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九月，朱由榔到达柳州以后，瞿式耜坚持请他移跸省会桂林。他指出“桂林为西省上游，形胜嵯峨，城郭坚固，确然兴王根本之地。北规楚，东恢粤，惟此地为适中”。南面有思恩侯陈邦傅扼险于梧州，新兴伯焦琏镇守阳朔、平乐；北面有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南安侯郝永忠堵敌于全州、兴安一带，万无一失[91]。朱由榔认为驻于广西内地比较安全，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何腾蛟节制的郝永忠、赵印选、胡一青、焦琏、卢鼎四营（按，赵、胡所领兵马合称滇营）在全州击败来犯的耿仲明部清军后，朱由榔才在十二月初五日再次来到桂林。
然而，事有意外。广东清军提督李成栋在镇压了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等人组织的抗清活动之后，稳定了广东局势，又出兵西上，思恩侯陈邦傅不战而遁，十一月间清军重新占领梧州[92]。陈邦傅军撤退的消息传到全州，郝永忠唯恐己部留在桂林的老营（家眷和辎重等）将被陈军抢掠，急忙率兵从全州驰还桂林；督师何腾蛟带着卢鼎部也跟着南撤。全州本是焦琏的汛地，他听说郝、何率部回桂林，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留下部将唐文曜同全永总兵王有臣守全州，自己也带领主力奔往大墟（今桂林东南大圩）。唐文曜、王有臣眼看各营主力纷纷撤回桂林，又得到梧州失守的消息，判断在清军东、北二路夹击下广西难保，就同全永道马鸣銮合谋于十二月十二日派使者往湖南永州（零陵）向清方接洽投降。清怀顺王耿仲明不久前进军受挫，对他们的主动请降心怀疑虑，拒绝接受。明全州监军周震坚决反对降清，对唐、王、马的变节行径痛加斥责。三人恼羞成怒，当即把周震拖出衙门杀害，然后派人带着周震的头和敕印往永州纳降。耿仲明大喜，派两千骑于十七日到达全州接管该地，“全州遂拱手送人矣”[93]。
全州降清以后，广西门户洞开。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正月，督师何腾蛟驻守兴安，发出檄文命令各将领抽调兵马赴该地堵截清军由全州南下。郝永忠派部下罗中军带领一千名骑兵前往兴安。二月初一日，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兵由湖南经广西全州向桂林推进。明督师何腾蛟惊慌失措，竟然在滇将胡一青等保护下临阵脱逃，郝永忠派出的骑兵在兴安陷入重围，城破后全部战死[94]。郝永忠接到报告后大为愤慨，坚决拒绝同守辅瞿式耜一道保卫桂林，主张奉永历帝向后方转移。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得报清军已经进入严关，瞿式耜赶往行在（原靖江王府），见郝永忠、卢鼎、马吉翔、兵部尚书萧琦都聚集在司礼太监处商议，他叙述所见情况道：“臣聆永忠议论，则以人马挫折，意懒心灰，竟欲即刻整旅西行，绝无意于省城者。臣既以好语慰之，复以正言规之，而内凿不入。”接着，瞿式耜面见永历帝，“则暂避永福之圣意已定，臣竟无从插齿，只争起驾之时刻耳”。式耜力主镇定，指出即使清军已经到达兴安，督师何腾蛟应该有告急塘报，在没有接到准确消息以前不宜轻易移跸。“若以走为上策，桂愈危，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独不可到南、太乎？”朱由榔回答道：“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95]后来瞿式耜在奏疏中也追叙了当时的情景：“皇上声色俱厉，谓今日事势，远过武、攸。尔等必欲留朕，两宫太后即烦尔等照管。”式耜不敢再说，随众退出。次日五鼓他又面见永历帝，奏言“圣驾即欲行，宜少从容，盖乱兵乘驾发之后，必有一番抢攘。圣驾稍停，一可以救满城百姓，二可以救满朝百官”，朱由榔置之不理。瞿式耜出朝途中接到赵印选的奏疏和何腾蛟的书信，知道进入广西的清方兵力并不多，又再次入朝，以何腾蛟的书信为证，劝永历帝暂缓移跸。可是，朱由榔已如惊弓之鸟，吩咐左右立即准备撤离桂林。“随驾诸臣车马匆匆，有行色矣。”式耜的意见遭到永历帝的断然拒绝，“时天颜愈厉，天语愈严”，式耜只有叩头请死，含泪而出。二十二日上午，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离开桂林。郝永忠等部明军士卒立即乘势抢夺官私财物，瞿式耜由于主张坚守桂林，拒不随驾，在一片混乱当中，他的家产也未能幸免。从他的奏疏看，郝永忠曾经派了两名官头到瞿家禁止抢劫，但是主力既已转移，禁令也难以贯彻，乱兵以索取犒赏为名，连瞿式耜本人也受了一番折磨[96]。撤离桂林时出现的混乱和抢劫，无疑是事实；不过瞿式耜和南明其他一些官僚的记载颇多夸大其词。有的南明史籍更是添油加醋，穷极形象，如说郝永忠于二月二十三日“抢入大内，劫帝于寝被中，舁出城外”[97]；“留守（即瞿式耜）**坐署中”[98]。这类谣言显然不可信。
[1] 《明季南略》卷二记：弘光元年五月初二日“移惠王于嘉兴”。
