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顺治五年)三月,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112]、丁国栋等发动反清起义[113],连克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肃州(今酒泉),清朝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凉州副总兵毛镔、肃州副总兵潘云腾、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都被擒杀。接着引兵东进,攻破兰州,杀同知赵冲学、知县赵翀;连克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附近)、岷州(今岷县),围攻巩昌府(府治在今甘肃陇西),义军声势大振。清“庄浪道范芝失印、失城,潜藏山穴”,肃州道等官下落不明[114]。清政府在甘肃的统治几乎全部瓦解。义军乘胜南下青海,进攻大通,“威胁湟中”(今西宁市),被清军击退[115]。参加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运动的回族百姓很多,史载“临洮、兰、岷、洮、河诸回皆叛应,连陷郡邑”[116],反映了甘肃等地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米喇印、丁国栋起兵的时候,“拥立伪延长王朱识,煽惑人心”[117];尽管朱识不久就被清军擒杀,却表明甘肃的反清运动也是以恢复明朝为号召的。从清方奏报文书中还可以看出参加米喇印、丁国栋起义的有不少汉族百姓,因此,不能归结为单纯的回民起义,而是全国抗清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廷得报后,在这年(1648)四月派固山贝子吞齐(即屯齐)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韩岱(即汉岱)领兵前往甘肃征剿[118]。陕西总督孟乔芳“恐道远劳师糜饷,密疏止之”[119],吞齐、韩岱的军队后来留在山西大同归英亲王阿济格指挥[120]。孟乔芳调部将马宁与驻防西安满军户部侍郎额塞(即额色)统兵进剿。闰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攻克洮州。二十四日,满、汉兵会集兰州,大举攻城;义军战败,米喇印、丁国栋“率败残人马焚桥西遁”,兰州失守[121]。清军乘胜追击,五月二十七日追及于水泉(约为今甘肃永昌西之水泉子),米喇印领兵迎战,不幸遇难[122]。余众在丁国栋、黑承印率领下退往甘州、肃州。八月,清署甘肃总兵张勇、副将马宁等包围甘州,相持至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清兵攻占甘州[123],丁国栋等扼守肃州。不久,肃州也被张勇、马宁等部攻破,丁国栋、黑承印等人都被擒杀[124]。震惊关陇的回族首领发动的反清起义遂告失败。

[1]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二八页,《山东巡抚方大猷揭帖》。

[2] 阎尔梅《阎古古文集》附张相文撰《阎古古年谱》。

[3] 乾隆二十三年《高苑县志》卷十《灾祥》。顺治四年六月兵部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二页。

[4] 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卷十《灾祥》。

[5]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张儒秀“为塘报长山县被贼失陷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9号。

[6] 孙之獬领先剃发确有其事,顺治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摄政王多尔衮面前展开一场竞争时,就曾提到“孙之獬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7] 顺治四年九月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二二页;同伴影印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122号。参见顺治四年九月初二日兵部尚书阿哈尼堪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95号。“种发”事见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辫发》条。

[8] 《顾亭林诗集汇注》卷一。按,此书解题云“是年九月,丁可泽勾引谢迁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误,当为六月。

[9] 乾隆八年《淄川县志》卷三《兵事》。

[10] 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杂志》;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纪》。按光绪《濮州志·兵事》写作曹县土寇张七、任复性。任复性大概就是任七。

[11] 据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卷二十《杂志》,李化鲸,号仁宇,城武县人,明末曾任地方捕快,顺治初年被清山东地方官员委任军职,以合法身份掌握了一小支武装。

[12] 顺治五年十月刑部尚书吴达海等题本稿残件,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九八至七○○页。

[13] 前引康熙十三年《曹州志》记,李化鲸招纳亡命,“纠党谋逆,求得宗姓者拥戴之,伪称公侯。于是年秋七月令其党先举兵反,陷曹县、定陶及城武,次攻曹州,化鲸为内应,杀宪使黄,劫州库。居三日,分其党北攻濮,东攻巨野,而自率大众西攻东明,皆弗克。旋为大兵破,走据曹邑。筑长围困之。城溃,党与皆尽屠戮,执化鲸俘京师,伏诛”。参见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咸丰《大名府志》卷四《年纪》。

