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晚的剩余时间里，英国特空团的三名战士一直在急行军。他们的行进速度把唐·沃克落下了。美国飞行员虽然没有背包，而且形体也不错，但他还是累得直喘粗气。
有时候走着走着，他会跪倒在地上，觉得他再也迈不动步子了，即使现在死也比全身肌肉没完没了的疼痛要好。但每次他跪在地上不肯挪步时，总会感到一双强有力的手把他拉起来，还会听到斯蒂芬森中士在他的耳边用伦敦腔的英语说：“来吧，朋友，只有一小段路程了。看见那道山梁了吗？我们或许会在山梁的那一边休息一会儿。”
但他们一直没有休息。他们不是朝南走向哈姆利的山脚，因为麦克·马丁估计在那里会遇上共和国卫队的机动部队，于是他们朝东走向与伊朗接壤的高山地区。这一策略会使共和国卫队的乌贝蒂山民巡逻队追着他们屁股追赶。
刚过黎明，马丁回头去看山下。他看见六个乌贝蒂人，长得身材剽悍，正奋力登山追上来。当这些追兵到达第二个山顶时，发现一个猎物正背对着他们坐在地上。
这些部落人跑到岩石后面隐蔽起来，然后开火，把那个外国人的背部打得全是窟窿。尸体跌倒了。共和国卫队的六名巡逻兵边掩护边跑上去。
太晚了，他们看到那具尸体其实是一只背包，披上了一件迷彩军服，上面安放着沃克的飞行头盔。当他们站在“尸体”周围时，三支装上了消音器的赫克勒-科奇MP冲锋枪把他们扫倒在地。他们再也没能爬起来。
到了哈纳金镇的上方，马丁才命令休息，并发了一个电报给利雅得。斯蒂芬森和伊斯曼担任警戒，面朝着西方。如有追捕巡逻队，肯定会从那个方向过来。
马丁只是简单地报告利雅得，特空团现在剩下三名战士，还有一个美国飞行员与他们在一起。为防信息遭截听，他没有报出他们的方位。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在靠近边境的高山上，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石屋，应该是当地的牧羊人夏天到高山上放牧时使用的。安排好轮流放哨警戒之后，他们在那里等待四天的地面战过去。在遥远的南方，盟军的坦克部队和空中力量在九十小时的闪电战中击溃伊拉克陆军，开进了科威特。
在地面战的第一天，一名形单影只的军人从西部进入了伊拉克。他是沙叶雷·马特卡尔突击队的一名以色列人，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
一架配有长航距油箱并涂有约旦陆军标志的以色列直升机，从内格夫沙漠飞来后掠过约旦的沙漠，把那个人放在了鲁韦希德边境站南边的伊拉克境内。
直升机放下他之后，转身飞过约旦回到了以色列。
与马丁一样，这个军人也有一辆配置粗纹沙漠轮胎的旧摩托车。虽然看上去沾满尘土、破破烂烂、锈迹斑驳，但摩托车的发动机处于最佳状态，而且挂在后轮的两个驮袋里还装着副油箱。上司对他的安全考虑是极其严密的。
那军人驾着摩托车沿东向的公路行驶，于太阳下山时进入了巴格达。
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传播得似乎比电报还快，巴格达市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军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正在遭受重创。到了第一天的晚上，秘密警察部队就已经缩进了兵营里。
现在空袭轰炸已经停止了，因为多国部队的所有飞机需要在战场上空飞行。这样巴格达的市民可以自由活动，公开谈论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即将来临，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
这种论点将会持续一个星期，直至后来人们明白多国部队不会进来了，秘密警察对市民的管理才又加强了。
长途汽车总站挤满了士兵，大都穿着单衣单裤，因为他们已经在沙漠里甩掉了他们的军服。这些都是逃兵，躲过了布置在前线后防的宪兵行刑队。他们现在正以低价出售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换得一张返回家乡的车票。刚开始时，这些步枪还能每支卖三十五第纳尔；四天以后，价格跌至十七第纳尔。
这名以色列渗入者有一项工作，他在夜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摩萨德只知道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在八月份撤离时，留有三个可发给耶利哥信息的死信箱。后来，出于安全考虑，马丁已经放弃了其中两个，但第三个仍在使用。
