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从巴格达北部的长途汽车站，到曼苏尔区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住宅，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但马丁喜欢走这段路。
其一，他已经坐了两次长途汽车，从鲁特巴到首都的行程有二百四十英里，而且不是豪华大客车；其二，步行可以让他再次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自从他十三岁登上赴伦敦的客机，他已经二十四年没见过这个城市了。
巴格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记忆中的这个城市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貌，市区范围要比现在小得多，房屋主要聚集在里萨法的底格里斯河西北岸，沙克奥马区和沙顿区，以及卡奇的河流两岸的阿拉姆区。这里的市区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市区的大街小巷、农贸市场、清真寺和清真寺尖塔，无不使人们想起他们对真主的崇敬。
二十年来，石油收益给巴格达带来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过去的开阔地上建起了一座座上下行立交桥和高速公路立交桥。小汽车的数量大量增加了，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插夜空。
当他走过长长的拉比亚街，到达曼苏尔时，他差一点没认出来。他回忆起曼苏尔俱乐部周围的大片空地，以前，他父亲会带全家去俱乐部过周末。曼苏尔仍然是上流社会聚居的郊区，但空地上已经建满了住宅，供达官贵人居住。
他经过了哈特利先生的老预科学校，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学，下课时曾与他的小朋友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玩耍，但在黑暗中他没能认出那条街道。
他知道哈桑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但巴德里医生的两个儿子，他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年没听到音讯了。那个小弟弟奥斯曼喜欢数学，不知是否当上了工程师？他不得而知。还有阿卜德尔卡里姆，曾经获得过英语诗歌朗诵大奖，他是否成了诗人或作家？
如果马丁以特空团的方式行军，即用脚跟和脚尖行走，大幅摇摆肩膀协助双腿的运动，那他只要用一半的时间就可走完这段路程了。但他提醒自己，像科威特的两名工程师那样，“你们也许可以穿得像阿拉伯人，但你们走路仍像英国人”。
而且他脚上的鞋子不是行军靴，只不过是绳底的帆布凉鞋，是贫穷的伊拉克下等人穿的鞋子，所以他弓着背，低着头，拖着脚步向前行走。
在利雅得，他看过了最新的巴格达市区地图，以及许多从高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放大了许多倍，用放大镜观察的话，还能看到围墙后面的花园，分辨出有财有势的人的泳池和豪车。
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他向左转弯进入了约旦街，经过雅穆克就朝右拐，进入了苏联外交官住所外的林荫道。
六十年代时，在卡赛姆及其部下将军们的统治下，苏联在巴格达占据了有利的地盘，一边假装拥护阿拉伯的国家主义(因为它看上去是反西方的)，一边努力想把阿拉伯世界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那些年月里，苏联使馆在大院外面购买了好几处住宅区，因为使馆大院已经容不下日益膨胀的工作人员了。伊拉克许诺，这些住宅及其地皮也被视作苏联领土对待。这个特权甚至连萨达姆·侯赛因也从来没废除，到八十年代中期，对苏联的优待更甚，因为萨达姆的主要武器都来自莫斯科，而且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培训了他的空军和装甲兵，并为他们配置了苏联装备。
马丁找到了那座别墅，门边的一块小铜匾表明，这确实是苏联使馆的一处住宅。他拉了一下大门旁的一条铁链，然后等着。
过了几分钟，大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服务员制服、理着平头、身材粗壮的苏联人。
“谁？”他说。
马丁用阿拉伯语答话，他说话带着呜咽声，明显是下等人对上等人说话时候的哀求语气。俄罗斯人皱了皱眉头，他拿上那张身份证，用阿拉伯语说了声“等着”就关上了大门。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招呼这个满身尘土的伊拉克人穿过大门进入前厅。他领着马丁走向通往别墅主门的台阶。走到台阶底下时，门口出来一个人。
“行了。我来处理这事。”他用俄语说。那个男管家怒目盯了阿拉伯人最后一眼，走回屋里去了。
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尤里·库利科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职业外交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大为光火，但也不得不服从。显然刚才他正在吃晚饭，此刻他手里抓着一块餐巾，边下台阶边擦嘴。
“这么说，现在你来了。”他用俄语说，“你听着，如果我们必须玩这个游戏的话，那么就玩吧。可我本人与这个毫无关系。明白吗？”
马丁不会讲俄语，他无助地耸耸肩用阿拉伯语说：“请您用阿拉伯语说好吗？”
库利科夫听到语言的转换，似乎态度一变。马丁突然明白了：这位苏联外交官真的以为这个不受欢迎的新职员是一位俄罗斯同胞，是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硬塞给他的一名克格勃特务，真是太讽刺了。
“噢，好吧，你想用阿拉伯语谈话也行。”外交官试探性地说。他也学过阿拉伯语，但说起来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如果有什么把柄被这个克格勃特务抓住，那他真的是倒了大霉。
于是他用阿拉伯语继续说下去。
