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每天的例行散步时，塔米安·戈弗雷博士问马丁：“年轻人，如果你要去的正是我认为你要去的地方，那么你必须掌握你很可能会遇到的不同层次的妄言和狂热。核心就是自我吹嘘的圣战，但不同的派系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和行为达到这个目标的。他们相互间差别很大。”
“这好像是从瓦哈比主义开始的。”马丁说。
“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忘记瓦哈比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而奥萨马·本·拉登已经向沙特宣战，称他们是异教徒。有许多教派是从超越了穆罕默德·瓦哈比教条的极端派系里演变出来的。
“瓦哈比本人是十八世纪的一个传道士，来自内志沙漠，那是阿拉伯半岛上最荒凉最严酷的内陆。他留下了《古兰经》里许许多多最严酷的和最偏执的教义。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已经落伍了。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没有向西方或基督教宣战，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屠杀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妇女和儿童了。瓦哈比只是留下了偏执的温床，而今天的恐怖头目正是把年轻的幼苗安插在这个温**，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杀手。”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限制在阿拉伯半岛上？”马丁问道。
纳吉布·库雷希插话说：“因为三十年来，沙特阿拉伯用石油和美元使它的国家教义国际化，这包括了世界上的每一个穆斯林国家，也包括我的出生地阿富汗。他们都还没能明白一个恶魔正被释放出来，也没意识到它会转变成大规模杀戮。”
“那为什么‘基地’组织要对自己教义的发源地和资助国宣战呢？”
“因为其他先知们已经崛起了，更偏执、更极端的先知们。他们布道的教义是，对所有非伊斯兰教完全不容忍，进攻和摧毁他们是义务。沙特政府由于与西方打交道，并且允许美军在它神圣的领土上驻扎，所以备受谴责。当然，穆斯林世界每一个世俗政府都遭到同等对待。因为对那些狂热分子来说，他们和基督徒、犹太人一样有罪。”
“那么，你觉得在我的这次旅行中，会遇到一些什么人呢，塔米安？”马丁问道。
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发现了一块椅子大小的石头，于是坐上去歇歇脚。
“有许多团体，但其中有两个是核心组织。你知道‘萨拉菲’这个词吗？”
“我只是听说过。”马丁说。
“他们是想回到原点的一个组织，想恢复伊斯兰的黄金时期。回到初期执政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也就是大约一千年之前。大胡子、凉鞋、长袍、严厉的穆斯林法规，抵制西方和西方带来的任何现代化事物。当然，地球上是没有这样的天堂的。但狂热分子不会因为不现实就踯躅不前，在追求疯狂梦想的过程中，纳粹分子、独裁政权、波尔布特的追随者屠杀了千百万人，其中有一半是他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只是因为这些人不够极端。”
“你说的‘萨拉菲’，应该是指塔利班吧？”马丁说。
“塔利班只是他们的一小股。人弹袭击者通常就是这种人，头脑简单，信任他们的头目，服从他们的精神导师，不是很聪敏，但绝对听话，坚信他们所有的狂乱仇恨都能取悦万能的真主。”
“还有更糟的吗？”马丁问道。
“哦，当然喽。”塔米安·戈弗雷博士说。她站起身，开始带领这个小小的团队返回城堡。虽然隔了两条山谷，但还是能够看到城堡的塔楼。
“那些极端分子，真正的极端分子，我用一个专用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塔克菲尔’。不管在瓦哈比时代它是什么意思，现在它已经改变了。‘萨拉菲’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不听音乐，不与西方妇女为伴。根据一个人的服装、长相及其宗教信仰，能立即分辨出他是什么人。但从内部安全的角度来看，辨明身份只完成了战斗的一半。
“但还有些人，会融入西方的习俗，不管他心里有多厌恶，但他为了不致引起怀疑而完全西化。九一一事件的所有十九个自杀炸弹袭击者之所以能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混过去，是因为他们的样子和举动与常人无异。伦敦大爆炸的四个炸弹袭击者也是一样，看上去都是正常的年轻人，去健身房，打板球，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其中一人还是一个专业教师，整日笑容可掬，实际上却在策划大屠杀。这些人才是最危险的。
