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 爱迪生。我第一次见他是很多年以前我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工作时—也许是1887 年或稍后一点。电力方面的人员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一次会议，爱迪生作为电力科学的领导，在会上做了一次讲话。我那时正忙于我的汽油发动机，大多数人，包括我在电力公司的所有同事，都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把时间花在汽油发动机上纯属浪费—未来的动力将是电力。这些批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正尽我的全力向前工作。但由于和爱迪生同在一个屋子里，这使我想起要是知道电力大师是不是认为电力将成为未来唯一的动力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此，在爱迪生先生讲话之后，我设法和他单独待了一会。
我告诉他我正在干什么。
他马上便表示感兴趣。他对每一种知识的每一种探索都有兴趣。
然后我问他是否认为内燃发动机会有前途。他用他特有的方式进行了回答：“会有的。任何重量轻、能发出大马力并能自足的发动机，都会有极光明的前途。没有一种动力能把全国的所有工作都干好。
我们并不知道电力能做什么，但我自认为不能做好一切。继续干你的发动机。如果你能做到你想做的，我看会有远大前途的。”
这就是爱迪生的特点。他是电力工业的中心人物，当时电力工业正年轻，充满**。那些电力人员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别的，只看得到电力，但他们的领导清晰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做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爱迪生能做领导的原因。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爱迪生相见。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又见到他—直到我们的汽车制造出来并且投入生产。他完全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俩一起对很多看法交换过意见。
他的知识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对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问题都有兴趣。他不受什么限制。他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脚踏实地。他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他认为“不可能”是对我们当时还没有取得的知识的描述。他知道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在准备力量克服不可能。这是干“不可能”的事的理性方式。不合理性的方式是不去积累知识而劳苦、盲目地乱干。爱迪生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还有建设和管理才能。他不仅有设想，而且还能把它们变成现实。他有着一个发明家身上罕见的管理人和事的能力。他几乎总被认为是富有想象力的、好幻想的人。虽然他首先不是一个商人，但由于特别需要，他还是使自己成了一个商人。
爱迪生能做好任何一件他用脑筋去做的事情。他能看穿事物—今天，世上最为缺乏的就是看透事情。
约翰·巴罗夫是另一个其友谊使我感到荣耀的人。我和他一样也喜欢鸟。我喜欢户外生活。我喜欢在乡间穿行，跳过篱笆。在农场我们有500 间关鸟的屋子。我们称它们为我们的鸟类旅馆。这些旅馆中的一座，有76 个房间。整个冬天，我们用铁丝把装满食物的篮子挂在树上，然后是放一个大水盆，水盆里的水由一个电热器保持不结冰。无论夏天和冬天，食物、饮水和住房都为鸟儿准备好了。
我们在孵化器里孵出过雉鸡和鹌鹑，然后把它们转到电育雏暖房里。
我们有所有种类的鸟舍和鸟窝。麻雀是最不识好歹的鸟，坚持它们的窝是不能动的—它们不能在风中晃动。鹪鹩喜欢摇晃的鸟窝。
所以我们用有弹性的钢丝做了不少的鹪鹩笼子，这样它们便能在风中摇晃了。鹪鹩喜欢这一做法，而麻雀不喜欢，这样我们能让鹪鹩在安宁中入眠。夏天，我们让樱桃留在树上，让草莓留在地上。我想我们是北部各州中，来访的鸟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地方。约翰·巴罗夫说他和我们想的一样。有一天，他在我们那里待着的时候，看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鸟。
大约10 年前，我们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鸟儿—黄鹀、苍头燕雀、金翅鸟、红白鸟、黄嘴朱顶雀、红腹灰雀、松鸦、朱胸朱顶雀、云雀—大约有500 种。它们在我们那里待了一阵，但我不知道它们现在在哪里。我再也不想进口鸟儿了。鸟类有权待在它们想要待的地方。
鸟儿是人类最好的伙伴。我们为它们的美丽和陪伴而需要它们。
我们需要它们也有经济理由，因为它们啄食很多害虫。我借用福特组织对立法进行的唯一一次影响是为了鸟儿。我想这一目的能使这一手段变得合理，《威克斯— 麦克林鸟类法案》—为我们的候鸟提供鸟类避难所—在我们的国会悬搁着，这一法案很可能会失败。
它的支持者无法在国会议员中间唤起多大兴趣。鸟儿没有选举权。
我们支持这一法案。我们请求我们的6000 位经纪商每个人都给他在国会的代表发电报。开始变得很明显了，鸟儿也有选票了。法案通过了。我们的组织从未用于任何政治目的，并且永远不会。我们认为人们有权选择他们所愿意的。
