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
殷周之际，岐周的小方国周攻陷了恢宏的大商邑，这已不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小博大的政权更迭。牧野一战，曾经统治中国五六百年的商王朝如夜幕中的惊雷一般，在旦夕间土崩瓦解。可是，文化上的更新与转型却像随之而来的那场春雨，连绵不绝、润物无声。
光怪陆离的人间奇谈、攻城略地的侵略战争、尔虞我诈的宫廷政变、偷偷摸摸的鬼鬼神神……无需再纠结于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又有没有神了。身为殷商贵族后代的夫子已不屑于谈论鬼神之事，正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和《左传·僖公十九年》中所说的那样：“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儒家的民本思想之于春秋之际的中国恍若文艺复兴的欧洲人在神的眼眸里点亮了人性的光辉。当儒生以理性、人文的优雅姿态接过了贞人手中的刀笔，去竹简木牍上续写藏在龟壳里的汉文字时，殷商甲骨文的文化母体，那些承继了数千年的秘密文化、南来北往的占卜术又该何去何从？
《庄子·让玉》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荚（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周还是一个小部落的时候，他们居住在一个叫邠的地方，他们的酋长名叫古公亶父。有一天，野蛮的狄人部落向周发起了进攻，想要侵占周人的土地。古公亶父便带领部众离开了邠，然后一路迁徙，来到了岐山的脚下。在背井离乡的路上，古公亶父才发出了这句振聋发聩的正义拷问：“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那么，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又有什么区别呢？何况我从没听过因为担心养育臣民的土地被人夺走，便要让被土地养育的臣民在战争中死去的道理。）
“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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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作为方国存在的漫长岁月中，统治中国的殷商贵族却拥有极端分裂的生命观。一方面，他们素有“载生载育”的生殖崇拜，怀有“万寿无疆”的生命理想；可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发起与周边方国的战争，对外族人的生命极端漠视，不惜通过人牲、人殉谋求自我生命观的实现。
人殉是以活人陪葬的古代葬制，人牲是以活人为祭品的古代祭祀活动，二者都是起源于原始文化的宗教行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殉和人牲就普遍存在。考古发现表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都有人殉、人牲出现。不过，这种宗教行为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在殷商时达到顶峰。据考古发掘，商代的所有贵族大墓中都有殉人，而且数目众多。其中，安阳殷墟王陵遗址中，已发掘的10余座大墓中，殉人的总数便多达5000余人。不过，与丰富的考古实证恰恰相反，由于人殉、人牲制度严重违背儒家的伦理道德，所以儒家有意抹去了这段历史。如今，关于三代人殉、人牲制度的先秦文献记载仅见于《墨子·节葬》，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人殉、人牲的牺牲品当时主要是战俘。商王朝经常与周边方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崇鬼神，重祭祀，因此，有意识地抢夺人口，有可能也是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卜辞《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130云：“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伐乎。”卜辞显示，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率领13000人征伐殷商北面的方国羌方。而迄今发现的卜辞中，与战争有关的问卜比比皆是。
当土地、臣民与王的权力和荣耀重新摆在周天子的面前，一种全新的选择不仅开启着一个方国、一个王朝的未来，更预示着整个中国的历史翻开了道德理想的儒的篇章。而这样的一种新道德，也随着商王朝的崩溃，在“率民以神事，先鬼而后礼”的商周社会中，在鬼神支配下的周初世界里，撕开了一条理性、人文的浅浅的裂痕。这也注定了在以甲骨文为源头的汉文字昌明光大之后，曾经推动这一文字系统不断成熟、完善的原动力和它的文化母体，本该长生久视的灵龟占卜术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再在历史的前台演绎神秘主义的独角戏了：究竟是安然谢幕，还是与周的世俗礼乐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真实的历史却并非如此，古老的占卜术、占卜文化竟在此后的岁月中重新找到了新的舞台，它要以秘密文化的姿态登上历史的后台，继续它永不谢幕的独角戏。
提到古老的占卜术在西周以后的演化和流变，就不能不提到周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鬼神观。显而易见，占卜是人与鬼神、与以鬼神为具体形象的超自然力之间的精神桥梁。倘若没有了鬼神，没有了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人就无需继续学习占卜术，占卜文化对于文明演进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了。
