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普郡果园里说定的事情使美英情报机关的两位主管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首先，他们要获得各自领导的认可和批准。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因为麦克·马丁的第一个条件是，“撬棍行动”的知情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十二个。他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有五十个人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总有一个人会泄漏出去的。走漏风声，并非出自蓄意或是恶意，而是不可避免。
那些曾经深入虎穴执行生死攸关的任务的人都知道，他们整天都会如坐针毡地想着自己的情报会不会出错，身份会不会被识破；还巴望着自己不会因为某个完全不可预测的因素而露馅，为此而忧心忡忡，焦虑紧张。但最糟糕的噩梦，是得知自己的被捕以及此后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仅仅是由于某个白痴在酒吧里向女友吹嘘而被别人偷听了。那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马丁的要求立即被接受了。
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批准了这项行动，并答应古米尼会严格保密。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在他的俱乐部里与一位政府官员吃了一顿饭后，也获得了同样的承诺。这样知情者就有四个人了。
但这两位官员都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只盯着这件事。他们都需要一名副手来处理日常事务。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指定了迈克尔·麦克唐纳。这位中情局反恐处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扔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向家里解释说要去英国工作一段时间，马雷克·古米尼返回美国的时候，麦克唐纳已经登上去英格兰的航班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史蒂夫·希尔也从中东处选出了他的副手——戈登·菲利普。在分手之前，希尔与古米尼还商定，“撬棍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用一个完美的故事进行掩饰，这样在十人的知情圈之外，就没人能猜到一名西方的特工将要渗透进“基地”组织内部。
对两个突然调离本职岗位的人员，美英两个情报机关的解释是，他们因职业生涯的发展要离职外出，进修六个月。
史蒂夫·希尔对这两个现在要一起共事的人作了一番任务交代，告诉他们“撬棍行动”要做些什么事情。麦克唐纳和菲利普都听得很认真。希尔没有把他们安排在泰晤士河畔的秘密情报局总部，而是让他们去了郊外的一栋房子，那是“企业”为自己保留的几栋安全屋之一。
他们一放下行李，来到客厅坐下来，希尔就递给他们每人一本厚厚的卷宗。
“明天开始建立一个行动中心，”希尔说，“这是要渗透进去的那个人的资料。给你们二十四小时时间把这些内容记住。你们将与他一起共事，直至他出发的那一天，之后的工作还要围绕着他继续展开。”
他又把一份薄薄的卷宗放在了茶几上：“这个，是他要去冒名顶替的人。显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非常有限。但这是美国的审讯官在关塔那摩对他盘问了几百个小时之后所获得的全部情况。这些也要记住。”
在他离去后，两位年轻的特工去找管家要来一大壶咖啡，开始了阅读。
一九七七年夏天，麦克·马丁是一名十五岁的中学生。在英国法恩伯勒参观航空展览时，他迷上了飞机。他的父亲、弟弟也和他在一起观看。他们都被各种战斗机、轰炸机、特技飞行员和第一次亮相的原型机迷住了。对麦克来说，航展的**是观摩来自伞兵部队的“红魔”特技飞行表演。他们的自由降落真是棒极了。空中的一个个小点扑向地面，精准地落入圈定的微小的着陆区中心。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今后要做什么了。
一九八○年，在海利伯雷学校的最后一个夏季学期，麦克·马丁写了一封信给伞兵部队，并于同年九月获得了奥尔德肖特的伞兵团司令部的一次面试机会。他到了那里，凝视着一架老式的“达科他”C-47运输机，当年他的前辈们就是从这架飞机跳下去，夺取阿纳姆大桥的[1]。一位中士把他和另外四个中学毕业生领进了面试室。