“身份证还给你。这是我奉命为你准备的一封证明信。好了，你住到花园尽头的那座棚屋里去，保持干净，按厨师的吩咐去购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如果你被抓住，我什么也不知道，只不过是发善心收留了你。现在，去忙你的事情吧，把那些讨厌的母鸡处理掉。我可不想让鸡鸭弄脏我的花园。”
有点风险，当外交官转身去继续吃中断了的晚餐时，他痛苦地想道。万一这个笨蛋因为搞鬼而被抓住，那么秘密警察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特务是苏联人，到时候说这人是偶然成为一等秘书的私人职员的，与在底格里斯河上举办溜冰晚会一样站不住脚。尤里·库利科夫私下里对莫斯科很有意见。
麦克·马丁发现他的居所紧挨着花园后墙，花园有四分之一英亩大，花匠房子是一间平房，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一边的墙上有一排钩子，房间一角有一只嵌在架子里的洗脸盆。
再观察一番后，发现屋子附近有一个便池，花园墙上有一只冷水龙头。显然，只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想必伙食是由别墅后部的厨房提供。他叹了一口气。利雅得郊外的那座房子现在显得如此遥远。
他找到了一些蜡烛和几盒火柴。在昏黄的烛光下，他把毯子挂在了窗户上，就开始用折叠小刀在粗糙的地砖上工作。他在水泥缝里扒了一个小时，揭起了四块地砖，又用在附近工具棚里找来的一把泥刀挖掘了一个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穴。然后他把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录音机和卫星天线放进去，埋好，用唾沫混合了一些泥土，填入地砖之间的隙缝，将挖掘的痕迹都消除干净。
午夜前，他用小刀割去鸡篮的假篮底，让粪土沉到真正的篮底，这样那四英寸的夹层就彻底消失了。当他工作时，母鸡在地上到处扒食，希望能找到并不存在的谷粒，结果只找到几只臭虫，吃掉了。
马丁吃完了最后的一点橄榄和奶酪，把剩余的面包碎片让他的旅伴分享了，还从外面的水龙头里为它们端来了一碗水。
母鸡们回到笼子里，它们即便能发觉它们的家比原先深了四英寸，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一整天够累的了，它们很快就睡着了。
最后，在黑暗中，马丁朝库利科夫的玫瑰花丛撒了一泡尿，吹灭蜡烛，把毯子往身上一裹，也像他的旅伴一样睡着了。
他的生物钟使他在凌晨四点钟醒了。他从塑料袋里取出发报设备，给利雅得录制了一条简单的信息，用二百倍速度快录下来，把录音机接到发报机上，并架起了卫星天线。天线竖起后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方向对着敞开的房门。
利雅得上空仍是漆黑一片，这时候架在秘情局驻地屋顶上一个类似的卫星天线，接收到了这个一秒钟的信号，并把它反馈给了通讯室。约定发报的时限是凌晨四点半至五点，因此值班人员没有睡觉。
两盘旋转的磁带录下了来自巴格达的这个噼啪声，一只指示灯开始闪烁，提醒值班的电信工程师。他们把信息放慢了两百倍，耳机里传来了清晰的说话声。一名技术人员用速写把信息记录下来，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后起身离开了房间。
五点十五分，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被推醒了。
“是黑熊，先生。他已经进去了。”
格雷激动地读着电报，然后就去唤醒西蒙·巴克斯曼。这位伊拉克科科长延长了在利雅得的逗留期，他在伦敦的工作已由他的部下接管了。他从**坐起来看电报，睡意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好的，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当他试图去唤醒耶利哥时，”格雷说，“可能会有问题。”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摩萨德在巴格达的间谍渠道已经关闭了整整三个月。他也许已经暴露了或被抓住了，或干脆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有可能被调到外地去了，尤其假如他是一名将军，现在很可能在科威特统领部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巴克斯曼站起身来。
“最好告诉伦敦。能来点咖啡吗？”
“我让服务员去准备。”格雷说。
早上五点半，麦克·马丁正在给花床浇水，这时候房子里开始有了动静。这里的厨师——一个胸部丰满的俄罗斯妇女从窗口看见了他，趁着锅里的水还很热，她把他叫到了厨房窗户前。
“卡克-马齐瓦埃茨？”她问道。接着想了一会儿，用阿拉伯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默得。”马丁说。
“好，喝杯咖啡吧，马哈默得。”
马丁点了好几次头欣喜地接受了，口中喃喃说着“谢谢”，用双手接过了滚烫的杯子。他并不是假客气。这确是一杯真正可口的咖啡，也是自他在国境线沙特那边喝茶以后的第一杯热饮料。
七点钟开早饭，有一碗小扁豆，还有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看起来这个厨师和昨天晚上的那位管家是一对夫妇，这两人照顾着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的生活。而库利科夫好像是单身一人。到上午八点，马丁看见了司机。司机是一个伊拉克人，能说一点俄语，这样能把简单的话翻译给俄罗斯人。
马丁决定不去与司机套近乎。那人也许是秘密警察或者甚至是拉曼尼的反间局安插进来的。结果这不成问题。间谍也好，不是间谍也好，反正司机是一个势利鬼，对新来的花匠根本不屑一顾。但司机还是同意去对厨师解释说马丁要离开一会儿，因为雇主命令他去把鸡扔掉。
到了街上后，马丁朝汽车站方向走去，在半路上的一块废弃地上，他把鸡放掉了。
如同许多阿拉伯城市一样，巴格达的长途汽车站不单单是一个旅客上车去外地的地方，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汇集的人声鼎沸的场所，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买卖商品。沿着南墙是一个跳蚤市场。在那里，马丁经过讨价还价买了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车子骑上去会发出吱吱的叫声，但加了油以后好多了。