由于孔子是周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所以，如果论及周文化和儒家的鬼神观，或者简单地说，西周贵族和先秦儒生是否相信世上存在鬼神，那么，通常不得不提及《论语》中的两句话：其一，出自《论语·雍也》，云：“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其二，出自《论语·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过，这两句话往往会引发人们对孔子及周文化鬼神观的误解，认为西周之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代替商王的周天子和西周贵族只崇礼乐，不尚鬼神。
事实上，在西周文献中，关于鬼神的记载还是相当普遍的。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鲁庄公三十二年秋天的七月，有神下到凡间虢国一个叫莘的地方。史官告诉周惠王，神会下凡考察一个国家的善恶，如果善德，神就会让国家兴旺；反之，神就会让它灭亡。这位下凡的神在莘住了6个月，虢国的国君祭祀他，并请求神赐给虢国更多的耕地。结果负责祭祀的官员却说道：“我听说国运昌盛的国家，国君都是听从人民的呼声；快要灭亡的国家，国君才好听神的。神从来都是依照人民的意愿行事。虢国的恶政太多了，国家都要灭亡了，还妄想得到什么赏赐的耕地呢？”
类似关于西周社会中的鬼神记载，文献中还有很多。因此，周文化和先秦儒家虽然将鬼神纳入到了其民本思想当中，提出例如“鬼神非人，惟德是依”，“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等观点，但从本质上并没有将鬼神和原始信仰放到理性的对立面上，而是将二者并列对待，相互印证。所以可见，周文化和先秦儒生也同样相信鬼神存在的普遍性。由于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一直到春秋战国时，用来沟通人与鬼神的古老占卜术依旧广泛流行于贵族当中。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记载：“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庆郑将“违卜”视为战败的原因，这说明时人对“卜筮”的信任程度甚至不逊于殷商。
《礼记·曲礼上》云：“龟为卜，策为筮。”
灵龟占卜术在尚礼乐的周贵族中也同样流行，这样的历史同样见于考古发现。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一座西周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3600余片龟甲和300余片兽骨。其中，有文字的龟甲就有289片，龟甲上的文字少则几个字，多则数十字。两年后，在邻近的扶风县齐家村也出土了22片龟甲、兽骨，其中6片刻有文字。岐山南路的岐山县、扶风县故城周原，这里正是牧野之战前，周人的故乡。这批被称作周原甲骨的甲骨文卜辞正像《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所写的那样：“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王朝的兴替如同生命，诞生、死亡不过旦夕之间。可与取代强大的商王朝相比，解构河洛地区自裴李岗文化一脉相承至殷商的灵龟占卜术和占卜文化，显然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这个过程很可能超越了西周、东周的整个历史跨度。孔子及其后继儒生，虽然以敏锐的理性对鬼神避而不谈，提出了德政优于鬼神、礼乐重于占卜的观点，进而打破了鬼神与理性、原始与文明的平衡，使历史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可事实上，实现社会的去蒙昧化，需要一段足够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而且作为信仰组成的占卜术即便消亡，作为文化血缘的占卜文化却依旧会以另一种活态潜藏下来，并对文明的演进与日常的生活产生着微妙的影响。而这一活态往往就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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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完整的龟甲在成为灵龟占卜术的卜具和甲骨文的刻划对象之前，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这个加工的过程被称作“攻治”或“整治”。“甲骨四堂”中的董作宾曾提出锯、挫、刀、凿、钻等5种攻治之法。
简单来说，在进行占卜或刻字之前，贞人要对所需使用的龟甲进行攻治。常见的甲骨攻治步骤分为以下几步：
①锯：锯开背甲、腹甲，使二者分开；放弃背甲，再锯掉腹甲两旁甲桥边缘的突出部分。
②挫：用锉将甲桥边缘磨成圆弧状。
③刀：用刀刮开腹甲甲表软鳞片，刮平腹甲表面。
（1）签：卜筮的游戏
商人尚鬼神，遇事便要问卜。迄今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中，商人问卜的事项几乎涵盖了商代社会全部的社会生活内容。这正好印证了《史记·龟策列传》中关于商人问卜的记载：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卜岁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节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彊情。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肣有外，若无渔。卜请谒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肣有外。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商人通过卜筮求得鬼神的启示，他们认为，这些启示的表现就是占卜时灼烧甲骨后，龟甲、兽骨上所呈现出来的裂纹。这些裂纹便是“卜兆”，商人根据卜兆判断事物的吉凶。