“这些人经常理发，不留胡子，仪表整洁，身着西服，受过教育，获有学位。这种人是变色龙，他们只是暂时违背他们的信仰，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为了他们的信仰去实施屠杀。哦，我们到了，我的腿也走累了。该是作午间祷告的时候了。麦克，由你主持作祷告。等会儿可能还要向你提问呢。”
二○○七年元旦刚过，一份电子邮件从伦敦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的办公室发往雅加达。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将于三月一日从利物浦起航，载运“捷豹”轿车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卸完货后，她将空载驶向加里曼丹岛，在货舱里装上木材，然后去泗水，在甲板上装载丝绸。
在美国喀斯喀特山脉的帕赛顿荒野，建筑工程队在二○○七年一月底完成了那座木屋的改造任务。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为了赶进度，工人们都在工地上过夜，暖气系统开始供暖之前，都要忍受极度的寒冷。但奖金很可观，很诱人。因此尽管条件艰苦，他们仍然十分卖力。工程终于如期完成了。
乍看上去，这座木屋跟原先没什么不同，只是变大了一点。实际上，它的里面已经变了样。为供两名情报官住宿，原先的几个卧室就够用了；为了满足八个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监视，另外建造了一座简易小屋，还在旁边搭了一个餐厅。
宽敞的客厅保留着，又扩建了一间娱乐室，里面设有台球、图书馆、等离子电视和DVD播放机。这两个房间都用了隔热保温的松木。
第三处扩建的房间看上去是用不保暖的带皮树木搭建的。它的外墙采用劈开的树干贴面，而内墙则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这个囚室从外面不可攻入，从里面也无法逃遁。
从警卫居室有一扇铁门可以通向囚室，门上有一个送饭口和一个窥视孔。门内是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铁床，床腿铸在了混凝土地面里，徒手绝对无法移动。墙上的搁架也与混凝土浇铸在一起，也是无法移动的。
然而地上铺着地毯，一个不可打开的地下凹槽里还不断向里吹暖风。这个房间在铁门对面还有一扇门，囚犯可随意开启或关闭。这道门只通往那个放风的院子。
院子里空****的，在离围墙较远的院中央有一把混凝土凳子。围墙高十英尺，墙面很光滑，任何人都无法爬上墙头。
至于卫生设备，房间里有一个凹陷处，在地面上挖了一个孔，可供方便，上面还有一个淋浴喷头，但开关则由外面的警卫控制。
因为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由直升机运来的，所以从外面看，雪地上只是多了一块停机坪。除此之外，这座木屋矗立在五百英亩的土地上，虽然四周一百码范围内树木都被砍光，但从外围看上去，周围全是松树和云杉。
随后警卫人员来到了。他们大概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十名监狱看守，包括来自兰利的两名中级情报官，另外八名是初级特工，刚从中情局培训学校“农场”通过了心理和体能测试。他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能令人血脉贲张，可眼前只是一片林海雪原。不过，他们具备一流的体能，渴望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审判在二○○七年一月底前开始了，是在审讯楼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不少这样的大房间已经重新装修成了司法室。如果有谁指望看到像电影《义海雄风》里面杰赛普上校那样近乎疯狂的表演[2]，他肯定会大失所望。审判的程序是低调的、有秩序的。
共有八名囚犯被认为“没有进一步的危险”而可以考虑释放，其中七个大声叫嚷他们是无罪的。只有一个人傲慢地保持着沉默。他的案子被安排在最后听证。
“囚犯伊兹玛特·汗，你希望审讯翻译成哪种语言？”主持审判的上校问。他坐在房间尽头的讲台上，背面的墙上是美国国徽，他的两边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位少校，女的是一位上尉。他们三人都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司法处。
囚犯面对着他们，他身边的海军陆战队卫兵把他拉起来站直了。两张台子已面对面地放置好了，以供控方和辩方律师就席，控方律师由军方派出，而辩方律师则来自民间。囚犯慢慢耸了耸肩，盯着那位女上尉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把目光定在了法官头顶上方的墙面上。
“本法庭知道囚犯懂阿拉伯语，所以本法庭将使用这种语言。有反对意见吗，律师？”
