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丁于十月一日去察看了苏莱比克特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坟墓,发现了来自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的请求。

他并不是特别惊奇。正如阿布福阿德已经听说过他,他也听说了正在持续扩展的科威特抵抗运动及其影子般的领导人。他们最终碰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在六周之内,伊拉克占领军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刚入侵时他们**,于是他们满怀信心地开始占领全境,确信在科威特驻留将会与征服一样轻松。

掠夺既轻而易举又有利可图;破坏是有趣的;享用女伴是愉悦的。自从巴比伦时期以来,征服者们一直如此。

毕竟科威特只是一只等着拔毛的丰满的鸽子。但在六周之内,这只鸽子开始啄人和搔人了。已有一百多名士兵和军官要么失踪要么被发现了尸体——失踪的不能完全被解释为开小差。占领军第一次感到恐惧了。

军官们再也不敢单独坐公务轿车出行了,非要派一卡车士兵护送不可。总部大楼不得不派岗哨日夜值守,有时候伊军军官得朝哨兵头顶上方鸣枪唤醒他们的瞌睡。

除非是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否则伊军晚上外出行动全部取消。夜幕降临后,守着路障的值勤小组蜷缩在他们的棚屋里。尽管如此,伊军踩上地雷,汽车被烧成一团火球或发动机被毁坏,棚屋被扔进手榴弹,士兵被割断喉管消失在下水道或垃圾箱里,这类事情仍时有发生。

不断升级的抵抗运动,已经迫使伊军最高司令部把常规军换成了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一支精良的战斗部队,本应该布置在前线以防美国人进攻。十月初的科威特,借用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来说,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

当马丁在墓地读到阿尔卡里法的纸条时,他没有办法答复,所以只能等第二天才能去放置他的回复。

他说,他同意见面,但要按他的条件。要利用天黑的优势但又要避开晚上十点的宵禁,见面时间定在七点半。他作出了准确指示:阿布福阿德应该在哪里停车,之后他们在哪片小树丛里碰面。他指明的地点在阿巴拉克凯坦区,靠近从市区到机场(机场早已毁坏不能使用了)的主要公路。

马丁知道,那个地段都是一些传统的平屋顶石头房子。他将提前两个钟头在其中一个屋顶上等着,以便观察那位科威特军官身后是否跟着人,如果跟着人,是什么人,是他的保镖还是伊拉克人。在敌对的环境里,这位特空团军官依然能够逍遥自在地战斗,是因为他从不冒险行事,一点也不冒险。

他不知道阿布福阿德的安全观念是什么样的,估计不会很强。他把碰面的日期定在十月七日,并把他的答复放进那块大理石墓碑之下。十月四日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取到了这份回复。

乍一看上去,约翰·希普韦尔博士不像一位核物理学家,更不像是能在奥尔德马斯顿原子武器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他从事钚弹头的设计工作——这种弹头不久即将装配到三叉戟导弹上去。

过路人会把他当作伦敦郊县的一个粗率的农夫。他的外表更像是把家里养肥的羔羊赶到集市上出售的小贩,让人完全想不到是他在监理致命的纯钚碟的包层。

伦敦美杜莎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时,尽管天气较温和,但希普韦尔博士仍像八月份那样穿戴:方格子衬衫、羊毛领带和花呢西服。未经邀请他就用他那双肤色红润的大手,把一撮烟丝塞进一只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之中,然后才开始他的报告。保罗·斯普鲁斯爵士厌恶地**着尖尖的鼻子,示意把空调再开得大一点。

“先生们,好消息是我们的朋友萨达姆·侯赛因先生没有可供他使用的原子弹。还没有,还相差很远。”希普韦尔博士说,他的脸已经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了。

他停顿了一下,因为要料理烟斗里的火。也许,特里·马丁沉思着,如果你每天都要接受致命的钚光辐射的话,那么偶尔吸吸烟斗实在算不上什么。希普韦尔看了一眼手中的笔记。

“自七十年代中期萨达姆·侯赛因真正掌权时起,伊拉克一直在研制自己的核弹。看来萨达姆为之着迷。那些年伊拉克从法国购买了整套核反应堆系统——反应堆本身不受一九六八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

他满意地吸了一口烟斗,又摆弄了一下烟斗里面越烧越旺的火。飘散的烟雾笼罩在他的笔记本上方。

“对不起,”保罗爵士说,“这个反应堆是用于发电的吗?”

“说是这样的,”希普韦尔博士说,“当然,绝对是一派胡言,且法国人是知道的。伊拉克是世界上第三大的石油储存国。他们原本只要这个价格的零头就可建起燃油发电站。关键在于反应堆的燃料——低等级的铀,也称为黄饼或焦糖——这种东西他们可以说服其他人卖给他们,经反应堆使用以后,其最终产品是钚。”

桌子周围的代表们纷纷点头。大家都知道英国塞拉菲尔德的核电厂,为电网提供了强大的电力,并吐出供希普韦尔研制弹头的钚。

“所以以色列人行动了,”希普韦尔说,“他们的第一批突击队员赶在设备装船之前,在法国土伦把巨大的汽轮机炸毁了,使项目的进度后退了两年。然后在一九八一年,正当萨达姆珍贵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工厂快要建起来时,以色列轰炸机飞过去把它们炸成了一片废墟。此后,萨达姆一直没买到新的反应堆。不久他就停止了努力。”

“他为什么停止努力了呢?”哈里·辛克莱从桌子另一头问道。

“因为他改变了方向。”希普韦尔笑容满面地说,好像在打破纪录的短时间内解答了一个填字字谜。“那之前,他一直在钚的道路上开发。倒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还不够。可是……”

“我不明白,”保罗·斯普鲁斯爵士说,“以钚为基础的原子弹,与以铀为基础的原子弹有什么不同?”

