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人能过够扭转地球运转的方向之前，夜晚到白天的演变，永远是一个必然的规律。然而站在地球上的人们，并不因此自觉地排除心理上的偶然的侥幸的因素。他们往往需要看到事物的结局，才能正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面镜子。国民党战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是以承认历史、承认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条件的。
邱行湘终于承认了历史的规律，乃是通过国民党从白天到夜晚的反证的结果。
他在陈诚军事集团里的通家之好、比他后当俘虏的杨伯涛，告诉了他陈诚集团在大陆上的垂死挣扎和最终没落。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局的绝对优势，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人莫不惊恐万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陈诚本人身先士卒，远走高飞，从沈阳飞回上海养病，又从上海飞往台湾安家。陈诚幕僚先者逃至台湾，后者逃去香港、澳门。而另有一些野心不死者，则试图行险侥幸，趁此混乱之际抓取兵权，利用各种封建关系，成立军队，拥兵自重。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的刘云翰，就是其中之一。刘云翰将四十九军二十六师残部、东北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整编五十五师和河北省保安团队带到天津，改番号为八十六军，重新调整人事，安插了两个师长进去。一个是邱行湘的副手、九十四军第五师副师长姚葛民，一个是三十六军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八十六军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1948年冬，刘云翰随陈长捷被俘。刘云翰被押解到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仅学习一个多月，就被释放回到南方。但他毫无悔过之心，仍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方天（陈诚系将领）合伙，任江西后备兵团副总司令，强征壮丁，编练地方武装部队。1949年国民党已濒全面崩溃之际，方天、刘云翰还在江西靠近闽粤山岳地带布置了几处打游击的根据地，打算割据一块地盘，恢复北洋军阀土皇帝时代的老样。江西解放后，方天、刘云翰逃到台湾。
杨伯涛又告诉邱行湘，大陆解放前夕，《中央日报》大肆宣传说，蒋介石已在台湾编练新军，将用以反攻大陆。实际上台湾那时只有两个旅，由孙立人当台湾编练司令。当时国民党政治形势已经很糟，征集新兵十分困难，即使有了兵，训练更需要较长时间，不能迅速使用。因此蒋介石把在南京、上海之线担任警备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二〇九师全部调往台湾。蒋介石命令选拔两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去担任这两个师的师长。在国防部的陈诚系人物认为机不可失，由苏时鉴呈，青年军整编二〇八师师长由该师副师长彭战存升任（彭属陈诚的老部属），青年军整编二〇九师师长由杨伯涛升任（时杨伯涛任整编十一师副师长）。蒋介石给予批准。以后因胡琏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免调杨伯涛到青年军，改升他为整编十一师师长（即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才留在大陆。
邱行湘安慰杨伯涛说，留在大陆，哪怕当犯人，也比到台湾好。共产党能够打下大陆，难道还不能收复台湾？所以迟被俘不如早被俘，如果共产党要释放战犯，人生也好做一个安排
杨伯涛开导邱行湘说，洛阳战役中，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胡琏率领十一师副师长兼十一旅旅长杨伯涛、川军孙震的整编四十七师整编一二五旅旅长陈仕俊等部队，经许昌、禹县、登封、渡伊河直抵洛阳，皆因山洪暴发，方才姗姗来迟。纵然天随人意，保住洛阳，也只不过是为解放军多添一次麻烦，导致共产党对邱行湘更大的仇恨而已。
邱行湘和杨伯涛长相略同，高矮一致，都是跟随陈诚半辈子的陈系将领。用他们自己的比喻来说，陈诚军事集团是一只蒋介石精心豢养和任意嗾使的猎犬，在猎犬被打死以后，依附在皮毛上的一对跳蚤却能安然无恙。邱行湘和杨伯涛不能不相互道喜了。
然而回忆是痛苦的，特别是往事像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候。如果说邱行湘昔日只要今天，不要明天，那么他现在只要今天，不要昨天。所以若是陈诚系以外的人问及或谈及他的往事，他是没什么好脸色的。
国民党河南第一路挺进军中将总指挥王凌云是位杂牌部队将领，曾任国民党第二军军长，1948年调河南南阳任豫西绥靖主任，抗战时在云南，隶属远征军。那时邱行湘随同陈诚、黄琪翔以及蒋介石自己的派给陈诚担任翻译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由昆明到弥渡，时任第二军军长的王凌云专程去昆明接陈诚，又专程送陈诚到弥渡，态度恭顺。陈诚对第二军前任军长李延年生活糜烂、吸食鸦片素怀不满，而对王凌云颇有好感。邱行湘那时与王凌云相识。
王凌云告诉邱行湘，洛阳战役最紧要的1948年3月13日下午4时，蒋介石派他乘一架飞机从南阳来洛阳救邱行湘。他飞到洛阳上空，因天气恶劣，看不清下面情形，不知洛阳机场是否还在邱行湘手中，因此盘旋片刻，折回南阳。王凌云问邱行湘：“那时洛阳机场落在谁的手里？”邱行湘反问王凌云：“你问这做什么？”王凌云说：“看我该不该降落呀！”邱行湘说：“你降下来也罢，我飞上去也罢——我们迟早都注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王凌云扭头走了。邱行湘有些后悔。他一个人站在那里，默默回想着王凌云来救他的时间——那时他正在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悬挂在洛阳中学的大楼屋顶——这时又是他往事像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