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那位年轻的塔利班保镖知道打手机会让自己丢了小命，那他就不会打了。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打了手机，所以他死了。
二○○五年七月七日，四名炸弹袭击者把他们的帆布背包留在了伦敦市中心。有五十二个上下班的市民在这场袭击中丧生，七百人受伤，其中至少一百人终身致残。
这四名恐怖分子中有三名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但他们的父母都是巴基斯坦的移民。第四个人在牙买加出生，后来入籍英国，并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和另一个人还不满二十岁，还有一个二十二岁，组长三十岁。四人都在英国本土的激进清真寺中接受过激进的说教，或被极端主义洗脑，成了激进分子。
爆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警方就已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追踪到了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附近他们各自的居所。四人都操着带有约克郡口音的英语；组长是一位专业技能教师，名叫穆罕默德·西迪克汗。
在对他们的住所和财物进行搜查时，英国警方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并决定不予公开。四张发票显示，两名年长者中的一人曾经购买过即买即用的一次性手机，这种手机有三个频段，可在全球各地使用。每部手机还附有一张预付二十英镑话费的SIM卡。手机都是用现金购买的，现在都已经不见了。但警方追查到了手机的号码，并对其发出了红色警报，以防止它们被再次使用。
警方的调查还发现，西迪克汗与其在小组里的密友——一个名叫什哈扎德·塔维尔的年轻的旁遮普人[1]——曾在去年十一月去过巴基斯坦，并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他们在那里见过什么人警方目前还不清楚，但在爆炸之后的几个星期，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由西迪克汗制作的关于他计划自杀式袭击的挑衅视频，该视频显然是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逗留期间制作的。
直到二○○六年下半年才搞清楚，其中一名炸弹袭击者将一部这种无法追踪的手机送给了他的领导——一位“基地”组织的教官。英国警方现已确认，如果没有外界的指导，那几个人是制造不出炸弹的。
不管这个“基地”组织的教官是谁，他似乎又把这部手机作为礼物敬献给了奥萨马·本·拉登核心组织的一名高层成员。此时本·拉登正匿身于白沙瓦以西，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延展的南瓦济里斯坦[2]荒凉群山间。这部手机应该只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启用——“基地”组织的所有指挥官都对手机的使用很小心，但这位献礼的教官当时不可能知道，那个英国的狂热分子居然会愚蠢到把发票留在了英国利兹市居所的书桌里。
本·拉登的核心组织共有四个部门，分别负责行动、财务、宣传和教义。各部门都有一个首领，这四个首领只有本·拉登和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才可以领导他们。二○○六年九月的时候，整个“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是扎瓦希里的埃及同胞——塔菲克·库瓦。
九月十五日那天，塔菲克·库瓦经重重身份伪装，刚刚从山区之外的据点巡游回来，正潜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内，等待一位向导的到来。那个人会带他去瓦济里山区，参见酋长本人。
为保证库瓦在白沙瓦短暂逗留期间的安全，“基地”组织已为他指派了塔利班在当地的四名狂热分子。他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生长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那里的部落错综复杂，是连政府都管理不了的边境地区。从国籍上说，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但从部族角度来说，他们是瓦济里人。他们讲普什图语而非乌尔都语，而且他们也只效忠于普什图人——瓦济里是普什图的一个分支。
这四个警卫员从小都是在思想极端的伊斯兰教学院里长大，属于坚定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这是伊斯兰教中最清苦、最严厉的教派。除了背诵经文，他们别无其他知识和技能，因此，就像其他几百万从此类宗教学院里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但对于部族首领布置下来的工作，他们会拼死去完成。那年九月，他们受命去保护那位操尼罗河阿拉伯语、但也能说一些普什图语的中年埃及人塔菲克·库瓦。四名年轻的保镖中有一个人名叫阿卜德拉希。他骄傲和欢乐的源泉，是他拥有一部手机。不幸的是，手机没电了，因为他忘了充电。