“铀更简单。”物理学家说,“有好几种放射性物质都能用于链式反应,但要制作一颗简便、基本、有效的原子弹,铀是入门券。那就是自一九八二年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研制的——一颗以铀为基础的原子弹。他还没研制出来,但他仍在努力,而且有一天他会研制出来的。”

说完希普韦尔满面笑容地向后靠在了椅背里,好像他解开了创世之谜。与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斯普鲁斯还是满脸疑云。

“如果他能买来这种铀以替补已被摧毁的反应堆,为什么他不能用它制造原子弹?”他问道。

希普韦尔猛地扑向这个问题,如同一个农民在抢购便宜货。

“不同的铀,先生。铀是一种很有趣的物质,非常稀少。从一千吨铀矿只能得到雪茄盒那么大的一块,黄饼,也就是天然铀,其同位素编号是238。这种同位素可以用来来驱动工业反应堆,但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纯度还不够。造原子弹需用更轻的同位素,叫铀-235。”

“那么铀-235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巴克斯曼问。

“它在黄饼里面。在这个雪茄盒一般大的方块里,铀-235的含量也就是刚够塞指甲缝那么多。关键是要把两者分离开,也就是同位素分离——难度很大,技术性很强,成本很高,速度很慢。”

“可你说伊拉克正在研制。”辛克莱指出。

“他是在研制,但他还没研制出来。”希普韦尔说,“净化和炼制黄饼,使其达到所需的百分之九十三的纯度,现在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早年在曼哈顿项目时,你们美国人尝试了几种方法,但都是实验性质的。欧内斯特·劳伦斯试验了一种方法,罗伯特·奥本海姆试验了另一种。曼哈顿项目用两种方法互补,提炼了足够的铀-235,制造出了‘小男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心法才被发明并慢慢完善了。现在只有这个方法是通用的。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把料放在一个叫离心器的机器里。离心器以极高速旋转——整个过程必须在真空里进行,不然的话轴承会熔化,成为果冻状——慢慢地,较重的同位素,也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一部分,被甩到离心器的外围并被切去了。剩下的物质比开始时稍微纯净了一点点,只不过是一点点。这个过程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下去,经过几千个小时,才得到一片邮票那么大的原子弹级薄片。”

“但他已经在这么做了?”保罗爵士强调说。

“是的,已经干了差不多一年。这些离心器……为节省时间要把它们组成一个系列,叫串联。但建立一个串联需要几千台离心器。”

“如果他们从一九八二年就开始走这条路了,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干成?”特里·马丁问。

“你总不能走进五金商店,从货架上买到一台铀气漫射离心器吧。”希普韦尔指出,“起先他们也努力过,但被回绝了——文件上这么说的。自一九八五年起他们一直在采购部件,再在国内组装。他们买到了大约五百吨基础铀黄饼,其中一半来自葡萄牙。他们从西德购得了离心器的大部分技术……”

“德国已经签署了限制核弹技术扩散的所有国际公约。”巴克斯曼表示不满。

“也许是吧,我不关心政治,”科学家说,“反正他们从世界各地买来了零零星星的配件。他们需要特殊超强钢、抗腐容器、专用阀门、高温炉,加上真空泵和鼓风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技术。好多设备与技术都来自德国。”

“我就有话直说了,”辛克莱说,“我问你,萨达姆是否拥有正在运行的同位素分离离心器?”

“是的,有一个串联,已经运行了有一年左右。另一个也快要投入运行了。”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吗?”

“离心器装配工厂在一个叫塔吉的地方——这里。”科学家把一张航拍大照片传给美国人,并在照片中的一组工业建筑那里圈了一下。

“正在工作的串联,似乎是在图韦塔附近某个地方的地下,靠近已被炸掉的法国产反应堆——他们称为奥西拉克——原来的地址。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轰炸机能否找到,它肯定是在地下并有伪装。”

“那么那个新的串联呢?”

“没概念,”希普韦尔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也许在别处。”特里·马丁说,“他们曾把所有的蛋放进一只篮子,而以色列人把那只篮子炸飞了。那以后,伊拉克人一直在到处布置假目标。”

辛克莱哼了一声。

“你有多大的把握说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有原子弹?”保罗爵士问道。

“很大。”物理学家说,“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的时间还不够。造一颗基本的、可用的原子弹,需要有三十至三十五公斤纯铀-235。他们一年前才刚刚开始,假定那个运行的串联能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道旋转工序至少需要一台离心器工作十二个小时。从纯度为零到所需的百分之九十三需一千道旋转工序。还有清理、服务、维修和分类作业。即使一个串联中有一千台离心器在作业,也需要五年时间。明年再投入一个串联,可能把所需时间缩短为三年。”

“这么说,最早他也要等到一九九三年才能获得三十五公斤铀-235?”辛克莱插话。

“是的,没错。”

“最后一个问题,他得到铀以后,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拥有一颗原子弹?”