这是向辩护律师提问的。律师摇摇头，在他接手这个案子时，就有人针对这位当事人向他提出了警告。根据他从各方面所收集到的消息，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当然，如果当事人能够配合，那么情况会好一些，至少自己不会太尴尬。他摇了摇头。没有反对意见，可以用阿拉伯语。
那位阿拉伯语翻译走上来，站在几个海军陆战队卫兵旁边。用阿拉伯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关塔那摩湾只有一个普什图语译员，他已经与美国人耗了很长时间，没能从他的阿富汗同胞的那里套出什么话来。现在他无事可作了，感受到了完成任务的轻松。
关塔那摩湾只有过七个普什图人囚徒，这七个人都是五年前在昆都士被错误地归到外国武装分子一边的。四个已经回去了，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农家男孩，他们都真诚地放弃了穆斯林极端主义；另两个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仍在接受心理治疗。这个塔利班军队的指挥官是最后一个了。
控方律师开始发言，译员随之说了一连串咝咝作响的阿拉伯语。其大意是：美国人要把你发回大牢里，关上一辈子，你这个骄傲自大的塔利班狗屎。伊兹玛特·汗缓缓低下头，把目光转向译员那边。这双眼睛说明了一切。黎巴嫩出生的美国译员继续翻译。这个阿富汗人也许会被套上一件滑稽可笑的橙色连身囚衣，戴着手铐脚镣，但你永远无法知晓这个混账在想些什么。
检察官的发言很简短。他强调了被告长达五年的沉默，还拒绝提供任何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同伙姓名。还有，被告是在参与一场残忍杀害一个美国人的监狱暴动时被抓获的。说完他就坐下了。他对结果没有疑问，这个人应被继续关押。
辩方律师的辩护词稍长。作为一个阿富汗人，被告与“九一一”暴行没有任何瓜葛，这点值得庆幸。当时被告正在参与的战争纯属阿富汗内战，他与“基地”组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至于毛拉奥马尔，以及阿富汗政府对本·拉登及其同伙的庇护，那是独裁政权的行为，而伊兹玛特·汗先生只是一名军官，不属于决定政策的领导层。
“我真诚地希望法庭承认这个事实，”律师总结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问题，那也只是阿富汗的问题。现在阿富汗已经有了新的民选政府。我们应该把他遣返回去交给那边处理。”
三位法官退庭了。他们离开了三十分钟，回来时，那位女上尉因愤怒而涨红了脸。她无法相信她刚才听到的话。但上校和少校曾经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见过面，知道他的命令。
“囚犯伊兹玛特·汗，站好。本法庭获悉，卡尔扎伊总统已经同意，如果你回到你的祖国阿富汗，你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因此，本法庭再也不愿为了你而加重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我们将把你遣返回喀布尔。你返回将会与你到来一样，戴着镣铐。本案到此结束。休庭。”
大为震惊的不止上尉一个人。控方律师在想这案子会对他今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什么影响；辩护律师感到格外轻松；那个译员愣了一会儿，还以为这个疯子上校会下令卸去手铐，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他——一个贝鲁特良民的儿子，将会无地自容。
英国外交部坐落在伦敦查理国王大街，离白厅很近，从查理一世被砍头的议会广场窗户可以一眼望到。在前一年夏天成立的那个礼宾小组，在过完二○○七年元旦后又开始上班了。
他们的工作是与美国人协调即将到来的二○○七年西方八国会议的细节事宜。二○○五年，全球最富有的八个国家在苏格兰鹰谷酒店召开了峰会，这次会议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这个意义，与往常一样，就是诘问的抗议人群逐年增多。在鹰谷酒店周围，珀斯郡如画的风景被充当警戒线的绵延几英里的铁栅栏玷污。进出酒店的路不得不设置了隔离栏和警卫。
在两个过气明星的带领下，抗议队伍呼喊着“联合全球一百万贫困抗议者”的口号，向附近的爱丁堡进军。这仅仅是反贫困的游行队伍，之后是反全球化的抗议人群，他们挥舞着标语，向酒店投掷面粉包。
“这些傻瓜难道不明白全球贸易正是为反贫困创造财富吗？”其中一位外交官愤愤地说。答案是，显然不明白。
热那亚会议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二○○七年的举办国美国抛出了他们的宗旨：简约、优雅、高效。会议的地点可以豪华、富丽堂皇，但必须绝对隐蔽和避人眼目、安全可靠、严密可控。这个礼宾小组关心的是细节问题，还有美国的中期选举，就在即将到来的四月举行。所以英国外交部的这个礼宾小组接受了上述要求，投入紧锣密鼓的行政工作中。
