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政治军事制度和重大事件的研究，发表的成果相当多，探讨得比较集中的是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内阁制度。代表作有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郑天挺《明代的中央集权》（载《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杨一凡《明初重典考》（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关文发《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收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韦庆远《三杨与儒家政治》（载《史学集刊》1988年第1期），等等。陈梧桐对朱元璋的研究，全面地探讨了明朝的建立和明初政治，立论扎实又颇有见地（作者有关朱元璋的论文已结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军事制度方面有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等论著。
近年来顾诚对卫所制度的研究，改变了历来对明帝国管理体制及相关问题的含混不清的局面，明确指出明帝国的整个版图是分别由行政系统的布政司（直隶府州）—府（州）—县（州）和军事系统的都指挥使司（行部司、直隶卫）—卫（直属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管辖的，构成“有司”“军卫”两种不同性质的地理单位，都察院及其派出的巡按御史和提刑按察司则负责对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实行监督。这里的关键是指出了按明代定制卫所并不是设立于行政系统的州县辖区之内、类似近代兵营的军事组织，而是与行政系统的州县并存的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由于卫、所管辖一块大小不等的地域，划入卫所辖区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存在多少不等的民籍户口以及他们垦种的民田。换句话说，卫所辖区固然包括了全部军屯田地，但又绝不仅是军屯田地。人口情况也是如此。由户部公布的所谓“是岁天下户口、田土、赋税数”只是以县（州）为基础逐级上报汇总的行政系统管辖区的综合数，而五军都督府综合以卫所为基础的各项统计数则因涉及军事机密被掩盖起来。过去的史学家未能察觉这一现象，误认户部公布数字（即《明实录》中所见绝大部分历年数）就是明朝全国的统计数。这一论点的提出，不仅直接关系到明代各项统计数（人口、田地、财政收入、官民田比例等）的重新解释，而且有助于对明帝国的版图、管理体制、户籍制度以及清代若干问题（如耕地、人口的激增，卫所改并为州县等）的深入研究。[297]
明代的农民起义及奴变、佃变等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武装起义给予了高度重视。成果不胜枚举。概括而言，一是面广，几乎明代的历次农民起义都做了探讨；二是对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三是围绕有关农民起义的论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乏新颖之见。
对明代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发表了一批系统性的研究论著。其中如林金树《洪武朝农民起义初探》（《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4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高华《明代中叶刘六、杨虎起义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李济贤《徐鸿儒起义新探》（《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棒棰会起义初探》（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都是颇有学术水平的代表作。与此相联系的还产生了一批探讨民间秘密结社同农民起义的关系（如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少数民族反对明朝廷的武装斗争（如高言弘、姚舜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方面的论著。
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在系统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纠正或澄清了前人记载中的许多谬误与混乱，填补了不少空白。如：“荥阳大会”的真实性；李自成起义军中有无李岩其人；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县受抚的真相；大顺军进攻北京时的北线与南线作战；山海关战役的经过以及吴三桂曾否投降大顺政权；李自成牺牲地点或归宿；等等。40年来，围绕明末农民战争发表的论文多达数百篇，专著即有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版）、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此外对明末清初南方的“佃变”与“奴变”的研究，实倡始于傅衣凌（《明末南方的“佃变”“奴变”》，载《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上述论著为明清之际民众的大动**做了全面的概括。
关于明代农民起义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已有农民战争史专题详述，这里就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