“不会很长,几个星期吧。你们知道,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同时也会研究核工程学。炸弹工程学就没那么复杂了,只要知道怎么干就行了。而贾法尔知道——他知道如何建造一颗原子弹、如何触发它。该死的,我们在哈韦尔培训了他。但关键是,从时间进度来说,萨达姆·侯赛因还没拥有足够的纯铀。顶多只有十公斤。他还差三年时间,至少。”

大家感谢了希普韦尔博士几个星期以来的分析研究工作,然后会议就解散了。

辛克莱要回大使馆去,把他记录下来的大量笔记整理成一份报告,加密后传往美国。在那里,辛克莱的报告将与美国专家们的分析作比较。这些美国专家是从桑迪亚、洛斯阿拉莫斯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抽调来的物理学家。其中,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有一个秘密部门,简称为Z部,多年来该部门受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委托,一直在监视着全球核技术的持续扩散。

虽然辛克莱不知道,但英国和美国专家组的分析是基本相同的。

特里·马丁和西蒙·巴克斯曼也一起离开会议室,在十月份和煦的阳光下漫步穿过白厅。

“松了一口气。”巴克斯曼说,“老希普韦尔相当肯定。显然美国人也完全同意。那家伙要拥有原子弹还早着呢。我们少了一个要担心的噩梦。”

他们在街角分手了,巴克斯曼越过泰晤士河去世纪大厦,马丁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朝圣马丁街和戈华街走去。

确定伊拉克有什么、可能有什么是一回事,准确地找到它在什么地方又是一回事。空中拍照一直在继续。一刻不停地在空中遨游的KH-11和KH-12人造卫星,将它们身下的伊拉克国土全都拍了下来。

十月份,另一个设备进入了太空,这是一架新型的美国侦察机——绝对机密,连美国国会都不知道。它的代号是“曙光”。它飞行在内层空间边缘,速度达八马赫,差不多每小时五千英里,靠它自身的火球(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完全超越了伊拉克雷达和截击导弹的阻截能力。曙光替换了传奇的SR-71“黑鸟”,甚至连苏联的最新技术也发现不了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年秋天,一边是“黑鸟”在退役,一边是更加老式的“老信任”还在伊拉克上空漫游。差不多已经四十岁的U-2侦察机(外号“龙女”)也仍在拍照。早在一九六〇年,加利·鲍尔斯就是驾驶U-2飞机,在西伯利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一九六二年夏天,也是U-2飞机发现了古巴的第一批苏联导弹——当时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确认了它们是进攻性而不是防御性武器,从而揭穿了赫鲁晓夫的假抗议,并播下了赫鲁晓夫最终毁灭的种子。

一九九〇年,U-2飞机已经重新配置成“倾听者”TR-1型侦察机,而不是“观察者”,虽然它仍在拍摄照片,但功能更全面了。

所有这些信息——来自教授和科学家的、分析家和译员的、追踪者和观察者的、被访者和研究者的——都构成了一张一九九〇年秋天伊拉克的图景,而且是一张可怕的图景。

来自上千个源泉的信息,最后汇集到沙特空军司令部大楼二层地下室中一个极为秘密的房间里。高级军官们就是聚在这个房间里,开会讨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进攻伊拉克计划。这个指挥中心简称为“黑洞”。

美军和英军的标靶员——从陆海空三军的列兵到将军的各级人士中抽调出来——标出了必须要炸毁的目标,最后将汇集成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空战地图。图上最终将包含七百个目标。六百个是军事目标——指挥中心、桥梁、机场、兵工厂、弹药库、导弹基地和部队集结地点。另一百个目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研究设施、装配工厂、化学实验室、储存仓库。

塔吉的气体离心器生产线被标在图上了;图韦拉建筑群某处地下的离心器串联的大致位置也列在其中。

但塔尔米亚的一家瓶装水灌装厂没列上,库拜也没列上。因为没人知道它们。

哈里·辛克莱在伦敦写具的详细报告,汇入了从美国各地和国外汇总过来的其他信息。最后,这些详细的分析报告汇编成一份合成报告,出现在国务院一个非常小、非常秘密的智囊机构那里。该机构名为政治情报及分析小组,只限于华盛顿极少数人知晓。政情组是外事分析的温室,他们提供的报告绝对不能对大众传播。实际上,这个组织只为国务卿一个人服务,当时的国务卿是詹姆斯·贝克。

两天以后,麦克·马丁躺在一个屋顶上,审视着阿巴拉克凯坦街区的景色。他与阿布福阿德的约会点就在那里。

几乎就在约定的时刻,他观察到一辆小汽车驶离国王公路,拐进了一条小街。汽车顺着街道慢慢地下行,离开从公路照射过来的明亮灯光,进入到黑暗之中。

他看到轿车停在他给阿尔卡里法的纸条所描述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朝周围看了看,确信没有其他轿车从公路上跟过来,就开始朝着小树林遮掩着的一块空地走过来。