时间已是午后，这时候出门去当地的清真寺作祷告太危险了。库瓦已经在顶楼的公寓里与警卫员们一起作了祈祷，然后吃了一点点食物便去休息了。
阿卜德拉希的兄弟居住在几百公里以西同样是原教旨主义[3]的城市奎达，而他们的母亲病了。他想问候母亲，所以取出手机想打。不管他要说什么，都是要紧的，就像全世界五大洲每天通过太空进行的几万亿次通话一样。但这部手机没法通话了。他的一位同伴指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的电量显示，解释说要充电了。这时，阿卜德拉希看到了那位埃及人放在客厅手提箱上面的那部备用手机。
那部手机充足了电。他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妥，于是便拿起来拨打了他兄弟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从遥远的奎达传来有节奏的振铃声。在巴基斯坦反恐中心设在伊斯兰堡的一个地下监听站里，一只小小的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在当地居民眼中，汉普郡是英格兰最美的郡。它位于南部海岸，面临英吉利海峡，拥有大型商港南安普顿以及军港朴次茅斯。它的行政中心是历史名城温切斯特，市内坐落着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大教堂。
在汉普郡中心，远离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的乡间，是静谧的梅恩河谷地。蜿蜒流淌的河流两岸分布着足可上溯到撒克逊时代[4]的小村庄。
河谷地带唯一的一条A级公路自南而北穿行而过，其余的则是由林木、树篱和牧场隔出来的蜿蜒小路结成的路网。这里曾是农牧地区，田地的面积要么在十英亩以下，要么在五百英亩以上。许多农舍都是用古老的木梁和砖瓦盖起来的，其间穿插着一片片高大漂亮的古代建筑。
有一个人正站在这样的一座谷仓屋顶上，俯瞰整个梅恩河谷，以及相距只有一英里的梅恩斯托克村。此刻，在相隔几个时区的东方，塔利班保镖阿卜德拉希正在拨打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通电话；而屋顶上的这个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小心地搬移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铺上去的瓦片。
他本该雇用一组专业的房屋翻修工人。他们会围着整座谷仓搭起脚手架，这样就能更快、更安全地完成这项工作，但费用要高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屋顶上拿着羊角锤的这个人当过兵，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活后刚刚退伍。他已经花去了大部分的退伍金来购买他的梦想：最终在乡间拥有一个可以叫作家的地方——这座谷仓和旁边的十英亩土地，还有一条土路，能连接附近的小径继而通到村里去。
但军人并不是全都善于理财。对于把这座中世纪的谷仓改造成一幢乡间别墅和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专业房屋修建公司报出来的价格使他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决定无论花多长时间，他都要自己动手翻修改造。
他凝视着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脑海里飞快地盘算着。屋顶已修复成早先的防漏形式，保留着原先十分之九的完整瓦片，其余十分之一是从旧房建材销售处购来的；小梁上的椽子依然完好，如同当初从橡树上砍下来时一般，但格条木必须拆下来，换上现在好用的房顶油毛毡。
他想象着他即将在脚下尘土飞扬的地方打造出客厅、厨房、书房和门厅。他知道需要由专业人员来铺设电路和管道，不过他已经报名参加在南安普顿技术学院的夜校培训班，学习泥工、木工和漆工等课程。
有一天，这里将会有一座铺有石板的庭院和一个花园；那条土路将变成一条砾石车道；羊群将会在昔日的果园里吃草。每天晚上他在围场的帐篷里宿营时，将能享受着夏日的热风以及青草、泥土的芳香。他估算了一下工程进度和开支状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劳，是可以凭借他那不多的预算生活下去的。
他现年四十四岁，橄榄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身体精瘦，肌肉发达。他已经经历得太多了：太多的沙漠丛林，太多的烈日酷暑，太多的蚊叮虫咬，太多严寒刺骨、令人战栗的夜晚，太多难吃的垃圾食品和四肢的僵硬酸痛。从现在起，他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养一条拉布拉多或两条罗素梗犬，或许还可以找个女人和自己共度余生。