[2]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记，潞王朱常淓降清后，“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贽，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朱常润到北京后曾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向清廷上“明惠亲藩朱常润揭为恭谢圣恩事”奏疏，其中说：“本年五月二十日大兵至江南，润即于六月内差赍表文章玺赴江西豫王殿下投诚。……昨进朝主上，更荷恩隆。”影印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44号。
[3] 常瀛是神宗第几个儿子，诸书记载不同。乾隆二十八年《清泉县志》卷三十六《杂志》说是“神宗第五子”。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四，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册立皇太子和四王诏，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三子常洵为福王，五子常浩为瑞王，六子常润为惠王，七子常瀛为桂王。神宗第二、第四子早夭，所以有的书把常瀛记为第五子。
[4] 乾隆《清泉县志》卷三十六《杂志》记：朱常瀛“惑于因果，广修寺观，黄冠缁衲，蓄养千计。生七子，长世子及次子、少子俱早夭，第三子名由，刘贵人所生，封安仁王，赐婚吴氏，系衡良家女。四子名由榔，苑贵人所生，封永明王，赐婚王氏，系南直人，业医王公亮孙女。第五子、六子逸其名，幼，未赐婚，癸未之变（指张献忠军入湘）第五子、六子为寇掳去”。史惇《痛余杂记》云：“桂藩体肥重，舆夫须十八人乃举。有别苑十二区，集女乐百二十人。癸未之变，孔全斌副将部兵先于城外劫典铺。桂藩即集诸女乐并宫女二千余人聚而燔之，号呼震天，并宫殿付之一炬。”
[5] 李清《南渡录》卷四。同书又记，弘光元年（1645）二月初三日“谥桂王曰端”。
[6]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丙戌（1646）九月二十日书寄》。
[7]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于隆武元年（1645）八月下记：“遣使册封桂世子由桹（榔）为桂王。”沈佳《存信编》卷一记：“隆武丙戌春，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谕祭端王、安仁王，即封上为桂王，居肇庆府。其诏有‘天下王之天下’语。”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记安仁王由“丙戌九月病薨”，时间有误。瞿式耜信中说：“自安仁薨后，太妃暨永明俱不乐居梧州。八月间，余复迎太妃、永明至肇”（《瞿式耜集》第二五六页）。可证朱由病死不迟于八月。
[8] 朱由榔就任监国日期据《岭表纪年》卷一为“十月十日壬辰”；《明季南略》卷九《粤中立永历》条记“以十月初十日监国，十四日丙戌即皇帝位”；道光十三年《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纪》云：“十月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遂称尊号，改元永历，以肇庆府署为行宫。”
[9]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10] 王坤在崇祯朝即已用事，见之不少记载，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崇祯六年二月初八日“召对王副宪纪”即为王坤上疏纠廷臣所引起。
[11] 上引《瞿式耜集》；参见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12]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一云：“内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会止四百里，拥立时嫉凌烟列名多人，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不复颁新天子诏，惟鬻是谋。时羊城左藩顾元镜耻不与策戴勋，适隆武阁臣何吾驺、苏观生从闽逃归，亦遂立隆武弟为皇帝。”瞿式耜在十月十六日反对移跸梧州时也申说：“且东人未附，东饷未来，骤焉一行，后必滋悔。”见《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13] 屈大钧《翁山佚文辑》卷上《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
[14] 朱聿隆武二年十一月敕谕张家玉云：“朕同邓、周、益、辽航海来粤，访寻上皇驻跸之地。有全粤臣民因监国之御弟，推名分以立君。”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九，第八八○页。
