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封建制度没落之后，法国的城市自由依旧存在。自治权，在领主不再管理农村的时候，依旧保留在城市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期。这时候，与原先一样，自治的城市依旧是众多小型民主共和国的一分子。在这些国家里，全体人民自由地选举行政长官。这些官员对全体人民负责。城市的公共生活十分活跃，它对于自己的自治权利，既十分珍惜，又感到无比自豪。
从1692年开始，选举制度首次被取消。从此，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国王可以拿来向各个城市的某些居民出售。换句话说，城市里的各种职务，成为一种买卖的东西。
由于法官的完全独立，是司法体系优异的首要条件。因此，当问题仅仅涉及法官的时候，职务买卖通常是有好处的。但是，另一方面，职务的买卖从始至终都是有害的，当问题涉及到行政制度本身的时候。这是因为热情、服从和责任心乃是行政制度最为需要的。关于这一点，旧君主制政府十分清楚。因此，它从不出卖总督和总督代理这些职务，而是谨慎地防止自身受制于强加给城市的制度。现在，出现了卖官鬻爵的情况，可以说，城市的自由和人民的福利，两者一起被毁灭了。
路易十一统治法国的时候，由于城市自由所体现出的民主性，使得这位君王备感恐惧，于是他下令，限制城市自由。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只要城市能赎买自由，他便把城市自治权出售给它们。这时候，这位君王倒不是害怕城市自由。实际上，路易十四想通过这种方式做买卖，其意图并不是真的要废除城市自由。如果说他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只是出于财政目的的考虑而暂时采取的一种措施，决不是他的本意。不过，在他统治期间，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曾经被出售过七次。而当那些城市从中获得利益的时候，他又将这种权利收回，以便再一次出售。像这样的做法，其动机和目的是明确的。对此，人们早就坦言相说，毫无隐讳。路易十四的这套买卖把戏，在前后80年的时间内，一直如此，没有改变。这一点，让人们颇感奇怪。
1772年，法国颁布了一条敕令。在其前言中，路易十四这样说道：“负担的减轻，已经成为财政上的一种需要。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找最为妥善的方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巨额税款，承受人简直苦不堪言，尽管这种方法非常稳妥。1764年，在总督写给财政总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城市职务的赎买，很多人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数目，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然而，这批巨额财政收入，并没有用到城市的福利上。与之相反，这些赎买来的职务所享有的特权，以及政府对城市人民的压榨，却日益明显、严重。”这一无耻到极点的特征，在整个旧制度里，我是没有看到的。
在法国，也许并没有两座城市，显得绝对相似。但是，这种城市间的差异，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而这种相似性恰恰被这种错觉所掩盖。每一个城市不但有古老制度的遗留，而且还有各自运行的方式，而不管城市政权的根源怎样变化。所以，关于18世纪城市管理的情况，在今天想要明确地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项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764年开始制订。一篇篇奏文，必须由各省的总督，按照每个城市的行事方式写成。其中，有些文献我有幸找到了。仔细查阅之后，我确信，每一个城市的管理方式，差不多是相同的。有时候，尽管表面上有些差别，但实质上是相同的。
通常，有两个会议全面负责城市政府的工作。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都采用这样一种形式。
第一个会议，是市镇的权力执行机构，被人们称为城市政府。它是由城市的官员组成的。城市的大小，决定了这一会议的参加人数。会议的成员，也是经由选举产生后，行使临时权力的。只不过，他们必须抓住国王进行职务买卖或者确立选举制这些时机。随着中央政权进一步地控制城市政权，赎买的职务日益贬值。因此，当国王收回职务，并再一次出售的时候，很少有人再使用金钱赎买它。
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城市的官员总是享有特权，并且免于纳税。但是，他们却没有薪金。城市行政权是集体行使的，因此，他们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对于市政事务，行政官一个人无法全权负责。虽然市长是市政府的主席，但是他不是城市的行政官。
第二个会议的名称，是全民大会。在各个城市里，全民大会参与主要事务的处理。有些地方，还实行选举制，全民大会在那里组织城市政府的选举。
全民大会在15世纪的时候，由全民组成。关于这种做法，符合他们先祖的习性。这一点，可以在一份调查奏文里得到验证。那时候，全体人民选举城市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对于人民的意见，官员在必要时会听取，并且及时向人民反馈。这种方法，直到17世纪末期，偶尔还会实行。
