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将军的谜底，正躺在那家工厂日光灯下一辆衬着垫木的小车上。工厂建在伊拉克沙漠底下八十英尺深处。
当房间的门打开时，一名工程师快步后退站好了立正的姿势。只有五个人走进来，然后总统卫队的两名武装警卫关上了房门。
其中四人对中间的一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与往常一样，那人穿着闪闪发亮的黑色牛皮靴，身着一套崭新的军服，随身武器挂在腰上，军装领口与喉咙之间围着一条绿色棉巾。他就是萨达姆·侯赛因。
其他四人中有一人是他的贴身保镖，在对每一个人实施了五次搜查之后，保镖仍没有离开他的身旁。在萨达姆·侯赛因和保镖之间，站着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工业与军工部部长。
站在总统另一边的是本项目的设计人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伊拉克的核物理学天才。在他旁边，但稍微靠后一点的是萨拉·西迪基博士。贾法尔是物理学家，而西迪基是工程学家。
在白色的灯光照耀下，他们那件宝贝的钢体泛着暗淡的颜色。它有十四英尺长，直径三英尺多一点点。
钢体的四英尺后部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减震装置，弹射体一经发射，该装置即会脱落。剩余的十英尺长弹体实际上也是一只软壳，是由八段相同材料制成的衬套所组成。微小的可爆螺栓在弹射体弹出去时，会使这些衬套炸裂，留下更细长的、直径只有两英尺的核心部分独自飞射出去。
衬套只是包在二十四英寸的弹射体外围，使其达到发射器口径所需的三十九英寸，并保护和包住四条刚性的尾鳍。
伊拉克没有从地面操纵移动尾翼所必需的遥感技术，但固定尾鳍可以稳定飞行中的弹射体，还能防止它摇摆或翻滚。
弹射体前部的锥形鼻首，用的是超强合金钢，并做成了针尖状。最后，这个锥体也要分离。
进入内层空间飞行的火箭在重新回到地球的大气层时，越往下空气越稠密，由此产生的摩擦热量足以熔化锥形鼻首。同样的道理，宇航员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需要一块阻热板，就是防止航天器遭焚毁的。
那天晚上这五个伊拉克人视察的这件设备是类似的。钢制的锥体将把弹射体带上高空，但经不起重新进入大气层的热摩擦。假如它保留下来，那么熔化的金属会弯曲、翘起，导致下降的飞行物产生摇晃，突然转向，宽面朝下迎向扑面而来的空气，并且烧毁。这个钢锥体被设计成在飞到最高点时即炸为碎片脱落，露出安装在下面的一只更短，更钝，用碳纤维制成的重返大气层锥体。
在杰拉尔德·布尔还活着的时候，他曾经试图代表巴格达收购北爱尔兰一家叫李尔范的英国公司。那是一家破产的飞机制造公司，曾经试制过许多部件用碳纤维制造的公务喷气飞机。布尔博士和巴格达感兴趣的不是公务飞机，而是李尔范的碳纤维细丝盘绕机器。
碳纤维特别耐热，但也很难加工。碳先是被分解成一种毛状物，由此纺出一股细线或细丝。细线在一只模具内交叉叠放许多层，然后黏合进一只壳体，塑出所需的形状；因为碳纤维在火箭技术中至关重要，而火箭技术是分级的，所以对此种机器的出口监控非常严格。当英国的情报人员获悉李尔范的设备要运往何处时，他们与华盛顿进行了协商，交易被否决了。那时候西方的专家们认定伊拉克将无法获得碳纤维丝技术。
但是专家们猜错了。伊拉克改变方向，结果奏效了。美国的一家空调和绝缘器材供应商，同意向伊拉克的一家公司出售石棉纺纱机。在伊拉克，工程技术人员把它改装成了纺制碳纤维的机器。
在后部的减震器与锥形鼻首之间，安放着西迪基博士的作品——一颗小小的、普普通通但作用完备的原子弹，可以用炮筒发射，用锂和钚催化剂催生引发链式反应所必需的中子风暴。
西迪基博士的作品里面，真正的胜利成果是一个圆球和一只管形的塞子，里边装的是贾法尔博士领导下生产出来的重达三十五公斤的纯浓缩铀-235。
一丝满意的笑容展现在那道浓密的黑色小胡子之下。总统走上前去用一根食指指向那个擦得发亮的钢体。
“它能用吗？真的能用吗？”他耳语着问。
“是的，赛义德热依斯。”物理学家说。
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那颗脑袋缓慢地点了好几次。
“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弟兄们。”
在那个弹射体之下的一只木架上，有一块简单的牌子，上面写着：安拉-乌特-库布。
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一直在长时间地、艰难地盘算着，如何把美国人在日内瓦对他表达的**裸的恫吓转达给他的总统。
他和总统已经相识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以来，这位外交部长对他的主人表现出狗一般的忠诚。在早年复兴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总统一边，总是相信总统的判断，相信来自提克里特的这个残酷无情的人会取得胜利，而且这种判断总是正确的。
他们一起爬上了独裁统治的贪婪的权力舞台，部长一直躲在总统的影子里。这位灰头发、身材粗壮的阿齐兹先生，已经以他绝对的盲从努力克服了他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两门欧洲语言的先期优势。
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他与所有萨达姆·侯赛因内阁的人一样，把实际的暴力留给他人实施，目睹并默许了一队队军官和曾经受信任的党员蒙受耻辱，被拉出去处决，而且在死刑之前这些人往往已经在阿布格雷布的折磨者那里遭受过严刑拷打。
他看到过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因为站出来为部下讲了几句话，而被革职和枪决，他还知道阴谋反对这个暴君的人，死时的惨状是他不敢想象的。
他见到过曾经在军中不可一世，无人敢惹的阿尔朱布里部族是如何失宠和遭黜的，余下的人是如何变得服服帖帖的。他对萨达姆的亲属，时任内务部长的阿里·哈桑·马吉德滥杀无辜缄口不语。是马吉德策划了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不单单是哈拉布贾，还有另五十个村镇，马吉德用炸弹、炮弹和毒气把它们夷为平地。
