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现代流行艺术却受工业文明之赐，“风景这边独好”，疯魔般地好。
本来在田野、街头唱的民歌民谣，借助于高功率、高保真音响以及激光、数码等高科技设备，进化成了可以面对几十万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并借助激光唱碟而风靡全球。本来是供少数说书人用的传奇话本，如今借助现代印刷术，摇身成为发行千百万册的畅销书。连环画、漫画等通俗绘画也是洛阳纸贵。电视肥皂剧成了亿万人最喜闻乐见的“快餐艺术”消费品。歌星、电视明星、畅销书作家等现代俗艺术生产者，成了亿万富翁。不仅如此，民主政治国家的当权者们，为了选票，凡大众崇拜的俗艺术明星偶像，政治家们必作秀表示特别的尊重，这就使得俗艺术明星的社会地位畸形般地显赫。英国“甲壳虫乐队”中的列侬被歌迷枪杀后，众多国家的首脑发唁电致哀，其哀荣远远超过诺贝尔奖得主。
诚然，俗艺术与雅艺术是社会审美需要的“比翼鸟”，没有孰重孰轻。然而当下，却是流行之翼过分肥壮、精致之翼肌肉萎缩。何故？
人类的原始艺术全都是俗艺术，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杂耍、洞穴画、民间舞蹈，等等。人类怎么生产出精致艺术的呢？个中自有奥妙。
一般丧葬的坟属于俗文化，但一旦被古埃及法老当作“灵魂的永久居所”，并投入全埃及的劳力、财力、精英的智慧之后，就建成了精致建筑艺术的金字塔而留名于艺术史了。古希腊的城邦执政官调动巨大的社会资源去从事雕塑、发展悲剧，才会有辉煌的古希腊雕塑艺术和悲喜剧艺术。如果不是能支配强大的秦国所有资源的秦始皇热衷于墓葬，就不会有被称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政教合一能调动全欧洲三分之一社会资源的中世纪教皇，不断地向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发出订单，才会有登峰造极的文艺复兴造型艺术。经过贞观之治的盛唐，由于唐明皇对艺术的偏好，在他的开元盛世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画圣吴道子、塑圣杨惠之、书法草圣张旭与怀素、大作曲家李龟年等。由于17、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音乐的独钟，才会涌现巴赫、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等旷世天才和交响乐艺术、歌剧艺术……
列举了上述世界史上产生精致艺术的发生过程后，可以做如下一点归纳了：凡能支配最大社会资源的人倾心某种艺术，投资于某种艺术，那么，某种艺术就有可能造就成为精致艺术而留存于人类的文明史上。
为此，历代生产精致艺术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懂得要全力投雅艺术的资助者和消费者的所好，自己只能在此前提下来表现艺术个性（“自我”），张扬自己的才华。
生产现代俗艺术的艺术家们更懂得竭尽全力去投俗艺术消费者（大众“粉丝”们）所好，如此才能名利双收。
可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似乎极傻，他们根据“表现自我”的形而上假定，对观众侵略式地表现“替代上帝的自我”，把投他人（当代精致艺术消费者）所好看作是对艺术的极大亵渎。于是，他们中除少数被媒体炒作成“大师”因而成为富豪外，其他大多数人成了要向政治家或企业家求补助的准乞丐。巴黎就多得是这样的现代艺术准乞丐。
当代那些能支配最大社会资源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不热衷也不资助现代艺术，他们敬而远之。这就使得现代主义艺术丧失了成为当代精致艺术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当代政治家和企业家所面对的都是高度风险的社会系统。以往的国王或皇帝，有血统上的终身统治的合法性，系统较为稳定。当代的国家首脑，时时面临国内外种种高度复杂而风险性的问题，若处理稍有失当，就会有被弹劾或推翻下台的危险。他们的闲暇时间极少，不可与过去的国王、皇帝的闲暇相比。当代大企业家的市场生态系统也是风险系数极大，随时都可能因处理不善而破产，因此他们的闲暇时间也是空前的少。这些当代的能支配最大社会资源的各国首脑和跨国集团总裁们，只能把极少的闲暇时间用去打高尔夫球或进行其他体育活动，省时还可加强体能。他们不能像历代的先辈那样去为生产当代雅艺术开订单，而是极力扶持他们热衷的体育。因此当代体育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最大的幸运儿。奥运会的举办成了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鼎力支持的盛举。可惜的是，体育只是对人类体能的开发，不可能内含任何形而上的内涵，因此，怎么也不能替代艺术。倒是奥运会的开、闭幕仪式需要大型的多媒体声光电艺术为它装扮。倘若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一时有兴致想欣赏雅艺术，他们大多数会选择过去的高雅艺术——听歌剧、看芭蕾舞、欣赏印象主义绘画等，以前辈的精致艺术聊以填补，不会去观赏那些令他们的感官产生恶性刺激，而且还大伤脑筋还不知其然的前卫艺术的。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前辈同类那般呼唤、催生和享受当代精致艺术的强烈的内驱力了。
这是一个渴求当代精致艺术大“订单”的时代，这是一个重新审视现代、后现代艺术假定（观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