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秀，出生年月不详，卒于清顺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1658年5月25日），早年生活不详。他是张献忠的四位义子之一，曾随献忠姓张。大西军入川以前，刘文秀已经成为张献忠部下的大将。崇祯十六年冬，大西军作战略转移由湖广入川时，刘文秀任平南先锋，领兵攻克常德。在这里，他发布了著名的惩治明督师阁部杨嗣昌家族的命令。命令中说：“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23]这份流传至今的大西军珍贵文献，表达了起义农民除暴救民的宗旨。张献忠率部进入四川以后，正式建国大西，刘文秀被任为抚南将军。清顺治元年至二年，他曾经率部攻克绵竹[24]、绵州（今绵阳）、邛州（今邛崃）[25]、丹棱、洪雅、夹江、峨眉[26]一带地区，并曾在丹棱修筑教场，操练士卒。[27]三年，由于部下一名都司逃亡，刘文秀曾受到张献忠的杖责。[28]
张献忠牺牲以后，他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带领大西军击败扼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抢渡长江[29]，经贵州进入云南。顺治四年，刘文秀在攻克武定后，曾同孙可望一道领兵西进大理、永昌（今保山），收服明黔国公沐天波，并且利用沐氏世镇云南的威望，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各少数民族土司的支持。[30]次年八月，他又和李定国统兵出征阿迷（今开远），直抵沙定洲的最后据点，经过多日围困，终于迫使沙定洲投降，从而平定了云南全省，为后来开创抗清斗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云南期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认真吸取了大西军在四川杀人过多因而招致惨败的教训，严禁部下士卒扰民。刘文秀在整饬军纪方面尤为严格。史载他部下一名战士误伤小儿致死，已经由该营总兵责罚，赔偿了烧埋银，刘文秀接到报告后竟下令把肇事兵丁斩首示众。治军这样严格，是大西军后期得到百姓衷心拥护的重要原因。
顺治八年，刘文秀以抚南元帅的名义[31]，统领大军渡金沙江，由建昌（今西昌）入川。八月，与南明割据势力大战于荣经，生擒袁韬，招降武大定，一贯同农民军为敌的南明总督李乾德投水自杀。同年十月，刘文秀遣卢名臣（又作卢明臣）进攻涪州（今涪陵），击败李占春、于大海部，二人率部逃入湖广，李占春遁去为僧，于大海率部降清。接着，又收服了割据川东的谭文、谭诣、谭弘三部。经过这一番武力整顿，才结束了四川地区大小军阀互相攻战、**百姓的混乱局面，川南人民才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正如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所说：“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弥，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欠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32]年底，刘文秀被调回云南，由白文选接替镇守嘉定。
顺治九年四月，秦王孙可望疏请封刘文秀为抚南王。[33]这时，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统兵从四川保宁（今阆中市）起程，先后占领成都、重庆、叙州（今宜宾）、马湖（今屏山）等府县。八月初，刘文秀亲统大军5万驰援，初九日攻克叙州，俘清总兵南一魁；随即收复重庆，清军全线溃退。吴三桂、李国翰等被大西军的声威所吓倒，准备放弃整个四川，撤往陕西汉中。由于四川总督李国英、巡按御史郝浴的反对，才决定据守保宁。十月初，大西军进抵保宁城下，随即将全城包围。刘文秀在屡胜之后，心高气傲，一心想在保宁地区全歼吴三桂等部清军，打一场空前漂亮的胜仗。因此，他不仅分兵包围全城，还抽调军队“北塞葭萌关，东塞梁山关”[34]，防止清军突围逃窜。讨虏将军王复臣对这种分兵把口的做法曾提出不同意见，说：“毋围城，围则师分而弱！”[35]他的意见是只要集中兵力攻克了保宁，即便有部分清军溃逃入陕，收复全川的战略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个合理建议遭到主帅刘文秀的拒绝。被包围在保宁城中的吴三桂等人见退路完全被切断，只有下狠心拼死一战。吴三桂毕竟是久经战阵的悍将，在决战之前，他从城头上仔细观察了大西军围城兵力部署情况，终于发现张先璧部是最薄弱的环节。十月十一日，吴三桂亲统清军出城，首先击败张先璧部，张部败兵溃散奔逃，冲乱了相邻的部伍。清军趁势猛攻，大西军全线瓦解，将军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将校200多名被活捉，兵员伤亡惨重[36]，连刘文秀的抚南王印也被清军缴获。吴三桂于险胜之余，叹息道：“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37]孙可望接到败讯，大为恼怒，以永历帝名义将刘文秀革职解兵，发往云南闲住。
顺治十一年秋，刘文秀又被重新起用。次年，刘文秀同冯双礼、卢名臣等统兵6万、战船200余艘，由辰州进攻常德。由于正值水涨，舟行如飞，水师先期三天到达常德，被清军设下埋伏打得大败，部将卢名臣坠水而死。刘文秀被迫退兵贵阳[38]，不久，又返回云南。
顺治十三年三月，李定国统兵迎永历帝朱由榔入云南，得到刘文秀的积极配合。朱由榔到达昆明后，晋封刘文秀为蜀王。[39]这年九月，刘文秀奉命统兵由云南入川，经黎州、雅州到达洪雅县，在县境千秋坪修建王城帅府。他在《天生城碑记》中写道：“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圣天子厪宸虑推毂，命予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之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40]然而，这次入川兵力固然大不如前，昔年的锐气也日渐消磨。在蜀半年，军事上几乎毫无作为。
次年，秦王孙可望发动叛乱，计划由贵阳进犯昆明。永历帝命刘文秀返回云南，以李定国为左招讨大将军，刘文秀为右招讨大将军，领兵迎敌孙可望。交水一战，孙部将士众叛亲离，可望仓皇出逃，只领着一百多人奔往湖广向清政府投降。刘文秀本负有追擒之责，却“终怀兄弟之情，不忍急追，惟一日一站缓缓追去；又恐追上不好相见，一路放炮以激其速去”[41]。当刘文秀面奏未能追获孙可望时，永历帝沉默了很久才说道：“恐滇南之祸不远矣！”[42]刘文秀有愧于心，追悔莫及。不久，他建议永历朝廷移跸贵阳，便于号召远近，鼓舞士气。这个正确的建议虽经永历帝批准，却因晋王李定国反对而未能实现。[43]刘文秀郁闷在心，终于发病，至顺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1658年5月25日）病死。临终前，他已预感到永历朝廷大厦将倾，在遗表中提出了十二项建议，主要内容：一是革新朝政，“颇言内阁马吉翔之奸，劝上收大权，用正人”[44]；二是对朝廷的前途提出建议：“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猝，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靮以备执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45]他主张依靠以夔东为基地的大顺军余部共同抗清虽然未能实现，即便实现了也未必能够挽救永历朝廷的覆亡；然而，刘文秀坚持抗清虽死弥坚的精神却光照史册，为后人所景仰。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