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文学科不可能提供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的理论去设计未来，连所有的预测都是没有逻辑依据的瞎猜，那么人文学科还有什么用？为什么几千年来人文学科没有消亡？
因为，人文学科有着自然科学无法替代的两大功能。
第一，解释精神领域的疑问。
人类有一种“精神本能”，即对世界和自身不断地提问、追问，力求得到自圆其说的解释，以满足人才具有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消费——解释欲。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英国功勋勋章获得者艾赛亚·伯林爵士把人的解释欲称作：“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人的欲望；是被一些最富想象力、最有智慧和才华的人所深深体验到的。”[1]
从人类的认识发生史看，早在懵懵懂懂的人类“童年”，就开始问天问地问自己的问题了。问来问去，追问出了懵懵懂懂的回答，那便是神话、宗教、星象占卜、原始自然科学等的解释。
后来，自然科学以其可重复实证的确切回答，不仅满足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解释欲，还具有预测和实用的伟大功能。
然而，自然科学却无法满足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领域现象的解释。
这两个领域的解释，一直由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来担当。由于其符号体系是日常语言，一直只能以得到“相对比较满意的解释”的标准来满足人类。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说过：“所谓（人文学科的）真理，就是对于前人对其更前一辈的先前人的理论的解释的再解释的最高成果。”[2]
前面说过，政治学家没能预测柏林墙的倒塌，经济学家不能准确预警东南亚和美国的经济风暴，但是人类并不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求全责备。只要在柏林墙倒塌，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人文学家社会学家能上电视、写文章，做出成千上万个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使得大众满意，那也算是人文学科所特有的一个功德。
第二，振聋发聩地对社会时弊的批判，乃是人文学科的主功能。
当社会处于危机时期，人们已经感知到了严重的社会时弊的经验事实，某个敏感的人文学者，首先用日常语言，向处于危机中的大多数人大声疾呼，对时弊提出有理有据的批判。这时，人文理论就有着振聋发聩的对社会现状进行颠覆的伟大功能。这是自然科学所不能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以人文主义对于积弊千年的神权的批判，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对王权专制积弊的批判，中国“五四运动”对于数千年旧礼教和旧文化积弊的批判等，都是人文主功能的伟大体现。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开始，在那里就萌生了人文的批判传统，充分发育出了人文的主功能。因此，西方的人文史，学派林立，思想家辈出，对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的演进起着“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号角作用，为社会的新价值体系进行“精神立法”。因此，西方把知识分子界定是具有独立人格并能进行独立批判的文人。
然而在中国，自汉独尊儒术以降，中国文人的主功能是“注经”：证明圣人的话如何正确，证明皇帝的旨意如何圣明。主流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争当“帝师”、军师，一心帮着主子弄出个能够写进历史的什么安邦定国的“理论”来。历代中国人文学人，都被“注经”的这把刀，将人文批判的功能给阉割掉了。中国盛产在一个道统下的注经派名士，很难涌现振聋发聩颠覆社会时弊的思想家。“**人文”成了中国特色。即使在现在已经消除了文字狱的台湾地区，那里的主流文人还是以当“国策顾问”为殊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就不再产生有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只有擅长注经的“亚圣”“亚亚圣”……
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人文的批判，是在大多数人已经感知到社会时弊丛生的经验事实之上的批判。50年前从孔子批到爱因斯坦的“大批判”，不但没有任何“社会时弊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是刻意对人类积淀的精英文化的摧毁，是人文的恐怖主义。
总之，如果人文学科不想自杀或被他杀，只能在以上这两个功能，特别是社会时弊批判的主功能中复活。
[1]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2]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p.92. China Fan Imb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