[15] 钱秉镫《所知录》卷二记：“于十月二十九日拥唐王入广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监国；初五日即位，改元绍武。”瞿式耜在《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信中说：“竟以十月廿九日拥之入广城，初二日且登大位，改元绍武矣。”见《瞿式耜集》卷三，以监国日作即位日，时间稍有差误。钱秉镫所记得自后来随李成栋反正诸官之口，较为准确。黄宗羲《行朝录》卷二《绍武之立》云唐王于十一月朔（初一日）监国，初五日即位；监国日误。
[16]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记有永历年间刻本张家玉撰《名山集》，内收朱聿隆武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敕谕，证明唐王在粤虽已监国、称帝，但仍沿用隆武年号。本书作者未见此刻本，附记于此。
[17] 屈大均《翁山佚文辑》卷上《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
[18] 连城璧《蹇愚录》。
[19] 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记载，定永历为年号是“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孙取历字”，即永明王与万历各取一字。又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0] 文安之《黔记》说朱由榔十一月十四日舟至德庆，“十七日幸端州，还行宫”。见《长恩阁丛书》收《滇缅录》附。永历帝的生母另一种说法是“苑贵人”，见前引《清泉县志》。
[21] 沈佳《存信编》卷一。
[22] 许多南明史籍都说何吾驺参加了绍武政权，并任大学士，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绍武朝廷曾请他入阁，他未应聘。陈子壮“致书式耜，力请馘观生，而趋兵东下”，见钱秉镫《所知录》卷中。
[23] 沈佳《存信编》卷一。
[24] 诸书记载“石、马、徐、郑四姓海盗”均不详其名。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中说：“广府十六州县连遭四姓剧贼马玄生、石壁、徐贵相等，白旗黄信、林芳等环海攘害。……”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八九页。石壁时为绍武政权总兵，见《瞿式耜集》卷一《特举谠直疏》。郑姓，在钱秉镫《所知录》卷二中说是郑昌，上引佟养甲揭帖中提到“郑昌、杨光林皆聚党数千，山海纵横，已经曲谕招徕矣”，下文又提及“海贼徐贵相”等，似乎郑昌不属四姓海盗。沈佳《存信编》卷一记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军占领广州后，“遣副将狥东莞、新会诸县，四姓盗郑廷球降清，成栋因之以攻其党，斩石、马二姓，徐独身走，尽得其水士、精舟、利器”。
[25]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26] 瞿共美《粤游见闻》。
[27] 上引瞿式耜信中说：“时三水有陈际泰贼兵一股方至……”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一误将永历政权之林佳鼎记为绍武政权的“总宪行大司马事提兵西上三水，意侵端溪”，署名为方以智的《两粤新书》错误相同。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亦将《两粤新书》作者归之方以智，其实，方以智参与永历政权的建立，身经其事，绝不致颠倒错乱至此。
[28] 沈佳《存信编》卷一。
[29] 沈佳《存信编》卷一。
[30] 《瞿式耜集》第二五八，二六一至二六二页。
[31]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九《事纪》记载：顺治三年“冬十二月，总督佟养甲、提督李成栋定潮、惠、广三郡，路过揭之铺前。时两将既定福建，遂进取广东。养甲先遣闽士黄梦麟授知府衔，至潮宣谕威德，士民趋附”。
[32] 邝露《邝海雪集笺》卷七有《扈跸临雍归自中书堂呈苏相国一百韵》，题下笺云：“按是年十二月总兵李成栋轻骑直入广州，绍武方幸学，闻交易服出走。诗似作于此时。”笺注有误，如果是在这次幸学时清军破城，邝露绝不可能有那样的闲情雅致赋诗百韵。邝诗中扈跸临雍当是指在这以前随朱聿往太学，十二月十五日所幸为武学。
[33] 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卷四引苏国祐（苏观生嗣子）《易箦遗言》云：广州之陷为明叛将谢尚政接引，“大兵至广，尚政为向导，复纠六营兵内应，城遂陷。观生死，尚政没其产”。《行在阳秋》记：十二月十五日，“清将佟养甲、李成栋遣游击庞起龙伪为援兵求入城，城内信之，遂蜂拥而入。内兵登城战一昼夜，擒斩清游击王士选。清兵欲退，会有内应，遂陷”。
[34] 沈佳《存信编》卷一。