阿布福阿德已被告知,要等半个小时。如果贝都没能露面,他们就放弃约会回家去。他们实际上等了四十分钟,然后走回汽车。两个人都感到很沮丧。

“他肯定是有事耽搁了,”阿布福阿德对他的女伴说,“也许遇到伊拉克巡逻兵。谁知道呢?反正太糟糕了。我只得重新开始。”

“你真的相信他,说明你疯了。”那女人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他们一边柔和地说着话,科威特抵抗运动领导人一边朝街道的两头看了看,以确保在他们离开期间没出现过伊拉克士兵。

“他很成功,也很聪明。他干得像一个职业人员。这都是我需要的。我想与他合作,如果他愿意的话。”

“对此我没有反对意见。”

那女人轻轻地尖叫了一声。阿布福阿德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别转身。我们这样谈谈。”说话声是从后座传过来的。科威特人从后视镜中看见了贝都因人戴着茶巾的暗淡轮廓,并闻到一股邋遢人身上散发的气味。他长长地透出了一口气。

“你真是无声无息呀,贝都。”

“没必要大声喧哗,阿布福阿德。会招来伊拉克人。我不喜欢那样,除非是我准备好了。”

“很好。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了。让我们谈谈。顺便问一声,为什么要躲进汽车里?”

阿布福阿德的牙齿在黑胡子下泛着白光。

“如果这次会面是给我设置的一个陷阱,你们回到汽车里的第一句话就会不同了。”

“我们就暴露了……”

“当然。”

“然后呢?”

“然后你就死定了。”

“明白了。”

“你的伴侣是谁?我没说过要带别人。”

“你定下的约会,我也只得相信你呀。她是一位可信赖的同事,叫阿丝拉·喀班迪。”

“好吧。你好,喀班迪小姐。你们想谈什么?”

“武器,贝都。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现代化手雷、高爆塑胶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人能开展许多行动。”

“你们的人现在到处被抓,阿布福阿德。你们的十个人被整整一连伊军步兵包围在一座房子里,秘密警察带去的,全都被枪杀了。全都是年轻人。”

阿布福阿德沉默着。这是一场大灾难。

“九个,”他终于说,“第十个人装死,后来爬出去逃走了。他受伤了,我们现在正照料着他。是他告诉我们的。”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们被出卖了。如果这人也死了,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啊,出卖。任何抵抗运动总有这种危险。那么叛徒是谁?”

“当然,我们知道是谁。我们还以为他很可靠呢。”

“那么他是有罪的了?”

“好像是那样。”

“只是好像?”

阿布福阿德叹了一口气。

“幸存者发誓说,除了他们十个,只有一个人知道那次会面和地址。但也有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泄露了,或者其中一人被跟踪了。”

“那么要考验一下这个嫌疑犯。如果他是叛徒,就要惩罚。喀班迪小姐,请你离开一会儿好吗?”

年轻女子扭头去看阿布福阿德,后者点了点头。她下车走回到树丛中。贝都向阿布福阿德详细地口述了行动的计划。

最后贝都说:“我一直要等到七点钟才离开那座房子,所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到七点半才能打电话。明白吗?”

贝都滑下汽车,消失在房子之间的黑暗巷子之中。阿布福阿德驾车驶上前,把喀班迪小姐接上了车。他们一起驾车回家去了。

贝都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在科威特解放前,阿丝拉·喀班迪被伊拉克秘密警察抓住,受到了严刑拷问、**、枪决,最后被割下头颅。她死前一个字也没吐出来过。

特里·马丁在给西蒙·巴克斯曼打电话。这几天巴克斯曼忙得不可开交,只是因为喜欢这位研究阿拉伯学问的大惊小怪的教授,他才接听了这个电话。

“我知道我现在打搅你了,可你在政府通讯总局有熟人吗?”

“有,当然有。”巴克斯曼说,“主要是阿拉伯处。我认识他们的处长。”

“你能否去一个电话,问问他愿不愿意见我?”

“哦,好的,我想可以。你有什么事?”

“是这几天从巴格达传出来的一些事。当然,我已经研究了萨达姆的所有演讲,也从电视上观看了人质和人肉盾牌的宣言,以及他们那可怕的公关企图。但我想了解一下是否还截听到其他消息,宣传部没有公开的消息。”

“嗯,那是政府通讯总局的工作,”巴克斯曼承认说,“好的,我给他打个电话。”

那天下午,按约定,特里·马丁驱车西行到了格罗斯特郡,来到政府通讯总局——与MI6局和MI5局并列的英国第三个情报机构。

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的处长是西恩·普鲁默。他的部下阿尔科利先生,曾于十一个星期之前在切尔西的一家餐厅测试了麦克·马丁的阿拉伯语水平,当然特里·马丁和普鲁默都不知道这件事。