屋顶上的那个人又搬动了十二块瓦片，留下十块完整的，把破碎的两片扔了下去。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那只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许多人认为手机使用预付的充值SIM卡，以后就不会产生话费的结算事宜了。对手机和SIM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服务商来说则不然。除非手机是在购机地点的周边范围内拨打使用，否则还是会有账目需要结算的，但这些账目只需在通信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而且是由电脑完成的。
当阿卜德拉希的电话被他在奎达的兄弟接听时，他就在使用设在白沙瓦的无线电发射塔了。这座发射塔属于巴基斯坦电信公司。所以该公司的电脑开始探寻这部手机在英国的供应商，也就是用电子信号发话：“你的一位客户在使用我的时间和信道，因此你欠费于我。”
多年来，巴基斯坦反恐中心一直都要求巴基斯坦电信公司和它的一家对手公司把所有拨打和接听的电话都转发给反恐中心监听站。而且在英国的提示下，反恐中心已经在他们的窃听电脑里安装了英国的软件，其程序可以截取某些特定号码。其中的一个号码突然被激活了。
一个能说普什图语的年轻的巴基斯坦陆军中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上级军官来接听了。那位少校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在说什么？”
中士听了听，回答说：“有关发话人母亲的一些事情。他好像是在和他的兄弟通话。”
“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又核查了一下。“白沙瓦发射台。”
无须多说。整个通话将被自动录音，以供今后分析研究。眼下要做的是确认发话人的地点。当天值班的这位反恐中心少校深知，仅靠一次短暂的通话是无法确定发话地点的。这个傻瓜总不会在线聊很久吧？
在地下室上层他的办公桌上，少校按了三个按钮。通过快速拨号，反恐中心白沙瓦监控站主任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多年前，早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九一一事件之前，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部门，简称ISI，从军队接纳了许多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在与塔利班及其客人“基地”组织的斗争中变得相当不可靠。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的强烈“忠告”，清理门户。一种方式是通过持续的工作调动把极端激进的官员从情报部门清退回军队；另一种方式则是在ISI中创建精英的反恐中心，配之以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瓜葛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前装甲兵指挥官阿布杜尔·拉扎克上校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白沙瓦反恐中心的负责人，下午两点半，他接听了这个电话。
他认真倾听着他的同事从首都伊斯兰堡的来电，然后问道：“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大概三分钟。”
拉扎克上校的运气很好。他的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发射塔只相距八百码，通常定位测向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是半径一千码，他正好处在此范围之内。他叫上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匆匆跑上办公楼的天台，开始用定位测向仪扫描整个城市，以便把那个信号源锁定在一个更精确的范围之内。
在首都伊斯兰堡，那位负责监听的中士向他的上级军官报告：“通话结束了。”
“该死，”少校咒骂了一声，“三分四十四秒。恐怕无能为力了。”
“但他似乎没有关机。”中士说。
在白沙瓦老市区的一套顶楼公寓里，阿卜德拉希犯下了他的第二个错误。听到那个埃及人从房间里出来的声音，他仓促地结束了与兄弟的通话，把手机塞进了旁边的一个坐垫底下。但他忘了关机。在半英里之外，拉扎克上校的定位测向仪把范围越缩越小。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巴基斯坦开展着一些大行动，原因很明显，巴基斯坦是当前与恐怖活动作战的一个主战场。而西方盟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大优势便在于，英美两大情报机关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开始通力合作了。