到了18世纪，全体会议的组成人员即人民，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这时候，代议制成为全民大会的组织形式。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民众不再选举全民大会，并且民众的意见也不再被接纳。全民大会的组成人员，变成了显要的贵族。这些人有两个来源：一部分人是行会或者团体派来的，另一部分人参与会议，是由于身份比较特殊。在这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肩负着委托权。这种权力是他们所在的特殊小团体强加给他们的。
特权显贵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民大会中越来越多。而工业行会的代表，则越来越少，甚至再也没有了人影。唯一能看到的，是团体代表。也就是说，全民大会的参加者，几乎没有手工业者，而全是资产者。那时候，各地的人民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就像局外人一样，不再关心市镇的事务。中世纪的时候，人民心中普遍怀有一种城市的爱国主义热情。此时，行政官员不断地尝试唤醒这种热情，可是没有一点儿效果——人民对其冷漠置之。有些城市利益，虽然关系重大，但是也不能吸引人民。有些地方，继续保留着虚假的自由选举活动。对此，人民都会弃权，如果让他们去投票的话。像这样的事情，历史上还有很多。可见，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人民会轻易地相信那种虚假的自由。
从奥古斯都开始，一直到现在，形式上的自由，几乎是所有君主想要维持的，尽管他们一度摧毁了这种自由的实质。在他们看来，采取这种方式，就可以将道德力量——公民曾经极度认可的共识，与专制力量给予的种种便利结合起来。于是，他们不断尝试这样做，可是结果全都失败了。很快人们发现，这种形式的自由，由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没有办法长时期地维持。
于是，等到了18世纪，小寡头政治便成为各城市的政府形态。当时，全法国的行政制度，都存有一种政治弊端：某个家族势力，可以躲开公众的耳目，逃脱对公众的责任，而以一己之见，掌控着城市的所有事务。让中央政府越来越紧密地控制地方权力，这是总督们看到这一弊端后，所能提出的唯一解决之道。
御前会议经常根据各个总督的建议，制定一些没有注册过的规定。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甚至于有时连城市的居民也毫不知情。当某一个城市，突然遭到某种相似的规定打击时，它的居民往往说道：“一听到这样的措施，城里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于是，他们都感到很震惊。”正是这些规定，总是将所有城市行政制度的改革予以推翻，尽管这些改革方案由君王一道道颁布。可见，想要改变那些弊端，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在城市里，一切工程如果要进行下去，必须按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通常，工程是由国家的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主持。而工程的招标工作，必须在总督或者总督代理的监督下进行。有些人认为，法国到处是新生事物。但是，只要他们看到这一点，一定会备感惊讶。只有得到御前会议的裁决——它通常由总督的报告得出，城市才能设立出入的关卡，才能征收税款，才能进行抵押、出售、诉讼活动，才能租赁城市财产，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盈余的那一部分，才能进行自我管理。
但是，对于城市管理的干涉，中央政府所达到的深远程度，远远甚于这些规定所显示的范围。可见，与它的权利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要大很多。
18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一份通告，是财政总监写给各省总督的。在这份通告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对于城市会议中所发生的一切，你们必须万分谨慎。会议上的各种决定，以及你们的意见，都必须以最为明确的报告形式，迅速邮寄给我。”
实际上，不管城市中的大小事务，政府都紧密地控制着它们。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总督和总督代理之间的通信中看出。所有的事务，包括节日的庆祝问题，都须经过总督的同意。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有自己的坚定看法。在一些情况下，总督也主持公众的庆祝活动。这时候，总督亲自下令，点燃灯火，挂上灯笼，系上彩绸。有一次，资产者民团成员，由于在唱《赞美诗》时不在现场，便受到总督20里弗尔的处罚。因此，在城市中，官员们感觉自己的地位很卑微，说出来的话没有多大效力。
在这些城市官员当中，有些人曾经给总督写信说道：“大人，为了不辜负您的厚爱，对于您的一切命令，我们都谨遵恭守。对于您给予我们的保护和仁爱，我们祈求能得到更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冠冕堂皇地自称为本城的贵族。在信中，他们这样写道：“对于阁下的意志，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对于政府的权势，资产阶级一直想要掌控，而自由却成为人民争取的对象。就这样，他们各自做着准备。