处长同意在一天中的最忙时间会见马丁,因为他自己也是阿拉伯语专家,他听说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位年轻的学者,并很欣赏他对阿巴西德当政期的第一手研究。

“怎么样,有什么事情找我?”他们都坐下来捧上一杯薄荷茶,处长问道。马丁解释说,他感觉最近截听到的伊拉克的消息越来越少了。普鲁默的眼睛亮了起来。

“你说得对,当然。你知道,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在公用线路上原本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最近两年截听到的通话量减少了。现在,要么是整个国民改变了性格,要么是……”

“地下电缆。”马丁说。

“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人铺设了四万五千多英里的光纤通讯电缆。他们在用光缆通话。对我来说,工作难度加大了。我怎么能把巴格达天气预报、伊拉克人的洗衣清单这些东西当情报交给伦敦的密探呢?”

这是他的讲话风格,马丁明白。普鲁默的工作远不止此。

“当然,他们仍在交谈——部长们、公务员们、将军们,我们还听到过坦克指挥官在沙特边境的闲谈。但严肃的、绝密的交谈已经从空中消失了。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你要看些什么?”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特里·马丁翻阅了一系列截听材料。他在寻找某种不经意的电话、一次失口、一个错误。最后他合上了卷宗。

“你能否,”他问道,“注意一下有没有奇怪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讲不通的事?”

麦克·马丁想,也许某一天他应该写一本科威特市屋顶旅游指南。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躺在平屋顶上,审视着他身下的街区。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屋顶确实是躺着观察的好地方。

他已经在这个屋顶上躺了两天,审视着旁边的房子——他告诉阿布福阿德地址的就是这座。这是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借给他的六座房子中的一座,不过他明白以后没法再用了。

尽管自两天前他把地址告诉阿布福阿德起,直至今天晚上——十月九日,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他仍然夜以继日地观察着,靠一点点面包和水果维持着生命。

如果伊拉克士兵在九日晚上七点半之前到达,他就会知道是谁出卖了他——阿布福阿德。他看了一眼手表,七点半。按计划,那位科威特上校现在应该打电话了。

在城市的另一边,阿布福阿德确实提起了话筒。他拨了一个号码,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来接听了。

“沙拉赫吗?”

“我就是。你是谁?”

“我们从未谋面,但我听说过你做的许多好事——你是忠诚勇敢的,是我们的一员。人们叫我阿布福阿德。”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声喘息。

“我需要你的帮助,沙拉赫。我们抵抗运动能否指望你?”

“哦,是的,阿布福阿德。请告诉我有什么事?”

“不是我本人,是一位朋友。他受了伤又得了病。我知道你是一位药剂师。请你立即给他送去药品——绷带、消炎药、止痛药。你听说过贝都这个人吗?”

“是的,当然听说过。你的意思是说你认识他?”

“这没关系。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他对我们极为重要。”

“我现在马上去楼下的药店,拿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送过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

“他蛰居在舒韦克的一座房子里,动弹不得。你准备好笔和纸。”

阿布福阿德把地址报了出去。在电话的另一头,地址被记下来了。

“我马上开车过去,阿布福阿德,你可以信任我。”药剂师沙拉赫说。

“你是个好人。你会得到报偿的。”

阿布福阿德挂上了电话。贝都说过,如果没事发生,他会在黎明时来电话,届时那个药剂师的面目就会清楚了。

就在八点半不到一点点,麦克·马丁看见了第一辆卡车。它靠自身的惯性滑行着,发动机已关掉了以免发出声音。卡车过了十字路口后又往前滑行了几码距离才停下来。马丁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第二辆卡车也以同样的方式到了。从两辆车上静静地跳下二十名士兵——绿色贝雷帽。士兵们以一路纵队向前行进,领头的一名军官手里抓着一个平民。那人的白色衣袍在黑暗中闪着微光。由于所有的街道路牌都被摘掉了,伊军需要平民为他们引路。可门牌号码仍保留着。

那平民在一座房子前停下来,审视了一下门牌号,表示确定。带队的上尉匆匆与他手下的一名中士耳语了几句。中士带领十五名战士穿过一条小巷朝后面包抄过去了。

剩余的士兵跟在上尉身后。他试着推了一下小花园的铁门。门开了,那些人鱼贯而入。

在花园里,上尉能清楚地看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灯。底楼的大部分是一个车库,里面是空的。上尉试了试门把手,发觉上着锁,于是向他身后的一名士兵挥了一下手。那士兵用自动步枪朝嵌入木头的门锁发射了一排子弹,房门洞开了。

在上尉的率领下,绿色贝雷帽战士冲了进去。有些士兵进入底楼黑暗的房间;上尉和其余的士兵直接上楼扑向主卧室。

到了楼上,上尉借着灯光能看到卧室的内部,背对着房门有一把小沙发,上面露出了那条格子布茶巾。他没有开枪。秘密警察局的沙巴维上校作过明确指示:要这个人的活口。这个年轻的军官冲向前去,没有感觉到小腿碰上了一条尼龙钓鱼线。