那个以色列人在三个信筒里放进内容相同的信息，做上三个相应的粉笔记号，然后骑上摩托车又往西行，汇入到朝着那个方向蜂拥而去的难民潮中。
到达边境又花了他一天时间。他转下干线公路，朝南进入空旷的沙漠，越过国境进入约旦，找出他隐藏在那里的方位仪，发出了一个信号。嘀嘀作响的无线电信号当即被一架在内格夫上空盘旋着的以色列飞机接收到，于是那架直升机回到会面地点，把渗入者接回来了。
在那五十个小时里他没有睡过觉，吃得也很少，但他完成了任务并且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在地面战的第三天，爱迪丝·哈登堡回到温克勒银行的办公室里，感到既迷惑又愤怒。头天早上正要去上班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一口完美的德语并带有萨尔茨堡口音，他自我介绍是她母亲的邻居。他告诉她，她的母亲哈登堡太太因为踩上一块冰从楼梯上滑下来，伤得不轻。
她马上打电话给母亲，但对方一直忙音。最后她气急败坏地把电话打到了萨尔茨堡电话交换局，得到答复说那个电话一定是出了故障。
她又打电话给银行请了假，然后穿越冰雪驱车去萨尔茨堡，并于中饭前抵达。她的母亲显得健康平安，对她的出现感到惊奇。没有跌倒，没有受伤。更糟糕的是，一些无赖拉断了公寓外面她的电话线。
当爱迪丝·哈登堡回到维也纳时，再去上班已经太晚了。次日上午她走进办公室，发现副总裁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心情甚至比她还要沮丧。他批评她昨天没来上班，并板着脸听她解释。
不久，他把他自己的不幸经历也说了出来。昨天半晌午时，一个年轻人来到银行并坚持要见他。那客人解释说他姓阿齐兹，是一个巨额编号账户主人的儿子。这个阿拉伯人解释说，他父亲患病了，希望儿子来处理账户。
小阿齐兹出示了有关文件，以证明他是他父亲的授权代表，完全有权处理那个编号账户。格穆利希先生查验了授权文件是否有任何微小的疵瑕，但没能发现。他别无选择，只得照办。
年轻人再三说，他父亲要求关闭整个账户并把资金转移出去。而且，告诉你，哈登堡小姐，两天前刚刚有一笔三百万美元的资金打进那个账户，使得资金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爱迪丝·哈登堡静静地听着格穆利希讲述他的悲惨故事，然后询问了那个客人的有关情况。是的，格穆利希先生答道，他的名字是叫卡里姆。现在经她提示，这位卡里姆确实一只手的小指上戴着一枚印章戒指，上面镶着一块粉红色的蛋白石，而且下巴上有一条疤痕。假如格穆利希先生没有因为怒气而牵扯了注意力，他本来应该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秘书从来不曾见过那个人，竟能如此准确地发问。
格穆利希承认说，他当然知道该账户的户主肯定是个阿拉伯人，但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人来自伊拉克，也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下班后，爱迪丝·哈登堡回到家，开始清扫她的小公寓。她擦洗了好几个小时。她扔掉两只纸箱，拿到一百码远的大垃圾桶里去。其中一只装着一些化妆品、香水、洗发露和沐浴液，另一只里面是各种女用内衣**。然后她回家继续清扫。
邻居们后来说，晚上她一直在播放音乐，播放到深夜——不是她通常喜欢的莫扎特和施特劳斯，而是威尔第的作品，尤其是《纳布科》的一些曲子。一个耳朵特别尖的邻居指明那部曲子是《奴隶合唱曲》，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着。
凌晨一两点钟，音乐声停止了。她从厨房里拿了两件东西驾车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在普拉特公园，一个正在牵狗散步的退休会计师发现了她。
她穿着她那件整洁的灰色花呢大衣，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发髻，腿上穿着一双厚厚的长筒袜，脚上穿着一双平跟皮鞋。在一棵橡树的树枝上挂成了一个圆圈的那条晾衣绳没有背叛她的意愿，一把餐厅用凳子倒在一米开外的地方。
她死去时的模样相当安详，双手垂在两侧，脚尖指向地面。爱迪丝·哈登堡永远是一位酷爱整洁的女士。
二月二十八日是地面战的最后一天。在科威特西边的伊拉克沙漠里，伊拉克陆军从两侧受到围歼。在科威特市南边，八月二日趾高气扬地开进科威特的共和国卫队，已经有几个作战师不存在了。那一天，伊拉克占领军把能着火的一切东西全点上火，不能烧的东西尽可能砸烂，之后纷纷搭载卡车、大客车、面包车、小轿车和马车，组成一条长蛇般的车队向北方逃窜。