与跟随热依斯的所有其他随从一样，塔里克·阿齐兹知道他没有其他路可走。如果他的主人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他也会永远沉沦。
但与御座周围的某些人不同，他太聪明了，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权。使他真正害怕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有朝一日萨达姆的保护面纱被揭开，伊拉克人民的可怕复仇。
一月十一日那天，当他从欧洲返回，等待总统召见时，他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措辞转达美国人的恫吓，而不会引火烧身。他知道总统有可能轻易地怀疑他——外交部长，向美国人建议恫吓。偏执狂是不讲逻辑的。许多无辜的人死了，他们的家人与他们一同死去，其缘由就是热依斯的某些毫无理由的怀疑。
两个小时之后，当他回到自己的轿车里时，他宽慰了，含着笑容，但感到迷茫。
使他宽慰的理由很简单。当时总统相当放松，态度和蔼，赞许地听取了塔里克·阿齐兹对日内瓦之行的汇报，包括与人们交谈时所感受到的对伊拉克处境的广泛同情，以及西方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反美情绪。
总统理解地点点头。塔里克愤怒地谴责了美国的战争贩子，他发完怒火，最后才说出詹姆斯·贝克确切对他说过的话。他原以为热依斯会暴怒，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
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怒火冲天，萨达姆·侯赛因却仍在点头微笑。
外交部长离开时面带笑容，因为最后，热依斯还就他的欧洲之行向他表示了祝贺。实际上按照任何正常的外交标准来衡量，这次欧洲之行应该是一场灾难——各方面均遭到拒绝，受到主人的冷遇，没能动摇已经针对伊拉克布置就绪的多国部队的决心——但这些事实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使他迷茫的是热依斯最后说的那番话。这是总统把他送到了门边时，对他一个人说的悄悄话。
“拉菲克，亲爱的同志，别担心。不久我就会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还不会。但如果贝尼卡尔布胆敢越过国境，我不会用毒气去对付，而是用上帝的拳头。”
塔里克·阿齐兹赞同地点点头，虽然他根本不知道热依斯在说些什么。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找到谜底的。
一月十二日上午，在巴格达七月十四日街与金迪街交会处的总统府里，召开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一星期以后，总统府被炸成了废墟，但里面的鸟儿早就飞走了。
与往常一样，会议通知是最后一分钟才发出的。热依斯每一天特定时刻的行踪，除了其家庭成员，最亲密知己和贴身保镖这一小部分人知道之外，其他官员无论职位多高，无论如何受宠，都不知道总统的下落。
在经历过针对他的七次暗杀阴谋之后，他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对个人安全措施的着迷般的重视。
这种保安措施没有托付给反间局，也没有托付给奥马尔·卡蒂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局，当然更没有托付给军队，甚至也没有托付给共和国卫队。这项任务交给了青年近卫队。队员们的年纪是轻了些，大多数才二十岁刚刚出头，但他们的忠诚是狂热的，绝对的。他们的队长是热依斯自己的儿子库赛。
没有一个阴谋家会知道热依斯要行走的路线、时间表，或者他要乘坐的车辆。他对军事基地和工业基地的视察和走访总是搞突然袭击，不但搞得被访问单位措手不及，而且他周围的人也大吃一惊。即使在巴格达市内，他也会凭一时的突发奇想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时候在总统府住上几天，有时候回到拉希德宾馆下面的地下掩蔽室去。
每一份放到他面前的饭菜，必须先由人试尝，试尝者是厨师的长子。他喝的每一杯饮料必须是从封口完整的瓶中新倒出来的。
那天上午在总统府召开的会议，是由特别信使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通知革命指挥委员会各位委员的。这样就没有时间去准备暗杀行动了。
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转弯驶进总统府大门，让车上的要员下车后，停到了一个专门的车库里面。每一名委员都通过一道金属检测门；绝不允许携带随身武器。
委员们都聚集到一个放着T形桌子的大会议室，一共有三十三个人。八人坐在T字的上首，分列于中间空着的御座的两旁。其他人面对面地坐到了T字竖条的两边。与会者中有七个人与热依斯有血缘关系，另三个人与之有姻亲关系。再加上八个人来自提克里特或其附近地区。他们全都是复兴党久经考验的党政军要员。
三十三人中有十人是内阁部长，九人是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前共和国卫队司令萨蒂·图马·阿巴斯就在那天上午晋升为国防部部长，正春风满面地坐在桌子的上首。
陆军将领中有步兵司令穆斯塔法·拉迪、炮兵司令法罗克·里达哈、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和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
在桌子最远处的，是三位来自情报部门的人：国外情报局局长乌贝蒂博士、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
当热依斯进来时，在座的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他微笑着，坐进自己的椅子，吩咐大家坐下，并开始了他的讲话。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讨论什么事情，他们是来听报告的。
当热依斯的演讲接近尾声时，只有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没表示出惊奇。当长达四十分钟的，鼓吹他一系列胜利的讲话终于结束时，他向他们透露了消息。在座者的反应是一片茫然的沉寂。
