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出身于大官绅地主家庭，自己又长期为封建王朝服务，被人称为“三世大官”“世家九卿”。他本人也颇以此沾沾自喜。在他所著《皇明盛事述》中三处提到他的家庭，如在“三代三品九卿”条下有“先大父用检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先父民应公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而贞不肖亦忝南京刑部尚书”的记载；在“三代司马中丞”条下又记载“先大父以正德甲戌擢右副都御史；先父以嘉靖庚戌擢右佥都，甲寅转右副都，至右都、兵左侍；贞不肖亦以万历甲戌忝转右副都，与先大父前后相去六十年，俱转侍郎，皆兵部”。此外，在“父子尚书”条下也列进了他父子二人的职位。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排列他家中出现的“皇明盛事”，当然是很有点以此自傲。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三代贵显的地位束缚了他的思想见地，在他同民众之间画出了一道深不可越的鸿沟。
在他亲自编定的《弇山堂别集》一百卷中，把《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放在最前面，不仅说明他非常重视这些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也说明他在明王朝已经日薄西山的时候还想用这些“盛事”“异典”“奇事”来粉饰太平。王世贞对农民起义是仇视的，斥之为“盗”“贼”；而对王守仁、张肖甫等人镇压人民起义却倍加歌颂。他写的《张司马定浙二乱志》[256]中说：“诛乱民利用速，诛乱卒利用缓，不佞窃或知之；速而能审，缓而能密，则非不佞所与知也。”在他看来，“乱民”“乱卒”都在当诛之列，只是在镇压策略上应有所不同。他自己任青州兵备道时也直接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博得统治阶级的好评。
另外，朱明王朝的统治力量急转直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斗争愈演愈烈，更给了他很大的刺激。王世贞在年近六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书，名为《觚不觚录》，内容绝大部分是谈朝廷、官府、士绅礼节方面的变化。王世贞正是从这种“大而朝典，细而乡俗”的紊乱和变迁中感到世风日下，看出明帝国统治的日渐衰微，因而“伤觚之不复旧觚”，处于无限感慨之中。例如，他记严嵩、张居正任首辅时，声势煊赫，不可一世，连家人也“衣冠跃马，洋洋长安中，势尤可畏”，大小官员都只称其字，不敢直呼其名，某些鲜廉寡耻的御史和给事中还同他们称兄道弟，互通婚姻。王世贞由此发出了“士大夫之体则已糜烂不可收拾矣”的叹息声。又如他谈到自己考进士时“不能攻苦食俭”，一年用了近三百两银子，同年当中有用度不到一百两的；而到他写《觚不觚录》的时候，一名进士的花费已经高达六七百两，“无不取贷于人”。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将来何以教廉”的质问。
王世贞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对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居的封建士大夫的荒**无耻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在他所写的《札记》中有“阙里隆典”一则，针对成化中衍圣公孔弘绪**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四人，依法当斩，诏以宣圣故，削爵为民一事抨击道：“夫使贪纵放僻、败伦乱纪之人而称孔子徒，乳臭之人鲜衣怒马而后孔氏，而曰尊之厚之者，於乎，不亦舛哉！”他对明代宦官的专权以及厂、卫等特务机构的无法无天一贯表示不满。在《中官考》《锦衣卫志》以及许多笔记体的文章中，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宦官、厂、卫在明代政治中的地位和演变，揭露了他们的罪恶活动。在《中官考》的序言里，王世贞叙述了历代和明兴以来宦官乱政的主要事实，指出明代各朝宦官中“灼然称贤”者“百不能一”，“而（王）振、（刘）瑾、（曹）吉祥、汪直之类至不可胜数云”，目的是证明宦官“不可恃也”。他还专门写了一本揭露宦官乱政的书，名为《阉寺小纪》，其序中说：“今夫司礼，阁辅也；内官，冢宰也；御马，司马也；御用，司空也。总营务、备留守则先公侯，填守巨藩并抚帅行事而加重焉。蟒玉珍珥列而不异，甚或骑禁中郎勋辅之首，天子体貌于素者列署必让。处则如鼠，出则类虎，黔首哀蹙，有司谁何？夫使獭哺鱼、鹯卫雀为利鱼雀哉！”在《锦衣卫志》中，王世贞也说：“呜呼，锦衣一禁校耳！其领宿卫则光禄勋也，刺奸则司隶也，至炳而分将相任，极矣！一重于纪纲，再重于钱宁，三重于陆炳。其究乃位师保，参纶綍，不亦殆哉！”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王世贞，敢于对手握大权、横行一世的宦官集团以及在这个集团控制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进行毫不含糊的斥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王世贞看到了明帝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预感到大规模的斗争可能爆发。他忧心忡忡地说：“夫虏与倭乱我者，非欲有我者也。忧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机不在将帅，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呜呼，亦未如之何已。”[257]又说：“燕赵秦晋齐鲁周楚之郊，其为侠结纳亡命习射骑陆博报仇者不可纪也，铸山煮海夜出而晨归者不可纪也，习妖书为妖服以妄希富贵者不可纪也。一旦而有豪喜乱者倡之，不旬月而数十万人可立受事于麾下，鼓行而前，谁为坚者？指淮漕则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则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则天下之根本摇，指汴洛则天下之矛钤集。我欲抽北兵而虏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发诸夷而诸夷玩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夫以天下全盛之势而举事一不当，而豪杰得以窥其间。吁，可畏哉！”[258]透过这类文字可以看出，王世贞对于明王朝业已危机四伏是有清醒认识的。
正是由于他一方面对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因此很自然地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政治观。他希冀通过一番改革，抑制权贵和太监的气焰，打击贪污腐化现象，借以澄清吏治；同时对国家的一些制度加以整顿，稍微减轻一点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到王世贞曾经说过：“予心服江陵（张居正）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同书在另一个地方又记载了王世贞对张居正的评语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许多史籍都记载张居正同王世贞的关系并不好，张秉政期间王世贞也受到压抑，在张居正改革被万历皇帝全盘推翻之后，王世贞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不仅表明他的心胸比较开阔，也证明他在思想上是同情和支持张居正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
王世贞在著作中经常为朝廷提出一些改革性建议。在《处宗室策》一文里，他针对朱元璋的龙子龙孙螽斯日蕃，“虽尽大农之赋不足以养之”的情况写道：“亲王于常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以至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资送、导从之费不与焉。愚尝得宗正籍观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见存者一万余人，今又十余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当为二万人也。又十余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当为四万五千人也。酌禄之中，人各得禄五百石，益万人是益五百万石粟也。天下有益禄而无增田，吾不知大司农何以应之，是重敝民也，民贫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与也；官又为厉禁，俾不得从农商之业，其贤者又不得偕寒士从有司之荐，蒙虚名而鲜实利，故至并室而雉经者有之矣，易名姓而为所不可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上诚欲惇亲亲，不以吏事困之，则请姑置其近者，请自将军以上少裁其禄数而务其实惠，中尉以下则请毋赐爵禄而宽其禁，使其贤者得与寒士角长而受仕，其不肖者从事于南亩，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与焉，庶乎其犹有支也。”在《同姓诸王表》序言里，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并且引用《易经》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说明只有因势而变，才“庶几可以展转而支百年”。这种要求统治者进行一些枝节的改革，稍微减轻一点对农民的榨取，使制度能够延续下去的建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