这个车队在穆塔拉山岭的公路上被捕捉到了。多国部队的战鹰、美洲虎、雄猫、大黄蜂、狂风、雷电、幻影和阿帕奇们，轮番向车队俯冲下来，把这些车炸成了碳化的残骸。由于首尾车辆先被毁，其余的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处在山岭中也无法向两边逃离。车队中的许多人死了，其余的投降了。到太阳下山时，第一支阿拉伯部队正在开进科威特去解放它。
那天晚上，麦克·马丁又与利雅得取得了联系，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报出了自己的方位，指明了附近的一片平展的牧地。
这几位特空团战士和沃克已经断粮了，现在融雪维持饮水，而且忍受着寒冷。他们不敢生火取暖，怕万一暴露他们的位置。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共和国卫队的山民巡逻兵也许还不知道，或者不加理会。
刚过黎明，美军第101空降师出借的两架长航程黑鹰直升机来接应他们了。他们刚刚经历过历史上最大的直升机攻击行动，从101师设在伊拉克境内五十英里处的基地里飞来。从沙特边境过来的路途实在太远了，即使从幼发拉底河边的基地出发，到靠近哈纳金的山区也是一段很长的航程。
为此，来了两架直升机，第二架载着更多的燃油，以便回程使用。
为安全起见，八架战鹰在上空盘旋，为直升机在草地上加油提供空中掩护。唐·沃克眯着眼睛看向天空。“嗨，他们是我的伙伴。”他喊道。
当两架黑鹰咔嗒咔嗒响着飞回去时，战鹰们一路护航，直至它们飞过南部国境。
在靠近沙特—伊拉克边境的尘土飞扬的沙地上——现在这里到处是败军丢弃的器械物品，他们互相道了别。一架黑鹰的螺旋桨扬起了沙尘，将把唐·沃克送往达兰，继之送到阿尔卡兹。一架英国的美洲豹停在旁边远处，它要把特空团小分队送回他们自己的秘密基地。
那天晚上，在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座舒适的房子里，特里·马丁博士这才获悉，自十月份起他的兄长实际上一直在什么地方，而现在麦克已经撤出伊拉克并安全到达了沙特阿拉伯。
马丁似乎有一种大病初愈的轻松感觉。秘情局让他搭车返回了伦敦，在那里，他恢复了在亚非学院的讲学生涯。
两天之后，即三月三日，在萨夫湾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型伊拉克机场，多国部队的司令员们与来自巴格达的两位将军在一个小帐篷里碰面，谈判投降事宜。
盟军方面的发言人员有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和卡利德·苏丹王子将军。坐在美国将军旁边的是英军司令彼得·德拉比利埃尔爵士中将。
这一天，西方的两位高级将领都相信，只有两名伊拉克将军来萨夫湾。但实际上有三名。
美国人的安全措施布置得极为严密，防止任何杀手企图进入双方将军们会面的那座帐篷。美军的整整一个师面朝外保卫着这个机场。
盟军的司令员们是坐一系列直升机从南方飞抵的。但伊拉克的谈判代表组不同，按照命令，他们驱车到达简易机场北边的一个交叉路口。在那里，他们下车转乘美军的装甲运兵车，走完去机场和那个帐篷的最后两英里路程。
将军代表团组带着译员进入谈判帐篷后十分钟，另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高级轿车正沿着巴士拉公路南下驶往那个交叉路口。路障的负责人是美军第七装甲旅的一名上尉，所有级别更高的军官都已经去了机场里面。这辆出乎意料的豪华轿车当即被拦下了。
轿车的后座里是第三位伊拉克将军，尽管只是一位准将。他携带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箱。他和他的司机都不会说英语，而上尉也不会说阿拉伯语。他正要用无线电请示机场时，一辆美军吉普车开过来停下了。司机是一名美军上校，身着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军服；旁边的旅客座上是另一名美军上校，佩戴着G2的徽章，属军事情报局。
两人都朝上尉晃了晃身份证。上尉查验并确认了证件，然后敬了一个军礼。
“没错，上尉。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家伙。”绿色贝雷帽上校说，“看来他轮胎瘪气耽搁了。”
“那个公文箱里，”军情局情报官指着伊拉克准将的那只手提箱说，“有我们的所有战俘的名单，包括失踪的飞行员。‘雷霆’诺曼要这份名单，现在就要。”那伊拉克军官正不知所措地站在自己的汽车旁边。