在18世纪，当城市走向灭亡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那时候，市政的混乱，充满了整个历史。关于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然而，有的人却说，城市在短时间内就会灭亡，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制的话。对于后者的说法，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按照常理，城市与中央的依附关系如此紧密，那么，它解决自己的财政，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可是，事实绝不是这个样子。
不同的权力，以及不同的形式，都紧紧地依附在中央周围。当我们从城市向乡村走的时候，随处可以碰到这种情况。
与领主不同，中世纪的很多乡村，曾经组建过一些集体。这种集体，有自己的一定财产，并且其产权是属于自己的。它的首领，也是由它自己选举产生的。此外，通过民主的方式，它进行着自我管理。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种集体，它也被领主所利用、监督和统治。
像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者曾经有过这类法律的国家或者地区内都可以找到。在英国，像这样的情况，也十分普遍。而在德国，只要读过弗里德里希法典，你就会明白，此类情况在60年之前也十分流行。而在18世纪的法国，像这样残留的痕迹，也是有的。
许多美国农村村社的特点，在我偶然查阅一份资料的时候被发现。那是一个总督管理区的档案。我想要了解旧制度下的教区状况。然而，在那些备受奴役，且经济条件极端贫困的地区，这些特点的发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些特点只有新世界才有的。并且，对于它们的存在，我始终感到很震惊。
其实，新旧两种制度，都没有设立代议制，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市政府。在整个社区的领导下，官员们分别对各个教区进行管理。而全体会议，两者都会时不时地举行，在这种会议上，全体居民共同选举城市的官员。对于重大的事务，也是由他们一起解决。总之，两者的各个方面都很相似，就像一个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在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新旧两种制度，有着相同的起源，虽然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
对于中世纪的农村教区来说，由于它们没有封建制度，实行自主管理，因而在新英格兰地区，它们就变成了镇区。而在法国，由于它们摆脱了领主的管辖，紧紧地受控于中央政权，因而出现以下状况。
18世纪，每一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不同教区的官员，就数量和名称来说，也是不同的。当一个地方的生活变得日益停滞时，官员的数量也是不断减少的。而当这一地方上的生活变得活跃时，官员的数量就不断增加。关于这一点，只要查阅一下古老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大部分的教区官员，分为两大类——理事和征税员。在各种场合，他们已经不是社区的代表，而沦为国家的工具。他们的产生通常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实实在在的选举，要么看起来让人觉得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理事代表他们处理事务。这些事务通常与公共秩序或政府有关。除此之外，理事还是总督代理的首选代表，当所处理的事务涉及到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执行一切普通法的时候。而在总督直接命令下，收税员负责征集人头税。
与往日不同，对于政府的所有事务，领主丧失了的管理权限。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过去有些事情，他们总是要插手干预的，以维持自己的权力。但是现在，他们甚至连监督的权限也没有了。当然，他们的力量日渐萎缩，他们也不愿意再去干预事务了。今天，如果他被邀请参与这些事务，会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教区内，如果想要取代领主的统治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另外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领主的存在以及他的特权，总是妨碍这一过程的进行，尽管他已经没有了统治权。在教区内，领主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与其他人完全不同。正是他的这一天然的优势，使得他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力。对于一切法规的权威，这种影响力可以对其进行破坏或者消减。
对于教区内有知识且有很多财产的居民来说，由于领主的不断干预，他们相继离开领地而逃向了城市。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中还会论述。这样一来，教区内只有一群农民，而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财产。可想而知，对于公共事务，这些农民一点儿也没有能力进行领导治理。蒂戈尔说得好：“在教区，茅屋以及像茅屋一样的居民，就是全部。”