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学习成绩尚可，但体育成绩很出色。这正符合伞兵部队的要求。他被录取了，并在九月底时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周的魔鬼训练，这次训练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一年四月。
先是四周的行军、基本武器的使用、野战技能和体格训练，然后是两周的巩固，再加上信号、急救和防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学习。
第七周是体能强化，训练的要求不断增强，但第八周和第九周的训练强度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隆冬季节穿越威尔士布雷肯山区的耐力行军。在那里，即使是体格强壮的人也常常会被冻死、累死。参加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
第十周的课程安排在肯特郡，是射击训练，刚满十九岁的马丁获得了神枪手的称号。第十一周和第十二周是考试周，要背负三个背包在雨雪天气里踏着泥泞的山路不断地跑上跑下。
“考试周？”菲利普咕哝着说，“见鬼，那其余几周应该叫什么？”
考试周之后，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得到了他们觊觎已久的红色贝雷帽，然后又是布雷肯地区的三周防御训练，包括巡逻和实弹射击。时间是一月下旬，布雷肯山区是一片荒凉的冰天雪地。这些年轻人要在潮湿、冰凉的地上睡觉，而且不能生火。
第十六周至第十九周是麦克·马丁所向往的：在皇家空军阿宾顿基地的空降课程。在那里，又有几个人被淘汰了。最后是“飞翼阅兵”，他们最终如愿以偿地佩上伞兵的飞翼徽标。那天晚上，奥尔德肖特古老的一○一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狂欢晚会。
接下来的两周是野外演习，称为“最后一关”，以及一些润色性质的阅兵队列联系。第二十二周是“毕业检阅”，自豪的家长们得以在此时观摩他们的孩子奇迹般地变成了战士。
战友们早就把二等兵麦克·马丁视为一块当军官的料。一九八一年他去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参加短期进修，回来时便成了一名少尉。如果他认为荣誉在等待着他，那么他完全想错了。
伞兵团下面有三个营，马丁被分配到第三营。当时，三营正驻扎在奥尔德肖特，处于“企鹅模式”。
每九年中的三年，或每三次拉练中的一次，这个营的士兵都要卸下跳伞装备，坐上卡车，当普通步兵。伞兵们都不喜欢“企鹅模式”。
马丁作为一名排长，被分配到了新兵排，去训练新兵们经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磨难。他也许会作为一只“企鹅”一直在三营待下去，多亏了那个遥远的加尔铁里将军。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将军入侵了福克兰群岛。三营接到通知，要随时作好开拔的准备。
一星期之内，在誓不屈服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命令下，英国军方组建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南大西洋。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南半球的冬季，伴随着纷飞的雨雪和汹涌的海浪。
马丁一行人乘坐着“堪培拉”号客轮南下，中途在常年刮风的荒凉的阿松森岛作了一次休整。其间，他们等待着最后的外交努力，说服加尔铁里将军将阿根廷部队撤出福克兰群岛，或撒切尔夫人把英国特遣舰队撤回去。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外交努力宣告失败。在远征特遣舰队唯一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的庇护下，“堪培拉”号继续南下航行。
随着局势的发展，英军明白登陆战势在必行。马丁和战友们乘直升机从“堪培拉”号过驳到一艘登陆舰上。客轮上的优越条件和文明生活结束了。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马丁他们由“海王”直升机接驳时，其中一架“海王”坠海了，带着十九名特别空勤团战士一起沉入了海底。这是特空团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夜晚。
马丁率领三营的三十名战士在圣卡洛斯海域登陆。这里距主岛的首府斯坦利港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但正是这个原因使阿根廷军队对此地放松了守卫。伞兵和海军陆战队战士们一起开始冒雨急行军，穿越湿淋淋的泥地向着东方的斯坦利港进发。