他们知道伊拉克多年来一直在试制那件东西。仅仅是这一技术领域的成就，就似乎能让整个世界产生刺激性的恐惧，连强大的美国也会感到敬畏。现在，这项成就已经取得了，就在现在，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这好像令人难以置信。这是神的帮助。但神并不在天上，他就坐在这里，与他们在一起，在静静地微笑着。
侯赛因·卡米尔预先得到过关照，这时候站起来领头热烈鼓掌。其他人迫不及待地纷纷仿照，唯恐起身太慢，掌声太轻。然后谁也不想首先停止鼓掌。
当哈桑·拉曼尼在两个小时之后回到办公室时，这位反间局局长清理掉书桌上的一切文件，命令部下不得打扰，然后倒了一杯黑咖啡坐进了椅子里。他需要思考一番，深深地思考一番。
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一样，他对那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突然间，中东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人知道。在热依斯抬起双手谦虚地示意停止鼓掌并且重新主持会议之后，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宣誓要对此事保持沉默。
这拉曼尼可以理解。尽管在散会时大家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包括他本人也是无限激动，但他可以预见到一些大问题。
这种设备，在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你的敌人知道你拥有之前，根本没有威慑作用。只有他们知道了，潜在的敌人才会匍匐在你面前声称要做朋友。
已经研制出这种武器的一些国家会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一事实，并附之以一次试验，让其他国家去猜想后果。另一些国家，如以色列和南非，只简单地暗示他们拥有的东西，但不去证实，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他们的邻国去猜想。有时候后一种做法效果更好，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但那件东西，拉曼尼深信，将不会为伊拉克效劳。即使他获知的情况属实——对此他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一场假戏，伊拉克之外没人会相信。
只有伊拉克去证明，才能使人们相信。但热依斯显然拒绝这么做。当然，要去证明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本国的领土上试验是疯狂的举动。派一艘船驶入南太平洋，扔下它，让试验在那里发生，这在以前也许是可行的，但现在不行。所有港口都被封锁了。但伊拉克可以邀请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署的专家组前来观摩，让他们见证这并不是一个谎言。毕竟十年来国际原子能署的官员差不多每年都在巡访，也常常被一些伪装得尽善尽美的假象所愚弄过。这次让他们亲眼看看，他们将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并确认真相。
然而他，拉曼尼，刚刚听说这条路已经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吗？因为热依斯心里另有秘密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他拉曼尼又怎么样呢？
几个月来，他曾预计，萨达姆·侯赛因会蛮横地叫嚣着，把伊拉克拖入一场无法打胜的战争；现在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拉曼尼也曾指望，在美国导向下热依斯最终倒台，他本人在美国扶植的继任政权中得到提升，局势达到他期望中的**。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明白，他需要时间来思考，来算计如何最佳地打出令人吃惊的新牌。
那天晚上，黑暗降临以后，在巴格达市内基督徒区迦勒底人的圣约瑟夫教堂后墙上，出现了一个粉笔记号。它像一个横着写的数字“8”。
那天夜晚，巴格达市民发抖了。尽管伊拉克广播喋喋不休地作着宣传，而且还有许多人盲目地信任这些宣传全都是真实的，但仍有其他人在收听英国BBC的阿拉伯语广播，并且知道贝尼纳吉说的才是真话。战争就要来临了。
市民们以为，美国人会对巴格达开始地毯式的轰炸，战争开始后将有大量平民伤亡。这种说法一直传到了总统府。
当局听到了这种说法，但没放在心上。官吏们的想法是，平民在家里遭受大屠杀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会导致全球性的反美情绪，迫使美国放下屠刀并滚回老家。所以当局仍允许，而且实际上鼓励大量外国记者住在巴格达的拉希德宾馆。向导们随时待命，一发生杀戮就能迅速把外国电视摄像组带往现场。
然而这种传闻确实也吓坏了巴格达的一些居民。许多人早已逃离了，外国人奔向约旦边境，已经持续了五个月的科威特外逃的难民潮又加大了。本国人则寻求到乡下去避难。
美国和欧洲亿万名电视观众，没人会怀疑在利雅得的海湾战区空军司令查克·霍纳手中所掌握的生杀大权。当时没人知道，实际上绝大多数目标，是从人造卫星照相机拍摄的图片中挑选出来的，并将由激光制导炸弹去把它们摧毁。这种炸弹会落到非瞄准目标的情况极为罕见。
随着BBC广播，局势的真相传到了农贸市场和大街小巷，巴格达市民知道从一月十二日半夜起再过四天，撤离科威特的最后期限将会结束，美国的飞机将会来临。因此整个城市静静地期待着。
麦克·马丁蹬着自行车慢慢地驶出舒尔贾街，转到教堂的后面。骑车经过时他看见了那个粉笔记号，但他继续前行。到了巷子的尽头他停住了，跳下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整链条，同时扭头朝他过来的方向观察，看身后是否有动静。
没有动静。没有秘密警察匆匆行走的脚步声，没人在屋顶上探头探脑。他骑回来，拿出湿布擦去那个记号，又骑车离开了。
这个数字“8”表示，在阿布纳华斯街旁边废弃院子里的地坪石下面，有一份情报在等着他。那地方在半英里远的河边。
孩提时他曾经在那里玩耍，与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沿着码头奔跑。那时，那里的商贩们摆出各种可口的风味小吃，还向路人出售从底格里斯河捕获的大鲤鱼。