现在没有装甲运兵车了。绿色贝雷帽上校把伊拉克人推向吉普车。上尉被弄糊涂了，他一点也不知道还有第三个伊拉克将军。他只知道自己的部队最近上了一次“雷霆”诺曼的黑名单，因为他们声称攻占了萨夫湾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他可不想因为错拦了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需要的名单，结果让他加深对第七装甲旅的成见。
吉普车朝着萨夫湾方向驶去了。上尉耸耸肩并示意伊拉克司机把轿车与所有其他汽车停在一起。
在通往简易机场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了排列在两边、绵延一英里的美军坦克和装甲车。在这些装甲车队后，到包围着谈判地点的阿帕奇直升机警戒线之前，有一段路是空着的。
离开坦克车队后，那位情报官上校转向伊拉克人用阿拉伯语说话。
“在你的座位下，”他说，“别下车，快点穿上。”
伊拉克人穿着他自己国家的深绿色军装。他座椅下的那一套是淡黄色的沙特特种部队上校的军服。他很快换上了军裤、军装和贝雷帽。
就在阿帕奇们停成一圈的警戒线之前，吉普车转向沙漠，绕过简易机场朝南驶去了。在萨夫湾的另一边，汽车重新驶上了通往科威特的主要公路。
到处都是美军坦克，炮口朝外。它们的任务是禁止任何渗入者进来。指挥官在炮塔顶上注意到一辆美军吉普车从那个保护区里驶出来，车里坐着两名美军上校和一名沙特上校，于是他们没多加注意。
吉普车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科威特机场，这个机场已经面目全非了——内部许多东西被伊拉克人拿走了，上空笼罩着从酋长国各处正在起火燃烧的油田里飘过来的烟雾。路上之所以行驶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要避开发生过血战的穆塔拉山岭，汽车在科威特市西部的沙漠里绕了一个大圈子。
离机场还有五英里时，情报官上校从吉普车的杂物盒里取出一只便携式通讯器，输入了一组数字。一架孤独的飞机开始接近机场上空。
机场的临时控制塔是一辆挂车，里面安排的是美国人。正在飞来的是一架英国的HS-125飞机。不仅如此，它还是英军统帅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座机。肯定没错，因为所有标志和呼号都能对上。空中交通控制员同意它着陆。
那架HS-125没有滑行到已成为残骸的机场大楼前，而是停在了远处，在那里它与一辆美军吉普车会合了。机舱门打开，舷梯放下来，三个人登上了这架双引擎喷气飞机。
“格兰比一号要求起飞。”空中交通控制员听到了这个呼叫。他正在处理一队快要飞临的加拿大大力神运输机，机上载着供医院使用的药品。
“等一下，格兰比一号……请告诉我你们的飞行计划。”
他的意思是，你们要往哪里去？
“对不起，科威特控制塔。”说话声很脆也很准确，标准的英国皇家空军说话声。控制员以前听到过皇家空军的说话，都是这种口音。
“科威特控制塔，我们刚刚把一名沙特特种部队的上校带上了飞机。他病得不轻。他是卡利德王子手下的一名参谋长。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要求让他立即疏散出去，因此彼得爵士提供了他自己的座机。请清理跑道允准起飞。朋友。”
在这几句话里面，英国飞行员提到了一位将军、一位王子和一位贵族骑士。控制员是一名军士长，工作干得很不错，在美国空军中混得较好。要是他拒绝按一位将军的要求让一位英军司令飞机上的一位王子手下的一名沙特上校疏散出去，恐怕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格兰比一号，同意起飞。”他说。
HS-125从科威特升空了，但它不是飞向拥有中东地区最好医院之一的利雅得，而是把航向定在正西方，沿着王国的北线边境飞走了。
那架时刻保持着警惕的阿瓦克斯预警机见到了它并呼叫起来，询问它的目的地。这一次那英国口音解释说他们正飞往在塞浦路斯阿克罗蒂里的那个英国基地，德拉比利埃尔将军的一位密友被一颗地雷炸成了重伤，他们要送他回去。阿瓦克斯的机长对此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如何提出异议反对，难道把它击落吗？
十五分钟后，HS-125离开沙特领空进入了约旦国境。
坐在这架公务喷气机后舱里的那个伊拉克人对所有这些事一无所知，他只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高效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到西方付费人给他的最后一份信息时，他还是心存疑虑的，但细想了一下之后他同意了现在离开，省得以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必须自己想办法离开。那份信息里为他描述的计划，像梦一般地运转起来了。