由于教区征税员和理事无能、愚蠢与笨拙，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里，到处充溢着人们对他们的抱怨和不满。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追寻到底是什么原因，尽管当时的大臣、总督、总督代理甚至贵族也在不断地埋怨。
在法国的农村教区中，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民主特色，直到大革命爆发之前，还存留在其管理制度当中。只要商讨某一公共事务，或者选举市政官员，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利参与其中。在村里钟声的召集下，他们全都集中在教堂的门廊前。在这种商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这种会议既没有投票表决，也没有实质性的协商。此外，针对不同人的发言，为了收集并记录它们，会议还要专门请来一位公证人。而这位公证人会把那些会议纪要，露天制作成证书。
尽管在教区内，这种形式的民主会议，可以让人们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但是与城市政府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征求总督的意见，得到他的准许，并且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完全听从总督的指挥，这时候，民主会议才会得以召开。因此，当有人打开民主会议的嘴巴时，民主会议才能发表意见。
只有得到御前会议的准许，民主会议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才能自己做出决断，尽管在会上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没有御前会议的裁决，那么，教堂的房顶被风刮坏，本堂神父的住所墙壁坍塌，这些地方想要得到修缮或者重建，是不可能的事情。与距离巴黎最近的教区一样，最远的农村教区，也必须接受御前会议的裁决。有一次，我亲眼看到，25里弗尔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后，才可为一些教区所用。
某些最为民主的形式，也可以与那些最为专制的政府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当政府要实施压迫人的行动时，还必须摆出一副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的神态。这一点，只要我们把虚假的自由形式与真正自由的缺乏相比较，就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到这一点。
诚然，对于官员的确定，居民通常可以行使他们手中的普遍选举权。但是，像这样比较小的选举团，待定的官员，往往是总督指定的候选人。不但如此，总督指定的候选人还会以全票通过选举，并且从来都是这样。还有几次，自发举办的选举活动，被总督撤消了。接着，收税员和理事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员。他们上任后，一切新的选举活动全被中止，并且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下去。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社区工作的官员，其命运是比较严酷的。并且，你没有办法想象比这更为严酷的了。在其他地方，保障公民免受侵害的制度，依旧存在和执行。但是，在这些地区，它们却不存在了。因此，这些地区的官员，经常受到总督代理即中央政府最底层的代理人的强迫，并且遭遇很多数量的罚款。甚至有时候，他们还被投进了监狱。1750年，有一位总督这样说道：“在一些社区，关于骑警队骑兵巡逻的费用，我强迫他们支付给我。结果，有几个村舍的负责人，私底下偷偷地抱怨。于是，我便将他们抓进大牢。最后，他们乖乖地屈服了。”由此可见，在教区担任职务，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相反，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鉴于此，对于这样的职务，很多人总想摆脱它。
不过，在今天，作为所有公共自由当中的一种，教区自由一直为农民所深切理解。教区自由，是唯一一项使农民感兴趣的公共事务。在政府中，由于不能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些人深感不满，尽管他们对全国的政务掌控在君王手中早就习以为常。这就是这种空洞的自由形式所具有的影响力。因此，那些教区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于这些农民来说，还是相当珍惜的。
那种具有独立性质，并由多数成员组成的团体，往往也都具有上述有关城市和教区的情形。
在旧制度下，全法国人处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这种情况与现在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虽然监管这一词语还没有被造出来，但是，作为一种事实，它早就存在了。当时，城市、乡镇、村舍、救济院、手工场、修道院以及学院等，都没有独立的意志处理各自的事务。当然，对于自己的财产，他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处置。所有这些情况，仍旧和今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