现在商店都关上了门，茶馆也拉上了百叶窗；只有三五个人在码头上闲**。宁静正合他意。在阿布纳华斯街头，他看见一组秘密警察的便衣卫兵，但他们没去注意这个骑着自行车跑腿的打工仔。见到他们，他反而感到振奋，秘密警察们并不笨，如果他们是守候一只死信箱，那么他们不会派一组那么明显的便衣站在街头。他们出来巡视估计是故作老练，可惜用错了地方。
情报在那里。砖头很快就复位了，折叠着的纸条被放进他的**裤裆里。几分钟之后，他踏上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哈拉尔大桥，从里萨法回到卡奇，又继续前行，返回了在曼苏尔的苏联外交官住宅。
他已经在那座花园洋房里住了九个星期。那位俄罗斯炊事员和她的丈夫对待他很公正，他也学会了几句洋泾浜俄语。他每天外出采购新鲜农副产品，这给了他去巡视各个死信箱的极好机会。他已经发了十四份信息给那位没见过面的耶利哥，并从耶利哥那里收到了十五份情报。
他被秘密警察拦住过八次，但因为他卑贱的举止、他那辆破自行车和装着蔬菜、水果、咖啡、香料的篮子，加上他出示的外交官家庭的证明信和他那明显的穷困潦倒相，他每次都能当场脱身。
他不可能知道利雅得在制订什么样的作战计划，但他必须把通过磁带传来的所有提问，用阿拉伯语写出来并交给耶利哥，再阅读耶利哥的回复，翻译后用压缩电报发回给西蒙·巴克斯曼。
作为一名军人他能估量出，耶利哥的情报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对于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指挥官肯定是无价之宝。
他的棚屋里有了一只燃油取暖器和一盏煤油灯。从市场购物带回来的麻袋现在用作了窗帘，门外砾石路上传来的吱嘎作响的脚步声可以提醒他有人走近了门口。
那天夜晚，他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插上门，确信帘子已经把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了，然后点上油灯开始阅读耶利哥的最新信息。它比往常的要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其重要性。马丁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突然忘记阿拉伯语，咕哝了一声“耶稣基督啊”，然后揭开那几块松动的地砖，露出那只磁带录音机。
唯恐引起误解，他把那份情报用阿拉伯语和英语缓慢地、仔细地读入录音机，接着把开关拨至快录档，把信息压缩至最短。
午夜零点二十分，他把电报发了出去。
因为知道那天夜晚十二点十五至三十分之间有一个收报时限，所以西蒙·巴克斯曼没有上床睡觉。当电报收进来时，他正与其中一名无线电报员打扑克。第二名报务员从通讯室来报告消息。
“西蒙，你最好现在来听听这个。”他说。
尽管秘情局在利雅得从事情报活动的不止四个人，但对耶利哥的操纵管理是绝对机密，知情人只有巴克斯曼、情报站长朱利安·格雷和两名报务员。他们的三个房间已经与别墅里的其他房间隔离开来了。
在那间卧室改成的录音棚里，西蒙·巴克斯曼用一台大录音机放了那段声音。麦克·马丁先是说了两遍阿拉伯语，是按耶利哥的手写稿子逐字逐句念出来的，继之又读了两遍他自己的英语译文。
听着听着，巴克斯曼感到头顶被浇了一桶冷水。糟了，糟得很。他听到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另两个人静静地站在他旁边。
“是他吗？”录音带刚播放完，巴克斯曼就急切地问。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丁已经被捕，那段话是一个骗子说的。
人的话音有各种不同的音调、节奏、高低和韵律，用音频分析仪可以把声音以一系列的线条反映到屏幕上，就像心电图机那样。无论模仿得如何逼真，每个人的话音都有细微的差别。在赴巴格达之前，麦克·马丁的话音被录入了这种机器。此后从巴格达发过来的电文话音会跟这段话音作比较，确认为同一人的声音。这样做为的是防止在压缩，解压，录音机录制，或人造卫星传输过程中万一声音失真。
那天夜晚，来自巴格达的话音与已录制的声音作了核实。是马丁的说话声，不可能是其他人。
巴克斯曼的第二个担心是马丁已遭逮捕、拷打，已经变节，他现在是在枪口下读出别人为他起草的假情报。但他否决了这个想法，认为可能性极小。
他们预先已经约定，万一马丁被捕，不能以自由间谍身份发报时，那么电报中会出现商定好的词语，停顿、犹豫或一声咳嗽。再者，他上次发报才过去三天时间。
伊拉克的秘密警察也许是残忍的，但他们的行动没有那么快。再说马丁非常坚强。一个人如果那么快就屈服变节，说明他的精神已经崩溃，经过严刑逼供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况且这种精神状况肯定会在他说话中显露出来。
现在的迹象表明马丁一切正常，他读过来的信息完全是他那天晚上从耶利哥那里收取来的。这就更加难以估量了。耶利哥是对，是错？还是在说谎？
“叫朱利安过来。”巴克斯曼对其中一名报务员说。
报务员去楼上卧室通知英国情报站站长，巴克斯曼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美国搭档奇普·巴伯。
“奇普，你最好来一下，快点。”他说。
中情局情报官马上就清醒了。英国人肯定不是在寻他的开心。
“有问题了吗，老朋友？”
“这里好像是有问题了。”巴克斯曼承认说。
巴伯从城市的另一头赶过来。三十分钟后他到了秘情局的驻地，他只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毛衣和一条长裤。这时候是凌晨一点钟。
到这个时候，巴克斯曼手头上已经具备了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录音带，再加上这两种文字的稿件。两名报务员已在中东工作多年，因此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证实马丁的译文相当准确。
“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巴伯听完磁带后喘着粗气说。
巴克斯曼又放了一遍他已经试过了的鉴定马丁话音的录音。
“瞧，西蒙，”巴伯说，“这只不过是耶利哥在报告他声称在今天上午——对不起，是昨天上午——从萨达姆那里听说的消息。萨达姆很有可能在撒谎。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说谎如同呼吸一般正常。”