而在殷商之后，特别是随着灵龟占卜术的北传，黄河以北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占卜方式。人们将各种各样的卜兆直接刻在兽骨上，然后在某些特定的仪式下，随机抽取刻着不同卜兆的兽骨以替代卜筮过程中繁冗的攻治流程。这种简化的卜筮正是后世“摇签”占卜的起源。刻着卜兆的兽骨，便是最早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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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文化是内蒙古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因最早见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村的夏家店遗址而得名，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历史跨度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上层文化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其历史跨度正好基本覆盖夏、商、周三代，是堪与夏、商、周媲美的原始青铜文化。
这件骨签，据传出土于锡林浩特31团附近地区。其整体由鹤腿骨从中剖开而成，其中凸面表面周身阴刻卜兆。卜兆内填色，这种填色的工艺称之为“涂墨”，是常见于甲骨文卜辞的填色方式。《说文》云：“鹤，鸣九臯，声闻于天。”《崔豹·古今注》云：“鹤千年则变苍，又二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古谓之仙禽，亦名露禽，或又谓之隂羽。”中国古代素来有“鹤寿无量”的说法，鹤一向被视为瑞鸟，称为仙鹤。因此，这件骨签以鹤腿骨制成，足见时人有意以瑞鸟之骨做卜具，区别于普通实用器的用意。夏家店文化出土的此类骨签，也是迄今可见摇签占卜的卜具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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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视死如生，商代贵族更是渴望将自己在人世间的奢靡生活带到“阴曹地府”中继续享乐。因此，自殷商时起，贵族的墓葬都会拥有数量繁多、价值连城的随葬品，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贵，随葬品的数量越多，价值也就越高。
上图的骨梳是一件冥器骨梳，其造型呈现典型的商代凸形梳特征，但梳篦的齿只阴刻出齿形，刻线却并未刻透。显然，它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是一把专门用于随葬的冥器骨梳。
上图的骨制牙刷则截然不同，它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用品。精细的雕工体现在刷头处细密的筛眼上：筛眼规矩、精准，孔道通畅、平滑。显然，它代表了当时骨器和牙角类制品加工的最高工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器物的表面，全都刻有圆圈状的卜纹。这种纹饰是以刀工模仿卜筮后钻孔或凿孔痕迹的纹饰，而它们的规则排列显然是为了描绘某一特殊的星象，是占星术和卜筮合流的体现。这两件器物上的卜纹所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两幅上古的星象图，这两个特殊的星象则与墓主人的身份或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2）牌：占星的游戏
《文子·自然》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华夏民族很早就开始懂得观察天体的位置和相对运动，并对其中的规律加以总结，从而试图以此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命运加以解释和预见。从原始文化一直到今天，通过观察星象，以星象进行占卜的占星术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着。而在甲骨文卜辞中，有些卜辞就记载了商人对天象的观测和商人占星的行为。如《丙编》207、208中，其中一条卜辞是：“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蚑卯。鸟星。”又如关于1843I大彗星的记载，在《合集》13613的卜辞中：“旬有崇，王疾首，中日羽（彗）。”
这表明，早在殷商时，贞人便试图在人体与星象间建立稳定的关联，将星象和卜兆相结合实现统一的象征意义。《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占星术与灵龟占卜术的融合逐渐促成了天人合一和五行学说的理论形成。无生命的自然物星象所对应的“天”，由木、火、土、金、水5类基本物质同构的世界所对应的“地”，这二者与人体之间构建着稳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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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卯、严卯和翁仲是两汉时重要的佩饰制式，其材质使用广泛，有玉制、金制、牙角制、桃木制等。时人相信，佩戴它们可以趋利避害，因此，两汉时，上至天子，下至寒士，都有佩戴刚卯的时尚。
《汉书·王莽传》载，“正月刚卯”。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刚卯长体四方，上下中通可穿绳，四面刻字。这一护符制式，正是占星术民间化、世俗化的表现。
《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以占星术和卜筮为重要认知途径的五行学说逐渐跨越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经验领域，其在自然界中对应着五色、五气、五化、五季、五方、五味和五音；而在人体上，它又对应了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五志、五华、五声和五液。