在遥远的东南方，美国空军两架巨大的“运输星”飞机开始向阿曼苏丹国降落。它们是从美国东海岸出发的，中途在亚速尔群岛上空由一架加油机给它们添加了燃油。这两架巨型运输机从夕阳西下的佐法尔山丘飞过来，面向东方，要求在美英的图姆莱特沙漠空军基地着陆。
在两架大型飞机的多个货舱里，装载着足够配备一支军队的物品。一架运输机上载着生活设施，从活动临时营房到发电机、空调、冷冻机、电视天线，甚至还有供十五人技术小组使用的葡萄酒开瓶器。
另一架货机装运的是被称为“尖端品”的货物：两架“掠食者”无人驾驶侦察机及其导航和摄影设备，还有操作人员。
一个星期后，脚手架搭起来了。在这个空军基地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在平民视线不及的地方，平房搭建起来了，空调机嗡嗡响着运转起来了，厕所修建起来了，厨房配置了厨师，在环形的掩体内，两架“掠食者”在等待着分派给它们的任务。天线设施已经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和苏格兰的埃泽尔连通了。某一天，它们将接到命令，得知要监视什么，之后就会不分昼夜、不论晴雨地去拍照并把照片传输回去。在此之前，人和机器都在炎热的沙漠里等待着。
麦克·马丁的最后准备工作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搭乘那架“格鲁曼”专机飞了过来。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也从伦敦赶了过来。两位间谍头子与他们的高级情报官麦克唐纳和菲利普会合了。
房间里就他们五个人，由戈登·菲利普亲自操作他称为“幻灯片演示”的那台机器。这台幻灯机比起以前的机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它能够把高清晰度的彩色幻灯片一张接一张投放到等离子屏幕上。只要按动遥控器上的按钮，便能够显示图片的任何指定部分，还能把这个细节放至全屏。
最后的准备工作，重点是让麦克·马丁观看情报机构提供的、他也许会遇到的人的全部资料。
这些资料的来源并不仅仅是美英情报机关——四十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一直在把他们的发现传输到中央数据库里。除了像伊朗、叙利亚那样的无赖国家，还有索马里那样内乱不断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共享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信息。
摩洛哥提供了自己国家的一些目标人物；也门传来了他们南方地区的一些姓名和人物肖像；沙特阿拉伯尽管羞于启齿，也还是报送了一份本国名单上的恐怖分子照片。
马丁凝视着屏幕上闪现的这些人。有些是在警署里拍摄的大头照，其他的是用长焦距相机在大街上或宾馆里抓拍到的。还放映了同一张脸可能的变化：留胡子或不留胡子，穿长袍或西装，长发、短发或是光头。
这些人，有的是极端教派的毛拉和伊玛目，有的只是跑腿打杂的小喽啰，还有的是已知的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运输和安全屋的人。
当然还有那些大人物，那些掌控全球各分支机构并直接与最上层联络的人。
有些已经死了，如行动处处长穆罕默德·阿蒂夫，在阿富汗被美国人的一枚炸弹炸死。他的继任人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接下来的继任人也已经死了。再就是现任的。
屏幕上也出现了塔菲克·库瓦博士的脸，这人已在五个月前从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座房子的阳台跳楼身亡。接下来的几副面孔，是“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新头目萨乌德·哈穆德·乌塔伊比，他很可能还活着。
也有些名下是空白的，只有头部的轮廓，白色背景上一个黑洞洞的头。这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头目汉巴利，这人很可能就是最近印尼巴厘岛爆炸案的幕后策划者。令人惊奇的，还有“基地”在英国的负责人。
“六个月之前，我们知道了他是谁，”戈登·菲利普说，“但他很快就消失了。他回到了巴基斯坦，日夜都在躲避追捕。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而且会把他押解到我们在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哼了一句。他们都知道，喀布尔北方的这个美军基地里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设施，每一个被关进去的人最终都会全盘招供的。
“你要留意这个人。”当一个一脸严肃的伊玛目出现在屏幕上时，史蒂夫·希尔提醒说。这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张抓拍照片。