再谈约翰·巴罗夫。当然，我知道他是谁，我几乎读过他所写的一切。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见他，直到好些年之前，他提出了对现代进步的反对。他厌恶金钱，他特别憎恨金钱给予那些粗鄙的人的权力，让他们毁坏美丽的乡间。他变得对金钱由之产生的工业讨厌了。他不喜欢工厂和铁路的噪音。他批评工业进步，而且他宣称汽车将会扼杀对自然的欣赏。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的感情把他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以我送了他一辆汽车并请他试一试，让他自己去发现汽车会不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大自然。那辆汽车—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自己驾驶—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发现汽车能帮助他看得更多。从他有了汽车之后，几乎所有的追寻鸟儿的探索都是在方向盘后面进行的。他认识到他不再被局限于斯拉布赛德周围的数英里之内，整个乡间都向他敞开了。
从那辆车生长出了我们的友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友谊。他不是一个职业自然主义者，他也不是为伤感的情绪而进行他艰苦的研究。在户外是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的一个人，追寻关于鸟的真理很难像追寻机器原理一样不动感情。但约翰·巴罗夫做到了这点，也因此他所做出的观察都非常准确。他对那些对自然生活的观察不够准确的人很不耐烦。约翰·巴罗夫爱自然首先是为自然本身而爱。
自然不只是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素材。他在写自然之前就爱上了自然。
巴罗夫在生命的晚年转向了哲学研究。他的哲学并不只是关于自然的哲学，更多的是自然哲学—一个一直居住在树木的安宁氛围中的人的悠长、静穆的思索。他并不是异类。他也不是泛神论者。他并没有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之间做出什么区分，也没有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做什么区分。约翰·巴罗夫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很幸运，他的家就是他出生所在的农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周围都是使头脑安宁的一切。他热爱树林，并且让满脑子尘土的城里人也热爱树林—他帮助他们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并没有挣得超出他的生活的钱。也许，他本来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但那不是他的目标。像其他的美国自然主义者一样，他的工作可以被描述为鸟窝和山间小道的检视者。当然，这工作拿不到美元和美分。
当了解到事情真相时，巴罗夫改变了对工业的看法。也许我在这方面起过一些作用。他看到整个世界不能靠寻找鸟窝来生活。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时期，他反对所有的现代进步，特别是与烧煤相关及与交通噪音相关的工业进步。也许这是由于他对文学的喜好而来的。华兹华斯也讨厌铁路。而梭罗说他靠步行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
也许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影响，使约翰·巴罗夫有一段时间反对工业发展。但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终于明白对他来说，幸亏别的人趣味在别的方面—就好像他的趣味在自己的方面一样，是这世界的幸事。自从有记录的观察以来，看来在鸟巢的营造方式上没有能观察得出来的变化。但这几乎难以成为人类不选择现代的卫生住房而仍保持穴居的理由。这就是约翰·巴罗夫头脑清醒的一个例子。
他是自然的热爱者，但他不是自然的奴仆。在时间的流逝中，他终于能够看到现代工具的价值并赞同这些工具，虽然这事本身就很令人感兴趣，但更有意思的是，他做出这些改变是在他年过七旬之后。
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那些由于太老而不能改变观点的人是虽生犹死，葬礼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
如果巴罗夫谈论的一个人要远比谈论其他的人更多，那这个人就是爱默生了。他不仅以一个作家之心了解爱默生，而且他还以一种精神之心了解他。他教我认识爱默生。他是如此沉浸在爱默生之中，有一度他像爱默生那样思考，甚至用爱默生的表达方式表达。
但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一条更好的路。
在约翰·巴罗夫的死中没有悲哀可言。当稻谷在丰收的阳光下变成成熟的金黄色，收获者便忙着把它捆成束，谷粒没有悲哀可言。
它已熟透了，它已圆满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约翰·巴罗夫便是如此。
对于他，这是完全的成熟和收获，没有腐烂。他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他的计划越出了端点，他们把他安葬在他所喜爱的风景之中，那是在他的84 岁生日之时。那些风景将保持着他所热爱的面貌。
约翰·巴罗夫、爱迪生、我和哈维·S. 费尔斯顿，一起结伴有过几次漫游旅行。我们坐着有篷汽车，晚上睡在帐篷里。一次我们漫游过阿迪龙达克，再游过阿勒汉斯，向南方走去。旅途非常有意思—只是他们开始引起太多的注意了。
今天，我比以前更反对战争，并且我相信世界人民都知道—即使政客们不知道—战争决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正是由于战争才使世界的秩序成为今天这副样子—一个松散、混乱的大杂烩。
