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刘宗敏率部撤离西安，接着李过、高一功会同西北部分地区的大顺军也撤出陕西。清军两大主力分别在三月间由陕西转入河南：多铎部取道归德南下进攻弘光朝廷；阿济格部则紧追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大顺军主力。留在陕西的清军力量自然相当单薄。于是，一些抗清武装乘时而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贺珍、武大定、孙守法等部。
贺珍原是大顺军旧部，当清朝重兵入陕、大顺政权瓦解的时候，他伙同罗岱、党孟安、郭登先以汉中之地投降清朝，由英亲王阿济格札授汉中总兵。[34]陕北等地大顺军在李过、高一功、李友、田虎等率领下取道汉中入川时，他率部阻击，被李过、高一功等奋力击败，兵马损伤不少。接着在1645年六月左右，张献忠派军北攻汉中，贺珍又“诈称大清兵威迎敌”，献忠兵不知虚实，退回四川。[35]这年九月，清廷“以汉中投诚总兵贺珍御贼有功，授为定西前将军”[36]。然而，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对他却是严密监视，处处提防。早在这年五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就在奏疏中说：“惟新招汉中贺珍、罗岱、党孟安、郭登先四总兵，查得此辈原非明朝旧官，俱是流贼起手头目。曩自败遁盘踞汉中，臣屡发谕帖，示以我皇上威德，并陈之利害，方畏威投顺，缴送伪印。罗岱亲至西安，臣已调拨延安驻扎，与总兵姜瓖同居一城，以为钤制；贺珍、郭登先亦调凤翔，再为分拨；止留党孟安统兵一万仍住汉中，以为进剿张逆（指张献忠）并防汉中城池。但四将俱系逆闯亲信之人，恐狼子野心反复不定，俱在陕西深为不便。伏乞我皇上将贺珍、郭登先以有功名色升调宣大或山东一带地方安置，实为解散之计也。党类既散，总（纵）有叵测，亦无能为矣。”[37]
孟乔芳阴行解散的方针引起了贺珍等人的警惕。当时多铎、阿济格统领的清军主力都已远离陕西，孟乔芳节制的官兵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除四千五百名是他的标兵外，其他如凤翔总兵董学礼部六千名、宝鸡总兵高汝砺部五百名等都是刚刚投降过来的。[38]孟乔芳兵力既不足，妄想以一纸文书解除贺珍等人的兵权，结果适得其反。正如他在闰六月初十日题本中所说：“汉中新招总兵贺珍、罗岱、郭登先、党孟安，臣见蚁聚汉城，行牌调出栈道，欲以弭其逆萌、消其凶势也。其中罗岱乃曹操（罗汝才）亲信之人，非贺珍族类，臣已调赴延安讫。贺珍等仍驻汉中，肆行屠掠，屡行檄调，借口汉民保留支吾不前。且四川州县既降，残黎皆我赤子，张逆愤恨吴宇英投顺我朝，围攻月余，珍等坐视不救，以致陷毙，大拂来归之望。”接着，他又建议派明朝旧将康镇邦、董学礼领兵前赴汉中，以同镇汉中及入川为名伺机改编贺珍部，接管地方。[39]七月初二日，清兵部侍郎朱马喇题本内引用了孟乔芳所说贺珍等原是“狼子野心，阳顺阴逆”的话，而新委汉中总兵尤可望手中无兵，建议暂驻西安，等待固山额真和罗会（何洛会）所统清军到达后再“相机进取，以图万全”[40]。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孟乔芳的上述分拨计划进行，长期镇守汉中的贺珍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块地盘，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揭帖表明他已识破孟乔芳的意图，擒杀党孟安、郭登先，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在揭帖中他自我表功说，清军入陕后“即称顺治年号，具文投诚，蒙英王并督臣孟乔芳嘉与维新，札授汉中总兵。继□李逆余孽伪侯伯李锦、高一功、李友、田虎等数营之众，**地方，职复驱剿逃溃。并殄阳顺阴逆、播害地方之党孟安、郭登先，是以汉属地方安堵，民获衽席”[41]。孟乔芳的如意算盘落空，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半月后，贺珍就举兵反清。
1645年十二月中旬，贺珍领兵进攻凤翔县城。十七日晚上，该城驻防副将武大定、石国玺率部响应，贺珍一度占领该县。十二月二十二日，武大定杀“本镇总兵何世元、固原兵备道吕鸣夏等”[42]。不久，因清朝援兵赶到，贺珍部才撤离凤翔[43]。贺珍反清后，原地方武装孙守法、胡向宸等主动领兵前来联络，共同抗击清军。孙守法原来是明朝陕西副总兵，1643年（崇祯十六年）冬，大顺军占领陕西后，他逃入终南山中，与大顺军为敌。[44]1645年（顺治二年）清军入陕，他又拥戴明朝秦王的儿子为号召，在五郎山进行抗清。[45]贺珍、孙守法、胡向宸等探听得知陕西清军不多，合议一举夺取省会西安。从十二月下旬起，贺珍等部马、步兵七万进攻西安，一时声势颇盛，清廷委派的陕西巡按黄昌胤以及泾阳知县张锡蕃也向义军投降（后来两人都被清政府捕杀）[46]。清朝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据城扼守，急请固山额真李国翰领兵来援。1646年（顺治三年）正月初五日，清军在西安西郊击败义军[47]，同月二十五日又“歼贼连营于乾州”[48]，稳定了西安地区的局势。随着清廷派遣的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带领的满、汉兵的到来，陕西清军不断增强，贺珍、武大定、孙守法等部转移到兴安一带。
贺珍、孙守法、武大定的反清是以复明为号召的。如孙守法以秦王的儿子为“秦王”，在顺治三年“正月内印刷伪示，妄称弘光年号”；这年三月间原大顺军光山伯刘体纯率部由河南进入汉中，同贺、孙等部会合，“四月内抄传伪票，又改隆武年号”，“孙守法自称总督五省总督”[49]。五月三十日，刘体纯、贺珍、孙守法等部攻克兴安州，清守道、参将等官被俘。[50]
正当陕西各地抗清运动高涨的时候，清廷先后派何洛会、肃亲王豪格统领大军入陕。1646年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败于兴安境内；九月，王光泰败归郧城，又败走房、竹。丁亥年（1647）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长安石鳌谷。三月朔，守法破宁州，与高勋等据兴安州之乔麦山。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轻骑诱守法出，擒之。守法犹执铁鞭格杀数十人乃死，传首西安。大定入蜀。[51]
[1]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2] 陈子龙自撰年谱，见《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二页。