“还有这个。”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也是一张抓拍的照片，好像是在一座码头旁边，背景是碧蓝的海水。这张照片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从迪拜提供的。
他们休息，吃饭，睡觉，然后再继续工作。只有在管家端着盘子走进房间送食物时，菲利普才会关掉电视屏幕。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和纳吉布·库雷希则留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或一起去山丘上散步。最后，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了。
“我们明天坐飞机走。”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说。
戈弗雷女士和纳吉布·库雷希来到直升机停机坪为马丁送行。论年纪，马丁可以做这位《古兰经》学者的儿子了。
“麦克，你多保重。”她说，然后咕哝了一句，“唉，瞧瞧我，都要哭了。愿上帝与你同在，小伙子。”
“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成功，那么愿真主眷顾你。”库雷希说。
这架“贝尔”直升机只能搭乘两位领导和马丁。两名高级情报官将驾车去埃泽尔，继续他们在那里的工作。
直升机降落在避开旁人耳目的地方，三个人跑向中情局的那架“格鲁曼”飞机。苏格兰的暴风雪让他们都穿上了防水的连帽外套，所以没人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穿的不是西方服装。
“格鲁曼”的机组人员以前见到过长相奇特的乘客。他们知道，如果有副局长和这位英国客人的陪同，那么最好不要对这位将与他们一起飞越大西洋的、留着大胡子的阿富汗人表露出惊奇。
他们没有飞往华盛顿，而是飞到了古巴东南沿海一个偏远的半岛。二○○七年二月十四日，黎明时分，他们降落在关塔那摩湾，并直接滑进了一座机库，库门立即关上了。
“恐怕你得留在飞机上，麦克。”马雷克·古米尼说，“天黑后我们才能把你弄出来。”
热带地区天黑得很快，到下午七点时已是漆黑一片了。这时候，四个来自“特别任务小组”的中情局特工进入了伊兹玛特·汗的囚室。他站起来，感觉到不太对劲。正常的警卫已在半小时前撤出了牢房外面的廊道。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这四个人并不粗鲁，但他们也不愿多费唇舌。两个人抓住那个阿富汗人，一个扣住双臂，另一个抱住双腿。那块氯仿布只用了二十秒就起了作用。挣扎停止了，囚犯的身体软了下来。
他被放到了一副担架上，然后被抬上了一辆推车。一块白布盖在他的身上，他被推到了外面。一只大木箱在等待着他。整栋牢房暂时没有警卫人员。谁也没有看见什么。几秒钟后，这个阿富汗人已经在木箱里面了。
作为一只木箱，它的设施并不差。从外面看，它只是一只货运大木箱，就连标记都绝对规范。内部是隔音的，以防止任何声音外泄。顶部有一块小小的活动木板，可透入新鲜空气。但这块木板不会被拿掉，除非木箱已经安全地装上飞机飞在空中了。里面有两把舒适的扶手椅，用电焊焊在了地上，还有一盏小功率电灯。
失去知觉的伊兹玛特·汗被放进了那把配有带子的椅子里。他们把他绑了起来，不是太紧，以免影响血液循环，也不是太松，以免他挣脱。他仍然昏睡着。
一切都弄好之后，第五个中情局特工，那个要全程待在木箱里的人，朝他的同事点了点头，随后木箱的开口被关上了。一辆叉车把木箱提至离地一英尺，然后朝停机坪驶了过去。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在那里等待着，这是特种部队使用的AC-130“魔爪”，配置着超长距离的备用油箱，能轻松地到达目的地。
神秘的航班进出关塔那摩湾，就像敲钟那样正常。在收到这个突兀的起飞要求之后，控制塔很快发出了允许起飞的指令，于是大力神升空了，朝华盛顿州的麦科德空军基地飞去。
一小时后，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轿车开到了关塔那摩湾E营，在同一栋牢房前停了下来，另一组人下了车。在那间空囚室里，进来一个穿着橙色连身囚衣和软底凉鞋的男子。刚才失去知觉的阿富汗人，在被盖上白布抬走之前，已被拍了照片。他们参照这些照片对这个冒名顶替者的胡子和头发作了些修剪。落在地上的每一根毛发都被捡起来拿走了。
一切都结束后，这几个人低声向他道别，然后就离开了，从外面锁上了牢门。二十分钟后，警卫人员回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神秘，但没有好奇，也没去打听。
他们望着这名熟悉的囚犯，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当AC-130运输机对准麦科德的总部基地缓缓下降时，清晨的太阳刚刚从喀斯喀特山脉的峰顶升起。基地司令官已获知这是中情局的货物，是他们荒野森林里那个研究所的最后一件高科技设施。即使是他这个级别，也无须知道得太多，于是他也没多问。书面手续一应俱全，“奇努克”直升机就在旁边等待着。