他们的行军背包里装备了所有用品，重得像是背着一个人。空中出现了阿军的一架“天鹰”战斗机，似乎在向海滩俯冲，但阿根廷人的主要目标是海岸附近的英国舰船，而不是地面的人员。如果船被击沉，那么岸上的人也完蛋了。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寒冷、连绵不绝的冰冷雨水和光秃秃的没有树木遮掩的地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朗顿山。
三营在山脚下一座叫埃斯坦西亚的孤独的农场里稍事休整，并作好了战斗准备。那是六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之间的夜晚。
原本他们打算来一次静悄悄的夜间奇袭，但不幸的是，米尔恩下士踩响了一颗地雷。此后就热闹了。阿军的机关枪开火了，照明弹把山头和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三营可以跑回去寻求隐蔽，或者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夺取朗顿。最终，他们夺取了朗顿，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三名战士阵亡，四十人受伤。
这是麦克·马丁第一次真刀真枪地参加战斗，子弹在他的耳边呼啸，战友们在他的身边倒下。他感觉到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金属味，那是恐惧的味道。
但他毫发未损，而他那个三十人的排，包括一名军士和三名下士在内，共计六人阵亡，九人负伤。
守卫在山梁上的阿军士兵，是被强制征募入伍的。富人的孩子可以设法免除兵役，穷人家的孩子可不行。这些小伙子想回家，他们讨厌这里的雨水、寒冷和泥地。他们已经从军营和工事里撤出，踏上了返回斯坦利港的路。
黎明时，麦克·马丁站在山梁上，眺望着东方的斯坦利港和朝阳，再次想起了已经遗忘多年的先辈们的神灵。他向他们感恩祈祷，并发誓永世不忘。
当十岁的小孩麦克·马丁在巴格达市沙顿区的花园里奔跑雀跃、引得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感到欣喜之时，在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一个男孩诞生了。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通向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道路以西，坐落着白山山脉，其最高峰是托拉博拉。
从远处看，这条山脉像是分隔两个国家的一块巨大的屏障，山上荒凉、寒冷，山头终年积雪，到了冬天整个山区都是白雪皑皑。
白山在阿富汗这一侧，而萨费德山则在巴基斯坦那一边。清澈的溪水裹挟着融化的雪水从白山流入贾拉拉巴德周围肥沃的平原，形成了许多山谷平地、可种庄稼的田地、种水果的果园和养山羊的牧地。
这里的生活很艰苦，由于生活资源短缺，山谷里的村庄都很小，很分散。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就是普什图人，旧时的大英帝国就知道他们，畏惧他们，称他们是帕坦人。那时候，帕坦人以险要的地势为屏障，用包黄铜的长筒毛瑟枪——“火铳”作战，每个人的枪法都很准，简直可与现代的狙击手媲美。
英统印度时期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只用四句诗就描绘出了山地人对那些英国斥巨资培训的军官们来说，具有何等致命的威胁：
边防戍所的混战，
在黑暗泥泞中征行，
两千英镑的训练，
陨于十卢比的火铳。
一九七二年，在其中的一片山谷平地上，有一个叫马洛柯的小村子。与所有类似的村庄一样，它也是以创建村子的早已过世的勇士命名的。村里有五座砌着围墙的院子，居住着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每座院子大约住着二十口人，村子的族长叫努里·汗。在一个夏日的晚上，男人们都围坐在他家院子的篝火旁，喝着一种不加糖和奶的热茶。
与所有的院子一样，住房和牲畜棚的墙壁就是围墙。桑木柴火的火焰烧得很旺，远处太阳正在西沉，黑暗慢慢降临山区，虽然是盛夏，夜晚也有阵阵凉意。
在女眷居住区，说话声都是很低沉的，但如果有一个声音特别响，那么男人们就会停止他们愉快的交谈，等待着消息传过来。努里·汗的妻子正怀着她的第四个孩子，丈夫祈求真主赐给他第二个儿子。这里的风俗就是要有儿子——年轻时能够放羊，成年后能够看管院子。努里·汗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火焰照亮了那些长着鹰钩鼻和留着黑色大胡子的脸庞。这时候，接生婆从阴影中匆匆走了出来。她在父亲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于是他那红脸膛上绽开了欢快的笑容。