穿着英国皇家空军热带军服的一名飞行员从飞行甲板走到后面来，用英语向美国情报官咕哝了几声。美国人笑了。
“欢迎你投奔自由，准将。”飞行员用阿拉伯语对客人说，“我们已经出了沙特领空。很快我们就会让你坐上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顺便说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从衣服的胸袋里抽出一张纸给伊拉克人看。伊拉克准将欣喜地读着。这是一张汇总单：他在维也纳银行账户里的存款额现在已有一千多万美元了。
绿色贝雷帽军官伸手从储藏柜里取出几只玻璃杯和几个小瓶装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打开一瓶，给每一只杯子倒了些酒并把杯子递了过去。
“嗯，朋友，为你的退休和发财。”
他仰起脖子干杯，另一个美国人也喝了下去。于是伊拉克人笑着喝光了自己的酒。
“休息一下吧，”军情局上校用阿拉伯语说，“用不了一小时，我们就能到那里了。”
然后他们让他一个人留下了。他把头往椅背上一靠，思绪返回到使他发大财的这几个月时光。
他冒了极大的风险，但现在已经见效益了。他回想起那天他坐在总统府的会议室里，听到热依斯宣布伊拉克终于在关键时刻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这个消息真的使他感到极为震惊，后来他如实告诉美国人之后，所有通讯突然中断，他也一样震惊。
然后美国人突然又与他联络了，并坚持要求他找出该设备储存在什么地方。
对此他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是为了五百万美元的奖金，显然该是下赌注的大好时机了。后来，这事情要比他原先想象的来得容易。
那个不幸的核工程师萨拉·西迪基博士被从巴格达的街上抓来，并被指控泄露了那件设备的地点。他痛苦地分辩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时候，就不经意说出了库拜的位置以及废车场的伪装。那科学家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在轰炸前三天，而不是轰炸后两天受到审问的呢？
耶利哥的下一个震惊是获悉两名英国飞行员被击落。那是不可控的因素。他急需知道他们在接受任务时是否知道该情报的来源。
当得知他们除了知道那地方也许储存着炮弹，其余一概不知时，他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但他的轻松很短暂，因为热依斯坚持认为肯定有一个叛徒。从那时起，用铁链拴在体育馆下面牢房里的西迪基博士必须被快速解决掉，于是博士的心脏被注射进大量空气，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
对博士的审讯时间记录，已经及时地由轰炸前三天改为轰炸后两天。
但是最大的震惊是听说多国部队炸错了，那颗原子弹已被转移到了喀拉，也就是要塞。什么要塞？它在哪里？
核工程师临死前的一句不经意的评价，透露出伪装工程的王牌设计师是一个叫奥斯曼·巴德里的工程兵上校，但档案记录表明，那位年轻的军官是总统的狂热崇拜者。如何去改变他的信念呢？
答案就是捏造一个罪名逮捕并折磨死他敬爱的父亲。此后，在葬礼结束后，他们在汽车里会面时，幻想破灭的巴德里成了耶利哥手里的一块面团。
代号耶利哥，外号叫折磨者的人，感觉到周围世界一片安宁。一阵昏昏欲睡的麻木感传遍了全身，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几天太紧张了。他想活动一下，但他的四肢不听使唤。两名美军上校正俯视着他，在用一种他听不懂但也不是英语的语言交谈着。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嘴里吐不出一个字。
HS-125飞机已经转向西南，飞过约旦的海岸线并且降到了一万英尺高度。在亚喀巴湾上空，绿色贝雷帽上校拉开了乘客舱门，顿时舱内充满了一阵空气的急流，尽管这架双引擎喷气机已经慢得差不多处于失速的状态。
两名上校把他拉起来。他没有抗议，软绵绵地任人摆布，试着想说些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在亚喀巴南边的蓝色海面的上空，伊拉克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离开飞机朝水面扑了下去。在碰到水面时他的身体将会四分五裂，余下的工作将由鲨鱼去做。
