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走进人民大会堂；李仙洲走在济南街头；杨伯涛走在田间小路；曹天戈走在西子湖畔；邱行湘走在长江南岸
时代的步伐，一秒钟也不会停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应该发生的那一天发生。
——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李仙洲、庞镜塘、宋瑞珂、沈醉、董益三，以及溥仪之弟、伪满洲国宫内侍从武官溥杰等五十名战犯第二批获赦；
——1961年12月25日，廖耀湘、韩濬、王凌云、杜建时、覃道善、孙楚等六十八名战犯第三批获赦；
——1963年4月9日，康泽、严翌、孙渡等三十五名战犯第四批获赦；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等五十三名战犯第五批获赦；
——1966年4月16日，方靖、杨光钰、牟中珩等五十七名战犯第六批获赦。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报上，曾经有这么一个表格，上面填写着一个个国民党战犯被俘的日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篇章里，曾经有这么一个页码，上面记载着一个个国民党战犯获赦的时日。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着、前进着，以它无可阻挡的脚步，挺进在世界上一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曾经驾着战车阻挡过历史车轮的国民党战犯，也就这样变化着、进步着，在他们回归人民的地方，以他们并不迟疑的步伐，迸发出时代的回响。
杜聿明走进人民大会堂。
那是他在红星人民公社当社员的时候。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北京。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特邀杜聿明作陪。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互知名的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指挥官和中国战区中缅战场指挥官，他们交谈的内容依旧是军队。蒙哥马利扭头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军队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了指自己：“就剩下我一个。”周总理接过话题，对杜聿明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全场一阵开怀大笑。
李仙洲走在济南街头。
那是他刚刚获赦回到山东老家的时候。大年初一，李仙洲偕同妻子探亲访友。穿过大街，走进小巷，李仙洲四下观望，美不胜收。正待他跨进院落，向主人拱手拜年，突听得身后一片大吼：“打倒国民党军阀李仙洲！”“李仙洲是一个大战犯！”李仙洲回首看时，巷口早站满了戴着红领巾的儿童以及佩着中学校徽的青年。李仙洲之妻见状，不觉勃然大怒，回身走下台阶，冲着学生一阵对骂。李仙洲慌忙走到妻子和学生之间，面朝妻子厉声呵斥道：“你在胡闹什么？你没有道理嘛。第一，我过去确实是国民党军阀，小孩子并没有骂错；第二，我现在虽然不是国民党战犯，但是小孩子提醒我不要翘尾巴，这是在帮助我嘛。”事后，李仙洲颇有感触地对亲友说：“新旧社会的最大差别，莫过于人民思想觉悟的变化了。”
杨伯涛走在田间小路。
那是他在回到湖南芷江探亲的时候。尽管杨伯涛自从当年湘西会战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而且在他离别故乡时，特意把战利品——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赠送给他的母校——芷江中学，但是，当他踏上阔别十五年的桑梓之地，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乡土之情。讲究衣着外表的杨伯涛也讲究揣测人们的心理，既然他发现农民如此看重他在三年反人民战争中的表现，那么他也必须表现出他在十年改造中所得的东西，所以他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而生产队的土广播在第三天就号召社员向杨伯涛学习。
曹天戈走在西子湖畔。
那是他在回到杭州当清洁工人的时候。在曹天戈的眼里，他现在的职务是世界上最卑贱的“清道夫”，而他过去曾经是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国将军。如果说在功德林里只有他能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杜建时同日而语，那么在西子湖畔他则只能用厚厚的草帽去遮住薄薄的脸皮。一分钟的情绪自然不能与十多年的意志相比，曹天戈经过另一位清洁工人的漫不经心的暗示，便抖擞精神，昂扬斗志，手拿扫帚如同手拿指挥刀一样神气。他脱去草帽，甚至脱去口罩，面对着相识者点头微笑。如若发现哪位老朋友掉头而走或者绕道而去，曹天戈便会疾步上前，怒目而视：“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劳动光荣，我今天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嘛！”
……
邱行湘走在长江南岸。滚滚的江水给他载来老友们的消息。尽管他把这些消息转告给爱人时被她斥为“人老话多”，但是他把它们当作不可多得的刺激。他力图像过去保持他的军队实力那样保持他现在的荣誉，可是他依旧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威胁。邱行湘一个人在南京明故宫旧机场跑道行走时，他进入了情绪的坦**之途；邱行湘知道了陈长捷在上海有着比他更加艰辛的种菜经历后，他进入了情绪的沼泽之地。只有当精力远远不如邱行湘的陈金城由功德林回到南京城，重新成为邱行湘的同事和邻居，这位军人气质毫无减退的文史专员方才得到了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邱行湘是敏感的，也是敏捷的。在陈金城谈及罗瑞卿接见第二批获赦人员时的那句名言——“你们连死都不怕，但是怕真理”——的第二天，邱行湘撕下了贴在门上的“喜”字，换上了一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横额是“真理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