当然，这两个情报机关之间也有些嫌隙，尤其是一九五一年的英国特工人员菲尔比、布基斯和麦克莱姆的叛逃事件之后。但随后，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有一帮叛徒在为莫斯科工作，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间的互相指责停止了。一九九一年，冷战的结束使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作出了愚蠢的推测，他们认为和平终于来临，并将永驻。其实，新冷战正在孕育，它悄悄地隐藏在伊斯兰深处，正经历着降生前的阵痛。
“九一一”以后，两个情报机关再也没有竞争了，甚至连传统的讨价还价也结束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为，如果我们有，你们的人最好也能分享，反之亦然。于是工作方向转为共同努力从外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但什么也比不上英语国家情报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
美英两国驻白沙瓦的情报负责人，拉扎克上校都认识。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布里安·奥多德更亲近些，而且这部捣蛋的手机也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的。所以他从屋顶上走下来后，先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奥多德。
这时候，库瓦先生去了洗手间。阿卜德拉希把手伸进坐垫底下取出手机，放回公文箱上。他发现手机还开着，立刻怀着负罪感赶紧关了机。不过，他担心的是电池耗电，而不是遭截听。不管怎么说，他迟了八秒钟，定位仪已经测定了方位。
“你说你找到它了？这话什么意思？”奥多德问。他觉得今天突然变成了圣诞节，而且还有各种生日、节日都一拥而来。
“毫无疑问，布里安。这次通话来源于老市区内一栋五层住宅楼的顶楼公寓。我的两名便衣人员正赶赴那里去侦察，以便制定突袭方案。”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现在天刚黑。我想在凌晨三点发起行动，但风险很大。他们也许会从笼子里逃走……”
拉扎克上校曾在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参加过为期一年的为英联邦国家军官举办的培训班，他对自己所掌握的英语谚语沾沾自喜。
“我可以过来吗？”
“你想来吗？”
“教皇是天主教的吗？”爱尔兰人奥多德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那还用说吗？
拉扎克开怀大笑。他乐于接受这种善意的玩笑。
“作为真主的信徒，我可不知道。”他说，“好吧，六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但要穿便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便服。”
他的意思是不但不能穿制服，而且也不能穿西装。在白沙瓦老城区，尤其是在基沙卡瓦尼集市，只有宽松的裤子和长衫才不致引人注意，山区部族的长袍和头巾也可以。奥多德也应该这样着装。
将近六点时，这位英国特工驾着他的附有黑色玻璃贴膜的黑色“丰田”陆地巡洋舰准时赶到。一辆英国的“陆虎”也许更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但丰田颇为当地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所喜爱，而且也不会引人注意。他还买了一瓶芝华士，这是阿布杜尔·拉扎克最喜爱的烈酒。奥多德曾经就偏好苏格兰烈酒的口味而责备过他的巴基斯坦朋友。
拉扎克是这么回答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穆斯林良民，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不碰猪肉，但并不反对跳舞和抽烟。禁止这些的是塔利班的狂热分子，我是不赞同的。至于葡萄酒和麦芽酒，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5]就已经广泛饮用了。如果有一天到了天堂，有哪个职位比你高的人为此而责备我，那么我会乞求仁慈的真主宽恕。现在，请给我满上。”
一位装甲兵部队的军官会变成这么优秀的警察，也许是有点奇怪，但阿布杜尔·拉扎克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三十六岁，受过教育，已婚，有两个孩子。他喜欢横向思考，还喜欢在面对敌人时运用如眼镜蛇一般冷静和狡猾的战术，不欣赏横冲直撞的大象。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通过激烈的交火拿下那座住宅楼的顶层公寓。因此，他选择悄无声息地摸过去。