“好啊，我有了一个儿子!”他叫道。他的那些男性亲戚和邻居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欢呼声和步枪朝夜空射击的爆裂声。人们互相拥抱、庆贺，感谢仁慈的真主赐给他的子民一个儿子。
“你给他起什么名字？”附近院子的一个牧民问道。
“用我祖父的名字，伊兹玛特，愿祖父的灵魂永久安息。”努里·汗回答说。这样，过几天就会有一位伊玛目来这个村子，主持起名仪式并实施割礼。
这个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该蹒跚学步时，他就摇摇摆摆地走路；该奔跑时，他就自由地奔跑。与农家男孩们一样，他想做大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五岁时的夏天，他就帮家里赶着羊群去高山的牧地放牧了。而妇女们则去割草，为牲畜的过冬备足饲料。
他渴望脱离在屋子里与女人为伴的生活。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就是他终于被允许坐到篝火旁的男人圈里听故事，倾听仅仅在一百五十年前，普什图人如何在这里的山区打败红衣服的英国人，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他的父亲是村里最富的人，是通过这里唯一的方法致富的——饲养奶牛、绵羊，放养山羊。这些牲畜，加上精心的管理和艰苦的劳动，能为家人提供肉、奶和毛皮；小块的玉米地能使家人吃上粥和面包；漫山遍野的桑树和果园还能带来一点水果和坚果。
出生后的八年时间里，伊兹玛特·汗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因为没有必要。五个家庭合用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并在星期五相约去作祷告。伊兹玛特的父亲很虔诚，但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绝对不是狂热分子。
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称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显然名不副实。在苏联的大力扶持下，政府由共产党领导。在宗教方面就显得怪异了，因为居住在荒野里的人们在传统上是虔诚的穆斯林，对他们来说，无神论意味着真主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传统的阿富汗城里人则较为随和——狂热的浪潮是后来才席卷他们的。妇女也能接受教育，很少有人戴面纱，唱歌跳舞不但允许而且还很流行，可怕的秘密警察关注的是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宽松的宗教活动。
马洛柯村有两条路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其中，那条小路是由库奇民族的游牧民赶着骡队、载着违禁品开辟出来的，以避开通向开伯尔山口的那条大路，因为大路上有巡逻队和边防军，严密监视着巴基斯坦帕拉奇纳镇的边境一带。
库奇人为他们带来来自平原、城镇、遥远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山谷外面世界的消息。此外，村里还有一台收音机，是那种珍贵的老式机子，每次开机后都会发出一阵咝咝啦啦的乱响，接着冒出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那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节目，向普什图族人进行非共产主义的宣传。那是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时代。然后苏联人来了。
对马洛柯村来说，谁对谁错他们都无所谓，也不怎么关心。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共产党总统已经得罪了苏联老大哥，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村民们关心的是，苏联的千军万马从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渡过阿姆河，穿过萨朗山口，攻占了他们的首都喀布尔。这已经不是伊斯兰教与无神论的对抗了，这是侮辱。
伊兹玛特·汗受过的教育非常有限。他已经学会了用《古兰经》作祈祷，尽管使用的是他不懂的阿拉伯语。当地的伊玛目并不常驻在村里，所以通常是努里·汗主持作祷告，他还教村里的男孩们基本的读写，但仅限于普什图语。是努里·汗教给了儿子普什图规则，也就是普什图人的生活规则。荣誉、好客和受侮辱时的复仇，都是这个规则的内容。现在莫斯科已经侮辱了他们。
山区人首先开始抵抗苏军。他们自称为“上帝的勇士”，即穆斯林战士。但山民们需要召开一次大会，以决定该怎样抵抗，由谁领导。