他知道他不能用小汽车，即使是一辆摩托车，对一个谦卑的花匠来说也是太奢侈了。他回想起，父亲的管家蹬着自行车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买来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根据他的见闻，劳动人民使用自行车是绝对正常的。
马丁用折叠小刀稍微鼓捣了一下，把鸡笼的上部锯掉，改成一只开顶方筐，接着他用市场上买来的汽车风扇三角皮带撕成的橡胶条，把篮筐紧紧绑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上。
他骑上车又去了市中心，在舒尔贾街上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买来了四种不同颜色的粉笔。这条街位于迦勒底，正对圣约瑟夫天主教堂，当地基督徒们礼拜天常去做礼拜。
他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这个纳萨拉区，即基督徒区，以及舒尔贾街和班克街，有许多违章停放的车辆，外国人在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商店里进进出出。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底格里斯河上只有三座桥：北边的铁路桥、中间的新桥和南边的费萨尔国王桥。现在有了九座桥。空袭开始后的四天之内，这些桥梁全都会消失，因为利雅得的“黑洞”已经把它们定为要打击、炸毁的目标。但在十一月的第一周，车流和人流正在络绎不绝地通过这些桥梁。
他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市内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他们从街角上和停放的轿车里向外观察着。有两次他看到外国人被拦住，被要求出示证件，还有两次伊拉克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检查。对此，外国人的表现是克制怒火，而伊拉克人则面露惊恐。
表面上，城市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巴格达市民与他记忆中一样活泼幽默，但他头脑中的警戒天线告诉他，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由暴君制造出来的恐怖之河正暗流汹涌。
那天上午只有一次，他觉察到伊拉克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当时他在河对岸卡士拉的水果蔬菜市场，与一个老年摊贩就一些新鲜水果在讨价还价。如果苏联人只给他吃扁豆和面包，那么他至少还可以添加一些水果来对抗过于单调的食谱。
附近，四名秘密警察对一个青年进行了粗暴的搜身，然后才放他走。卖水果的老头清了清嗓子，朝尘土里吐了一口痰，差一点吐到他自己的一根茄子上。
“总有一天‘贝尼纳吉’会来收拾这些邪恶行径。”他咕哝着说。
“当心点，老头，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马丁轻声说道，一边用手去试探桃子的成熟程度。老头盯着他。
“你从哪里来，兄弟？”
“很远。比巴吉还要远的北方一个村子。”
“回到那里去吧，听老头子一言。我见得多了。‘贝尼纳吉’会从天上来的，还有‘贝尼卡尔布’。”
他又吐了一口痰，这次他的茄子就没那么幸运了。马丁买了桃子和柠檬后就骑车离开了。中午时分他回到了苏联一等秘书的家。库利科夫早就去使馆上班了，他的司机当然也随他去了那里。这样，马丁虽然遭到了厨师的训斥，一大串俄语，但他耸耸肩去花园里干活了。
他对卖水果老头的话产生了兴趣。看起来有些人已经预见自己的国家会遭到入侵，而且不持反对态度。“收拾这些邪恶行径”这话肯定可以适用于秘密警察，由此推断还可能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
在巴格达坊间，英国人被称为“贝尼纳吉”。纳吉到底是谁，由于时代的久远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大家相信他是一位聪明的圣人。帝国时代，驻守边疆地区的年轻英国军官们常去看望他，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充满智慧的故事。他把他们当儿子般地对待，虽然他们是基督徒，即异教徒。于是人们称英国人为“贝尼纳吉”，即纳吉的儿子。
美国人被称为“贝尼卡尔布”。卡尔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狗，而狗在阿拉伯文化中并不是一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动物。
银行界的沙燕提供的那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报告，至少让约书亚特工队队长吉迪·巴齐莱得到一丝安慰：报告向他指明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方向。
第一件要办的事是查明，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这三名副总裁，是谁在操办伊拉克叛徒耶利哥的账户。
最快捷的途径是打一个电话去问，但根据那份报告判断，巴齐莱确信在公用线路上他们谁也不会吐露任何情况。
他从维也纳使馆摩萨德情报站的地下室里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请求。特拉维夫总部的专家们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他要的东西。
这是一封信，信纸上的抬头是英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银行之一——伦敦的科茨银行。信件的内容是伪造的。
信封上和信上都没写收信人名字，只简单地以“亲爱的先生”开始。信末的签名则完美临摹了科茨银行海外部一名高级职员的亲笔签名。
信件的内容简单扼要。科茨的一位重要客户，不久将要把一大笔款项转到温克勒银行一位客户的编号账户上，账号为某某。科茨的客户现在已经通知他们说，由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把账款转过来会耽搁几天时间。万一温克勒的这位客户询问为什么还没转过来，如果温克勒能向他解释说账款已经汇出了，决不会无故拖延一分钟，科茨将会十分感激。最后，对于这份公函，科茨希望能收到一封回函。