白沙瓦是一座古城，其历史最悠久的部分就是基沙卡瓦尼集市。数百年来，长途商旅的驼队经大道通向高耸入云、令人胆怯的开伯尔山口，继而进入阿富汗之前，总要在这里稍事休息，休整人员和骆驼。与所有著名的集市一样，基沙卡瓦尼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基本需求——毯子、披肩、地毯、黄铜制品、紫铜碗盆、食品和饮料，应有尽有。如今，这个集市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地区。一双老练的眼睛能够根据头巾分辨出阿夫里迪人、瓦济里人和附近的巴基斯坦人，还有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戴齐塔拉尔帽子的北方人，以及戴防冻皮帽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在迷宫般的街道小巷里遍布着各种商铺和摊贩，有钟表集市、篮筐市场、货币兑换市场、花鸟市场，还有说书人的卖艺场。在帝国时代，英国人曾把白沙瓦称为“中亚的皮卡迪里”。
定位仪测定，手机通话源所在的那套公寓，就是在老集市的一栋又高又窄、有着繁复雕刻花纹的阳台和百叶窗的楼房里。这栋楼共有五层，一层是一个地毯仓库。仓库前面的巷子只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行。由于夏季炎热，为了使住户们晚上能够吹到一丝凉风，所有这些房屋都建成平顶式，并开辟了从下面的巷子里直通到楼顶的外置楼梯。拉扎克上校率领一支追捕队悄然靠近目标。
他派出四名身着部族服装的特警，来到与目标相隔四栋楼房的一座建筑的屋顶。接着，他们静静地从一座楼顶走向另一座楼顶，直至到达最后的目标建筑，然后等待着信号。上校带着六名特警从街面踏上了楼梯。他们的衣袍里都藏着自动手枪，除了那位侦察兵——一个肌肉发达的旁遮普邦人，手里提着一把大铁锤。
他们在楼梯口一字排开后，上校朝侦察兵点了点头。侦察兵挥起铁锤，一下就砸破了门锁。房门朝内洞开，缉捕队冲了进去。同时，屋顶上出动了三个人从楼梯上跑下来，剩下一个人留在屋顶，防止有人逃走。
当布里安·奥多德后来试图回忆这次行动时，他觉得一切都发生得无比迅速，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房间里的人感觉也是如此。
缉捕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有可能里面是一支小部队，也有可能是一家人在喝茶。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套公寓的套型和布局。在伦敦或纽约也许会找到建筑图纸的存档，但基沙卡瓦尼集市不会有。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被通缉的手机从这里打出了一个电话。
实际上，他们发现有四个年轻人在看电视。在起先的两秒钟里，他们还以为袭击的也许是一个正常、无辜的家庭。不过，随后他们很快发现眼前的四个年轻人都蓄着大胡子，都是山地人。其中一个作出了快速反应，把手伸进衣袍里去掏枪。他叫阿卜德拉希，但他马上就死了——从“赫克勒和科赫”MP5型冲锋枪里射出来四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其余三个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按倒在地，被制服了。拉扎克上校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有可能，尽量抓活的。
从卧室里传来一记破碎声，宣告有第五个人存在。那位旁遮普邦人已经扔掉了锤子，但他的肩膀就够用了。在他的猛烈撞击下，卧室门倒了下来，两名反恐中心的特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拉扎克上校。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年埃及人，眼睛因惊恐和愤恨而瞪得又大又圆，正弯腰想把刚才他狠摔在地砖上的笔记本电脑收拾起来。
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于是转身跑向了敞开的窗户。拉扎克上校大叫一声：“抓住他!”但是巴基斯坦缉捕队没能成功。因为天气炎热，那个埃及人光着上身，又因为出汗，他的身体滑溜溜的。他在栏杆前甚至都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跳了下去，落在四十英尺下的鹅卵石路面上。不出几秒钟，过路人就围住了他，这位“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只“咯咯”咕哝了两声就死了。
这栋楼房和街巷已经人声鼎沸，乱作一团。拉扎克上校打手机招来了停在四个街区之外的一辆车窗拉得严严实实的大客车，那是他事先安排好的。车里满载着五十名身着军装的士兵。他们沿着巷子跑过来维持秩序，把整栋楼房隔离起来。拉扎克上校将会及时走访每一个邻居，当然，首先就是房东，一楼的那个地毯商。
街上的尸体已由士兵们围了起来，还盖上了一条毯子。担架很快就会到，尸体将被运到白沙瓦总医院的停尸房。谁也不知道死的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宁愿死也不想被抓住，送往设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受审。
拉扎克上校从阳台上转过身来。三名俘虏已被戴上了手铐和头罩。必须派一支部队把他们押送着离开这里。这里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地盘，这个街区的部族群众不会站到他这边的。在送走俘虏和尸体之后，他将会留下来彻底搜查这套公寓，仔细寻找关于持有遭通缉手机的那个人的一切线索。