当然，有人从战争中发了大财。另一些人由于战争变穷了。但那些发财的人并不是参战的人或那些真正在战线后面帮忙的人。没有爱国者从战争中捞钱。有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人不可能从战争中捞钱—从其他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钱财。直到战士能由于战斗而挣钱，直到母亲能由于把他们的儿子交给死亡而挣钱—只有在这之后，任何公民才可能从那些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的战争中挣钱。
如果战争还将继续的话，正直的商人们将越来越难以相信战争是获得高额、快速利润的合法手段。战争每天都在丧失它的地位。
在压倒性的否定和对战争谋利者的反对面前，有一天甚至贪婪都会止步不前了。企业将会站在和平一边。因为和平是企业的最好财富。
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发明天才会如此稀少呢？
对上一次战争、战争之前的情况和战争之后的结果进行一次公正调查的话，将会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更愿待在不为人知的幕后，并不寻求公职或任何权力的表征，他们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这支力量利用每一个政府，利用每一个广泛分布的企业组织，利用每一个公共机构，利用每一民族心理的触发点，以便把整个世界扔进恐慌之中，这样他们便能攫取对世界的更大的权力。那些赌徒玩的一个老赌场花招便是当桌上有很多钱的时候大喊一声：“警察！”在随之而来的众人的恐慌中把钱拿起，带着跑掉。在世界上有一股势力大叫：“战争！”在各国陷入混乱、人们为安全与和平做出不加限制的牺牲时，这股势力带着从中捞取的好处溜掉。
头脑里应该记住的一点是，虽然我们赢得了军事竞赛，但世界并未完全成功地赢得对战争贩子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纯属制造出来的魔鬼，并且是根据明确的技术制造出来的。为战争而开展的运动和为其他任何目的而开展的运动完全一样。首先，把人们叫起来。通过一些聪明的故事使人们对那些希望与之交战的国家产生疑心。让整个国家产生疑心。让另一个国家产生疑心。你所需要的全部就是一些有点聪明而缺乏良知的机构和一个其利益与将在战争中受益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新闻单位。随后“公开行动”很快便会出现。一旦你把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挑起到一定程度，要采取公开行动是毫不费劲的事。
在每个国家，都有人很高兴地看到世界大战爆发并很难过地看到它结束。上百的美国富豪发家于南北战争，上千的新富豪发家于世界大战。没有人能否认，对那种喜欢战争横财的人，战争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战争是金钱的狂欢，就像它是鲜血的狂欢一样。
如果我们考虑到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引入战争。并不是外贸数额使得一个国家真正伟大。
创造私人财富，和创造一个独裁政体一样，不会使任何一个国家变得伟大。只是把农业人口转变成城市工业人口也不会使一个国家伟大。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智慧开发它的资源，提高它的人民的技能，财富被广泛、公平地分配时，才会变得伟大。
对外贸易是充满幻觉的。我们应该希望每一个国家都能尽最大可能地自力更生，自我依靠。不要希望让他们依赖于我们所生产的东西，我们应该希望他们学会自己生产，建立起基础稳固的文明。
当每一个国家都学会生产它能够生产的东西时，我们将能够回到彼此服务的基础上，沿着那些互通有无的原则，不可能会有竞争。北温带地区绝不可能去和热带地区竞争热带的特产。我们的国家在茶叶的生产方面绝不可能是东方国家的竞争者，也不可能在橡胶的生产上是南方国家的竞争者。
我们的对外贸易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我们的外国客户的落后上。自私是愿意保持这种落后的动机。人道主义是愿意帮助落后国家变得自立的动机。比如，看看墨西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墨西哥的发展”的谈论。剥削是那里的一个应该代替“发展”而使用的词。当它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为了增加外国资本家的个人财富时，它不是在发展，它是在被抢劫。你永远不可能发展墨西哥，除非你让墨西哥人发展起来。那些外国剥削者在谈到墨西哥的发展时，考虑到了多少当地人民的发展呢？墨西哥人民在那些外国捞钱人看来只不过是他挣钱的燃料。对外贸易是他的堕落。
目光短浅的人们害怕这样的劝告。他们说：“我们的对外贸易应该成为什么样？”
当非洲本地人开始种植他们自己的棉花，当俄国本地人开始制造他们自己的农场设备，以及当中国人开始供给他们自己的需要时，可以肯定，这将会有不同的面貌。然而，任何有头脑的人会想象整个世界能够长久地继续由少数几个国家供应全世界的需要吗？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想，即当文明成为普遍的时候，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当所有的人们都能自助时，世界会是什么样。
当一个国家为对外贸易而发狂的时候，它通常是依赖其他国家为它提供原材料，把它的人口变成工业人口，创造一个富人阶级，并让它自己的国内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位。长久以来，在美国这里，我们就有足够的事情要做，以发展我们的国家，把我们从寻求对外贸易的需要中解脱出来。在我们寻求对外贸易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农业养活我们，我们有足够的钱把工作干好。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由于日本或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没有给我们送来订单，美国便无所事事地站着，而与此同时还有着一百年也干不完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去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