[14] 顺治五年十一月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九五至六九七页。

[15]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16] 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纪》。

[17] 乾隆十年《铜山县志》卷十一,艺文。

[18] 咸丰九年《武定府志》卷三十四,艺文,《海丰县令杜民祚传》。

[19] 道光十一年《冠县志》卷十《纪变》。

[20] 顺治四年十一月山东巡抚张儒秀“为塘报峄县失守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22号。

[21] 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卷八《兵燹》。

[22] 康熙十二年《高唐州志》卷三《兵燹》。

[23] 乾隆六年《夏津县志》卷九《杂志·记遗》。

[24] 顺治四年十月山东巡抚张儒秀“为塘报叛贼谋攻镇城,官兵堵御获捷,并报寿张失城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164号。

[25]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山东临清总兵宜永贵塘报,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〇三页。

[26] 顺治五年正月初十日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73号。

[27] 顺治四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张儒秀“为擒斩大逆飞报捷功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54号;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四七页。

[28] 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山东巡抚张儒秀“为塘报堂邑失陷并报微臣扫穴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148号。

[29]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

[30] 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吴达海“为密拿叛党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一页。

[31] 顺治六年三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中说:“且瓖原籍榆林延川”,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59号。

[32] 《清世祖实录》卷五。朱鼎当是代王朱桂的九世孙。

[33] 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22号。

[34] 《清世祖实录》卷六。

[35]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四页,《记注残叶》。

[36] 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大同总兵姜瓖“为恭谢天恩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六册,A6—63号。

[37]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杂志·盗贼附》。《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把姜瓖反清系于十一月,时间有误。

[38]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39]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记:“五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叛,遣逆党姚姓袭朔州,守备张楹率叛兵内应,兵道宋子玉、通判杨逵、知州王家珍皆死之”,众奉张楹为总兵。

[40]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41] 《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

[42] 《明清档案》第十册,A10—9号。

[43] 康熙五十一年《定襄县志》卷七《灾异》。

[44]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

[45] 乾隆六年《沁州志》卷九《灾异》。

[46]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十八《祥异》附兵燹。

[47] 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卷八《祥灾志·兵燹》。

[48] 顺治十三年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等事题本残件,藏第一档案馆。

[49]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题本。

[50] 参见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上书A10—74号。

[51] 傅山《霜红龛集》卷十五《汾二子传》记:“己丑(顺治六年)四月,大同兵以明旗号从西州入汾,薛(宗周)以策干帅江某,劝急捣太原虚,江不能用。”有人劝薛宗周不要参加复明义举,“薛厉声言:极知事不无利钝,但见我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按,“江某”即义军山西巡抚姜建勋,见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

[52] 顺治六年八月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山西逆寇虞允等称伪永历年号,陷蒲州及临晋、河津等县。”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53]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

[54] 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4号,河道巡抚吴景道题本。

[55]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忠义一》,中华书局排印本,第四十四册,第一三四七一页。

[56]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57]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58]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59] 早在顺治三年(1646)二月间,多尔衮召集大臣时就曾说自己“代上摄政,唯恐事多阙误,生民失所,念民为邦本,日夜焦思。又素婴风疾,劳瘁弗胜”。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四。

[60] 顺治六年八月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奏:“北直接壤山东、河北一带,盗贼日炽,商贾不前,耕桑失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

[61] 乾隆二年《翼城县志》卷二十六《祥异》附兵燹记:“顺治六年大同总兵姜瓖叛,分遣贼首攻平阳,不克。其时州县或逃或降,固守者郡城及翼城而已。”按,明代至清初平阳府属三十五州县,1649年清军所能固守者不过两座城池。据同书记载,翼城县外有陕西王永强所遣部将围攻,境内有“哈哈教余孽安定国、混天猴等揭竿而起”,城守岌岌可危,直到1654年(顺治十一年)安定国被诱杀,才“四境帖然”。

[62] 《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

[63] 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道、将率官逃归,恭报上闻,仰祈圣裁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4号。康熙三十五年《介休县志》卷一《灾异·兵劫附》记:“顺治六年,流贼自河曲来,陷据府城(指汾州府),县官逃去。城内士民严守,抢掠乡村,掳杀子女。”按,据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姜建勋由原平南下占领忻州、定襄,与满兵战于牧马河上,败绩。三月间,建勋部向西取静乐后,南下攻占汾州。