他听到另一支人马已经从屋后闯了进来,其他人也纷纷踏上了楼梯。他看到瘫在沙发里的身体,是用一件沾满尘土的白袍包着的海绵沙发垫,而用茶巾裹着的是一只大西瓜。他的脸愤怒得变了形。他刚好还来得及向站在房门边瑟瑟发抖的药剂师发出一声怒骂。

五磅塑胶高爆炸药看上去不是很大,爆炸声也不是很响。周围的房子幸好都是用石块和混凝土建成的,只受到轻度的损坏。但士兵们站着的那座房子整个消失了。屋顶上的瓦片飞到了几百码远处。

贝都没有等在附近观看自己的杰作。他已经走过了两条街,边走边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事情。随后他听到了那声闷响,似乎是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之后是一秒钟的静寂,然后是砖瓦的破碎声。

第二天发生了三件事,全都在天黑以后。在科威特,贝都与阿布福阿德再次碰面了。这一次,科威特人单身赴会。他们会面的地点在离喜来登酒店只有两百码的一个深深的门洞里。

“你听说了吧,阿布福阿德?”

“当然了。整个城市都在传。伊军损失了二十个人,其余的受了伤,”他叹了一口气,“接下来可能会有随机的报复事件。”

“你想现在停手吗?”

“不,我们不能停。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美国人和英国人会来的。快了。”

“愿真主保佑快一点。那个沙拉赫当时也在吗?”

“他带他们去的。只有一个平民。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没有,只有他。那肯定是他了。他已经欠下了九条年轻的人命。他不会见到天堂的。”

“那么,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我不会问你是谁,从哪里来。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军官,我知道你不可能仅仅是一位来自沙漠的贝都骆驼贩子。你有炸药、枪、弹药和手雷。我们的人有这些东西也可以干出许多事情来。”

“那你的想法是?”

“带着你的装备加入我们。或者你仍然单枪匹马地干,但让我们分享你的装备。我不是威胁你,只是请求。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抵抗组织,这就是帮助的方法。”

麦克·马丁想了一会儿。经过了八个星期,他只剩下一半装备了,有些仍埋在沙漠里,有些放在他不去居住只储存东西的两栋别墅里。另外四座房子中,一座已毁,还有一座他与学生们在那会过面,也已经放弃了。他可以把他的储藏交出去,再要求利雅得夜间用飞机空投。肯定有风险,但可行,只要他发往利雅得的请求没被截取——但这一点他就无从知晓了。还有种可能是他骑上骆驼再次穿越国境,带回两驮袋新的武器。但这样风险更大——现在边境地区已布置了伊军的十六个师,比他进来时增加了两倍。

该是再次联络利雅得询问指示的时候了。同时,他会把他所有的装备几乎全都交给阿布福阿德。国境的南边还有更多装备,他得设法再去弄点过来。

“你想在哪里接收?”他问。

“我们在舒韦克港有一座仓库,相当安全。里面储存着水产品。业主是我们的人。”

“六天之内。”马丁说。

他们商定了时间和地点。阿布福阿德手下一名可靠的助手将迎候贝都,并指引他到仓库。马丁描述了他要驾驶的车辆和他要打扮的模样。

同一天晚上,但因为时差的关系在两个小时之前,特里·马丁坐在他家不远处一个安静的餐馆里,用手捻动着一杯葡萄酒。几分钟后,他等待的客人进来了。这是一位年长的男士,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和领结。客人进来后向周围巡视着。

“摩西,这边。”

以色列人挤到马丁那边去,同时热情地打着招呼。

“特里,我亲爱的小伙子,你好吗?”

“见到你我就更好了,摩西。你来伦敦我们至少要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论年纪那以色列人可以当马丁的父亲,但他们的友谊基于共同的兴趣。两人都是学术家,热衷于研究中东阿拉伯文明、文化、艺术和语言。

晚餐很好,两人的话题是关于十个世纪前中东各王国的生活方式的最新研究和点滴体会。

特里·马丁明白他必须遵守保密法,所以最近受世纪大厦指派参加的活动是不能讨论的。但在喝咖啡时,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海湾危机,谈到了那里的战争阴云。

“特里,你认为萨达姆会撤出科威特吗?”教授问道。

马丁摇摇头:“不,他不会,除非满足他的要求他才会撤。一旦战争打响,他会失败的。”

哈德利叹了一口气。

“那么多的浪费,”他说,“我的一生,见到太多的浪费。所有那些钱财,足够把中东地区建成人间天堂;所有那些才智,所有那些年轻的生命……都为了什么呢?特里,如果战争打响,英国人是否会和美国人并肩战斗?”