商业起源于服务。人们把他们多余的东西给那些没有的人。那些种植玉米的国家把玉米运到那些不能种植玉米的国家。那些生产木材的地方把木材运到不长树的平原去。出产水果的国家把他们的水果带到冰寒的北方国家。草原国家把肉类带到没有草原的国家。
这全都是服务。当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发展到了自立，商业将重新回到这一基础上。商业将再一次成为服务。将不会有竞争，因为竞争的基础消失了。各种人们将发展技能，这些技能是独有的特长，将不会有竞争。从一开始，人类便涌现出不同的天赋；这个人长于政府行政，那个人长于开发殖民地，另一个人长于航海，另一个人长于音乐和艺术，另一个人长于农业，另一个人长于商业，诸如此类，等等。林肯说过，这个国家一半自由人、一半为奴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人类要是一半为剥削者、另一半为被剥削者的话，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除非我们同时成为卖者和买者，一样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为利润而是为服务而保持平衡，否则的话，我们将处于乱七八糟的境地。
法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一些没有任何竞争者可能与它相比的东西。意大利有这样的产品。俄国有这样的产品。南美国家有这样的产品。日本有这样的产品。英国有这样的产品。美国有这样的产品。
我们能越快回到自然特长的基础上，扔掉目前这一套混乱的乱捞体制，我们就越能尽早保证国际自尊与和国际和平。试图掌控世界贸易会促使战争爆发。它不能促进繁荣。有一天，甚至是银行家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我从未能够为世界大战的开始找到任何光彩的理由。它似乎是从非常复杂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一情境主要是由那些自以为能从战争中捞取好处的人创造的。在1916 年，我根据别人向我提供的情况相信，有一些国家急于恢复和平，表现出欢迎和平的景象。正是由于希望这是真的，我才资助向斯德哥尔摩的进发—被称为“和平号轮船”的行动。对那次行动我并不感到遗憾。它失败了，这一事实对我来说，并不是它不值得一试的绝对证据。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要多于从成功中学到的。我从那一次旅程中所学到的是值那次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向我传递的消息是真还是假。我并不在意于此。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如果有可能在1916 年结束战争的话，世界将会比今天更好。
对于胜利者，他们在获胜中浪费了他们自己。失败者在抵抗中浪费了自己。没有人得到什么好处，荣誉或耻辱—从那场战争中。
最后，我希望在美国参战的时候，它参加的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
但我现在知道，战争不能结束战争，就像一场特大火灾不能消除火灾的危险一样。当我们的国家参战时，每一个公民的职责就是尽他的最大努力把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完成。我相信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的职责就是把反战坚持到实际宣战为止。
我对战争的反对不是基于和平主义立场或不抵抗原则。也许目前的文明状况是如此，有一些国际问题无法讨论。也许这些问题不能不通过战争来提出。但战争永远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它只是使参战者的头脑同意讨论他们想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
一旦我们参战，福特工业公司的一切都将听命于政府的指令。
我们到宣战时为止，一直拒绝接受任何交战国的订单。这完全是违背我们公司的根本原则的—如果不是紧急情况而干扰我们的生产常规。去帮助战争中与我们国家没任何牵连的哪一方，都是与人的原则相冲突的。一旦美国进入了战争，这些原则就不再适用了。
从1917 年4 月到1918 年11 月，我们的工厂实际上专门为政府工作。
当然，作为常规生产，我们生产汽车、零件、特别运输卡车和救护车。但我们也做了很多或多或少对我们来说是新做的事情。我们制造2.5 吨和6 吨的卡车。我们生产了大量的自由式发动机、航空飞艇、1.55 毫米和4.7 毫米的弹药箱。我们生产了监听装置、钢盔（都是在高地公园工厂和费城的工厂生产的）和鹰式舰艇。我们在装甲钢板、差动装置和船体甲板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为了制造鹰式舰艇，我们在罗格河的地盘上建立了一座特别的工厂。这种舰艇是专门为攻击潜水艇而设计的。它们有204 英尺长，用钢材制造，其先决条件之一是它们的制造不能与任何其他军用物资的生产相冲突，并且要尽快交货。设计是由海军部队做出的。在1917 年12 月22 日，我向海军部队提出愿意制造这种舰艇。讨论在1918 年1 月15 日结束，海军部队把合同交给了福特公司。在7 月11 日，第一艘造好的鹰式舰艇下水了。我们制造舰壳和发动机。除了发动机之外，整个结构没有锻接式轧制的缝纹。船壳是我们用整块钢板做成的。它们是在室内制造的。在四个月内，我们在罗格河边建起了一幢1/3英里长、350 英尺宽、100 英尺高的建筑，占地面积超过了13 英亩。
这些舰艇不是由海洋工程师制造的，它们只是通过把我们的生产原则应用到一件新产品上而制造的。
随着停战，我们马上就扔掉了战争，回到了和平。