[64]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65] 顺治八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八页。

[66] 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省会危亡至急,贼氛聚结至众,再恳急发大兵救援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3号。

[67] 顺治十六年《绛县志》卷上《祥异》记:“顺治六年五月府属大乱,贼入县城,知县逃去。”按,明代至清初绛县属平阳府。

[68] 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塘报紧急贼情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3号。

[69]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己丑纪变》。

[70] 顺治九年四月初三日刑部尚书蓝拜等“为缉获在逃叛党请旨正法事”题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一五九至一六〇页。

[71] 《清史列传》卷二《博洛传》。

[72]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记:顺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即命济尔哈朗班师回京,当时大同仍在固守之中。这年清辰常总兵徐勇题本中说:“前幸仰赖亲王大兵奋扬神武,何腾蛟首先被缚,虽伐谋之元凶已剪,而王、马、只虎等逆尚漏天诛。臣私冀圣明庙算无遗,必余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凯倏班。然犹望固山图赖之兵足资弹压,以作缓急互应之需。讵图赖又复北调矣。”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六八页。

[73]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六。

[74]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75] 顺治六年七月初五日“击败贼首刘迁塘报”残件(缺奏报官员职名,估计为宣大总督佟养量所上),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五〇至二五一页。这件塘报中说:“看得刘迁作叛,流毒三晋,恃险负隅,岂止狡兔之三窟。其代东一带村堡不下数百余处,尽皆迫胁从贼,经今半载有余……”又说:“姜逆叛乱以来,不逞之徒,随声吠影,如刘迁倡众摇惑平刑、雁门一带,迫胁良民,大肆鸱张,负嵎为害,已非一日,此晋地之元凶也。”

[76] 顺治八年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八三页。

[77]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78]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79]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记参与叛变的还有“伪官裴季中”。

[80] 光绪十二年《永济县志》卷二十三《事纪·兵略》记:“六年,贼首虞允、封汝宦等倡乱陷蒲州,知州钱法裕、游击武韬、守备许世德死之。八月初一日,陕西总督孟乔芳率满汉官兵恢复州城,斩馘无算,余众败溃。”光绪七年《荣河县志》卷三《兵附·兵事附》记:“顺治六年,虞允等倡乱。秋,陕甘总督孟乔芳同固山达根特等大破贼于荣河,斩伪帅白璋。”乾隆二十八年《稷山县志》卷二《兵防》附《武事》云:“顺治六年,土贼白璋西来据城。”

[81] 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恭报恢城剿贼捷功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号。

[82] 顺治六年九月十八日满打亥(满达海)、孛罗(博洛)奏稿,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144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三一页。按,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记:“建勋知不支,缢死南城楼。”

[83] 山西巡抚祝世昌“为遵旨回奏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1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84]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十八《祥异》附《兵燹》。顺治六年十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为王师剿**逆贼,克平地方恭报上闻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60号。按,原文内左梦庚误写作“左孟根”,查《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左梦庚传》,顺治“六年,随英亲王征大同叛镇姜瓖,攻左卫,克之,寻擢本旗汉军都统”,可证左梦庚确曾参与镇压山西抗清运动。

[85]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86] 《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55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87]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

[88]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89] 顺治七年七月山西巡抚刘弘遇“为恭报擒获渠魁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175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五六页。

[90] 史学界和思想文化史界对于顾炎武、屈大均等清初著名学者、复明志士长期活动于晋、陕地区的动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1649年晋、陕抗清运动的深入人心和失败以后残余力量长期坚持于山区来看,顾炎武等人肯定是有所为而往的,不是单纯的学术游历活动。

[91] 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号。

[92]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页。

[93] 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

[94]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95]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卷十《杂纪志》。

[96] 乾隆三十五年《汾州府志》卷二十六《杂识》。

[97] 山西巡抚陈应泰“为拿获叛逆事”题本残件,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一七一页。

[98] 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卷八《祥灾志·兵燹》记:“顺治六年姜瓖作乱,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可见,牛光天原为姜瓖部将,其年十月清军收复平顺后,牛光天转入太行山。