在袭击开始前，布里安·奥多德按要求留在楼梯口。现在他站在卧室里拿着那台被摔坏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他们两人都知道这肯定是最大的收获。所有的护照、手机、任何看上去丝毫不重要的纸片，都将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作全面的分析；犯人和邻居也要接受详尽的审问，以获取任何有用的情报。但首先是这台笔记本电脑。
假如那个死去的埃及人认为砸碎笔记本电脑的外壳就能破坏里面的内容，那么他也未免太乐观了。即使想删除电脑里的文件也是徒劳的。英美都有一群电脑天才，他们将会不遗余力地取出硬盘，剥离无关信息，挑出电脑曾经记录过的每一个有用的字符。
“不管他是谁，死了总是怪可惜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奥多德说。
拉扎克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拖上几天，这个人很可能会消失。如果总是在这座房子周围探头探脑地监视，那么他的特工将会被发现，鸟儿就会飞走。所以他采取了果断的突袭行动，假如再有五秒钟时间，他就能给这个自杀者戴上手铐了。他打算向公众发布一份声明：一个不知名的罪犯在拒捕时坠楼身亡。确认该尸体身份的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如果的确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官，那么美国人将会载歌载舞地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以宣告这个胜利成果。但是，他现在还不清楚塔菲克·库瓦的职位到底有多高。
“你在这里一时还脱不开身吧，”奥多德说，“我帮你把这台笔记本电脑安全地带回到你们的总部去如何？”
幸好阿布杜尔·拉扎克具备一些奇特的幽默感。在他的工作中，幽默是下台阶的梯级。在情报界这种秘密工作中，只有幽默能使人保持明智。他喜欢“安全”这个词。
“太好了，”他说，“我派四个人送你上车，只是以防万一。事情全部结束后，我们可要一起分享今晚你送来的那瓶宝贝。”
在四名巴基斯坦战士的簇拥下，这位秘情局特工怀抱着珍贵的物品，回到了他那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上。他所需的设备都已经放在了汽车的后部；刚才保护着车和设备的是他的司机——一位忠心耿耿的锡克族人。
他们行驶到了白沙瓦郊外的一个地点，在那里，奥多德把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联上了他自己那台更大、功率更强的东芝笔记本上，由此通过电子空间连通了英格兰科茨沃尔德山区切尔特纳姆的英国政府通信总局。
奥多德知道该如何操作，但作为一个电子技术的外行，他还是对这种技术的神奇魔力感到眩晕。在几秒钟之内，几千英里之外的英国政府通信总局已经获得了这台东芝电脑里的所有硬盘资料。它掏空了电脑的内脏，就像蜘蛛一口气把一只捕获的苍蝇肉汁吸干一样迅速高效。
然后英国情报站站长驱车将这台笔记本电脑送回反恐中心总部，安全地交到了巴方警官手中。在他抵达反恐中心大楼之前，英国政府通信总局已经与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了这些珍贵的资料。此时是白沙瓦的深夜，科茨沃尔德的黄昏，马里兰的下午三点。不过这算不了什么，英国政府通信总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大楼里是没有灿烂阳光的，那里的工作不分昼夜。
这两个情报机构都设在乡间，而且都在通过一根根电线杆对所有的通话进行无遗漏的监听。人类每天用五百多种语言和一千多种方言所进行的几万亿次电话通信，都被窃听、采集、筛选、分类、排除或截留，如果引起了特工的兴趣，它们就会被分析、研究和追踪。
而这些仅仅是个开始。两个情报机关每天要对几百份电子信号进行编码和扰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专业部门，负责探测和揭露电子空间的犯罪。当地球转过了又一个昼夜，这两个机构开始破解库瓦试图销毁的秘密文件。专家们找到了被删除的文件，并将其恢复原貌。
这个挖掘的过程好比熟练的油画修复师的工作。在小心擦洗之后，外面的污垢或者后来的涂层会从画布上消失，从而揭示出下面隐藏着的内容。库瓦先生自认为已经删除或覆盖了的一个又一个文件，开始从东芝笔记本上显露出来了。
其实在与拉扎克上校一起参加缉捕行动之前，布里安·奥多德就已经报告了他的上司——英国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这位英国高级特工也已经通知了他的“兄弟”——美国中情局情报站站长。现在，两名西方情报机构的代表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在白沙瓦，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拉扎克上校带着好几袋珍贵的战利品，在午夜时分从基沙卡瓦尼集市返回总部。三名被生擒的保镖已被关进了办公楼地下室的牢房里。他肯定不会把他们送进普通的监狱，因为在那里，越狱或是在他人帮助下自杀几乎是家常便饭。伊斯兰堡现在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无疑正在与美国使馆和中情局驻巴情报站讨价还价。上校认为他们将会被押解到阿富汗巴格拉姆去接受长达几个月的审讯，但他怀疑，这三个家伙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保护的人到底是谁。
