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里的国民党战犯，大都享受过新中国的小车的柔软以及从德国人手里接收回来的复兴医院特殊床位的舒适。邱行湘在战犯中，甚至在非战犯的一般人中，身体都要算第一流的。他本来在他私人的米黄色的小车随着公家的草绿色的卡车被共产党缴获后，再没有享受柔软的念头，可是，他仅仅因为牙痛，也被功德林的小车送去复兴医院。
他第一次感到坐小车的舒适。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共产党的坐垫比国民党的要多几盘弹簧。他本来闻着汽油味就容易作呕，现在却情愿在行驶着的小车里大声地打饱嗝。
邱行湘为仁义动情，这不是第一次。1933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他作为陈诚新编的第五军五十九师一九七旅三五三团二营营长，随旅长方靖在岭口占领阵地。以后方靖要他推进到霍源西北一带高地，占领了优势地形。打了两天以后，红军向他的阵地右翼步步紧逼。最后，红军一、三、五、七军团及红军二十二军罗炳辉部打到他们的三五三团的阵地上来。经过一番极为激烈的厮杀，他受了重伤，被送到南昌法国医院疗养。住进医院不久，陈诚带着水果专程来看望他，这使他的眼角浮出一汪感动的泪花。
当然，邱行湘心里有数，国民党的恩德是需要偿还的，对方的恩德愈重，他欠下的债务愈多，直到把老命卖掉，方才身心两尽。同时，邱行湘心里有数，共产党的恩德是不需要偿还的。他觉得共产党的仁政有些像大肚罗汉的面容而不像商人的笑脸；退一万步，囚徒身上有什么油水呢？
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战犯的优厚，是建筑在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之上的。在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国民党战犯每顿是三菜一汤，每周配五斤白面；而共产党人一个月吃一次面粉，平日吃玉米、小米、南瓜。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包括管理处最高领导者在内的共产党人通通吃大灶，而国民党战犯吃中灶则是最低的生活标准。人心非木石，邱行湘的眼角又掉下滴滴感激的泪水。他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这片绿色的森林是浩瀚无垠的，里面充满着晨歌，充满着朝霞，充满着苏醒……
当然，邱行湘在功德林里，也遭受过不幸。那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功德林办公大楼因煤炉底漏火，引起地板燃烧，使大楼受到一些损失。邱行湘作为组长，经常出入办公大楼，向管理处教育科汇报情况，因此，战犯中有人议论邱行湘有纵火的嫌疑。正在邱行湘叫苦不迭的时候，一包火柴落在他的手心上。——管理处吸取失火的教训，派专人管火，指定邱行湘负责管理各条胡同的煤炉、化纸炉，早上由他生炉，晚上由他封火。
火柴尚未划燃，邱行湘的心已经热了。
1931年，邱行湘随陈诚参加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撤驻吉安。那时他任十八军特务营营长。陈诚令他“严禁烟、赌、娼”。特务营巡查队抓住了一个吸鸦片的姓覃的十八军干部补习所教官。覃当场向巡查队跪求宽恕，巡查队长准予释放。可是，覃回到补习所，用匿名信诬控邱行湘“包烟、包赌、包娼”。陈诚接到匿名信，立即唤过邱行湘，骂他“执法犯法，自暴自弃”，并以此作为理由，撤了邱行湘的差。此事很快被补习所主任樊嵩甫察知，樊立即到陈诚处对陈说：“你凭覃的诬告，做错了事。”陈诚方有悔意，立即派副官处长唐耀疆到去南昌的轮船上把邱行湘拉回。邱行湘执意不肯。到了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第二天，他去见何应钦，何要他到行营任特务团营长。不久，陈诚也到了南昌，也住江西大旅社。可谓冤家路窄，邱行湘上楼，陈诚下楼，邱行湘无法回避，只有就地站住。陈诚问他：“你为什么要走？”邱行湘低头不语。陈诚的前妻之兄吴子漪（十八军南昌办事处主任）在旁边对陈诚说：“你撤了人家的差，怎教人家不走？”陈诚发怒说：“撤差就一定要走吗？”吴子漪不再说话，邱行湘进退不得。隔了一会儿，陈诚转过话题，心平气和地邀邱行湘随他到武汉（接任何成濬的“绥靖”主任）。于是，邱行湘又跟着陈诚下楼去了。
邱行湘想到这种往事，不由得把火柴捏得更紧。一包火柴只值两分钱，他把它作为被俘五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在旧的年代里，他承受过国民党的不计其数的生杀予夺、逞其喜怒的恐怖；在新的岁月中，他领受了共产党专门为他们制定的“三保”政策（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所带给他的快慰。在为国民党卖命的时候都不曾享受到的东西，现在作为共产党的囚徒却享受到了！
在这样的感触中，邱行湘把共产党人对他的信任——包括这包火柴的信任，由衷地当作自己的幸运。他把共产党人的关怀和信任连在一起，暗自在心里合拢双拳，喃喃一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