一个能干的人是一个能做事的人。他的做事能力依赖于他所具有的素养。他具有的素养依赖于他曾有和将有的想法及其应用。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一个其记忆被训练得能记住某些历史日期的人—他是一个能干成事情的人。一个不能思考的人并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他取得过多少学校的学位。思考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困难的事—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只有很少思想家的理由吧。有两个极端需要避免。一个是对教育持轻蔑态度。另一个是可悲的势利，以为在一个教育系统内爬升是治疗无知和平庸的绝对有效的方式。你不可能从任何学校学到这个世界明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能学到这个世界去年想要做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在什么地方失败了，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如果教育在于警告年轻人避免人们已经尝试过的失败，这样可以节省他们试错的时间，这种教育的好处是毫无疑问的。一种由标示着过去的失败和过错的路牌组成的教育，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用的。只是拥有一大堆教授的理论，并不是教育。投机是非常有意思的，有时候也很能赚钱，但不是教育。
要想成为精通科学的人，只要知道100 个还未曾证明的理论就可以。
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什么便是“没受过教育”“无知”。如果猜测的知识是学问的话，那么一个人只要自己胡思乱想便可以成为博学之士了。根据同样的逻辑，他可以把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都贬为“无知”，因为他们不知道他胡思乱想的是什么。教育能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是让他拥有自己的力量，让他掌握上天赋予他的工具，教会他怎样去思考。大学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是作为精神体操的训练场，在其中精神肌肉得到发展，学生们有能力去做他们能做的事。然而，要说那种精神体操只有在大学才有是不对的，这一点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一个人的真正得到教育始于他离开学校之后。真正的教育是从生活这门课程中获得的。
知识有很多种，那要看你碰巧是处于什么样的人群之中，或当天的流行款式是什么，在哪一刻哪一种知识最受尊重。知识也有流行与不流行，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知识曾经只限于《圣经》。附近地区有一些人对《圣经》非常精通，他们受人敬仰，受人尊重。《圣经》知识那时候很为人们所看重；但现在，对《圣经》的深入了解是否足以给一个人赢得博学的名声，很令人怀疑。
知识，在我看来，是某种过去的某人知道的东西，并留下一个形式使所有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都能掌握它。如果一个人天生具有一般人的资质，如果他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我们通常称为“文字”
的工具阅读或写作的话，那么人类所具有的知识中没有他学不会的—如果他想学的话！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学会了人类所认识到的一切知识？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发现值得去学那么多。人们的头脑更多的是从发现他们自己所要的知识中得到满足，而不是把别人发现的知识全都堆积起来。你可以用尽一生采集知识，但带着你所采集的全部知识，也未必能赶上你所处的时代。你也许会往你的脑袋里塞各个时代的各种“事实”，当你塞过之后，你的头脑也许只是一个超载的事实盒。关键之点在于：头脑里的大堆知识并不意味着同样活跃的精神活动。一个人可以非常博学而毫无用处。与此同时，一个人可以没什么学问但是非常有用。
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把一个人的头脑填满知识。教育在于教会他怎样用他的头脑去思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当一个人不被过去的知识束缚时，他倒能思考得更好。
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人类还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人能了解。
同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人类过去的认识不能用于阻碍人类未来的认识。当你把人类的进步和人类还不知道的东西进行衡量时，你就会知道人类知道的并不多—有着很多的秘密等着人类去发现。
阻碍进步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让一个人的头脑填满过去的所有知识。这使他感到因为他的头脑满了，再没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了。只是采集知识可以算是一个人能做的最无用的工作。你能做什么来帮助世界和治愈世界呢？这是一道教育测验题。如果一个人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算一个人。如果他能帮助10 个人或100 个人或1000个别的人实现他们的价值，他可以算更多。他也许对很多印刷品王国的事一无所知，但他仍然一样是一个有学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