[35] 《存信编》卷一。顾元镜以大学士的身份降清见顺治四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提督李成栋揭帖，《明清档案》第五册，A5—171号。
[36] 《存信编》卷一作“二十三日乙未，清兵逼肇庆，二十五日丁酉驾发肇庆”。《瞿式耜集》卷三记永历帝西逃为十二月二十六日，从之。
[37] 《东明闻见录》。
[38] 顺治四年二月初三日及初四日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五册，A5—96号及A5—97号。李世熊《塞支初集》卷九《巫丞传》亦记：“正月二十九遂入梧州，广西巡抚曹烨迎降，属官悉稽首上郡邑印及尺籍恐后。”按，清梧州总兵徐国栋不久即病死，见上引顺治四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提督李成栋揭帖。
[39] 关于丁魁楚降清被杀事，华复蠡《粤中偶记》叙述颇详，绘声绘色地描写李成栋亲自带兵前往岑溪，假装欢迎丁魁楚来降，四月初四日晚上突然请丁魁楚父子过舟议事，随即命军士处斩，吞没其家产妾媳。这一说法未必可靠。李成栋在二月间已奉佟养甲檄文回援广东，三月已在广东增城、东莞等地镇压张家玉等的抗清活动，不可能四月初四日尚在广西岑溪地区。《苍梧县志》记：“魁楚因土镇徐海、徐浤入岑北科为避地计。会连城土寇将攻城，时三营官兵尚存，魁楚又檄阳、电兵来援。正月二十九接战于葛石坡，魁楚念岑不可居，谋上浔。二月，军门遣部将杨姓入岑，魁楚踉跄遁”（府志）。“二月，丁魁楚出降，副将杜永和押赴广东，半途杀之”（旧志），见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十八，外传纪事，下，本朝。钱澄之（秉镫）《所知录》卷二记：“吾犹见其一孙才数岁，为罗成耀养子。”华复蠡《两广纪略》记：“人言：魁楚官囊精银八十万，珍珠金宝番货十倍之。所遗二孙闻在李氏官头家做奴仆，见其自言姓丁，又打头半死云。”
[40]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
[41]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
[42]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省会无虞再赴行在疏》。
[43]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两广提督李成栋向清廷报告：“职所统原部北来官兵吴淞旧额四千一百三十一员名”，其中马兵三百名，“历浙抵闽以及入广，万里驰驱，冲锋破敌，险阻备尝，病故及阵亡者，人马已损失过半矣”。虽在入粤时带有闽地土著之众每府七八百名，俱“脆弱不堪，无资战守”。就在这件奏疏中，李成栋说他自己带兵“追捕永历”仅到梧州，并没有继续西上。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页。
[44] 顺治四年二月初三日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残件，见《明清档案》第五册，A5—96号。
[45] 参见同上件及乾隆十八年《南雄府志》卷十七《编年》。
[46] 顺治四年五月初三日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五册，A5—169号。按，华复蠡《两广纪略》洪天擢条云：“洪天擢乙酉、丙戌两年俱在广东做两司官，拥戴永历时自择其地，要做高雷廉琼四府军门，即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写敕驻高州。丁亥正月清兵下高州，则携妻子奔雷州；清兵至雷州，则携妻子奔琼州。清兵以无船过海，札徐闻者一月，天擢在琼，为练兵措饷索诈地方几万金，复擅行杀戮者几千人。至四月初二日先航海投诚于李成栋，仍以海道事畀之管理。”
[47]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两广提督李成栋“为东粤地阔兵单、战守不足”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五册，A5—176号。
[48] 陈恭尹述《兵科给事中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先府君岩野陈公行状》，见《独漉堂集》补遗。《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页，《两广总督佟养甲残揭帖》中报告义师攻广州之役时间完全相同，只是陈恭尹说这是其父陈邦彦联络的余龙等部，佟养甲则混称为“四姓白旗等贼”。
[49] 张家玉在隆武朝廷中所任官职见汪宗衍《南明金石小识》引张家玉墓碑拓本，该文收入《艺文丛谈续编》。汪文所引张碑间有误植，如“钦命监军便宜行军”，“行军”当为“行事”：“蒙恩加赠……寺正文臣”，“寺正文臣”当作“守正文臣”。
[50]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五《陈邦彦传》。
[51] 两广总督佟养甲“为恭报粤地贼情仰祈圣鉴事”揭帖残件，无奏报日期，清延收到时间为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页。
