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五十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物。最后笼而统之曰，为了扫清射界，大规模地拆毁房子。限令居民迁出。拆下木料做工事掩盖和木桩，其他高粱秆和茅草用火烧毁，弄得烟火冲天，祸及人民，露宿街头者四处皆是。有的整个村庄拆毁成为废墟，有的义庄拆掉将停棺叠成战壕……
陈长捷没有谈到国民党给天津人民留下的一场浩劫——火烧宜兴埠事件。这倒不是陈长捷隐瞒罪恶。
天津战役中，陈长捷曾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现在，他不愿意让林伟俦来继承他的交代。
然而林伟俦自己走出来了。他向管理处交代说，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刘云瀚和他等人，每晚8时均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一天晚上讨论到他的六十二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众人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哪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命令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杜建时接到警察局电话，得知六十二军火烧宜兴埠，急往见陈长捷。陈长捷闻讯大惊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等于长沙大火吗！”于是二人共筹善后，遂责成六十二军抢救，并令消防队出动灭火，又由二人联名出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拨款赔偿。结果军事日渐紧张，赔偿也等于一纸空文。当晚在司令部会商，陈长捷斥责林伟俦律兵不严，要惩办纵火的团长，以平民愤。林伟俦以昨晚会商会上曾作出破坏宜兴埠的决定为该团长辩护，与陈长捷争执不下。结果杜建时从中和解道，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而非纵火焚村，该团长按律当办，唯在此时严惩该团长于作战不利，应令其戴罪立功。陈长捷与林伟俦均无意见。于是乎，如此一场暴行，竟不了了之。
……
此时，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他们不是以怀古的情绪去凭吊昔日的战场，而是以伤感的情调来痛惜自己的人生。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邓演达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见《邓演达先生遗著》）。邓演达以他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和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的革命业绩赢得了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现在，也赢得了他的同学陈长捷的高度敬仰。陈长捷就外传由于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以致邓遭逮捕一事，问过邱行湘。邱行湘谈到，当时邓演达匿居上海租界，蒋介石遍索不得，而陈诚暗地里和邓演达保持联系，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陈诚赴日本观操住在陈诚家时，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有黄琪翔等与陈诚秘密谈话，因而陈诚对“第三党”的活动甚至对邓演达的行踪都略有所知，这是一点儿不假。但是邱行湘认为，邓演达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时，陈诚在他下面当连长，他对陈诚的提拔，陈诚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敬重。陈诚绝不会出卖邓演达，世人所传关于邓演达被捕需要陈诚点头，国民党特务非借助于陈诚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邱行湘以陈诚对严重的报答为例：武汉“七一五”事变后，邓演达出国，严重离职，陈诚仍崇敬备至。严重蛰居庐山，躬耕自食，陈诚时往探拜，常命电务员胡梓成（原随严重任电务员）前往馈赠火腿、茶叶、烟丝、食盐等食物，除食盐外，严多不受。直至1942年，严穷困潦倒，死于鄂西宣恩县之西坪。邱行湘又谈到，陈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演达转变。不料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时邱行湘随陈诚因参与第三次“围剿”失败撤驻吉安、陈诚闻讯，极度悲哀，曾几天不饮不食，面容消瘦。宋瑞珂和肖乾驻地离吉安数十里，闻讯后还专门相偕进城劝慰陈诚。邱行湘还谈到，他驻吉安时，他的黄埔同学邓克敏、张涛来吉安他处避难。他们是蒋介石的教导总队的连长，为了营救邓演达，事败后被蒋介石通缉。邓克敏告诉邱行湘说，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陈谦、胡一等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问邓克敏，为什么营救未成？邓说，当时邓演达不是关在汤山，也不是教导总队看守，邓演达被关押在“国民政府”里面，情况复杂，动手困难，要是关在教导总队，事情就好办了。邱行湘认为，陈诚对于邓演达之死，虽然没有责任，但有内疚。1931年1月，陈衔蒋命，到武昌改编教导第三师为十四师，隶属十八军，由陈兼师长；又以武汉要塞工兵营、攻城营合编为攻城旅，以李延年为旅长。十八军拥有两个师十八个步兵团，总兵力在七万人以上，在动**的政治局势中，已可左右一切。“第三党”老成员邓昊明曾对邱行湘谈到，1929年陈诚率十一师进出武汉时，邓演达寄希望于陈诚的起义。而陈诚则反其道而行之。邱行湘对陈长捷诉苦道，陈诚这一着棋不打紧，风云莫测之中，陈诚的老上司被送进了国民党的监狱，陈诚的老部属被送进了共产党的监狱。陈长捷对邱行湘正色道，陈诚是不会内疚的，值得内疚的是他陈长捷本人：同窗之人，邓演达彪炳千古、陈长捷遗臭万年：邓演达安睡九泉之下，陈长捷辗转黄土之上。每每思之，羞愧难当……
当然，战犯们交罪以后，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容易连在一起，而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更容易连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痛惜人生之后，并没有忘记对人生的向往。
时令正值冬季。胡同之间的三角形土地上，梅花盛开。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花木丛中和柏树梢上，不时有喜鹊和乌鸦从高墙外飞来。沈蕴存分析说：“喜鹊是中国的吉祥之神，乌鸦是西欧的幸福之鸟，现在喜鹊和乌鸦一齐朝我们飞来，肯定带来了好消息。”梁培璜倚在窗前向喜鹊和乌鸦招手，然后大惊小怪地向人们宣布：“它们在翘尾巴，它们在翘尾巴！尾巴一翘，喜讯来到。”沈蕴存警告说：“如果真有喜讯，我们可不要翘尾巴。尾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翘不得的！”人们一阵开怀大笑。
笑声之中，春天——人类最兴旺的季节，又一次来到了。她以弹拨琴弦的双手，推开北京城内的门窗，叩响德胜门外的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