“当然会了。我们已经派出了第七装甲旅,我相信第四装甲旅也会随之出征。那可以组成一个师呢。还有战斗机和军舰。别担心。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不但可能按兵不动,而且恐怕必须这样做。”

“是的,我知道,”以色列人阴郁地说,“但许多年轻人将会死去。”

马丁向前靠过去,拍拍他朋友的手臂。

“我说,摩西,这个人必须被阻挡住,或迟或早。以色列比所有其他国家更急需了解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称出他的分量了。”

“但我们已经在提供协助了。我们也许是他的主要目标呢。”

“是的。”马丁说,“在选取攻击目标时,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可靠的现场情报。我们现在在巴格达没有最高级情报来源。英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甚至连你们也没有。”

二十分钟后晚餐结束了,特里·马丁送哈德利教授坐上出租车,目送他回宾馆去了。

同一天晚上半夜时分,根据哈桑·拉曼尼在巴格达发出的命令,伊拉克反间谍局在科威特建立了三座三角探查站。

这些探测站的无线电碟盘能追踪无线电波发射的源头,并能确定其罗盘方位。三台中的一台是固定探查站,安装在科威特市南郊阿尔迪亚区的一座高楼屋顶上,碟形天线朝向沙漠。

另两台是流动站,用的是大客车,碟形天线安装在车顶,用内置发电机提供电力。车内是黑暗的,这样操作员坐在控制台前比较方便看到要寻找的那台发报机。他们获悉,该发报机极有可能在市区与沙漠之间的某个地方发报。

在卡利德·阿尔卡里法驾驶天鹰战斗机起飞的艾哈马迪机场,一架苏制米-24“雄鹿”武装直升机二十四小时待命。雄鹿的机组人员来自特种部队——拉曼尼说服特种部队司令员抽调他们过来。无线电追踪人员来自拉曼尼自己的反间谍机构,是从巴格达派过来的,也是他最精干的人员。

哈德利教授一夜没睡着觉。特里告诉他的某件事使他辗转难眠。他自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诚的以色列人,他父母在世纪之交时与本-耶胡达和本-古里安一起,从伊比利亚半岛移民到以色列。他自己出生在雅法,当时那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一个繁忙港口,他在孩提时就学会了阿拉伯语。

他养育了两个儿子,看见其中一个死在黎巴嫩南方的一次悲惨的伏击战中。他现在是有五个孙儿孙女的爷爷。谁会说他不爱自己的国家?

但有件事不对头。如果战争来临,许多年轻人会死去,不管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都会像他的儿子泽埃夫那样死去。难道科比·德洛尔要执迷于他的小国沙文主义,要报复英美人吗?

他早早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结完账,预约了一辆去机场的出租车。在离开旅馆前,他在大厅的一排电话亭旁边徘徊了一阵子,然后他改变了主意。

在赴机场的半路上,他让司机离开M4号公路去找一个电话亭。尽管司机抱怨这很麻烦,还要多花时间,但还是照办了,最后在切斯威克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哈德利运气较好。特里的室友希拉里在贝斯沃特接听了电话。

“等一等,”他说,“特里刚刚走到门口。”

特里·马丁回来接了电话。

“我是摩西。特里,我时间不多,告诉你们的人,摩萨德在巴格达内部有一个高级情报源头。让他们去问问耶利哥现在怎样了。再见,朋友。”

“请等一下,摩西。你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要紧。你从来没听我说过。再见。”

电话挂断了。在切斯威克,年长的以色列学者又上了出租车继续赶往希斯罗机场。他对自己干下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战栗不止。当然他肯定不会告诉特里·马丁,是他——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起草了给巴格达的耶利哥的第一封回信。

刚过十点,特里·马丁打电话过去时,西蒙·巴克斯曼正坐在世纪大厦的办公桌前。

“太晚了。事情很急,西蒙。”

巴克斯曼叹了一口气。毫无疑问,这位温顺的学术家肯定是从伊拉克的广播中听到了某条短语的新译解,而这个发现可能会改变生活的意义。

“可是中饭肯定不行。局里有个重要的会议。我说,去喝一杯吧,到‘墙洞’去。那是滑铁卢桥下面的一个酒馆,离这里很近。十二点钟?我可以挤出半个小时,特里。”

“绰绰有余了。再见。”马丁说。

刚过正午,他们已经坐在墙洞里喝啤酒了。酒馆的上方,南区的火车隆隆响着驶往肯特、苏塞克斯和汉普郡。马丁把上午听到的消息说出来了,但没说出消息的来源。

“不得了。”巴克斯曼耳语着说——旁边桌子有人。“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说。”

“唉,你一定得说。”

“你要考虑他的处境。我已经答应他了。反正他是一名资深学者。就这些。”

巴克斯曼沉思着。一个学者,而且与特里·马丁熟悉。肯定也是一名阿拉伯学专家,有可能曾经替摩萨德干过什么任务。不管怎么说,这条消息要马上去向世纪大厦汇报,不能耽搁。他向马丁道了谢,离开酒馆,匆匆返回世纪大厦去了。

由于要参加中午的会议,史蒂夫·莱恩没有离开大楼。巴克斯曼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了他。莱恩带着这条消息直接去找局长了。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柯林爵士听了汇报后说,科比·德洛尔将军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他中饭也不想吃了,叫人给他送了点食物上来,就回到了顶楼办公室。在那里,他用绝密线路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法官打了一个电话。

这时候华盛顿才八点半,但法官每天黎明时就起床了,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他就消息的来源问了英国同行几个问题,没能得到答案,很不满地咕哝了一声,但他同意这件事不能耽搁。

韦伯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副局长一听就光火了,然后他与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一起开会研究了半个小时。巴伯更是怒火万丈,因为当初就是他本人坐在赫兹利亚郊外山丘上的房间里面对着德洛尔将军,显然,对方向他说谎了。