他们对于冷战一无所知，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有了强大的朋友——苏联的敌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敌人的敌人——首先是邻国巴基斯坦，其领导人是齐亚·哈克将军；哈克将军还与一个叫美国的信奉基督教的超级大国结了盟，还有美国的朋友英国——山民们曾经的敌人。
食髓知味。经历过战斗行动之后，麦克·马丁已经喜欢上了战斗。后来他又去北爱尔兰对付爱尔兰共和军。那里条件很艰苦，而且危险性很大，后脑勺随时可能挨上一颗狙击手的子弹，同时，巡逻任务也枯燥乏味。因此他想跳槽，换一个部队。他于一九八六年申请加入特别空勤团。
特空团的相当一部分官兵来自伞兵部队，因为两者的训练和作战任务相类似，但特空团声称他们的考核更为严格。麦克·马丁的档案被送到了位于赫里福德的特空团团部，他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力得到了关注，于是他获准参加选修的训练课程。
特空团只录用身体非常强壮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再训练。马丁与其他从伞兵、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工程兵部队中调过来的人一起，参加了为期六周的标准基础训练课程。相比之下，另一支特种部队特别海勤团，则只从海军陆战队中挑选人员。
这是一门简单的课程，只基于一个理念。训练的第一天，一位中士教官微笑着告诉全体学员：“在这个课程里，我们并不是要努力训练你们，而是想努力整死你们。”
他们说到做到。最后，只有百分之十的申请者通过了基础训练。马丁通过了。接下去是野战训练，在伯利茨的丛林进行。最后是回到英格兰的反审讯训练。所谓的“反审讯”是指，在受到极不愉快的对待时保持沉默。幸好特空团和志愿者随时都有权选择回去，返回原部队。
马丁在一九八六年夏末正式加入第二十二特别空勤团，担任上尉指挥官。他选择的专业是自由跳伞的A中队，作为一名伞兵，这个选择是很自然的。
在伞兵部队里他没有用上阿拉伯语，现在在特空团，他的阿拉伯语派上用场了。英国特空团与阿拉伯世界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九四一年在埃及西部的沙漠里形成的，特空团对阿拉伯沙漠的特殊感情从来没有淡化过。
特空团是唯一实际盈利的部队，这是一个有点玩笑性质的声誉，不是十分正确，但基本接近。因为特空团官兵是世界上最吃香的保镖和保镖教官。在阿拉伯地区，一些苏丹国和酋长国竞相请求特空团培训他们的私人保镖卫队，而且他们出手大方。马丁的第一次任务是去利雅得培训沙特阿拉伯国民警卫队，但在一九八七年夏天，他被召回英国。
“我不喜欢这种事情，”指挥官在赫里福德的特空团团部办公室里说，“一点也不喜欢。但‘绿泥’要借用你。是阿拉伯方面的任务。”
“绿泥”是军人对情报人员的偶尔的友善称呼，指的是秘密情报局，即“企业”。
“他们自己不是有说阿拉伯语的人吗？”马丁问道。
“哦，有，有很多呢。但问题不在于会说这种语言。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去阿拉伯。他们要派一个人渗入阿富汗的苏军后方，去支持那里的抵抗运动，帮助穆斯林游击队。”
当时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已经公开下令，西方的现役军人不得取道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他不希望看到取道巴基斯坦渗入阿富汗的美英现役军人被苏联人抓获，游街示众。但他没有说，他自己下属的联合情报局很乐意把美国的救助物资发送到穆斯林战士的手中。
苏军占领阿富汗的中期，英国决定扶持的人不是巴基斯坦选定的希克马蒂亚尔，而是塔吉克人沙阿·马苏德，因为马苏德没有躲到欧洲或巴基斯坦，而是在英勇抵抗苏军的侵略。问题是如何把援助物资送到他的手里。他的根据地在阿富汗北方。
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穆斯林游击队中找几个好向导倒不成问题。早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只要花几枚金币，就能让他们带你走很远。有句老话说：“阿富汗人的忠诚是买不到的，但可以租用。”
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当时还在大象堡附近的世纪大厦，在那里，秘情局的人告诉马丁：“上尉，在任何阶段你都可以拒绝。所以，从技术角度而言，你必须从部队辞职。当然，你回来之后——”他很好心，说的是“你回来”，而不是“如果你能回来”——“你可以恢复军籍，而且官复原职。”
麦克·马丁清楚地知道，在特空团内部已经有了一支极为秘密的“革命战争联队”，其任务是尽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混乱。他提及了这个情况。