[3] 刘汋《刘子年谱》录遗，见《刘子全书》卷四十。
[4] 夏完淳《续幸存录》，见《中国内忧外患丛书》版，第六十至六十一页。
[5] 归庄《左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路文贞公行状》，见《归庄集》卷八。
[6] 刘汋《刘子年谱》录遗，见《刘子全书》卷四十。
[7]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二四八页。
[8] 本节材料多参考《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沈涛《江上遗闻》。《江阴城守纪》叙述最详细，署名为长洲韩菼作，前有“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的序文。谢国桢氏《晚明史籍考》轻信了这一说法。其实，这篇“韩序”一开头就说：“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中间又说：“圣朝宽大，锡以通谥。”给明末尽节诸公赐以通谥是清高宗在位时的事，显然是乾隆年间一位有心者整理旧文，托名于韩菼。韩菼曾任清朝礼部尚书，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序尾康熙乙未为五十四年，韩氏已殁十一年。何况，《江阴城守纪》中记载攻守双方战斗伤亡事多不实，如说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在江阴城下阵亡，纯属讹传。韩菼在康熙时颇受宠信，参与朝廷撰述，以他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清初并无亲王、郡王或其他高级将领在江阴阵亡之事。史学界一些人疏于查考，既误信此文为韩菼所作，又据此推断韩菼地位甚高，所记必不误。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分析，作者大概是熟悉江阴城内抗清活动的一个文人，对城外的清军则不甚了解。
[9]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顺治六年五月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授金册文。
[10] 博洛参与江阴战役除见《江阴城守纪》外，亦见《清史稿》卷二一七《博洛传》。尼堪参与此役除见《清史稿》卷二一六《尼堪传》外，《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七记，顺治八年五月复封尼堪为敬谨亲王军功册上云：“用红衣炮攻克江阴。”
[11] 《江阴城守纪》卷下。
[12] 《江阴城守后纪》说：“时为之语曰：……”按，托名韩菼撰《江阴城守纪》则说这是阎应元在城破后亲笔所题，后一联云：“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13]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
[14] 谢国桢撰《南明史略》第八十五页也说，江阴之战清军“丧亡了‘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可见这种说法深入人心，但毫不足信。清初有多少位亲王、郡王，死在何时，斑斑可考，研究清史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位“王爷”在江阴阵亡；“十八员大将”也是一种讹传。
[15]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四《江南死义列传·侯峒曾传》。按，徐汧六月十一日投水自尽。
[16] 《嘉定屠城纪略》。
[17] 《嘉定屠城纪略》。
[18] 《嘉定屠城纪略》。
[19] 《嘉定屠城纪略》。
[20] 据顾炎武、归庄年谱云昆山城破，“死者四万人”。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六《王佐才等传》作“士民男女死者数十万”，当为夸大之词。
[21] 侯玄涵作《吏部夏瑗公传》记，吴志葵与陈子龙、徐孚远等与陈湖义兵阴相勾结，“志葵与参将鲁之玙率舟师三千，自吴淞江入淀、泖，窥苏州”。见《夏完淳集笺校》第五一九页，陈湖当即澄湖，淀、泖当即淀山湖、泖湖。
[22] 顾炎武《都督吴公死事略》，引自《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第二二二页。按，顾炎武记黄蜚、吴志葵战败于黄浦。他书有记黄蜚为总兵、吴志葵为副总兵、鲁之玙为参将者，南明官制紊乱，炎武撰文乃据吴志葵从弟所作行状，文尾又说他自己“有再从兄子清晏以武进士为宝山守备，亦从公死于黄浦”。当较为可信。
[23] 夏允彝自尽时间有记于八月者，王弘撰作《夏孝子传》定为九月十七日，见《夏完淳集笺校》第五四五至五四六页。
[24] 吴日生之名各书记载不一致，有的作吴易，有的作吴昜。顾炎武有《上吴侍郎旸》诗，王蘧常据此断言当作吴昜，见《顾亭林诗集汇注》第九十五页。柳亚子《怀旧集》内《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依据吴日生1636年自刻制举文署名吴易，证明日生确名吴易。又陈子龙等在崇祯末年编刊的《皇明经世文编》卷首有宋徵璧撰凡例，提及“吴日生易”为其“良友素知”，当不致误。
[25] 顺治三年八月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十八页。
[26] 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湖广巡抚何鸣銮为塘报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83号。
[27] 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招抚江南各省地方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恭报旧枢投诚归顺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91号。同年十一月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也说：“四十八寨系邵兵道（邵起）所练……张部台名缙彦者主持其间”，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一八页。
[28]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册，A3—183号。参见顺治三年正月招抚湖广右佥都御史江禹绪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四页。
