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永历朝廷的垮台和李定国部抗清斗争的失败以及1664年李来亨、刘体纯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标志着有组织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从表面来看，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的20年抗清斗争似乎终于化为泡影。然而，正是通过抗清斗争才使满洲贵族看到了汉族人民中蕴藏着的雄伟力量。以最后被镇压下去的李来亨茅麓山抗清斗争为例，清廷为了平定这一弹丸之地，竟组织了川、鄂、陕三省驻军会剿，还由朝廷派出图海、穆里玛统率禁旅参战，调动这样大的兵力仍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方告“**平”。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83]寥寥一语充分反映了农民军在抗清斗争中的英勇顽强，直到100多年以后仍然使满洲贵族们为之谈虎色变。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由于清初广大汉族人民在抗清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进行了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长期斗争，才迫使清朝统治者采取一些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以及恢复生产的措施。特别是使他们认识到满族的力量并不像他们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强大，在汉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不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早在顺治年间，清摄政王多尔衮和亲政后的福临就有限度地做了一些争取人心的工作。但是，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里所指出的，清朝顺治年间施政的主导方面是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以征服者自居，竭力在损害汉族居民利益的基础上来满足满洲贵族的私欲。只是在遭到汉族各阶层人士的顽强抵抗以后，清廷统治者才学得聪明起来。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封建君主。他亲政以后不仅断然下令停止圈地等侵犯汉民族利益的行为，而且在他的地位允许的范围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关心恢复生产和兴修水利，避免再度出现劳动人民铤而走险的局面。另外，玄烨在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上也很费了一番功夫。顺治年间朝廷内对汉族官员的歧视是非常突出的。当时人记载说：“清朝法纪混淆，重满轻汉，虽一放马厮养，鞭箠（棰）府县正官，无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师即吏部卿贰往往受鞭挞，恬不为怪。”[84]同时，借口抗粮大兴奏销案，仅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被黜革的绅士就达13 500余人，“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85]汉族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被整得瘟头瘟脑，衣冠扫地。尽管如此，福临直到口授遗诏时还专列一款自责“重用”了汉人，使满人为之心灰意懒，不肯出力。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突出地反映了顺治在位时期汉族官员的备受歧视。康熙皇帝亲政以后，局面有很大的改变。为了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玄烨极力鼓吹“满汉一体，无分彼此”，做出不偏不倚的姿态。他通过开博学鸿词科等手段，笼络汉族名流，扩大了统治基础。甚至在汉族大臣贪赃枉法被察觉时，康熙皇帝也往往从宽发落，“务加保全”。应当承认，康熙皇帝在建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上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的。在他当政的前期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满、汉统治阶级的合流，民族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在清初民族矛盾中有一个征服与反征服的问题。从军事上讲满洲贵族取得了胜利；而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比较后进的满族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潜移默化地被先进的汉民族文化所征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汉化。满、汉民族差异的缩小，当然有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
经过20多年触及社会各方面的大动**，我国终于在爱新觉罗皇室的旗号下重新建立起统一政权。这个政权既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又是维护满、汉等族地主阶级共同利益的。各族劳动人民依旧被束缚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辛勤地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157页）
[1] 这是就总体而言，实际上参加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3]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4] 张怡：《闻续笔》卷一。
[5] 谈迁：《国榷》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六月辛未，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册，总第6118—6119页。顾炎武：《明季实录》。
[6]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北使事宜》条。
[7] 宋国荣：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又见《邵子湘全集》，文字略有不同。
[8]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贰臣传》甲，《宋权》。
[9]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甲戌。
[10]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6页。
[11]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12]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13]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顺治元年十月戊寅。
[14] 李清：《甲申日记》，《丝集》。
[15] 李清：《甲申日记》，《丝集》。
[16]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94页。
[1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七，《史可法请恢复》。
[18]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第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页。
[19] 《思文大纪》卷一。
[20] 张怡：《闻续笔》卷一。
[21]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22] 陈天植：康熙《山海关志》卷五。
[23] 赵曦明：《江上孤忠录》。
[24] 《希青亭集》，汪辉：《湘上痴脱离实录》。
[25] 《希青亭集》，汪辉：《湘上痴脱离实录》。
[26] 桐川蹈海生：《桐叛纪异》。
[27] 方拱乾：《宁古塔志》。
[28] 屈大均：《自代北入京记》。
[29] 余寀：《塞程别纪》。
[30]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
[3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32]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顺治二年七月戊午。
[33]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月戊申。
[34] 《清世祖实录》卷七八，顺治十年十月戊子。
[35]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
[36] 许重熙：《江阴城守记》。
[37]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
[38]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
[39] 史惇：《恸余杂记·圈田》条。
[40]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顺治二年二月己未。
[4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壬戌。
[42] 《清世祖实录》卷三〇，顺治四年正月辛亥。
[43]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〇，康熙二十四年，三月戊戌，“户部议覆：‘顺天府府尹张吉午疏请自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曰：‘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可见完全停止圈地是在康熙二十四年。
[44] 吴存礼：康熙《通州志》卷十一。
[45] 姚文燮：康熙《雄县志》卷上。
[46] 裴国祯：康熙《满城县志》卷五。
[47] 李天玑：康熙《庆都县志》卷二。
[48]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
[49]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50] 姚文燮：康熙《雄县志》卷下《投人谣》。
[51] 郑侨生：康熙《遵化州志》卷四《田赋》。
[52] 张朝宗：康熙《蓟州志》卷三。
[53] 《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顺治三年五月庚戌。
[54] 《明清资料钞》第二册。
[55] 《清世祖实录》卷四六，顺治六年九月己巳，顺治六年十一月壬午。
[56] 《清世祖实录》卷四九，顺治七年六月己亥。
[57] 《清世祖实录》卷八四，顺治十一年六月庚午。
[58] 《清史稿·朱之弼传》。
[59] 《清圣祖实录》卷三〇，康熙八年六月戊子。
[60]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重禁》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7—388页。
[61] 申涵光：《聪山诗选》卷二《哀流民和魏都谏》。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6—147页。
[62] 《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顺治三年十月乙酉。
[63] 《思文大纪》卷一，礼部尚书黄道周恳请唐王监国第三疏。
[64] 《思文大纪》卷二。
[65]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高李列传》。
[66] 《希青亭集》，汪辉：《湘上痴脱离实录》。
[67] 《行在阳秋》卷下，附孙可望奏。
[68]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1页。
[69]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九《家书》，《戊子又三月廿九日书》。
[70] 《旅滇闻见随笔》，载《国粹学报》第63期。
[71] 罗谦：《残明纪事》。
[72] 罗谦：《残明纪事》。
[73] 冯甦：《见闻随笔》卷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九《李定国传》。
[74] 《东明见闻录》。
[75] 《旅滇闻见随笔》。
[76]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四《留守封事》，《恢复大捷疏》。
[77] 黄宗羲：《永历纪年》。
[78] 《清世祖实录》卷七九，顺治十年十二月丙寅。
[79] 黄宗羲：《永历纪年》。
[80]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81] 黄宗羲：《永历纪年》。
[82]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顺治二年八月己巳。
[83]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茅麓山》条。
[84] 史惇：《恸余杂记·陈于鼎》条。
[85] 董含：《三冈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