“我们比他们更加隐蔽，”秘情局官员说，“我们把这支部队称为‘独角兽’，因为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人数从来没有超过十二个，现在这支部队只有四个人。我们真的需要先派遣一个人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再由向导陪同我们前往沙阿·马苏德在开展抵抗运动的潘杰希尔山谷。”
“要带上礼物吗？”马丁问。
那位情报官作了一个无助的手势。
“恐怕只能带一点点。一个人能带多少东西呢？但以后，如果马苏德能派他自己的向导南下到边境来接应的话，我们也许能用骡队驮上更多的装备。要紧的是先接上头，明白了吗？”
“那礼物呢？”
“鼻烟，他喜欢我们的鼻烟。哦，还有两根地对空‘吹管’，带导弹的。他吃够了苏军空袭的苦头。你还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我估计你要离开六个月的时间。怎么样？”
在苏军入侵的前六个月里，显然有一件事是阿富汗人一直无法做到的，那就是团结。阿富汗众多各自为战的游击队在白沙瓦和伊斯兰堡开会争论了几个星期，巴基斯坦军队坚持只能把美国的资金和武器派发给经认可的抵抗组织，在这个原则之下，游击队的数量才最后减少到了七个。每支游击队都有一个政治领导人和一名军事指挥官。这就是“白沙瓦七雄”。
这七雄里只有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是普什图人，他就是拉巴尼教授，他的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极具领袖气质，两人都是来自遥远北方的塔吉克人。其他六支游击队的指挥官们，有三个很快就获得了“古奇指挥官”的绰号，因为他们极少进入被占领的阿富汗，而是喜欢身着西服，安全地待在国外。
剩下的三个中有两个，萨耶夫和希克马蒂亚尔，都是极端伊斯兰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狂热支持者。希克马蒂亚尔尤其残忍，报复心极强，到后来，他处决的阿富汗人要比他杀死的苏联人还多。
在伊兹玛特·汗出生的楠格哈尔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是莫尔维·尤尼斯·哈利斯。他是一位毛拉，即伊斯兰学者，也是一位布道者。他看不惯希克马蒂亚尔的嗜杀成性，希克马蒂亚尔也不喜欢他。
尤尼斯·哈利斯虽然年过六十，是七个游击队领导人中最年长的，但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常常杀入被苏军占领的阿富汗，亲自领导他的游击队员。在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军事指挥官是阿布达尔·哈克。
一九八○年，战火烧到了白山山区。山脚下的贾拉拉巴德到处是涌动的苏联人。苏联空军开始对山村实施惩罚性的空袭。在马洛柯村，努里·汗已经宣誓效忠于尤尼斯·哈利斯，并由此获得授权，可以组建自己的义勇军。
在发生空袭时，努里·汗可以把村里的大多数牲畜和财产藏匿到山上迷宫般的天然洞穴里去，村民们同样也能躲进里面。但他还是决定让妇女和儿童跨越国境去巴基斯坦避难。
这支小小的逃难队伍在旅途上需要一位男性的陪护，将他们一路护送到巴基斯坦并留在白沙瓦，可能要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作为村长，他指定了他的父亲，一位年过六十、腿脚不便的老人。旅途上要用的毛驴和骡子已经备妥了。
八岁的伊兹玛特·汗要被遣送出去了。他强忍泪水，与父兄拥抱告别，牵上他母亲骑着的骡子，转身走向高山，走向巴基斯坦。他这一去就是七年，当他返回时，他要向苏联人发起猛烈的反击。
为在世人眼里显得合法化，阿富汗商定每个军阀或游击队都要成立一个政党。尤尼斯·哈利斯的党派叫伊斯兰真主党，他手下的每个人都要加入。在白沙瓦郊外，一座庞大的帐篷城已经匆忙搭建起来了，还标着联合国“UN”的字样，伊兹玛特·汗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联合国已经同意，每个军阀——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政党领袖，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难民营，不是这个党派的人不得进入。
除了联合国，还有另一个组织在分发食品和毯子，它的标记是一个粗短的红色十字。伊兹玛特·汗之前也从来没有见过。但他见过热汤，经过艰苦的翻山越岭，他喝了满满一碗热汤。对于难民营的难民和通过联合国接受西方捐助的人，还有一项要求：男孩子必须在各自的难民营里上古兰经学校。不是学习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而是无休止地诵读《古兰经》。除此之外，他们学到的只有这场战争。