原始的生殖崇拜和“载生载育”的生命观通过与宇宙星辰的关联，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作用到占卜上，随着儒家民本思想的理性兴起，占卜术和占卜文化逐渐从庙堂之高的原始宗教崇拜融入到世俗生活当中，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占卜向游戏的转化、卜具向玩具或赌具的转化。就占星文化和卜筮文化而言，其最突出的表现集中体现在传统簧牌类游戏中，牌面上的圆点状纹饰就是典型的卜纹的延续。而从文化内涵上，簧牌类游戏往往也都延续了占星术的精神内涵。以今天普及度最高、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中国游戏麻将为例。
今天仍被使用的最古老的麻将制式（规则）被称作“百搭麻将”或“洛书麻将”。百搭麻将的簧牌分为6类，分别是万字牌、饼子牌、条子牌、风字牌、箭牌和花牌。其中，万字牌、饼子牌和条子牌属于序数牌。这类序数牌共36张，从1到9，每个相同花色的序数牌共4张，而三类序数牌加起来，刚好是108张。除此之外：风字牌，东、南、西、北4种，每种风头各4张，一共16张；箭牌，中、发、白3种，每种同样4张，共12张；花牌，梅、兰、竹、菊和春、夏、秋、冬，每种只有1张，共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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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六面骰子的发明者是三国时的陈思王曹植。最初的骰子也是一种简便的占卜工具，直到唐朝时才逐渐演变为宫廷玩具、赌具。
这套骰子是北宋磁州窑瓷骰子，也是现存最早的骰子。除了尺寸较小外，它在结构上已与今天广泛使用的六面骰子完全相同了。
《甘石星经》云：“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晚至战国，通过占星术，中国人就懂得通过北斗星的斗柄方向变化来判断季节的更替。后来，随着占星术的发展，两汉时，中国人给组成北斗星组的108颗小行星一一命名，并且将它们分为了两组，其中位于北斗斗柄的36颗星被称作“三十六天罡”，剩下的72颗则被称为“七十二地煞”。据《抱朴子内篇·杂应》载：“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头，以罡指前。”
在古代，由于北斗星组对方向提示、四季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它天然地被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农耕中国宇宙概念的重要外化，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崇拜物，像谶纬中的“帝王居中”，道教中的“朝真礼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五丈原的“祭灯借寿”等等，都是北斗崇拜的体现。而借以北斗崇拜，36、72和108这三个特别的数字也成为了华夏民族乐于附会的“幸运数字”。如佛教的长念珠除佛头外，共108颗；参照道教“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概念的《水浒传》中，第七十回回目为“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亦以一百单八将附会其寓意。无独有偶，麻将中的108张序数牌恰恰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北斗崇拜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同样值得发掘的是：108张序数牌分为3类花色，每类花色共有从1到9，共9种。而在古代中国，3是基数，9为极数。据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载：
“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
麻将中的108张序数牌的所有组合方式，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先进而独特的中国数学思想，而这些数学思想又恰恰来自于长期的天文学观察——古人从宇宙中获得的自然逻辑。而与序数牌相比，风字牌、箭牌和花牌中体现的“天人合一”就更容易理解了。风字牌和箭牌相辅相成，旨在体现在阴阳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五行学说”。麻将中的风字牌，东、西、南、北4张分别对应着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和北方壬癸水，而剩下的“中方戊己土”刚好对应着箭牌中的“中”。“中”既代表了五行中的中方土，又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中的人，箭牌中的“发”对应“天”，“白”对应“地”。天地人三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古代中国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而这个天圆与西方“地心说”的“天圆地方”不同，中国的天圆指的是宇宙的“圆”，而非地球的“圆”。余下的花牌则显然代表了一年四季和四季对应的花木和景色。如果说风字牌和箭牌的组合描绘的是“宇”，那么花牌则正好隐喻着“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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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虎城位于吉林省前郭县八郎镇北上台子屯5公里处，是辽金古城遗址。塔虎城所在地，辽代称长春州，金代称新泰州，是辽金两代帝王“春捺钵”（行宫）驻跸处。