巴齐莱算计，银行都愿意吸收进来的款项，而且只有极少数像温克勒那样老成持重的银行，才会用信件答复科茨银行。他算计对了。
来自特拉维夫的科茨银行信封与里面的信纸相对应，而且盖着英国的邮戳，怎么看都是两天前从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邮局投寄的。信封上的收信人名称只写着“温克勒银行国外客户部主任”。当然，温克勒银行里是没有这个职务的，因为该项工作由三名副总裁分担。
半夜，那封信投出去了，偷偷地塞进了维也纳温克勒银行的邮件投递孔内。
耶里德监视组已经对那家银行观察了一个星期，拍摄了其日常情况，开门关门时间，邮件到达时间，信使出去送信的情况，一楼门厅内女接待员坐的位置，以及她对面的保安员的位置。
温克勒银行的办公楼不是一座新楼。巴尔加塞，实际上整个法兰齐斯卡纳广场的街区都是老市区。银行的楼房以前肯定属于维也纳的一户富商，房子结实坚固，厚实笨重的木门上钉着一块铜匾。耶里德小组已经装作是住在那里的租户，对广场上同类布局的房子进行了踏勘，该楼房只有五层，每层约有六间办公室。
在观察中，耶里德组已经注意到每天下午下班之前，送出去的邮件都投进广场上的一只邮筒。投信是门卫——也就是保安的日常工作，每天送完信后，他回到楼内打开门，让下班的职员走出去。最后他让值夜班的人进来，自己才下班回家。值夜人则把自己关在里面，在那扇门后面乒乒乓乓地插上好多木杠。
在把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投入温克勒银行之前，内维奥特技术组组长去检查过了法兰齐斯卡纳广场上的那个邮筒，并轻蔑地哼了一声。这根本算不得是一项挑战。特工组里有一人是撬锁专家，他只用了三分钟时间就把邮筒开启又关上。根据他第一次开关邮筒所观察到的情况，他能够制成一把钥匙，而且他马上制作出来了。经过两次微小的修整，这把钥匙与邮递员手中的钥匙一样能轻松地打开邮箱。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出，银行向外投递的邮件，总是赶在下午六点邮车到那个邮筒收邮件之前的二十至三十分钟内投寄。
科茨信件投进温克勒银行邮件孔的那天，耶里德特工组与撬锁专家一起工作。那天傍晚，银行保安把信件投进邮筒走回银行后，撬锁高手已经把邮筒门打开了。温克勒银行寄出去的二十二封信在最上面。只用了三十秒钟，特工们就把写给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抽出，把其他信件放回，并关上邮筒。
耶里德小组的所有五名特工都布置在广场里望风，以免万一有人来干涉“邮递员”的工作。那“邮递员”的制服是匆匆忙忙从一家旧衣商店买来的，与维也纳邮局工作人员的正式制服极为相似。
善良的维也纳市民绝对想不到会有中东特工撬开神圣的邮筒这种事。当时广场上只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注意，看似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在忙于自己的本分工作。二十分钟后，真正的邮递员来取信了，但那时候原先的过路人已经走了，新路过的人一样毫不在意。
巴齐莱拆开温克勒给科茨的复信，发现这是一份简单、客气的确认函，是用语句还算通顺的英语写的，信末是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签名。摩萨德特工队长现在确切知道了是谁在操办耶利哥的账户。剩余的工作无非是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或者渗透他。巴齐莱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系列麻烦才刚刚开始。
当麦克·马丁离开曼苏尔的花园别墅时，天早已黑下来了。他不想走前面的主门打扰苏联人；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边门，他已经有了门锁的钥匙。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外面的巷子里，返身锁上门，骑上了自行车。
他知道他要工作一个长夜。智利外交官蒙卡达撤出来后向摩萨德特工汇报时，曾十分准确地描述过他给耶利哥信息的三只死信箱具体在什么位置，以及在什么地方打粉笔记号以提醒隐身的耶利哥有信息等着他。马丁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时使用全部三只邮筒，里面均放上一份相同的信息。
他把信息用阿拉伯语写在半透明的航空信纸上，把每张纸折成小方块后包在玻璃纸里面，再把玻璃纸袋用胶带贴在大腿内侧。粉笔则放在衣袍侧面的口袋里。
第一个邮筒在河对岸里萨法的阿尔瓦齐亚公墓地。根据童年时代的记忆，以及在利雅得时对照片的长时间研究，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地点。但在黑暗中要找到那块松动的砖头是另一码事。
他花了十分钟时间，用指尖在黑暗的墓地墙壁上摸索，最终找到了那块砖头。它确实在蒙卡达描述的那个位置。他把砖头抽出来，放进一包玻璃纸，又把砖头插进原处。
第二个邮筒在一处破败的旧墙上，靠近阿达米亚那座已经毁坏了的城堡，那地方有一个水池，是古代护城河的唯一遗留部分。离城堡不远处是阿拉达姆伊玛目圣地。两者中间是一道墙，与城堡本身一样古老，已经风化了。马丁找到了那道墙壁，以及靠墙生长的那棵孤零零的树。他走到树后，从墙顶往下数十块砖。第十块砖头像颗不牢的牙齿一样能用手摇动。他把第二个小信封放了进去，砖头回归原处。马丁扫视了一下周围，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但四周静悄悄的；没人会在天黑后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另一个墓地。但这一次是一个英国人墓地，已是长久荒弃，在瓦齐拉亚，靠近土耳其使馆。与科威特的那个联络点一样，它也是一处墓穴，但不是大理石墓碑下面的洞穴；而是在一片废弃场地尽头的一个石罐里面，石罐用水泥固定在原本的墓石处。
“不要紧。”马丁喃喃地向埋在下面的早已死去的不知哪一位帝国勇士说，“继续干下去。你干得很好。”
蒙卡达工作的联合国办公楼就在马塔沙丹机场道路沿线几英里处，他很聪明地把粉笔标记处选在宽敞的曼苏尔区的道路旁，这样，驾车经过时即可看到它们。规则是不管是谁——蒙卡达或耶利哥——看见粉笔记号后，要注意它指的是哪一个邮筒，然后用湿布把它擦去。做记号者在第二天或此后经过时，会看到记号已经不见了，由此知道他的信息对方已经收到了。