不论说谎与否，这可不是利雅得可以处理的情报。秘情局和中情局的当地情报站会把耶利哥提供的战术和战略军事情报提供给将军们，但政治情报只能送交伦敦和华盛顿。巴伯看了一眼手表：华盛顿是晚上七点钟。
“现在是他们喝鸡尾酒的时间了。”他说，“但愿他们多加点烈性酒，伙计们。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兰利报告。”
“伦敦应该是喝可可和吃饼干的时候。”巴克斯曼说，“我向世纪大厦汇报，让他们去把情况理清楚。”
巴伯离开了，把那份电报层层加密后发给中情局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并标之以“特急”。那意味着不管收件人在哪里，译码员必须找到他并让他马上接收。
巴克斯曼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找史蒂夫·莱恩。在郊外家中睡觉的莱恩会被唤醒，离开温暖的被窝，踏进寒夜的街道赶回伦敦。
最后巴克斯曼还做了一件事。马丁还有一个仅供收报的时限，在凌晨四点。巴克斯曼等到那个时候，向巴格达发去了一份很短，但很明确的信息。电文指示马丁在接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不要试图去接近六个死信箱的任何一个。以防万一。
约旦留学生卡里姆向爱迪丝·哈登堡小姐的求爱进展很慢但很稳健。当他们噼噼啪啪地踩着人行道上的冰雪，一起穿行在维也纳老城区的大街小巷时，她已经允许他拉着她的手同行。她甚至私下里承认牵着手感觉很愉悦。
一月的第二周，她在市立剧院买到了戏票——是卡里姆出的钱。演出的节目是格里尔帕泽的《基古斯和他的戒指》。
在他们进场前她激动地解释说，这出戏讲的是一位年老的国王和七个儿子，得到国王遗赠戒指的儿子将会继承王位。卡里姆坐在剧院里，在整个演出期间被剧情所吸引，并就剧情问了几个问题。
在幕间，爱迪丝高兴地解答了他的提问。后来，阿维·赫尔佐格向巴齐莱汇报说，看这种演出如同看着油漆干燥过程一样无聊。
“你这个人真是低级趣味，”摩萨德特工队长说，“一点艺术细胞也没有。”
“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艺术。”阿维说。
“那就好好培养一下，小伙子。”
星期天上午，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爱迪丝要去伏梯夫基尔克教堂做弥撒。卡里姆解释说，他是穆斯林，不能陪她一起去，但会在广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她。
后来当他们一起喝咖啡时，他趁她不注意在她的咖啡杯里加了一口烈酒，这使她的脸颊红了起来。他边喝咖啡边向她解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异同——共同崇尚一位真正的上帝，创始人和先知的家系，圣书和道德准则。爱迪丝既害怕又听得入迷。她不知道，听这些是否会加害于她不朽的灵魂，但她惊异地明白，她原先的穆斯林崇拜偶像的观点是错了。
“一起吃顿晚饭吧。”三天之后卡里姆说。
“哦，好的，可你为我花费太多了。”爱迪丝说。她发觉她现在能够快乐地直视他年轻的脸和他温柔的棕色眼睛了，当然她也不断地提醒自己，他们之间有十岁的年龄差距，如果想超越柏拉图式的友情是相当滑稽可笑的。
“不去饭店吃。”
“那么在哪里呀？”
“你能不能为我烧一顿呢，爱迪丝？你会不会烧菜，正宗的维也纳菜肴？”
想到这事，她脸红了。每天晚上，除非她独自一人去听音乐会，不然的话，她为自己做一份简单的快餐，并在她公寓里作为餐区的一个小凹室里用餐。然而是的，她会烧菜，已经很久了。
此外，她尽力说服自己，他已经带她去高档饭馆吃了好几顿昂贵的正餐……而且他又是一位教养良好、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这样做肯定不会有损害。
如果说耶利哥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夜晚的报告，在伦敦和华盛顿的秘密情报界里引起了惊愕，这话是说得轻了一些。应该说是引起了慌乱。
首先，知道耶利哥存在的那一小部分人遇到了问题。“不需要知道”这个原则也许听起来有点挑剔或者过分，但这样做有一个理由。所有情报机构，都对在高度危险的环境中为他们效劳的“财产”负有责任，这份财产无论其地位如何低下，毕竟是人。耶利哥显然是一个雇佣兵，而且没有崇高的理想，这一事实算不得是一个问题。他愤世嫉俗地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这一事实也没有关系。伊拉克政府是在倒行逆施，所以这是一个流氓在背弃另一伙。
问题在于，基于他的情报能在战场上挽救盟军的许多生命这个事实，耶利哥是一份高价财产，操纵他的两家情报机构都把知情人严格控制在当初的极小的圈子之内。政府的大臣、部长、政治家、公务员和军人都不知道耶利哥的存在。因此，他的产品也被伪装成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情报部门为这条滚滚而来的情报源泉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掩盖性的说法。
根据这套说法，军事部署的情报来源于一些从科威特逃出来的伊拉克军人，比如在中东的一个秘密情报基地里，曾对一名并不存在的伊军少校进行详细讯问。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技情报，则是来自于一名伊拉克的科学家，这位虚构出来的科学家毕业于伦敦的帝国学院并爱上了一位英国姑娘，于是向英国人作了披露；此外，有关部门还深入访问了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间在伊拉克工作过的欧洲工程技术人员。
政治情报归功于各种不同的来源，有的来自从伊拉克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来自被占科威特的秘密无线电信息，还有的来自信号情报、电子情报、监听和航空侦察。
但这次，如果不承认在巴格达高层统治集团内有一名间谍，这份伊拉克总统府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萨达姆讲话的报告该如何解释呢？
这样承认的危险性是很大的。首先，这样做会泄露秘密。泄密的事件一直在发生。内阁文件，公务备忘录，以及部门间的消息，都时常泄露出去。