这些学校的伊玛目大多是沙特人，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提供资金。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唯一许可的经文版本：瓦哈比教派版本，这是伊斯兰世界最严格、最苛刻的经文。这样，在分发食品和药品的红十字标记底下，阿富汗整个年轻一代将要接受狂热主义的洗脑。
努里·汗尽可能来难民营探望家人，一年两到三次，他不在时，义勇军由他的长子领导。旅程很艰辛，努里·汗看上去一次比一次见老。一九八七年他过来的时候，看上去满脸皱纹、神情疲惫。伊兹玛特的兄长在一次空袭时组织义勇军战士去山洞隐蔽，结果自己却被炸身亡。那年伊兹玛特十五岁，当父亲让他回去参加抵抗运动，当一名穆斯林战士时，他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当然，女人们哭得很伤心，还有说话含糊不清的祖父，在白沙瓦郊区的平原上已经活不过冬天了。于是，努里·汗带上他唯一健在的儿子，以及另外八个他带过来探视家人的族人，向西边进发。他们要翻越崇山峻岭进入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再次投身战争。
伊兹玛特回到阿富汗后，发现他的祖国已经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所有的山谷里，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小石屋。苏军的“苏霍伊”战斗轰炸机和“雌鹿”武装直升机已经摧毁了从潘杰希尔以北的众多山谷，那正是沙阿·马苏德的战区——帕克蒂亚省和兴凯山脉。平原上的人们已被阿富汗军队控制，或被经苏联克格勃**过的秘密警察驯服。
但山里人，以及那些从平原和城里逃出来加入抵抗的人，仍是倔强的，不好对付的。后来，时间证明他们也是不可征服的。虽然现在有空中掩护——以前英军入侵时没有过——但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一路上，苏军正在遭受着当初英国人的同样命运，经常被炸得人仰马翻。
这一带道路很不安全，因为有游击队的埋伏；山区无法接近，除非有空中掩护。自从一九八六年九月穆斯林战士装备了美国的“毒刺”导弹以后，苏军的战机被迫到高空去飞行，但太高了又会影响对地攻击的准确性，而太低了则有被击落的危险。苏军的损失正在不断攀升，再加上伤病减员，即使在苏联这么一个有序的国家，士气也大大下降了。
这是一场野蛮、残酷的战争。很少有俘虏活着被抓，苏军战士能很快死去算是很幸运了。山民们尤其痛恨苏军的飞行员。山民们如果活捉了飞行员，会把他们用钉子钉在太阳底下，再在他们肚子上轻轻地划上一刀，让肠子流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直至最后活活痛死。或者把他们交给手持尖刀的妇女们。
苏军的报复是对一切活动目标——男人、女人、孩子和动物，实施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他们漫山遍野撒下了数以百万计的空投地雷，最终开创了一个遍布拐杖和假肢的国度。截至战争结束，有一百万阿富汗人丧生，一百万人致残，还产生了五百万难民。
伊兹玛特·汗在难民营期间懂得了枪械知识，当然，他最喜欢的是“卡拉什尼科夫”AK-47冲锋枪。这真是好枪。这种苏联制造的武器，世界上持不同政见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广泛使用的攻击性武器，现在被用来反击苏联人自己了。美国人提供这种枪支给游击队是有理由的：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可以在打死的苏联人身上找到弹盒来补充子弹，免得在弹药供应不上时还需要翻山越岭运送进来。
除了枪支，其他可选择的武器有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俗称火箭筒或火箭弹，简单易学，装弹方便，中短程距离杀伤力很强。这也是西方提供的。
伊兹玛特·汗已经十五岁了，他长大了，渴望着能在下巴周围蓄上胡子，山区很快就把他磨炼得无比坚强。普什图山民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健步如飞，跑得像山羊一般快，双腿似乎不知疲倦，在其他人气喘吁吁时他们仍能保持正常的呼吸。
在他回到家里一年后的某一天，父亲把他叫了过去。父亲身边有个陌生人：脸晒得黑黑的，留着一把黑胡子，身上穿着一件短短的无袖紧身皮衣，足下蹬着一双结实的行军靴。在他身后的地上，放着一只这男孩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的背包，还有两根用羊皮包裹起来的管子。陌生人头上戴着普什图人的头巾。
“这是一位客人，也是我们的朋友，”努里·汗说，“他来这里帮助我们，还要与我们一起战斗。他要把这两根管子带到潘杰希尔山谷，交给沙阿·马苏德。你作向导，陪同他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