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美学的重要趋势

中、西美学思想的发展在它们各自的踽踽独行中走过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当我们跨入现代的门槛，想要仔细地观察一下西方美学思想近一百年来的道路时，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西方美学中一直手握裁判权柄的雅典娜——理性、科学和思辨之女神，早已不再端坐于法官席上；而自苏格拉底以来一直处于被告地位、受到无休止的指责和控告的感性的直观性和非理性的神秘性，现在突然站起来，告发了所有在场者。如果说，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在美学问题上的争论不论多么激烈，大体上总还有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人类理性把握绝对真理的能力；那么自康德以后，西方审美意识便进入了一个时代精神的逆转时期。费希特对“滑稽说”的推动和谢林对神秘主义的“灵感说”的高扬，作为蓬勃兴起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古典主义的平静水面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暴露了西方传统美学在对待艺术和审美的生动经验上的苍白无力。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纷纷从东方寻找摆脱古典传统的迷魂药。与西方传统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黑格尔同时，叔本华以异端的姿态向整个西方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审美原则和审美趣味提出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可视为东西方文化大融合过程中的最初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渗透着古印度《吠陀》和《奥义书》的影响[725]。但是，一种外来影响如果没有内部矛盾和冲突所产生的强烈要求与之呼应，如果不是恰好迎合了要弥补某种内部缺陷的自觉意识，它很可能会仅仅流于奇谈怪论，而绝不可能形成一股思想界的主流。谢林、叔本华和基尔凯廓尔等人的思想在数十年乃至百多年后，才盼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连黑格尔的最有影响的后继者们也都纷纷转向与黑格尔和古典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进入20世纪初，非理性、重情感、重感受的审美意识在西方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中的地位，已颇近于中国庄、禅哲学在中国文艺审美心理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西方两千年来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无止境的争论，却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嘲笑和抨击。甚至有人公开提出：“美学的愚蠢就在于企图去构造一个本来没有的题目……事实也许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学而只有文学批评、音乐批评的原则。”[726]这种观点的归宿是什么？不正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后期只有“批评”而没有理论总结的经验之谈吗？莫非素有哲学思辨和科学实验传统的西方人，要把他们两千年来的思维成果扔进太平洋里，而像中国的庄子、严羽或魏晋的玄学家们一样，目送飞鸿，手挥五弦，游心太极，得意忘言了吗？

但实际上，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这种反叛只是表面上的，他们向东方神秘主义的逆转也具有远远不同于东方素朴意识的心理根基和精神前提。毋宁说，西方人向非理性领域的突进，正是他们长期立足于唯科学主义的基础看待世界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否定美学理论最偏激的哲学家往往是那些最具科学分析头脑的分析哲学家、逻辑实证论者和自然主义者。如果说中国人由于没有唯科学主义的传统而尚未建立严密思辨的美学理论体系的话，那么西方人则正是出于唯科学主义的传统眼光而取消了美学作为一门严密科学的可能性。因此毫不奇怪，美国自然主义美学家托马斯·门罗将自己的论文集取名为“走向科学的美学”，尽管里面除了对以往美学的科学性通通加以怀疑和否定之外，就只剩下大量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分析。著名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前期的绝对主义向后期的相对主义的转变，从“谜不存在”的断言到把“谜”作为一切哲学的前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突出例证[727]。正是西方传统精神对严密科学的追求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使现代美学的一大批主要代表人物深入到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理性根基，在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下，将人类审美意识建立在“人性之谜”的基础上，使美学成为人学中一个最具特色、最深层次的领域。这正是西方美学传统的进一步深化。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任何一派非理性主义的美学，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来说都还是理性主义的，这不仅是指它所采用的方法（思辨性和概念的分析），而且是指它要达到的目的（在唯一的那个“谜”之下，去把握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

因此，现代西方美学尽管经历着一个流派泛滥、瞬息生变的“解体”过程（即再也不存在具有某种确切含义的“西方美学”），而且由于国际交往的日常化，各流派之间的相互渗透、转向、嬗变已非过去所能相比，倒似乎真正实现了莱布尼茨所设想的“每个单子反映全世界”的图景（但却没有“前定和谐”），但我们仍然可以作出一种大致的分类。这种分类，既不能沿用人们通常喜欢采用的主观派、客观派、主客统一派的分类原则（西方美学从近代认识论美学以来便已超越了这些原则），也不能随便抓住一些观点作现象的罗列，而必须按照美和艺术最根本的内在矛盾即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来进行历史的逻辑分析。根据在第二章中对西方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问题，是由康德首次明确地意识到而被黑格尔自觉地用来构造他的美学体系的，而现代美学的主要流派大多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后继者。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将现代西方美学按照这两位美学家的影响而划分为四大类别，即：

从康德发展出：（1）自然科学的形式主义；（2）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主义。

从黑格尔发展出：（1）理性主义的表现主义；（2）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

此外，现代西方美学在这四个主旋律旁边，又有两个伴奏，这就是从自然科学的形式主义推到人的主观感受中的美感经验论，它回过头来承续了英国经验派美学的传统；以及从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推到人的社会关系上的艺术社会学，它特别发展了席勒的美学方向。说它们只是现代西方美学的“伴奏”，这不是指它们所影响和扩展的范围更小（事实上恰好相反），而是说，它们与美学本身的根本问题，即美和艺术的本质问题没有直接的接触，因此除了一些经验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某些必要的外围研究之外，它们并不能产生自身的美学体系。

现代西方美学不再有过去那种单线的逻辑进展，它是各种不同学派的不断交织、共同深化，它甚至已很难按人头来划分派别。在众多的美学家和哲学家当中，每一位都可说分跨好几个甚至十几个派别。但按照我们上述的大致分类，我们仍然可以在每一大类的内部找出它逻辑上必然的发展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