用这种方式，两名间谍互相通信长达两年之久而从未碰过面。
与蒙卡达不同，马丁没有汽车，所以整段路程他都是骑车走完的。他的第一个记号，写成X形的圣安德鲁十字架，用蓝粉笔写在一处废弃楼房大门石柱上。
第二个记号用的是白粉笔，做在雅尔穆克一栋房子后面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上，是一个洛林十字架。第三个用红粉笔，记号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月牙，中间加了一笔水平的横杠，画在穆塔纳比区边缘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大楼的院墙上。伊拉克记者并不到处调查采访，因此他们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恐怕不会成为头条新闻。
尽管蒙卡达说过有可能要回来，但马丁不知道耶利哥是否仍在市里巡视，是否会透过车窗审视墙上有没有粉笔记号。马丁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是每天检查和等待。
十一月七日那天，他注意到白粉笔记号不见了。难道车库门的主人决定擦去铁门上的锈迹？
马丁继续骑车行进。那座楼房门柱上的蓝色记号消失了，记者联合会墙上的红记号也同样。
那天晚上他去察看了耶利哥给管理员的三只特定死信箱。
在沙顿街旁卡士拉蔬菜市场后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马丁找到了折成小方块的一张薄纸。在舒哈达桥附近河北岸有一个破败的街区，那里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废弃的房子，这座房子松动的石头窗台下是第二个邮筒，里面也放着一张同样的纸条。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阿布纳华斯街旁边一个废弃院子里的一块松动的地坪石下，那里也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
马丁用胶带把这些纸条贴在左大腿上，骑车回到了曼苏尔的家。
在摇曳的烛光下，他读完了这些纸条。内容是相同的：耶利哥仍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他愿意再次为西方工作，而且他明白现在他的主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但是现在风险大大增加了，因此他的报酬也要相应增加。他等待对方确认这一点，以及要提供什么情报的指示。
马丁烧掉了所有三张纸条，把余烬捣成粉末。这两个问题他都知道如何答复。兰利准备慷慨解囊，真的很慷慨，如果产品质量上乘的话。至于需要的情报，马丁已经记住了一长串问题，内容包括萨达姆的情绪，他的战略方针，主要指挥中心的位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基地等。
黎明之前他发电报通知利雅得，耶利哥回到游戏中来了。
十一月十日特里·马丁博士才回到了亚非学院他那间小小的、凌乱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秘书在写字板上方方正正地放着一张纸条：“一位名叫普鲁默的先生来过电话，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还说他有你想要了解的情况。”
由于秋季学期已全面开学，且又有那么多新生的事务要处理，特里·马丁差不多已经忘记了他对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处长提出的请求。
当马丁去电话时，普鲁默出去吃中饭了。下午马丁一直上课上到四点钟。五点钟他回家之前才联系上在格罗斯特上班的普鲁默先生。
“哦，是的，”普鲁默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要求我们注意有没有奇怪的、讲不通的事？昨天我们在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录下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听一听。”
“在伦敦吗？”马丁问。
“哦，不，恐怕不行。对话当然录在磁带上了，但恐怕要用大录音机来听，小录音机听不清楚。我们这里有放大设备。声音好像很压抑，很低沉，所以连我们的阿拉伯职员也没能破译出来。”
周末之前两个人都没有空。马丁同意星期天驾车去格罗斯特，普鲁默提出要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家小巧优雅的酒馆里请他吃中饭。
两人都穿着穿花呢西服，坐在明亮的饭店里，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好奇。他们各自点了当天的特色菜，星期日烤鱼、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我们不知道是谁跟谁谈话，”普鲁默说，“但显然都是高级官员。由于某种原因，发话人是在使用公用电话线，而且应该是访问了科威特前线指挥部后刚刚回来。也许他用的是车载电话。我们知道他们没用军用线路，所以很可能受话人不是军人。或许是一名文官。”
牛肉端上来了，他们停止了交谈。女服务员离开他们的角落卡座后，普鲁默继续往下说。
“发话人似乎是在评价伊拉克空军的报告。报告提到美英的战斗机越来越频繁地在伊拉克的国境线上巡逻，然后，在最后的时刻话题突然改变了。”
马丁点点头。他听说过这种战术，其用意在于通过侵犯伊拉克的领空以监视其防空武器的反应，迫使它们打开雷达屏幕和萨姆导弹的瞄准器，从而暴露出它们的确切位置。
“发话人谈到了贝尼卡尔布，即‘狗的儿子’，意指美国人，而受话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伊拉克不应该对这种战术作出反应，因为这是诱使他们暴露防空火器方位。
“然后发话人说了些我们无法破解的话。此处有些干扰，像是静电干扰之类。我们可以增强通话信号排除干扰，但在这里发话人压低了声音。
“无论如何，受话人恼怒了，让他闭嘴并结束通话，愤怒地扔下了话筒。我们相信这个受话人是在巴格达，我要让你听的是最后的两句话。”
中饭后，普鲁默驱车把马丁带到了监听楼。政府通讯总局每周七天运转，周末像平时一样有人在上班。在一间像是录音棚一样的隔音房间里，普鲁默让一位技术人员播放那盘神秘的录音带。当来自伊拉克的那个喉音浓重的声音充满房间时，他们静静地听着。