就情报界来说，政治家是最糟糕的。令谍报头子们感到头疼的是，政治家会把秘密吐露给老婆、情人、理发师、司机和酒吧招待员。他们甚至在服务员上菜时谈论机密事项。
其次，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老练的新闻记者，他们无孔不入地刺探消息，连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似乎都比他们慢一拍。面对他们，光解释耶利哥的产品而不承认有耶利哥这么个人，肯定成问题。
最后，在伦敦还有几百名伊拉克学生，有些肯定是乌贝蒂博士领导下的国外情报局间谍，随时准备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
问题并不在于耶利哥会被指名道姓地暴露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暗示一下该情报来自于巴格达，那拉曼尼的反间谍网就会夜以继日地进行排查，以查清其来源。这样的话，最好的结果是耶利哥关闭渠道，从此缄口不语以保护他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他被捕。
随着空袭进入了倒计时，美英两国的情报机关就核物理学的事项，重新联系了先前接触过的所有专家，要求他们对已给信息进行快速的重新评估。伊拉克到底是否拥有比原先认为的更大、更快的同位素分离设施？
在美国，桑迪亚、劳伦斯利弗莫和洛斯阿拉莫斯的专家们又一次参加了协商；在英国，哈韦尔和奥尔德马斯顿的专家们也同样举行了再次讨论。劳伦斯利弗莫的Z部门的专家们，由于经常监视着第三世界核扩散情况，意见尤为重要。
专家们经过调研之后再次确认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解释说，即使从最坏的情况来看，假设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气体分离离心串联，运作了两年而不是一年，那么伊拉克所获得的铀-235，离装配一颗原子弹需要的量起码还相差一半。
第一，萨达姆搞错了，因为有人向他撒谎。结论：不太可能。说谎的人会因触怒热依斯而丢掉性命。
第二，萨达姆说过这话，但他在说谎。结论：很有可能，为了鼓舞动摇不定或忧心忡忡的支持者的士气。但如果这样，为什么要把消息局限在内层狂热分子之中呢？这些人并不是动摇不定，也不是忧心忡忡。鼓舞士气的宣传应该面向人民大众和外国。无法解释。
第三，萨达姆没说过这话。结论：整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第二结论：耶利哥说谎是因为他贪钱，并认为随着战争的来临他的时间很快就会结束。他已经为这份情报要价一百万美元。
或者，耶利哥说谎是因为他已经暴露，并已经全盘招供。结论：也是可能的，而且这个可能会给巴格达的联系人带来极大的人身危险。
中央情报局迅速行动起来了。作为付费人，兰利完全有权这样做。
“我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史蒂夫。”一月十四日晚上，比尔·斯图尔特通过中情局与世纪大厦的安全线路对史蒂夫·莱恩说，“萨达姆搞错了，或者他在说谎；耶利哥搞错了，或者他在说谎。不管怎么样，山姆大叔是不会为这种垃圾情报付一百万美元的。”
“比尔，那个未考虑进去的选项难道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吗？”
“哪一个选项？”
“萨达姆确实说了，而且他是对的。”
“不可能。这是一种三张牌的骗局，我们不会上钩的。瞧，耶利哥九个星期以来干得很棒，但恐怕我们现在不得不去重新核实他提供的情报。一半已经得到了证实，情报确实很不错。但他这份最后的报告是自己砸了自己的脚。我们认为这条线到此结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纵观全局这是明智的。”
“这给我们带来了问题，比尔。”
“我知道，朋友，所以与局长讨论后，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你了。要么耶利哥已经被抓住并向密探全盘招认了，要么他已经洗手不干逃跑了。但他一旦知道我们不付他那一百万元时，我猜想他会非常恼火。不管哪一种情况，对你们在那里的人来说都是坏消息。他是一个好人，对吗？”
“最好的，意志坚强。”
“那就把他从那里弄出来吧，史蒂夫。要快。”
“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尔。谢谢你们的内部消息。很遗憾，这曾经是一项很好的行动。”
“是最好的，在开展期间。”
斯图尔特挂上了电话。莱恩上楼去找局长柯林爵士，一小时之内，他们就作出了决定。
一月十五日上午早饭时分，在沙特阿拉伯，每一名空军官兵，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沙特的和科威特的，都知道他们要去打仗了。他们知道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没能阻止战争。当天，所有的空军部队全都进入了预战状态。
在利雅得郊外空军基地外围有一大丛装着空调的帐篷，因为帆布通体呈绿色，所以这些帐篷被称为谷仓。在这里，几个星期以来汇入的航拍情报照片进行第一道筛选过滤。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照片流入。
谷仓的产品——侦察机交来的最重要的航拍照片合成的图片情报——被送往前方一英里处的沙特皇家空军司令部，在那里，一块很大的办公场所交给了空军总部使用。
沙特皇家空军司令部，是混凝土和玻璃为主要材料，长达一百五十米的巨大楼房，地下室与上面楼层一样长。空军总部就是在这座大楼的第一层地下室里。
尽管地下室很宽敞，但还是不够用，于是停车场里也搭起了一排排绿色的帐篷和活动房。图片的进一步译解工作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在地下室里，最重要的部门是联合图像制作中心，那是一个个互相连接的小房间，也就是“黑洞”。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来自美英陆海空三军各种军衔的二百五十名军事分析员在那里工作。
多国部队的空军司令是查尔斯·霍纳将军，但因为他经常要到一英里之外的沙特国防部，所以日常工作由他的副手巴斯特·格洛森将军负责。