在英国利兹购买的那部引发事端的手机已被找到，并得以确认。案情正在慢慢地清晰起来，愚蠢的阿卜德拉希只是未经许可借用了一下。他现在躺在停尸间的一块石板上，胸部吃了四颗子弹，但面部仍完好无损；隔壁屋子的埃及人则已经面目全非，但市里最好的整容外科专家正在设法把他的外貌复原。专家完成手术之后，给尸体拍了一张照片。一小时后，拉扎克上校兴奋难抑地给奥多德打了一个电话。
与其他所有反恐机构一样，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巴基斯坦的反恐中心也有一个庞大的疑犯照片图库。
虽然巴基斯坦与埃及相距遥远，但这算不了什么。“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来自至少四十个国家和八十个部族，而且他们还在不断流动。拉扎克把自己的计算机接到办公室的等离子大屏幕上，整晚都在播放图库里的各个面孔，终于，他想起了一张脸。
从缴获的十一本伪造得几可乱真的护照上，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个埃及人一直在旅行，为此他显然已经改变了面容。然而这张普通的面孔——这张在西方银行会议室也毫不嫌突兀的面孔，它的主人为了自己扭曲的信仰而憎恨所有持异见的人——似乎与躺在大理石板上的那个摔碎了脑袋的家伙有几分相像。
他打电话过去时，奥多德正与美国中情局驻白沙瓦的代表一起吃早餐。两个人放下还没来得及吃的煎蛋，匆匆赶赴反恐中心总部。他们也凝视着这张脸，并把它与在停尸间里拍摄的照片作了对比。如果这是真的……他们现在都急着想作一件事——向他们的总部报告这个惊人的发现：躺在停尸房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基地”组织财务总管塔菲克·库瓦本人。
中午，巴基斯坦陆军的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把所有的人和物品全带走了：戴着镣铐和头罩的三名俘虏，两具尸体，以及从那套公寓里收集到的几箱证据。首都伊斯兰堡方面对他们深表谢意，但白沙瓦只是一个分部，案件的重心正在快速地转移。事实上，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马里兰州。
事后来看现在我们称之为“九一一”的灾难，有一件事十分清楚，而且谁也无法予以否认。那就是，关于某种威胁正在酝酿的情报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不是包装精美的大礼包，而是零零星星的片断。在美国，十九个情报收集机构或执法机构中，有七八个都获得了散碎的情报。但他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过。
自从“九一一”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重大改组。现在有六个主管，任何情况都必须在初始阶段就向他们汇报。其中四位是政治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另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监管国土安全部和十九个情报机关；以及负责其中首要情报机关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
中情局依然是负责国外情报收集的机关，但中情局局长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统天下了。每个人都要向上面汇报。有三条口号：核对，核对，再核对。在众多主要的情报机构中，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郊外的国家安全局就人员和预算资金来说，规模最大，也最隐秘。它与公众和媒体断绝了一切联络。它在黑暗中工作，倾听、破解、翻译和分析一切信息。但有些窃听到的、录到的、下载的、翻译过来的和研究出来的内容无法破解，所以还要请求局外的专家委员会予以协助。这些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个就是古兰经委员会。
当来自白沙瓦的珍贵信息以电子或实物形式到达时，其他情报机关也开始了工作。确定死者身份至关重要，这个任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不到二十四小时，调查局报告说已经确认完毕。从白沙瓦阳台跳下去的人确实是“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也是本·拉登仅有的几个密友之一。他们是通过塔菲克·库瓦的埃及同胞艾曼·扎瓦希里认识的，是他发现并网罗了这位银行家。
