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他们的人来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这段话无疑是吹向功德林的一阵春风。
张治中、程潜、章士钊、邵力子、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踏着春风来了。
他们在功德林接待室的北客厅里，与他们要求会见的来自八角楼下各条胡同的旧属、同学、同乡们紧紧握手……
无须讳言，这种会面的那一瞬间，双方都是感叹嘘唏的。就程潜与文强而言吧。1947年冬、文强由东北内战前线转到长沙、追随湖南省主席程潜进行竞选副总统活动。程潜竞选失败后，挂出了“中国民主宪政协会”的招牌、挽留文强为之辅佐。适逢淮海大战拉开序幕，杜聿明特邀文强到徐州“副总”出任副总参谋长。国民党国防部发表明令之后，杜聿明急电刘嘉树，催促文强启程。临行之夕，程潜为文强饯行。席间，程潜对文强说：“人心被延安抓住了、大局已将无法挽救，此去谨防做俘虏！”文强淡淡一笑、心里在说，棋子未动，胜负安知？须公言之早矣！文强的命运果不出程潜所料。举棋勿悔，事到如今，不知文强是笑是哭？幸亏这天文强因病住院，否则他真不好在程潜面前表情哩。
再说傅作义与陈长捷吧。1948年底、天津外围各据点已被解放军扫**一净、全城防线处于包围之中。就在解放军总攻开始之前，陈长捷等人收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信。如若他在复信中同意放下武器，那么历史又是另外一回事。陈长捷又是另外一个人了。但是，陈长捷表示：“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他等待北平傅作义主持全局动向，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他打电话给傅总部追问北平和谈发展如何，得到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直到解放军攻克天津的前一夜，在最后挣扎的巷战之中，陈长捷仍打电话询问和谈消息，结果还是李世杰的那句话：“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以致气得他将电话摔在桌上，破口大骂：“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骂人不对，所以现在陈长捷站在傅作义面前，不仅没有启口，而且几乎没有睁眼。
然而，陈长捷毕竟是学过《资本论》的，关于“资本”的概念，他获得了最科学的解释。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只能得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那么他何必自寻烦恼呢！历史的误会，自有冰消雪化之时，个人的命运，却无天造地设之机，重要的依旧是赢得人生的剩余价值。这自然不仅仅是陈长捷一个人的思维。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功德林的接待室里，升腾着弥漫着时代的气息。
八十一岁高龄的张难先。为国民党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濬锁好蓝色中山服的风纪扣，大声说：“好！精神振作起来，拿出当将军的样子，民族统一大业，要靠你们出力气呵！”张难先与韩濬是湖北同乡，当年张在恩施湖北省政府当客卿时，韩是湖北省政府干训团教育长。这次，张特意来功德林看望韩的同时，也要求见见其他相识。
张难先是邱行湘素所尊重的前辈，尤以为国为民，能上能下之精神令他叹服不已。张难先在抗战前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下台后，回到湖北沔阳老家当县长，干得比当省主席还起劲。世人多以此为怪，故张难先与石瑛、李书城、严重并称湖北“四怪”。陈诚在恩施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时，对“四怪”特别尊重。邱行湘兼任恩施警备指挥官，奉陈诚命令，亦对“四怪”特别保护，
时过境迁。邱行湘现在坐在张难先的身旁，听着他不变的“民族统一”的呼声、望着他满是皱纹的嘴角，内心更是一阵翻涌。
张难先又大声地说：“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身体要好、学习要好。今后，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律妥善安排工作；愿意去台湾海外的，政府也予以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功德林接待室的陈设是十分讲究的。地毯、沙发、精美的茶具、各色的鲜花，包围着一个舒适的天地。邱行湘从来没有感到心境与环境的和谐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地步——包括他当年蜜月在秦淮河畔、热恋在石头城下。
人世间的情感多种多样，只要有火，就有燃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