡按傅景星就在奏疏中说：“田地被圈之民，俱兑拨硷薄屯地。”[41]此后圈地范围逐年扩大，而且借口原圈地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就圈占今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所属四十一个县的肥沃土地达993 707垧。[42]尽管清廷每次圈占汉族居民田地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实际上清初圈地直到康熙八年五月处理了鳌拜，玄烨亲政以后，才基本停止。[43]
清初通过圈地培植了一大批衣租食税的满族地主，同时使畿辅地区的汉族居民顿时丧失了全部产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清初地方志等史籍里透露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
康熙《通州志》记载：
本朝顺治乙酉、丙戌两年，南粮未通，民地被圈，大饥，米价踊贵，人食糠粃。[44]
康熙《雄县志》记载：
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垧……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乌瞻靡止，惟时骇散向南，多道殣也。常岁圈内间有汙莱，计亩请于部，不受，交有司收籍，更择他沃壤以偿。是以歧路尽鸠鹄，中泽少雁鸿矣。雄其虚存版籍哉！……圈则倍占，退仅虚名，以致丁男流离，城郭为空。[45]
康熙《满城县志》记载：
“自圈丈给屯以后，田存版图者仅十之一耳”。至于虚有其名的拨补，“惜强弱异势，授受无实。我民愿退补甘贫，株守故土。试注日，闾阎间比户鹄鸠其不嗟悬磐而叹无衣食者无几矣”[46]。
康熙《庆都县志》记载：
国初，鼎革之初，圈占民间地土以界从龙之众，诚为敦本固圉之至计也。其被圈之地拨附近军地补还。无如奉行者草率从事，止提簿上之地，希完拨补之局，遂使良法美意不获实及。是被占者不毙于圈占，而毙于拨补也。即如庆邑所拨真定卫地并不知坐落何处。其簿上四至竟有以鸡、犬、驴、羊、春分、秋水种种不堪字样滥写塞责。地既难于认种，不得不照簿议租，取归本县纳粮。[47]
清初李世熊也记载了香河县民地被圈的情况：
香河去京师二百里。大清之法：畿甸近地悉圈赐八旗勋戚。各委庄头督之……凡庄头多汉人悍猾者充之。膻氛翕热，虑无不庄头者。仅存汉人八百一十二丁又皆零替失业苟活，贷食于庄头。及偿贷失期，则收捕考掠，五毒惨至，毙人如蚁。长令慑庄头之威，或反利其贿，更袒助之。由是汉人命益轻，弱益甚。丘君（指时任香河知县之丘应登）视事未几，怆然长叹曰：长此未已，汉有孑遗乎？[48]
除了朝廷明令的圈地以外，还有所谓的投充。顺治二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谕户部曰：“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又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讹言繁兴，惟思逃窜。”[49]多尔衮说得很冠冕堂皇，允许汉人给满人当奴隶是“为贫民衣食开生路”，实际情况却是“一人投身数姓地，人免丁徭地免税”[50]。在自愿投充的幌子下实行的是**裸的掠夺，汉族居民的田产庐舍变成满人的产业，连自身也化作旗下的奴仆，而免去的丁徭地税又被转嫁到其他地方汉族人民的头上。
满洲贵族通过圈地和投充抢占的汉族居民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遵化州原额上中下民地7 475顷82亩，折合上地3 772顷67亩，经过圈占和投充到康熙十八年（1679）只“实存圈剩民上地二十九顷九十九亩”[51]，不及原额的1%。蓟州原额民地4 348顷68亩，圈占投充后只剩下70顷63亩[52]，不到原额的2%。像这样疯狂地攫取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完全是出于民族自私，它不仅使畿辅地区的汉族人民身受其害，而且圈占土地免除的“国课”又被转嫁到其他地区。换句话说，就是汉人给满人种地，汉人给满人当奴婢，汉人给满人当差纳税：这就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在畿辅地区建立起来的新秩序。
