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现在收到的，是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的来信。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介绍一篇与之相关的文字：
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邱行湘还妄图依托其长期修筑的防御体系，阻挡我军进攻，负隅顽抗。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经过英勇顽强的突击，连续摧毁了敌人一道道防御工事，一举夺取了所谓“固若金汤”的洛阳，并且俘虏了邱行湘。对于这样反动、顽固的敌人，在他放下武器之后，我们仍然执行了宽大俘虏的政策。后来，经过共产党的教育，邱行湘决心改恶从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洛阳营”前营长、现解放军南京部队副司令员。他曾经率领一支英雄的部队，攻克了敌人的第一道城门。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也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交代一件与之相连的事情：
一位来自北京的干部，为着特殊的使命抵达南京。他到了洪武路跃进制盒厂，找了厂长和工人；他到了汉府街街道办事处，找了主任和居民；他到了江苏省政协办公室，找了书记和秘书。于是，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南京方面有关人员对于邱行湘的全部议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市市长彭冲于1960年在傅厚堂大会堂召开的省政协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话：“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我们南京的特赦人员也在积极要求进步嘛。”
这位实地考察的干部不是别人，正是功德林的刘管理员。他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奇迹，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够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更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究其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单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生活逻辑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阶级范畴不同，但是，热爱脚下即令坎坷不平的国土，忠诚自己即令遭遇不幸的民族，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违背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长江的冲洗；具备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黄河的养育。
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就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战犯的若干情况，向人民作了庄严的报告。他在结束他的历史性发言时，放下了手中的讲稿，用满意的目光和赞扬的语气，向与会者作了表彰性的介绍。他说：“在特赦人员中，上海的陈长捷和南京的邱行湘表现良好。”——这句话被张治中写在他的信笺上，就在当场听到周恩来的讲话的当天，他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封信，分寄上海与南京。这位人大副委员长在给两位文史专员的信中，除了热情的祝贺，还有殷切的希冀：“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盼在革命大道上继续奋进！”
邱行湘是在送走刘管理员整整半年以后，收到张治中的信的。他把这封毛笔书写的信件，紧靠着铅字印刷的特赦证，放在衣柜上的一口皮箱里。不知为什么，每当他看见张治中的墨迹，脑海里便出现刘管理员的身影，连同刘管理员讲述的关于黄维的故事。
黄维继续生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
其实，一定意义上，他也失去了国民党战犯的身份。由于依旧发明“永动机”的缘故，他现在的职务是工程师。这个职称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核审，而能够得到战犯管理处的确认，乃是因为如下的原因：既然黄维仍不服输，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提供一个战场。黄维的战场摆在一间二十四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整套设备是他的武器，数名助手是他的军队，而来自共产党国库的近千元人民币，则是他用来维持战争的经费。
天时、地利、人和，兵强、马壮、粮多。在这样的战场上都打不了胜仗，还当什么中将！黄维拿出吃奶的力气，拿出决战的勇气，苦苦折磨了三百六十天，结果站在实验室门口发出带血的哀叹：“失败，失败……”而只有当他坐到大通铺上面，才咬牙切齿地补出一句：“失败是成功之母！”
黄维还得投身他不愿结束的战役，邱行湘则拒绝参加任何一场与真理交锋的作战。也许正是刘管理员向他介绍黄维近况的用意，邱行湘突然发现了一条历史的秘密：突破洛阳城防的，是“洛阳营”；打下黄维兵团的英雄部队之一，也是“洛阳营”。换言之，这支军队可以征服邱行湘，也可以征服黄维——不同的命运统一在同一支军队面前，区别于时间的先后之间。至于失败与胜利的演变，当然也就随之而来——失败在一个战场，胜利在另一个地方。
邱行湘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在南京宽敞的柏油马路上。两旁法国梧桐的枝叶，把他融化在绿色的世界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给大地洒下圆圆的光环，富有弹性的土地，又把光环送到他的额前，使他在斑斓的生活中常常眼花缭乱。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产生幻觉：对面走来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笔挺的黄色呢军服的国民党将军，领章上那颗三角星的光芒，辉映着灼人的目光。他挟着黑色的图囊，走得那样威风凛凛，那样匆匆忙忙——对了，脚下就是黄埔路，为了开赴一个罪恶的战场，他刚刚从“主席官邸”走了出来。
邱行湘的心里“咚咚”作响。淡蓝色的无轨电车，在他身后按响喇叭，他却仿佛听见了洛河边上的枪声；深绿色的梧桐树叶，不时掉下几滴露水，他却如同北渡黄河，浪花溅到脸上。直到看见他所在的机关的大门，眼睛才泛出宁谧的目光。这里是长江南岸，他走在长江路旁。南京“总统府”的水泥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几个弹洞的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走得那样威风凛凛，那样匆匆忙忙，他穿着整齐的蓝咔叽中山服，拎着黑色的提包，直端端地走了进去。
1980年春初稿于重庆滩子口
1981年夏改稿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