谈话的开始与普鲁默所描述的一致。最后，伊拉克的发话人似乎激动起来，音调升高了。
“不会太长，拉菲克。不久我们将……”
然后乱七八糟的声音出现了，通话受到了干扰。但巴格达那个人对此的反应是触电般的。他插话了。
“别说了，伊本-阿尔-加哈巴。”
然后他就“砰”的一声扔下了电话，好像突然间惊恐地明白那条线路并不安全。
技术员把录音带以稍微不同的速度播放了三遍。
“你认为怎么样？”普鲁默问。
“嗯，他们都是党员。”马丁说，“只有党内才相互称呼拉菲克，即同志。”
“对，那么这是两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谈美军的集结和美国空军对边境的挑衅。”
“然后发话人变得很激动，好像发怒了，并伴有一丝狂喜。他用了‘不会太长’这个短语。”
“暗示着某些即将发生的变化？”普鲁默问道。
“听上去像。”马丁说。
“然后是一阵干扰。但是再听受话人的反应，特里。他不但扔下了话筒，还骂了一句‘婊子养的’，这话很粗暴，对不对？”
“相当粗暴。这两个人中肯定是级别高的人才能这么说。”马丁说，“到底是什么事刺激到他了？”
“肯定是那个受干扰的词语。再听一遍。”
技术员把那条重放了一次。
“安拉的什么东西？”普鲁默提议说，“不久我们将与安拉在一起？在安拉的手中？”
“我听起来这话像是‘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某某……某某’。”
“好吧，特里。我顺着这条思路来推测。也许是‘安拉的帮助’？”
“那样的话，另一个人为什么会勃然大怒？”马丁问道，“把自己的事业归功于上帝的善意并不新鲜呀，也不特别触犯什么。我不明白。你可以复制一盘让我带回家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事你问过我们的美国表兄吗？”
“问过了。米德堡通过一颗人造卫星截听到了同样的会话。他们也没能破解出来。实际上他们没有高度重视。他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
特里·马丁带着那盒录音带，驾车回了家。使室友希拉里烦恼的是，他用他们床头柜上的那只录音机，反反复复地一直播放那段对话。当希拉里提意见时，特里指出有时候希拉里也为《时代》杂志上拼字游戏少一个答案而再三担忧。这样一对比，更使希拉里火上加油。
“至少我在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答案。”他抢白说，然后转过身子睡觉了。
特里·马丁没能在第二天早上得到答案，第三天也没有。他在课间和其他能挤出来的时间也播放这盒磁带，一边听一边草草地记下可能的替换词。但他总是无法理解其意义。为什么交谈中的另一个人，会对善意地提及安拉爆发出如此大的火气？
直到五天之后，那条遭干扰短语中所包含的两个咝咝作响的词语才显示出意义。
理解了意思之后，他试图找到世纪大厦的西蒙·巴克斯曼，但得知对方不在。他又让接线员把电话转给史蒂夫·莱恩，可是那位中东处处长也不在。
马丁并不知道，巴克斯曼还留在秘情局利雅得情报站，而莱恩也在同一个城市，正与中情局的奇普·巴伯商讨重大事项。
代号“私家侦探”的那个人，从特拉维夫经伦敦和法兰克福飞到了维也纳。没人来接他。他在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希尔顿宾馆，他已经在那里订了房间。
私家侦探是一位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人，自称是在纽约工作的一名美国律师，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的英语——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他的德语说得也还可以。
信纸和信封都是完美的、真实的，打电话去核实的话，会发现签名人确实是纽约那家享有盛名的律师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不过此人现正在外地度假(这件事摩萨德已经在纽约打听清楚了)，而且绝对与访问维也纳的客人不是同一个人。
信写得充满歉意，又极其诱人。写信人代表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客户，现在该客户希望把他的巨额财富转到欧洲来储存。
客户本人坚持要这样做，显然是有朋友指点，说这种事情就要找温克勒银行，尤其要找格穆利希先生这位好人。
写信人说，原本应该预约一下，但他的客户和律师行极为重视此事的保密性，讨论业务时一直避开公用电话线路和传真，于是写信人借到欧洲出差的机会亲自绕道到了维也纳。
根据他的日程，他只能在维也纳停留三天，但如果格穆利希先生肯仁慈地挤出时间会见他的话，那么他——美国律师——将十分高兴地前往温克勒银行拜访。
信件由美国人在夜里亲自投进了银行的邮件孔。第二天中午，银行的信使把回信送到了希尔顿宾馆。格穆利希先生将很高兴地在次日上午会见美国律师。
自私家侦探被引进银行内起，他的眼睛就没错过一件东西。他当然不能做笔记，但是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观察，也逃不过他的记忆。接待员查看了他的介绍信，还打了一个电话到楼上，确认有人在等他，然后保安领他上楼，一直陪着他走到那扇庄重的木门前，并在门上敲了敲。保安一直没让私家侦探离开过视线。
听到“进来”的命令，保安打开门，把美国客人引进去，自己退出来返身关上门，回到大厅里。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先生从书桌后站起身，握手后示意客人坐到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自己回到了书桌后面的座位里。
格穆利希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舒服”的意思，还有亲切、和蔼的含义。可这个人最不适合姓舒。这位格穆利希有六十开外，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灰西服，戴着灰领带，配上稀疏的头发和清瘦的脸庞，使他的全身透出一股灰暗的色彩。那双灰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从薄嘴唇上绽开的笑容一闪即逝。