黑洞里的空袭计划员们参考、查阅每天甚至是每小时送来的基本目标图表，这份图表里列着伊拉克境内所有要受到打击的目标。由此他们制订出海湾战区的每一支空军部队、每一位中队情报官、作战计划参谋和机组人员的每天行动方案，也就是空袭任务命令。
每一天的空袭任务命令书是一份十分详尽的文件，打印出来有一百多页。执行这些命令需要三天时间作准备。
首先是按比例分配，即确定一天之内在伊拉克可打击的目标类型占的百分比，并确定适合这种打击任务的可用飞机。
第二天是分派，即把伊拉克目标的百分比转换成具体数量和地点。
第三天是分配任务，即决定“谁去执行什么任务”。举例来说，这项任务交给英国的狂风；这项交给美国的战鹰；这项交给海军的雄猫；这项交给幻影；这项交给B-52同温层堡垒。
到这时候，每个中队和联队才能得到第二天任务的清单。余下的工作由他们自己去完成——找到目标，制订航线，建立与空中加油机的联络，计划打击方位，计算第二目标(如果第一目标没找到)以及制订返航航线。
许多中队在一天之内有很多指定的目标。中队指挥官要挑选其手下的飞行人员，还要选择长机和僚机。负责武器的军官(唐·沃克就是其中一员)要挑选军械：“铁炸弹”或“哑炸弹”——这些都是非制导炸弹，或激光制导炸弹，激光制导火箭等等。
在四楼，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有一个漂亮的套房，但他几乎还没去过，因为他一直睡在第二层地下室的一张行军**。那里紧靠着他的办公室。
国防部大楼全长四百米，高一百英尺。那么大的楼房在海湾战争期间可谓派上了用场——利雅得可以用它来接纳众多突然来到的外国客人。
地下两层与上面的楼层一样长。在四百米长的地下室里，多国部队总司令部占了二百米。在整个战争期间，上将就是在这里举行各种秘密会议，在这里审视着巨大的地图，由作战参谋们向他报告做了什么，漏了什么，出现了什么，还有什么变动了，以及伊拉克的反应和布置是什么。
一月的那一天，在隔离了热烘烘太阳的室内，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少校站在墙上那幅作战地图前，图上标着伊拉克境内七百个目标(其中第一批二百四十个，其余为第二批)，说：“嗯，就这些。”
但是并不仅仅是这些。多国部队的计划参谋们不知道，由人工巧妙地制作出来的伪装工事，欺骗了所有的人造卫星和技术装备。
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的几百个掩体内，蹲伏在伪装网下的伊军坦克因为它们的金属壳体被空中的雷达分辨出来，从而已被多国部队选定为打击目标。但这些坦克大都是用假钢板、胶合板和马口铁皮做成的，里面的废油桶会对金属感应器作出反应。几十辆老旧的卡车挂车现在已被装上了伪造的飞毛腿导弹发射管。这些流动的“发射车”全都会被多国部队炸得四分五裂。
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七十个大目标没被发现，因为它们全都深埋在地下，并被别出心裁地伪装成其他东西。只是在后来，盟军的作战参谋发现伊拉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重新编组了几个已被摧毁的作战师，才觉得事情不对头；只是在后来，联合国的检查组才发现一座又一座工厂和一批又一批装备逃过了空袭，并由此认为在地下还掩藏着更多东西。
但在一九九〇年的那一天，没人知道这些事。从西边的塔布克到东边的巴林，并进一步到南方极为秘密的哈米斯—穆沙伊特执行飞行任务的多国部队官兵，只知道在四十小时之内他们即将投入战斗，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不会返回。
在布置任务之前的最后一天，他们大多数人开始给家里写信。有些人咬着笔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另有些人想起了妻子和孩子，边写信边哭了起来。这些操纵几十吨致命金属的手，在努力地书写着他们的感受。情人们试图表达本来应该在耳鬓厮磨时说出来的悄悄话；父亲关照儿子万一发生不幸要照顾好母亲。
当官兵们鱼贯走出大帐篷时，他们之间没有了往日的玩笑，大家都各自陷入了沉思之中。其实，他们的沉思基本上是类同的：避免战争的最后努力已经作出了，也已经失败了；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穿梭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间，他们表态过，声明过，敦促过，吓唬过，恳求过，威胁过，哄骗过，为的是想避免战争，但已经失败了。
沃克注视着中队长史蒂夫·特纳步履沉重地走向自己的帐篷，去给北卡罗来纳州家乡的贝蒂写他认为也许是他最后的一封信。
这位年轻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人抬头看了看淡蓝色的苍穹，自他还是特尔萨的一个小男孩时，他就一直向往能够翱翔蓝天，但现在他三十岁这一年，也许会在那里死去。他走向基地的边沿，与其他人一样，此刻他也想独自待一会儿。
阿尔卡兹的这个基地没有篱笆，只有黄褐色的沙子、页岩和沙砾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沃克经过了排列在混凝土上的一个个贝壳形机库。机械师们正在那里摆弄战机的军械，地勤组长们在机长中间走来走去，与他们协商和检查，以确保当他们的每一架战机最终投入战斗时，它们能与操纵者配合默契。
沃克在机群中发现了他自己的那架战鹰，与每次从远处打量这架F-15E一样，他对它那静静的威胁气氛感到敬畏。在一群穿着连体工作服的、在它那硕大的机身上爬来爬去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它静悄悄地蹲伏着，没有表露出任何爱恨或喜怒的情绪，在耐心地等待着最后承担多年前在制图板上为它设计的任务——把火焰和死亡抛向目标。沃克妒嫉他的战鹰，尽管它结构复杂，但它没有感情，它永远不会感到害怕。
他转身离开这些用帐篷搭成的机库，踏着平坦的页岩向远处走去，由于带着棒球帽和飞行目镜，他几乎感觉不到阳光的厉害。
他已经为自己的国家飞了八年，他喜爱驾机飞行。但他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也许会死在战场上。一方面，每一名作战飞行员都想去与敌人真刀真枪地较量，检验自己的技术、胆量、战机的性能；但他们同时又觉得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永远不会真的去杀死别人的儿子，或者被他们杀死。
