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UCLA[1]举办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美方有诗人金斯堡、作家索尔兹伯里等；中方有唐达成、邓友梅、张洁、舒婷等。开完会陪同我们在美国旅游一大圈的美方工作人员，是一位会说一口地道汉语的温蒂小姐。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她一路上不停地用尖锐的语词批评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我很好奇：“温蒂，里根总统不是你们投票选出来的吗？怎么你老在骂他呢？”

“骂总统是爱国！”她语出惊人，“权力这东西不被盯着管着就会胡来，所以要时时监视总统。”

“你批评总统他又听不到，即便听到他可以不理你，你又奈何？这管什么用？”

“管用！我骂着，说明我在履行我监督的权利。大家都这么做了，就形成一种民意。总统及其团队在施政时不得不考虑民意，不然他在白宫就待不下去了！”

回国后不久接到温蒂的来信，文字里井喷着愤懑与无奈。她告诉我，因为她采写的一篇新闻稿的观点与老板相左，老板不准见报，温蒂据理力争而与老板争吵了起来，她一激动骂了老板，结果她被解雇了！

我感到匪夷所思，给她回信问：“温蒂，你说骂总统而不骂国家是爱国；按这个逻辑，你骂老板而未骂报社应该属于爱报社的行为，为什么被开除了呢？”

温蒂对这个二律背反问题没有回答。我当时也没有继续追问，因为这与我的生活太不相干了。

然而没想到命运作弄我，没过几年就让我旅居到了法国。尽管这里是现代民主制理论的发祥地，但仍然是一个“骂总统没事、骂老板要失业”的地方。温蒂式的二律背反遭遇，不断亲见亲闻，自然就逼得我要去追问：

为什么总统可以骂得而老板骂不得呢？

[1]UCLA，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简称UCLA）。——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