办公室与它的主人一样庄严肃穆，深色壁板，挂画的地方挂着一份银行资质证书，一张庞大的书桌，桌上没有一丝凌乱的痕迹。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银行家。显然，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娱乐。银行业务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生活本身则更应如此。如果说有一件事使格穆利希先生浑身不自在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花钱。钱是用来积存的，最好是存到温克勒银行里。取钱会使他头疼，把大笔钱款从温克勒转到其他地方会使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心思办公。
私家侦探避而不谈客户希望转到欧洲的款项的具体数额，而是反复询问温克勒银行的安全水平和隐蔽性。格穆利希先生高兴地解释说，温克勒的编号账户是无法攻破的，是绝对隐蔽的。
他们的会话只有一次被打断了。一扇边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瘦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三封信。格穆利希皱起了眉头。
“你说过这些信很重要，格穆利希先生。要不然……”那女人说。再看之下，其实她没有她的外表那样老，也许四十岁吧。但她那往后拢成一团的发髻、花呢西装、深色长筒袜和平跟鞋，让她比实际年龄见老。
“哦，对，对。”格穆利希说着伸手去接那些信件，“对不起……”他请客人谅解。
他与私家侦探一直在用德语交谈，因为他的英语很差。而私家侦探则站起来向新来者微微鞠了一躬。
“你好，小姐。”他说。她看上去脸红了。格穆利希的客人一般是不会为一个秘书站起身的。然而这一举动却迫使格穆利希清了清嗓子咕哝着说：“哦，呃……这是我的私人秘书，哈登堡小姐。”
私家侦探也记下了这一情况，然后坐下了。
他得到格穆利希的保证，他纽约的客户会得到温克勒银行的最佳账户服务。当他被引出去时，程序与他进来时一样。那位保安被从大厅召了上来，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私家侦探道别后就跟着保安走出了房间。
他们一起走进那部小小的、装着移动式格栅门的电梯。电梯载着他们铿锵响着往下降。私家侦探询问能否在离银行之前去一下洗手间。保安皱起了眉头，似乎这种人体的生理要求不是温克勒银行所期待的，但他还是把电梯停在了夹层。他靠着电梯门为私家侦探指了指一扇没有标志的木门。私家侦探进去了。
显然这是银行男职员使用的洗手间。只有一只小便池，一只抽水马桶，一只洗手盆和纸巾卷筒，还有一个杂物间。私家侦探打开水龙头制造出噪声，然后迅速检查了一遍房间。窗户用铁条封着，装着报警系统——破窗而入是可能的，但不容易。有一只自动风扇让室内通风。杂物间里有扫帚、拖把、洁厕液和一只吸尘器。这么说银行里还有清洁工。但他们什么时间打扫卫生？夜间还是周末？如果他的经验没错的话，即使清洁工也得在监视之下进入办公室擦洗。保安或者值夜员很容易搞掉，但问题不在这里。科比·德洛尔局长的命令非常特殊：不得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
保安跟在他后面，陪同他走到下面的门厅，又把他引到了门外。私家侦探听到自动上锁的硕大的铜舌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他不禁想，如果保安在楼上，那门厅里的接待小姐会不会不让客户或者信使进门？
他把他观察到的银行内部情况，向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看来情况不是很明朗。坐在旁边的内维奥特组组长直摇头。
私家侦探说，他们可以破门进去，这没有问题。找到警报器，把它弄失灵。但要不留痕迹，那只有魔鬼才做得到。银行里有一个值夜人，他很可能间隔性进行巡查。特工队要找的是什么东西？一只保险箱吗？在哪里？什么型号？哪一年制造？用钥匙还是组合密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必须封住值夜人的口。那就会留下痕迹，可是德洛尔局长不允许留下痕迹。
那天下午，私家侦探从一大堆照片中指认了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为供他们参考，他还指出了哈登堡小姐。第二天，私家侦探坐飞机离开维也纳回特拉维夫去了。他走后，巴齐莱和内维奥特组组长又聚在一起继续研究。
“吉迪，坦率地说我需要更多的内部情况。现在未知数还是太多了。你要的文件——他肯定把文件存放在一只保险箱里。但保险箱在哪里？在装饰后面？在地板下面？在秘书办公室里？在地下室的拱顶里？这方面我们需要内部消息。”
巴齐莱哼了一声。很久以前在他接受培训时，一名教官曾向学员们讲授说：世上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找到那个弱点，施加压力，他就会乖乖地听你的话，与你合作。第二天上午，耶里德和内维奥特两个特工组开始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全面跟踪监视。
但这位维也纳人将会证明以色列特工学校的教官讲错了。
史蒂夫·莱恩和奇普·巴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到十一月中旬，耶利哥已经对第一批问题作出了答复。他的要价很高，但美国政府已经二话不说把酬金转入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
如果耶利哥的情报是准确的——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情报不准——那么这些情报大有用处。他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他回答了一些，并确认了另一些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原则上，他已经相当详细地指明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有关的十七处地点。其中八处地点已经为多国部队所怀疑了，他更正了其中两处。其他九处是新情报，其中主要的是隐藏在地下的气体分离离心器串联装置的确切位置，这些装置是在为炸弹级的铀-235作准备。
倒不是说间谍头子们不相信军方。绝不是这个原因，这些人都是高级将领。但在情报工作中有一条久经考验的老规矩，叫做“不需要知道”。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怎么粗心也不会说漏嘴。如果这些穿便衣的人员突然间拿出一份没有出处的新目标清单，有多少高级军官能搞清楚情报来自何处？