[29]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册，A3—191号。
[30] 顺治二年十一月巡按江宁等处监察御史毛九华“为恭报池太徽宁广德府州情形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6号。
[31] 见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6号。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七《黄道周金声列传》记金声兵败被擒事云：“先是，声与黄澍为文字知己。后以澍挟左良玉称兵犯阙，请诛士英，益附澍。丙戌，清兵至徽，徽不即下，澍携数十人仓皇至城下，自言湖广逃回，来与协力。声信而纳之。为内应，城陷，遂缚声槛送留都，见清督师洪承畴。声大声问洪曰：尔识我否？承畴曰：岂不识金正希。洪亦问曰：尔识我否？声曰：不识也。承畴曰：我便是洪亨九。声喝曰：咄，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阁部，办卤阵亡，先帝恸哭辍朝，御制祝版，赐祭九坛，予谥荫子，此是我明忠臣，尔是何人，敢相冒乎？承畴闻之，面不出一语。”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四《金声传》记“九月二十日，故御史黄澍导大兵入绩溪，声为杨守壮所获……（押至南京）总督欲降声，礼而馆之。不欲。十月十八日，牵诣通济门”，同时遇害者有江天一。按，张岱所记金声被俘时间（丙戌，1646）、地点（徽州府城歙县）均误。温氏所记时日，情节与清方相符，但清江宁巡按毛九华奏疏中未提及黄澍做向导事。
[32] 顺治二年十一月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一六页。
[33] 万曰吉后来因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南京被捕遇害；前页注释中所引该件档案云：“万贼为都司刘自什射死”显系讹传。尹民兴、朱盛浓先后参加了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八《朱盛浓传》。
[34] 清陕西三边四川等地总督孟乔芳在顺治二年四月题本中说：“惟汉中距省千余里，流贼伪总兵贺珍、党孟安、罗岱、郭登先等，臣发谕招抚，亦已归顺。”见《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35] 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十日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为再报四川情形以图治理事”奏本，见《顺治录疏》抄本。
[36]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37]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总督全陕军务刑部左侍郎孟乔芳“为分拨降兵伏祈圣鉴事”奏本，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2—201号。
[38] 孟乔芳顺治二年六月十六日“为清报官军数目酌定经制事”题本，见《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39] 孟乔芳“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平事”题本，见《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40] 顺治二年七月初二日兵部侍郎朱马喇等“谨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平事”，见《顺治录疏》抄本。
[41] 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贺珍揭帖残件，《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三三页。
[42] 顺治三年陕西巡抚雷兴启本残件，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六十页。
[43] 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为贪枭通贼事”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五十五页。
[44] 李清《南渡录》卷四引兴平伯高杰疏云：“陕西实授副将加都督同知孙守法，当贼入关，势力不支，左（光先）、白（广恩）诸大将俱已俯首投顺，独守法挺身不屈，置家属妻子罔顾，径削发奔入终南山，号召乡勇，必欲恢剿复仇。”
[45]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〇二至二〇三页记载，何洛会、孟乔芳奏报“驻西安府秦王有二子”，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有土贼“孙率”将秦王一子带往吴郎山。同书第一七七页记十月间“孙率”已往五郎山。可知“吴郎山”为五郎山之误，“孙率”为“孙帅”之误，即孙守法。
[46]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
[47] 康熙七年《咸宁县志》卷七《杂志·祥异》记：“顺治二年十二月，贺珍围会城，邑民多被**。三年正月五日始败去。”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顺治三年正月辛酉日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奏报。
[48] 见前引顺治三年陕西巡抚雷兴启本残件。
[49] 顺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陕西汉羌总兵尤可望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云：“隆武帝闻之，遣使间道封守法、大定俱为伯。”
[50] 顺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陕西汉羌总兵尤可望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云：“隆武帝闻之，遣使间道封守法、大定俱为伯。”
[51]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