[52] 两广总督佟养甲“为恭报粤地贼情仰祈圣鉴事”揭帖残件，无奏报日期，清廷收到时间为顺治四年七月初十日，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三十页。
[53] 九龙真逸（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所收张家玉之父张兆龙给永历朝廷的奏疏。参见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两广总督佟养甲“为汇报擒磔逆渠三大捷事”揭帖，《明清档案》第六册，A6—182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三九至六四○页。
[54] 见上引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佟养甲揭帖。张家玉殉难日期为十月初十日，次日清监军道戚元弼即已报捷。
[55]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陈邦彦传》。
[56] 陈恭尹《独漉堂集》第八八六页。
[57]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佟养甲“为逆藩授首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62号。按，查继佐《国寿录》便记《赵王传》将其名写作曰锬，云：“王因亦为僧，六月入广州，清令处于光孝寺西禅房内。闻会陈子壮、张家玉等起兵，佟使两县官请至元妙观自尽，父子俱死。”赵王名当以佟养甲题本为准。
[58] 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月两广总督佟养甲“为汇报擒磔逆渠三大捷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182号。
[59] 康熙七年《新化县志》卷十一《别志》作“癸未三月，武冈袁有志作乱，弑亲王及诸宗室”。
[60] 沈佳《存信编》卷一。
[61] 见《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五月二十八日书》。
[62] 钱秉镫《所知录》卷上记：“上在奉天，召户部右侍郎严起恒为大学士，同吴炳入阁办事。”
[63] 沈佳《存信编》卷一记：永历元年五月初二日“晋封刘承胤安国公。承胤骄横日甚，动辄以兵挟朝廷，群臣畏其刚暴，争谄之以自固，交疏烦功德，遂进封兴（安）国公、上柱国，赐尚方剑、蟒玉，便宜行事。二子皆世袭锦衣卫指挥”。
[64] 吴晋锡《半生自纪》。
[65] 吴晋锡《半生自纪》。
[66]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云：“刘承允（胤）横肆日甚，且阴蓄异谋，有废上立伊婿岷王之意。”
[67]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68]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宝庆至沅州日记》，他过刘国公旧第在顺治十七年，见“柱间偶句如新，近为防兵屯扎，稍改，非旧观矣”。
[69] 查继佐《国寿录》卷四《中湘王何腾蛟传》。
[70] 沈佳《存信编》卷一。
[71] 《存信编》卷一。按，吴晋锡《半生自纪》中说龙之沫为常德人，谄附刘承胤得任御史，人称“跌脚御史”。
[72]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七。屯泰即屯代，也就是佟养和。
[73] 吴晋锡《半生自纪》。乾隆二十八年《衡州府志》卷二十九《兵燹》记：“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恭顺、怀顺、智顺三王帅师取衡。黄朝宣兵溃，率其姬侍匿于郡南花药寺，前锋执而杀之。”
[74] 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二十一《武备志·兵纪》。
[75]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76] 顺治五年冬清署贵州巡抚彭而述曾在武冈见“公廨旁鸾舆尚在，左纛黄屋俱置城隍祠中”。顺治十七年他再度路过武冈时已“不可考”。见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宝庆至沅州日记》：参见同书卷十五《仕楚纪略》。
[77] 《三湘从事录》。
[78] 吴晋锡《半生自纪》云：永历帝决定“分两路行，或未至并与之遇。命大学士吴石渠公护太子驻城步，上从皇太后幸靖州。太子至城步果有兵守之，为所获，同吴石渠公送衡州矣”。《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记顺治四年十二月丙戌日孔有德等奏报平定湖南，“获伪永历太子朱尔珠”。永历太子之名似有误。
[79] 上引《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孔有德等奏报中说“伪内阁吴秉”等降。吴秉为吴炳之误译，他被俘后不久自杀，说他降清不妥。