HS-125转向北方，重新进入以色列领空后，经过埃拉特上空，最后降落在斯迪多夫机场——特拉维夫北郊的军用机场。在那里，两名飞行员脱去了他们身上的英国军服，两名上校也脱下了他们的美军制服。所有四个人全都恢复了他们的以色列军服。那架公务喷气飞机的英国皇家空军标志被涂掉，再重新刷上原先的标志，还给了在塞浦路斯从事包机业务的一名沙燕。
来自维也纳的那笔巨款先是转入了巴林的卡努银行，继之转到了美国的另一家银行。其中一部分款又被转到了特拉维夫的哈波林银行，归还给以色列政府；那是在移交给中情局之前由以色列支付给耶利哥的那笔金额。其余八百多万美元则被打入另一账户，摩萨德称之为“娱乐基金”。
地面战结束后第五天，又有两架长航程的美军直升机回到了哈姆利的山谷里。
战鹰火控员蒂姆·内桑森中尉的尸体永远没能找到。伊拉克巡逻兵用冲锋枪把它打得支离破碎，余下的工作已经由豺狼、狐狸、乌鸦完成了。
时至今日，他的遗骨肯定是散落在那些寒冷的山谷里的某处，离他的先辈们曾遭受巴比伦洪水肆虐并为之哭泣过的地方不足一百英里。
他的父亲在华盛顿听到了这个噩耗，独自一人在乔治城的庄园里为他守夜，诵念经文和哀悼。
凯文·诺斯下士的尸体被找到了。当黑鹰们停在旁边时，英军战士们用手扒开那个乱石堆找到了下士。尸体被装进一只尸袋，先是空运到利雅得，继之由一架大力神运输机运回英国。
四月中旬，在英国赫里福德郊外的特空团总部营地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追悼会。
特空团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墓地接纳特空团死者。许多战士永眠在五十多个国家的战场上，他们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
有些人躺在利比亚的沙漠下面，他们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抗击德军元帅隆美尔时倒下的。其他人长眠在希腊的岛屿，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山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法国的孚日。他们分散躺卧在马来西亚、文莱、也门、马斯喀特和阿曼，在丛林里，在寒冷的荒野里，在福克兰群岛外围冰冷刺骨的南大西洋水域里。
如果尸体找到了，就会运回英国，但总是交给死者的家属去埋葬，墓碑上也决不会提及特空团，因为委派到特空团的战士是来自于其原先的部队的——步兵、伞兵、警卫兵等等。
只有一块纪念碑。在赫里福德的斯特林线的中心，竖着一座低矮粗壮的塔楼，外面包着木头，并漆成了单调的棕色。在其顶部有一只钟，所以这座建筑物被简称为钟楼。
钟楼底部是单调的铜板，上面蚀刻了特空团所有烈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牺牲的地方。
那年的四月份，铜板上新增了五个名字。其中一人被俘后又被伊拉克人枪杀，两个人是在试图返回沙特国境时发生交火战死的。第四个人在寒冷的天气中因多日雨水浸泡而冻死。第五个人是凯文·诺斯下士。
那天在雨中，特空团的几位前任首长也赶来了。约翰·辛普森，约翰尼·斯利姆子爵和彼得爵士，特种部队司令官JP洛瓦特准将和现任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都来了。在场的还有麦克·马丁少校和几名战友。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自己家里，所以那些仍在特空团服役的军人可以佩戴鲜为人知的沙色贝雷帽，帽徽上是一把有翼的匕首和一句格言：“勇者必胜。”
仪式时间不长。官兵们看到布幔被拉到了旁边，显露出青铜板上新蚀刻的白色粗体的新名字。他们敬礼后就走回到各幢乱糟糟的营房里去了。
不久，麦克·马丁走向他在停车场里停放着的那辆朝上开门的小轿车，驶出卫兵把守的大门，转向赫里福德郡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在那里依然保留着一座小房子。
驾车时他回想起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在科威特的街道上和沙漠里；在头顶上方的空中；在巴格达的小巷里和集市里；以及在哈姆利的山区。因为他是一个隐蔽的人，他至少对一件事颇为高兴——那就是这些事谁也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