他们两人研究出下一步的方案,然后去找局长。

下午,威廉·韦伯斯特局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起开了一个会,后者带着这件事去见布什总统。韦伯斯特提出的意见被批准了。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立即提供了合作。那天晚上,国务院的一份特急请求传到了特拉维夫,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收件人以色列副外长的办公桌上了,由于时差关系,只相隔三个小时。

两天后,十月十四日,他抵达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他对美国国务院紧急邀请他飞到华盛顿商讨要事颇感迷惘。

他先会见了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博格,讨论的无非是八月二日以后中东总体形势。他感到更加迷惘了。到会议结束时,他已经彻底沮丧了,接下来就是坐半夜起飞的红眼航班返回以色列。

就在他要离开国务院时,一名助手把一张贵重的精制卡片交给了他。卡片上印有一枚个人标记,写字人用优雅的笔迹邀请他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一定要到他家作短暂的访问,以商讨“关系到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紧急事宜。

他认得这个签名,知道这人是谁,也清楚写字的那只手里掌握着多大的财富和权力。写字人的豪华轿车就停在门口。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作出了决定。他请秘书返回使馆收拾好两人的行李,两个小时后到乔治城的一座房子与他会合,从那里他们将一起赶赴杜勒斯机场。然后他上了那辆豪华轿车。

他以前从没去过那座房子,但他可以想象它肯定很漂亮——离乔治城大学校园不到三百码,位于M街上。他被引入一间细工嵌板装饰的书房,里面藏着不少珍本图书。几分钟后,主人进来了,一边踏着喀山地毯,一边伸出手表示欢迎。

“我亲爱的比比,你能花时间过来真是太好了。”

索尔·内桑森既是银行家也是金融家,这两种职业使他成为巨富,但是他的真正财富大都隐藏着没有显露出来。他本人的文化修养很高,挂在墙上的范戴克斯和布罗格尔斯的名画不是赝品。此外他对慈善业的捐献——包括对以色列的捐献是传奇性的。

他比以色列副外长年纪稍长,也是举止优雅、满头银发,但与外交官不同的是,他身穿由伦敦萨维尔罗定做的西服,而他的真丝衬衣来自苏尔卡。

他把客人引到壁炉旁的真皮沙发前,一名英国男管家用银盘子端着一瓶葡萄酒和两只玻璃杯走进来。

“我们谈话时你也许喜欢喝点东西吧,朋友。”

男管家把红葡萄酒倒进两只玻璃杯,以色列人啜了一口。内桑森扬起眉毛表示询问。

“味道好极了。”内塔尼亚胡说。六一年份莫顿堡葡萄酒是难得的珍品,不应该大口喝。男管家把酒瓶放在他们伸手能拿到的地方后就离开了。

“要打仗了,你知道的。”他忧郁地说。

“对此我没有疑问。”内塔尼亚胡表示同意。

“在战争结束之前,许多美国年轻人很可能会死去。很优秀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不应该死。我们必须尽可能降低伤亡数量。怎么样,再来点葡萄酒吗?”

“不要了。”

这个人到底想说什么?以色列副外长真的糊涂了。

“萨达姆,”内桑森凝视着壁炉炉火说,“是一个狂人。他必须被制止。也许他对以色列比对任何邻国都更危险。”

“这话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但我们炸掉他的核反应堆后,美国谴责了我们。”

内桑森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屑一顾。

“那当然是一派胡言,都是为了支撑门面装样子的。我们双方都知道,而且我们相互有默契。我的一个儿子已经开赴海湾了。”

“哦,我不知道。愿他平安归来。”

内桑森很受感动。

“谢谢你,比比,谢谢你。我也每天在这样祈祷。这是我的长子,也是我的独子。我只是感觉到……在这个时刻……我们之间必须真诚合作。”

“完全同意。”以色列人的心中涌上了坏消息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

“要把伤亡人数降下来,你明白。这就是我要请你帮忙的原因,比比,尽量降低伤亡人数。我们是站在一起的,难道不是吗?我是美国人和犹太人。”

他使用词语的优先顺序似乎意味深长。

“我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内塔尼亚胡喃喃地说。他也有自己的优先顺序。金融家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不安。

“对极了。但由于你在这里受过教育,你应该明白……嗯,这话我应该怎么说呢?……美国人有时候是很容易动感情的。我能不能直说?”

终于松了一口气,以色列人想道。

“如果你们能做某件事,使伤亡人数下降一些,哪怕只下降一点点,我和我的同胞将永远感激作出贡献的人。”

另一半意思留着没说出来,但内塔尼亚胡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他不会不理解。如果当为而不为或不当为而为之,致使伤亡人数增加,那么美国是很记仇的,美国的报复也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你要我干什么?”他问道。

索尔·内桑森品了一口葡萄酒,眼睛盯着壁炉里闪动的火焰。

“看起来,在巴格达有一个人,他的代号叫耶利哥……”

他讲完这事,心事重重的副外长就匆匆奔赴杜勒斯机场去赶回家的航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