[99] 顺治十三年湖广总督祖泽远题本残件,藏第一档案馆。

[100] 沈佳《存信录》卷四,是时永历帝在李定国扈卫下刚从安龙移驻昆明。原文说,丙申十年“五月己卯朔,封虞胤为莱国公,督总(总督?)、文渊阁、兵尚如故。以韩王璟溧(韩王松九世孙)请加封以规后效也”。

[101] 顺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贾汉复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一八七页。

[102] 道光二十七年《吴堡县志》人才部,武选附。

[103] 《清史列传》卷八十《姜瓖传》。按,《爝火录》卷十九记载这件事比较详细。但说“王永强自立为延绥大元帅”,王正志讹为王志,沈文华讹为沈朝华。

[104] 顺治九年三月延绥巡抚董宗圣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九一页。

[105] 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三《纪事》云:“康熙(应为顺治)六年二月,神木贼高友才、延安参将王永强反,延绥州县俱陷。”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记:“六年,延绥叛将王永强拥神木贼高友才等作乱,袭陷榆林。”

[106]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107] 顺治六年三月十八日陕西巡抚黄尔性“为大兵已到、恢剿在即、恭报上闻,以慰圣怀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51号。

[108] 顺治六年三月陕西巡按卢传“为飞报第二次大捷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61号。

[109] 顺治九年三月初七日延绥巡抚董宗圣“为恭报查明延属失守文武官员情形仰祈圣鉴敕部分别议处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四册,A14—33号,同件揭帖为A14—58号。

[110] 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二《祥异·屠城》。

[111] 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

[112] 据顺治三年正月清陕西甘肃总兵刘有实揭帖,甘镇“明时旧设有义勇前锋一营,尽皆土著回兵。即以土官回回都督米喇印统领,其兵马粮刍且系自备,是以向来抚镇递相札委参将职衔。……喇印胸怀寸赤,勇冠三军,且系世袭土官,亦非札委流职可比”,可知米喇印是甘州世袭土官,由明、清朝廷授予武职官衔。

[113] 米喇印等人的起兵反清据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卷三记载是因为巡道林某(当即林维造)是明朝巡抚林日瑞的侄儿,日瑞死于大顺军攻克甘州之役。林维造仕清,严治“闯贼余党”,因而激变。可能米喇印、丁国栋等都曾出任大顺政权武职。起兵的时间据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奏报是“乘调兵下川之际,遂行作乱”(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甘州府志》卷三说成是“会调兵征湖广茅卢山”,大误,征茅麓山是康熙元年至三年事。

[114] 顺治五年六月陕西巡按王世功“为铨补抚、道重臣以资弹压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A8—171号。参见乾隆十四年《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地理志·星野》。

[115] 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卷三十一《纲领下》。

[116]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马宁传》。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本第六五○八页标点稍误,作“临洮、兰岷、洮河诸回皆叛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满汉名臣传》第四五○四页《马宁传》沿袭其误。“兰岷洮河”乃指兰州、岷州、洮州、河州四地。

[117]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按明代宗藩命名规定,“识”字辈为第一代肃王朱模的八世孙。

[118]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

[119] 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120] 《清史列传》卷三《汉岱传》《屯齐传》都说二人受命出征时“会总督孟乔芳已击斩米喇印、丁国栋”,故未行。实际上丁国栋被擒杀是一年多以后的事。

[121] 顺治五年五月十八日陕西甘肃巡按试监察御史王世功题本,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第二二六页。

[122] 顺治五年六月陕西甘肃巡按试监察御史王世功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A8—171号。

[123] 顺治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署甘肃总兵张勇塘报,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一一页。

[124]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按,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卷六《兵事》记:“顺治五年三月,甘州回民米喇印等反临洮,回党应之,杀城守游击及生员李文炜等,焚掠连旬。总督孟乔芳帅总兵王思谦等与战于金县川,大破之。遣游击张勇复临洮,斩贼首土伦太,生擒丁国栋、黑承印。秋七月,……余党悉平。”给人印象似乎丁国栋等五年三月起义,七月间即已被清军扑灭,时间和地点均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