十一月的第三周，巴伯和莱恩在沙特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里，与巴斯特·格洛森准将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格洛森准将是海湾战场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副手。
格洛森准将的本名应该另有其名，但别人都叫他“巴斯特”。对伊拉克的整体空袭计划就是他制订的，而众所周知，在任何地面战之前肯定要先进行空袭。
伦敦和华盛顿早就协商同意，不管科威特情况如何，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包括其毒气武器、细菌武器和原子弹制造能力。
沙漠盾牌最终破坏了伊拉克可能攻入沙特阿拉伯的机会，但在此之前，空袭计划早就制订出来了，其秘密代号为迅雷。空袭的真正设计师就是巴斯特·格洛森。
到十一月十六日，联合国和许多外交家仍在隔靴搔痒地抛出“和平计划”，想不开一枪一炮，不扔一颗炸弹，不发一枚火箭就结束这场危机。那天坐在地下室里的三个人都明白，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
巴伯说话简单扼要：“你知道，巴斯特，我们和英国人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取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的准确情报。”空军将军谨慎地点点头。在他的走廊里挂着一幅地图，上面布满了大头针，每个大头针都表示一个轰炸目标。
“我们是从出口许可证入手的，追查到出口国，然后是这些国家的承包公司。还追查了进行内部设计的科学家，但许多科学家是坐没有车窗的大客车去现场的，并住在基地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最后，巴斯特，我们与建筑商核对过了，就是实际为萨达姆建造毒气工厂的那些人。有些人说得有板有眼。确实有苗头。”
巴伯把新的目标清单递给桌子对面的将军。格洛森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这些目标。它们尚未被标上轰炸作战计划员需要的地图坐标，但其位置描述相当具体，足以在航空照片上标出坐标。
格洛森咕哝了一声。他知道清单上有些目标已经由军方确定了，有一部分带问号的目标现在也被确认了，但还有一些是新目标。他抬起眼睛。
“这些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英国人说，“我们确信建筑商是很好的情报源头，也许是最好的，因为在那些地方搞基建时他们知道是在建造什么，而且他们直言坦陈，比官僚们更为直爽。”
“很好。你们以后还有新情报给我吗？”
“我们将继续在欧洲挖掘，巴斯特。”巴伯说，“我们得到准确目标后会传过来的。他们有许多东西是掩藏起来的，你知道，在沙漠深处的地下。我们谈的是大工程项目。”
“你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的位置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会把它们炸成废墟。”将军说。
后来，格洛森带着那份清单去找查克·霍纳。这位美国空军司令比格洛森矮，有一张皱巴巴的、红润的脸，总是表情严肃。他尊重他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反过来也很尊敬他。
大家都知道，对于空军装备及其他事项，如果霍纳将军认为有必要，他就会代表空军将士去与承包商或官僚争吵，并会一直吵到白宫的政客那里，而且从来不用哪怕是稍微婉转一点的语言。
他巡视部下驻扎的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等海湾城市时，没有入住豪华的希尔顿宾馆，而是与飞行员同甘共苦，住在基地营房的行军**。
军人们都是直来直去，不会遮遮掩掩，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都会流露出来。美国空军飞行员愿为查克·霍纳驾驶老式的双翼飞机去与伊拉克作战。
霍纳审视了一下情报官们提供的目标清单，他咕哝了一声。有两个地点从地图上看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这份情报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他问格洛森。
“他们去跟建造这些设施的建筑公司谈过，他们是这么说的。”格洛森回答。
“大话连篇。”霍纳中将说，“那些密探在巴格达有一个人。巴斯特，这事我们什么也不说，对谁也不说。只接受他们的好意，把他们提供的目标列上我们的打击目标之中。”他停下来想了一想，然后补充说：“不知道那浑蛋到底是谁。”
史蒂夫·莱恩于十八日回到了伦敦，此时伦敦的保守党政府正经历一场紧张、混乱的危机，因为议会中一位没什么名气的议员正谋求以党章推翻玛格丽特·撒切尔。
尽管很累，但莱恩看到办公桌上特里·马丁的留言后，还是给他学校打了一个电话。马丁在电话里显得很激动，莱恩同意下班后一起喝一杯见见面，这样可以尽量少耽搁，早点回到郊区的家。
他们在伦敦西区一个安静的酒吧里就座后，马丁从公文箱里取出一台录音机和一盒磁带。他让莱恩看了这些东西，并解释说几个星期前他对西恩·普鲁默提出过一个要求，上周末他们见过面了。
“要不要我放给你听？”他问道。
“嗯，如果政府通讯总局的专家都无法理解，我肯定是不行的。”莱恩说，“你知道，西恩·普鲁默还有他部下阿尔科里，阿拉伯语都很好。如果连他们都无法破解……”
“听见了吗？”马丁激动地问，“‘拥有’后面的那个音节？那人不是为伊拉克的事业祈求安拉的帮助。他在使用一个代号。所以另一个人勃然大怒。显然，任何人都不准公开使用那个代号。它肯定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圈子之内。”
“但他到底说了什么？”莱恩完全被搞糊涂了。
马丁茫然地盯着他。难道莱恩没明白吗？
“他说美军的大量集结并不可怕，因为‘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乌特-库布’。”
莱恩还是摸不着头脑。
“一种武器。”马丁提示说，“这肯定是在说某种武器。他们即将拥有，而且可以挡住美国人的武器。”
“对不起，我的阿拉伯语很差。”莱恩说，“可是‘安拉-乌特-库布’是什么？”
“哦，”马丁说，“它的意思是‘上帝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