在航程中，阿富汗人苏醒过来了。箱顶上的那块活动板开启着，大力神机舱内的空气已经加了压，空气很充足，也很新鲜。那个负责押送的人微笑着，递上食品和饮料。囚徒要了汽水，用吸管吸饮。
使押送人感到惊奇的是，那囚徒还能说几句英语，显然是在关塔那摩羁押的五年间学到的。犯人在旅程中只问了两次时间，还有一次他低下头作祈祷。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说。
在飞机降落前，箱顶上的木板归位了，等在旁边的叉车司机绝对想不到，他从大力神机舱尾部叉起来准备装上奇努克直升机的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货物。
艉舱门又关上了。木箱内的一盏照明小灯依然亮着，但从外面是看不到光亮的，也听不到声音。那个囚犯的表现，就像押送员后来向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报告的那样，像一只乖乖的猫，一点儿麻烦也没有。
虽然是二月中旬，但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只是寒风刺骨。在那座木屋外面的停机坪上，巨大的双桨式奇努克直升机降落下来，开启了后舱门。那只大木箱仍留在飞机上。让两名乘客直接从木箱里出来卸到雪地上比较简便。
当木箱的后壁打开时，两个人都已冻得瑟瑟发抖。关塔那摩的劫持小组也随着大力神运输机和奇努克直升机飞了过来。他们等待着办理最后的手续。
在绑绳松开之前，囚犯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然后他听从吩咐站起身来，走下跳板，来到雪地里。驻守的警卫人员，共有十个，站成了一个半圆，枪口都指着他。
在如此庞大的押送阵容下，他们走得很慢。阿富汗人走过停机坪，走进木屋，进入为他准备的居室。房门关上，冷空气被挡在了门外，他这才停止了颤抖。
在这间宽敞的囚室里，有六名警卫站在他的周围监视着他，最后他的镣铐被卸去。之后，警卫们缓慢地倒退着离开了房间，铁制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打量了一下四周。这屋子还算不错，但无论怎样，还是一间囚室。他回忆起在法庭上的宣判。那个上校法官告诉他，他将被送回阿富汗。他们又说谎了。
晌午时分，炽热的阳光照耀着古巴，这时候，另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呼啸着掠过天空准备着陆。这架飞机也配有长途航程的装备，但与那架魔爪不同，它没有武装到牙齿，而且也不属于美军特种部队。它来自美国空军运输部，载运一名乘客去地球的另一边。
舱门“呼”的一声被打开了。
“囚犯伊兹玛特·汗，站起来!面朝墙。摆好戴手铐的姿势。”
一条链子缠在囚犯腰部，铁链垂落下去与脚踝上的镣铐拴在一起，另一副铐住手腕，让两手紧靠在一起垂在身前。囚犯这个姿势只能拖着脚步行走。
在六名武装卫兵的警戒下，走到牢房的尽头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那辆戒备森严的卡车车厢尾部装有踏板，在司机与囚犯之间有网状隔板，车窗也是全封闭的。
当囚犯被命令从车上下来，走到机场上时，他在强烈日光的刺激下不停地眨着眼睛。
他摇摇他那头发蓬乱的脑袋，看上去一脸迷惘。眼睛习惯了强光以后，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看到了等待在那里的大力神飞机，还有一群美国军官在凝视着他。其中一个军官走上来招手示意。
他顺从地走在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沥青路面上。虽然他戴着手铐脚镣，但仍有六名卫兵一直走在他的周围。他转过身来，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度过了五年悲惨岁月的地方。然后，他慢慢地走入飞机的机舱。
在机场控制塔调度室下面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两个男人站在那里注视着他。
“你们的那个人上路了。”美国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说。
“万一他们最后发现了他的真面目，”英国秘情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说，“唯愿真主对他慈悲。”
[1] 在公海上，悬挂本国国旗以表明国籍的船舶受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和保护，无国籍的船舶在公海上会被认为是海盗船，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但实际上，有些国家允许别国商用船舶悬挂其旗帜，于是，很多外国船舶为了逃避本国的税务和其他强制措施而购买这些国家的旗帜，这种船旗被称为方便旗。
[2] 《义海雄风》是美国1993年的一部军事法庭电影，片中的基地指挥官杰赛普上校以近乎疯狂的偏执为军队中的不当行为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