国务院接手了那些护照。令人惊奇的是有十一本之多。其中两本从未使用过，但盖满了欧洲和中东的出入境印戳。毫不奇怪的是，有六本护照都是比利时的，均使用了不同的名字，都是真护照，只有个人信息部分是伪造的。
在全球的情报界，比利时一直是一个漏洞。自一九九○年以来，报告说比利时有一万九千本“空白”护照遭窃，这只是政府官方通报的数字。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的公务员受贿卖掉了：其中四十五本是由比利时驻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总领事馆售出的；二十本是由比利时驻荷兰海牙的大使馆售出的。刺杀反塔利班抵抗战士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6]的摩洛哥杀手所使用的两本护照，就属于后者。库瓦所持有的六本比利时护照中的一本也是如此。另外五本估计属于仍然失踪的那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五本之列。
联邦航空管理局利用它遍及国际航空界的关系和影响力，核对了机票和旅客名单。这工作很麻烦，但出入境印戳能精确地指向应该核查的航班。
渐渐地，事情开始露出了端倪。塔菲克·库瓦似乎在负责秘密筹措巨款，用于目的不明的采购。没有证据表明他亲自出面筹款，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他出资请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采购。美国当局将不遗余力地去查清他到底见过什么人。他们猜测，这些名字将会揭露出横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整个恐怖组织网络。而引人注意的是，有一个恐怖主义时常袭击的国家这个埃及人却尚未造访，那就是美国。
大多数文件是英文的，也有一些用的是法文和德文。调查者已经知道，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之外，库瓦的英法德这三种语言都运用得十分流利。现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军营里的三个被抓获的保镖已经全盘招供，他们透露说那人还会说一些普什图语。这说明他曾经在阿富汗待过一段时间，虽然西方情报机构尚不清楚是在何时何地。
有一些阿拉伯语的文本引起了调查者的不安。米德堡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陆军基地，所以由国防部管辖。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一位四星上将。阿拉伯语翻译处处长来求见的，就是这位将军。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了频繁的巴以冲突之外，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开始发展，最突出的事例是一九九三年拉姆齐·尤素福试图用汽车炸弹袭击世贸中心。所以国家安全局的阿拉伯语翻译队伍一直在扩展。在“九一一”以后，上头强调：“这种语言的每一个单词，我们都要知道。”所以阿拉伯语部门非常庞大，译员队伍有几千人，大多数是在阿拉伯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但也夹杂着一些非阿拉伯裔的学者。
阿拉伯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除了《古兰经》和一些学术经典是用阿拉伯语写就的以外，还有五亿人说这种语言，至少有五十种不同的方言和口音。如果说得很快、带有浓重的口音、使用当地的土语，或是通话的音质不好，那必须要依赖一名与说话者来自同一地区的译员，才能理解每个词语的确切意思和细微差别。
而且这是一种花哨的语言，广泛使用想象、奉承、夸张、明喻和暗喻。此外，这种语言还十分圆滑，语句中常常含有暗示而不是明确地表达意思。这与表义单一的英语有很大差异。
“我们着重调查了最后两份文件，”阿拉伯语处处长向局长报告说，“它们似乎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我们相信其中一份文件很可能出自艾曼·扎瓦希里本人，另一个是由库瓦写的。根据扎瓦希里此前的讲话和录像，第一个文件的遣词造句风格似乎就是他的。当然，配上话音之后我们就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回复好像是来自库瓦，但我们没有他写过的阿拉伯语文档，无从对比。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常用语言是英语。
“但两个文件都反复提及了《古兰经》及其中的段落。他们在祈求真主保佑某件事情。我有许多阿拉伯语学者，但《古兰经》是在四百年前写就的，所使用的语言及其微妙的意义很特别。我认为我们应该召集古兰经委员会来看看这两份文件。”
“好的，教授，听你的。”他抬头对他的副官说，“把我们的《古兰经》学者都召集起来，哈利。安排他们坐飞机过来。不得延误，不得推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