[80] 见上引《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王允成误译作王云程。
[81] 《三湘从事录》记，十月初三日孔有德派何腾蛟至威持手书并贵阳王金印一颗与夫人家报至。按，孔有德利用抓获何腾蛟家属进行招降确有其事，但说他送来贵阳王金印当属讹传。
[82] 荣王是明宪宗子朱祐枢的后裔。嘉靖《常德府志》卷四《建设志·藩封》记：“荣王，宪宗皇帝之第十子，弘治十一年建王宫于常德，正德四年之国”；《明史》卷一一九稍有不同。明末荣藩的情况在史惇《恸余杂记》中记载较多，但荣王的名字文献内有分歧，顺治四年十月清湖广总督罗绣锦“为恭报常军两捷事”揭帖中云：“故明荣王朱学洪纠众称兵，要复常德。”同件中提及堵胤锡、袁宗第、马进忠、牛万才等人，堵胤锡拟奉为主者似应为“朱学洪”，但按明太祖所定诸王二十字辈行，朱棣下无学字辈，晋王下第十六辈为学字，荣王既不是晋藩后裔，明亡时各藩约传至十辈以内，所记必有误。《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记，顺治五年四月“壬午，平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疏报：大军至辰州，擒伪荣王朱有桢子朱松于苗洞”。朱有桢当为朱由桢之误。参考各种史籍，明末荣宪王朱由枵死后，世子慈炤尚为婴儿，朱由桢大概是荣宪王之弟。
[83] 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二，书。
[84] 同治九年《江华县志》卷七《寇变》记：顺治“四年丁亥五月，曹志建称保昌伯由江西赣州仁化来驻江华。……曹志建既去，永忠遂帅兵尾其后住三日，追及永明，遂与志建分据，志建截上流驻镇峡关，永忠截下流驻道州”。康熙六年《永明县志》卷九《兵寇志·兵变》记：顺治四年五月，“我师破湖南，南昌伯（当为南安伯）郝永忠走道州”。“七月，曹志建统兵万余抵永明，屯兵县西，与郝永忠盟分县以西八里属曹，以东八里属郝。未几，永忠遁去，通县钱粮总归志建”。
[85]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一。
[86]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一。
[87] 瞿式耜永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飞报大捷疏，见《瞿式耜集》第七十七页。
[88]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一。
[89] 瞿式耜永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飞报大捷疏，《瞿式耜集》第七十八至七十九页。按，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记全州之战云，“十一月二十日，怀顺遣将同董英领马步三千，从间道袭全州”，不仅日期有误，而且只字不提郝永忠以及同郝关系密切的卢鼎，却塞进了他梦寐以求的所谓“恢抚官兵”，适足令人齿冷。与蒙正发沆瀣一气的王夫之在《永历实录》卷十五《郝永忠传》中断言：“永忠从无一矢功，惟残毁内地，屠士民，尤为诸将所恶。”此即王氏“实录”。
[90]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一记：“十二月初五日辛巳，上跸桂林，入行宫受朝，赐郝永忠蟒玉。”钱秉镫《所知录》卷二亦云：“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驻桂，太后及两宫俱驻南宁府。”
[91] 瞿式耜九月初三日《请移跸桂林疏》，十月初二日《请速幸桂林疏》，见《瞿式耜集》第七十五至七十六页。
[92]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十八《外传纪事下·本朝》。
[93]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一。按，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记马鸣銮为全州知州；据瞿式耜永历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飞报大捷疏”中有“据全永镇臣王有臣、全永道臣马鸣鸾塘报”；鲁可藻书中亦云“全阳镇、道”降清，可证蒙氏之误。然时日则据《三湘从事录》。
[94] 《三湘从事录》。
[95] 《东明闻见录》。
[96] 瞿式耜永历二年三月初一日《变起仓卒疏》中说：他自己“肩背腰肋，无不重伤，牵曳捽扑，以白刃加于颈者数十次，历辰、巳、午、未四时，地狱变相，无所不尝”。见《翟式耜集》第七十九至八十一页。
[9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永历走平乐》条引《粤事记》。
[98] 《东明闻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