那天上午，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最终明白这一天真的就要来到了：这么多年的学习和训练，最终都导向这个日子和这个地方；四小时之后，他将驾驶他的战鹰再次飞向空中，而这一次他也许不能回来了。
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想到了家。作为家里的独子和一名单身汉，他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他追忆起童年时在特尔萨度过的时光，他和双亲一起在屋后的院子里做过的事，还有他第一次得到棒球手套的那天，他逼着父亲向他击球直至太阳下山。
那时候雷·沃克差不多要比现在年轻二十岁，身体更精干，更结实，比儿子强劲得多。他们与其他度假者一起租了一条小舟，带上导游就出发了。他们驶过了冰川湾冰冷刺骨的水面，看到黑熊在山坡上采集浆果，海豹在八月份的最后一批浮冰上晒太阳，还有太阳从朱诺后面的门登霍尔冰川上升起。他们一起把两条重达七十五磅的大鱼拖出了哈利布特洞，还从西特卡航道边上捕获了深海大马哈鱼。
现在，他行走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沙漠之中，止不住泪水唰唰地流了下来，他没有去擦，任凭它们在太阳下干燥。如果他死了，那么他就永远无法结婚生孩子了。有两次他差不多就要求婚了：一次是大学里的一位姑娘，但那时候他很年轻也很糊涂；第二次是他在麦考内尔基地附近遇到的一位更为成熟的姑娘，但她解释说她决不会嫁给一名喷气机飞行员。
现在他非常想有自己的孩子，他想在下班回家时有妻子等着他；他想有一个女儿，他可以坐在床边给她讲故事，让她进入甜美的梦乡；有一个儿子，他可以讲授如何去接住旋转着飞过来的橄榄球，如何打棒球和垒球以及如何去远足和钓鱼，就像他父亲曾经教过他那样。此外，他还想回到特尔萨去再次拥抱他的母亲。她曾经没完没了地为他担心过，还故意装作不再操心……
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最后回到了基地，走进合住的一顶帐篷里，坐在一张折叠桌旁，开始搜索枯肠想给家里写封信。他平常就写不好信，想不出什么词句。他通常是描写最近中队里发生的事，写他的战友们以及天气状况。但这次不同了。
他给双亲写了两张纸，想解释心中的想法，但又觉得难以表达。
他告诉他们这天上午宣布的消息，以及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他请他们不要为他担忧。他曾经接受过世界上最好的训练，他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里飞过最先进的战机。
他在信中说，自己一直是父母的烦恼，他为此感到内疚，他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为他做的一切，从他们把他生下来为他换尿布起，到他们参加将军为他授勋的仪式。
再过四十个小时，他就要再次驾驶战鹰从跑道上起飞，但这次任务不同了。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他将去杀人，而对手也将试图杀死他。
他见不到敌人的面，也感受不到他们的恐惧，就像他们也不知道他。因为现代化战争就是这样的。但如果敌人胜了而他失败了，那么他想让双亲知道，他是多么爱他们。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好儿子。
那天夜晚，麦克·马丁收到了管理员从利雅得发来的压缩电报。当他在录音机中播放时，他听出来是西蒙·巴克斯曼在说话。信息的内容不多，但很清楚，说到了点子上——在上次情报中，耶利哥搞错了，完全彻底错了。每项科学核查都证明他不可能是对的。
耶利哥要么是故意说谎，要么是不经意搞错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他肯定已经变质了，受到了金钱的**，或者已经叛变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肯定会愤愤不平，因为中情局已经拒绝再付任何酬金给他。
那样的话，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相信在耶利哥的配合下，整个行动已经暴露给伊拉克的反间局了，现在已经落入“你的朋友哈桑·拉曼尼”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落到这一地步——耶利哥为报复可以给拉曼尼写一封匿名信。
所有六只死信箱现在应该假定已经暴露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去接近。马丁应该准备一有机会就逃离伊拉克，也许可以趁二十四小时内会出现的混乱逃走。
下半夜马丁一直在思考着这事。对于西方不相信耶利哥，他并不感到惊奇。酬金断了对那个雇佣兵是一个打击。那人只是把萨达姆在一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报告过来了。所以是萨达姆说谎——这也并不新奇。耶利哥能做什么呢？不理会它吗？难道因为那人厚着脸皮想挣一百万美元，所以写了那份报告？
此外，巴克斯曼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四天，也许五天之内，耶利哥会去查询账户并会发现账款没有增加。他会发怒，会怀恨在心。如果他自己没有暴露，没有落到折磨者奥马尔·卡蒂布的手里，他也许会写匿名信告发。
然而如果耶利哥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他也太蠢了。如果马丁被抓并且招供——他不知道自己落到卡蒂布及其手下的刑讯员手中后能忍耐多大的痛苦——那么他会指向耶利哥，不管这个耶利哥是什么人。
但人们还是经常干蠢事。巴克斯曼是对的，那些邮筒也许已处在监控之下。
至于逃离巴格达，那种事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据市场上传闻，出城的路上布满了秘密警察和宪兵的巡逻队，正在抓逃兵或逃避兵役的人。他那封苏联外交官库利科夫签发的信件，只能保护他在巴格达当一名花匠，很难向巡逻队检查点解释得通他去西边的沙漠(那里掩埋着他的摩托车)干什么。
权衡之后，他决定在苏联人的院子里再待上一段时间。那儿很可能是巴格达市内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