清初的另一件臭名昭著的恶政是缉捕逃人。我们知道，满族在入关以前虽然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跨进了封建社会，但奴隶制的残余仍相当浓厚。明末满洲贵族军队的多次深入内地，除掠夺财物外，俘获的人口都分别赏给满人为奴。进关初期，古风未泯，俘获和投充为奴的现象还非常普遍。被掠为奴的汉族人民为了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只有逃亡一法。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53]于是他责成兵部“更定新律，严为饬行”。兵部即遵命办理。新律和旧律一样，特点是对被捕获的逃亡奴隶薄惩示警，重点放在“隐匿满洲家人”上面。这是因为逃人是满洲的财产，主子当然不愿意让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何况通过对“隐匿逃人犯”进行敲诈勒索，未始不是一种生财之道。史料记载说：“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丁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凡地方获逃人，先解典史录供，然后解县。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不敢稍加呵叱。唯严讯株连之人，夹者夹、拶者拶、监禁者监禁。逃人亦暂寄监，奉之唯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54]为了追捕逃人，在兵部内特设督捕侍郎，雷厉风行地四处抓捕隐匿逃人犯。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清初朝廷是何等重视维护满族既得利益的：顺治六年九月，靖南王耿仲明由于隐匿了旗下逃人被察觉，尽管他收留这些逃出的汉人为兵是为了替满洲贵族**平天下，但也于事无补，在走到江西吉安府时被迫自杀。[55]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竟被一律处死，家产全部没收。[56]耿仲明、郭肇基虽然贵为王爷和方面大员，但他们毕竟是汉人，犯了隐匿逃人的罪，直接触犯了满族的利益，就都难免一死。
尽管对隐匿逃人罪的加强惩治，被抑为奴的汉族人民仍然在黑暗笼罩下极力挣扎，希冀逃出苦海。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会议时说，“一年之内，逃人至于数万，所获未及数千”[57]。奴婢另一种消极的抵抗则是以自尽来结束自己苦难的生涯。康熙八年刑部尚书朱之弼疏言：“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58]同年康熙皇帝在谕刑部时也说：“近闻官民家人以自缢、投水身死报部者甚多。此皆因本主不加爱养，或逼责过甚，难以存活，故致身死。非有迫切之情，岂肯自尽？”[59]
因缉捕逃人而受祸的不仅是被抑为奴和照留逃人的汉人，由于清廷的严刑峻法，只要同逃人稍有牵连立即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就使本非旗下奴仆只因天灾人祸而逃荒的流民也连带受累，陷于告诉无门的境地。谈迁在《北游录》中说：“国法禁隐匿东人，如犯者家徙满洲，籍其产给告讦者，邻右十家论如之。令甲久下，莫敢轻罹。而隶在旗下多挫顿不堪，逃者历三万人。……因严其令，申饬中外。……时山东、河南、畿辅洊饥，流人侨业。令下之日，各守令恐贻累，驱还本贯。所过村市庵观虑株及，毋敢留夕，啼号露宿，踵相接也。朝绅闻，摇手噤戒。”[60]清初申涵光在《哀流民和魏都谏》一诗中也鲜明地描写了这种惨状：
流民自北来，相将向南去。问南去何方？言亦不知处。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稚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戴。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61]
清初时汉族居住区的武力征服和推行剃发、圈地、缉捕逃人诸恶政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灾难，也侵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当时曾有不少立身清廷的汉族官员上疏言事，要求放宽民族压迫政策。清摄政王多尔衮却悍然下令：“有为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62]这就无疑是公开宣布崇满歧汉是清廷的既定国策。
以胜利者自居的满洲贵族决心在维护民族压迫的前提下重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仅必然引起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也使相当一批具有民族气节或本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抗清的行列。在17世纪中期，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几乎到处燃烧着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烈火，斗争的时间达20年之久，应当说这是满洲贵族竭力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