这件骨牌质地细腻、纹理细密，疑似由象牙、犀角类材质制成。其正面为牌面，阴刻六点，背面装饰有网纹和同心圆卜纹。其纹样特征疑似受到了占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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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九又称天九，是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民间游戏，也是占星文化世俗化的产物。牌九牌多由竹、木、骨、牙等材质制成，而这套牌九的材质尤为特殊，它由赛璐璐制成。赛璐璐是硝化纤维塑料，系人类最早发明的塑料制品。1846年，赛璐璐由瑞士巴塞尔大学的C·F·舍恩拜发明，约在1860年后传入中国，当时旧称“假象牙”。赛璐璐是晚清及民国初年特有的高级工业材料，也是这一类别工艺品断代的重要标志。但因为赛璐璐在当时的产量很小且全部依赖进口，因此成本高昂。以赛璐璐制成的牌九、骰子、眼镜、台球等，在当时都是达官显贵的奢侈品。特别是牌九和骰子，它们不仅是汉族传统民间游戏与西方工业化的结合体，更是晚清时中国贵族在海外的私人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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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令是汉族民间酒席宴饮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是指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其它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罚饮，所以又称“行令饮酒”。酒令是汉族特有的酒文化，其历史可追溯至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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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椎骨，满语音译为“嘎拉哈”，这是清代玉雕佩饰的重要制式，其造型完全来源于北方草原地区长期流行的椎骨杯珓卜具。清代嘎拉哈的材质多为白玉和玛瑙两种。
这是一组缠丝玛瑙嘎拉哈，今台北故宫亦藏有一组白玉嘎拉哈。嘎拉哈在清代作为佩饰的流行，反映了满族在入主中原后，由于文明程度的提高，实现了民族社会内的去蒙昧化，因此，其在继承了金代女真人杯珓卜占卜文化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古老占卜文化的世俗化。由此，古老的椎骨杯珓卜具褪去了其占卜的神秘面纱，成为了贵族享乐的佩饰和普通百姓的民间游戏。
以麻将为例，与占星术有关的，起源于卜具的玩具、赌具还有很多，比如骰子和绝大多数的簧牌类玩具、赌具，等等。
（3）拐：杯珓的游戏
缘起于红山文化的杯珓卜，特别是椎骨类杯珓卜具是中国流传时间最长，且流传过程中变化最小的占卜文化和卜具样式。杯珓卜在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和安阳殷墟均有发现，是与灵龟占卜术和占星术同样古老的古代占卜术。杯珓卜中，有一类卜具以脊椎动物如牛、羊、猪、鹿等的椎骨作为材料，然后通过中间打孔，或中间打孔、两面磨平的方式制成，两两一对。占卜者将绳子穿过椎骨中间人工加工的孔洞，然后把两个椎骨杯珓卜具连在一起，挂在腰间。占卜时，占卜者将它们从腰间取下，解开绳子，然后掷向空中。待卜具落地后，分别观察两个卜具的阴阳向背，根据阴阳向背的组合以及与周边环境或地理方位的关系来预判吉凶、卜问事物。
椎骨类杯珓卜是杯珓卜的重要类型，由出土的卜具可知，最早的椎骨杯珓卜起源于红山文化，此后一直在北方地区流传。而在卜具方面，早期的椎骨杯珓卜具均系骨制，西汉时才出现了青铜制椎骨杯珓卜具。大约到了辽金以后，北方草原文明的杯珓卜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椎骨杯珓卜具逐渐演化成了清朝时的贵族佩饰嘎拉哈和今天依旧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民间游戏——抓拐。
抓拐，又称“抓齿齿”，是在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游戏。这种游戏在今天依旧常见。人们通常是去羊肉铺买肉，吃羊肉后，挑出几个剔干净的羊椎骨，俗称“羊拐骨”或“羊拐”。然后先用沸水让羊椎骨里的油脂析出，再在椎骨的四面图上不同的颜色。此外，这种游戏需要沙包配合进行。游戏时，游戏者将沙包掷向天空，在沙包落地之前，要将地上的羊椎骨依次翻转，最后再接住落下的沙包。游戏以翻转成功羊椎骨的数量作为评判标准。翻转的数量越高，得分则越多。有这样的一首儿歌，唱的就是抓拐的游戏：
“阳婆烈，云彩稀。树阴凉，叶儿低。雀儿叫，虫儿飞。铺报纸，抓齿齿。羊拐骨，撒一堆。输者气，赢者嬉。玩不起，耍赖皮。不玩了，回家去。”
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从羊拐骨这一材质上，更是从抓拐的过程与规则上，我们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五六千年之前，红山文化占卜术的影子：掷向天空的沙包，象征着古老的杯珓；依次翻转的羊拐骨，象征着阴阳向背里的神秘预言。
古老的占卜术在现代文明面前沦为了孩童的儿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还是那场残酷的战争，可献祭却永远不再是那场庄严的献祭了。在科学主义兴起之后的世界里，我们再也不需要灵龟和贞人去建立自己与神秘的超自然力之间那座虚幻的桥梁。当创新与创造成为了新的历史道德的时候，当人终究取代了神成为了新的造物主的时候，《论语·雍也》中夫子的论断才变得清晰起来。原来，夫子所说的“鬼神”不只是占星卜筮里的鬼神，更是朝经暮史里的鬼神。当那些龟壳里的三代之英迟迟吾行，诚所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