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弊端，是一切腐蚀旧制度、导致其毁灭的弊端中最要命的一种，刚才我已经描绘过了。眼下我要再度探究一下，这种危险而怪异的弊端究竟源自何处，除此之外还有多少种弊端随之一同出现。

要是英国人自中世纪起就已彻底失去了政治自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地方独立，就跟我们没什么两样，那英国贵族那隶属于不同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很有可能会彼此分离，并远离人民，就像法国以及欧洲各地出现的或严重或轻微的变动一样。然而，他们却在自由的驱使下一直保持联络，以期达到一个目的：在将来某个必要的时刻共同进退。

由于自身存在的野心，英国贵族居然能在必要的时候装出视下属为同僚的假象，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十分亲热，这种现象真是有意思。前文中引用过亚瑟·扬的话，现存关于旧制度下的法国最有教育意义的各类著作中，就有他的著作。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有一回，他到乡下的里扬库尔公爵家中拜访，希望跟居住在附近的几位最勤劳、最有钱的农夫交流一下。公爵于是吩咐管家叫来那几个人。对此，这位英国人评论说：“英国的领主能邀请三四名农夫来自己家里，坐在上层社会的贵妇中间，跟自己的家人一块儿用餐。在英国的那段日子，这种事情我少说也见过一百回了。但在法国，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无论是在法国的加来还是在巴约讷，或是它们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

跟法国贵族相比，英国贵族更骄傲，更不擅长跟底层人打交道，这是他们的天性，毋庸置疑；然而，他们却不得不妥协，因为贵族的处境就摆在那里。他们可以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做任何事。这几百年间，英国在纳税方面的不平等已经基本消失了，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为了造福底层人民不断推出的不平等纳税政策。不一样的政治原则，会将两个相邻的民族分别引到什么方向，请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吧！18世纪，英国的穷人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权；而在法国享有此项特权的却是有钱人。英国贵族为了维持其统治，将最沉重的公众负担都背在了身上；而在法国，贵族的免税特权在贵族这个阶层消失后依然得以保留，以此来补偿贵族统治地位的沦丧。

14世纪，有句话在法国和英国仿佛以同样稳固的程度确立了下来，这句话就是“征税一定要事先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这句话总被人们挂在嘴边上：不遵从它就等于实施暴政，严格遵从它就等于顺从法律。就像我先前所说的一样，当时法国和英国的政府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但之后两个民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两种不同的命运。它们就好比从相邻的两点延伸出去的两根线，因为倾斜的角度有异，所以在延伸的过程中彼此间的距离不断拉长。

我可以确定，当初国王约翰二世被俘虏，查理六世又发了疯，导致法国政局长期动乱，民不聊生，打那以后，国王可以自行制定征税法则，不必再跟人民商议，而贵族也自私自利，任由国王向第三等级征收税务，反正他们自己享有特权，不必缴税；差不多所有弊端与祸患的幼苗都是那时候种下的；旧制度在实施后期饱受磨难，最终猝死，都是这些幼苗造就的结果。克米纳曾说过：“自己就能随意征收军役赋税，而不必征求各个等级的许可，查理七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他与他的继任者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王国也因此出现了一道伤口，鲜血流淌，长久不断。”他这话真有远见，深得我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伤口不断扩张，请试想一下这样的情景，并请看清楚这件事是怎样逐步发展，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弗尔博内曾完成了一部境界极高的名著《法国财政状况研究》，他在其中提到中世纪国王通常都靠领地赚取钱财，维持生计。他说：“特殊税务就让教士、贵族、平民一起承担好了，反正那些特殊需求的满足都是依靠征收特殊税务完成的。”他这话说得真是好。

14世纪，绝大多数经由三个等级共同投票决定的普遍税都具备这样的特点。那段时期确定征收的税，差不多全都是间接税，即每个消费者都需全额缴纳，任何人都不能例外。某些情况下，征收的是直接税；这时候，个人收入便成了纳税的依据，个人财产不再作为参考。贵族、教士、资产阶级都要向国王缴税，限期为一年，缴税金额不确定，可能为他们收入总和的十分之一。同一时间段内，各个省份的三级会议确定的本地征税，也应该包括在前面我说的由三级会议确定的征税中。

人称军役赋税的直接税的征税对象，从那时开始就将贵族排除在外了。贵族因为要履行无偿服兵役的义务，所以不用缴纳军役赋税。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税，军役赋税在当时大多适用于领地，而非王国，适用的范围并不广泛。

国王首度借助自身的权威征税，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他明白一定要先选一样表面上不会对贵族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的税；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贵族是一个很危险的社会阶层，他们站在国王的对立面，任何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改革，都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所以国王便决定征收军役赋税这项他们不必缴纳的税。

那些具有特殊性的不平等已经在那里了，现在它们之中又多了一样更具普遍性的不平等，使别的不平等得以继续维持，并且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此之后，中央政权越是膨胀，国家的财政需求就越旺盛，军役赋税也变得越沉重、多样；很快，军役赋税便增长到了原先的十倍，新增加的各种赋税都成了军役赋税的组成部分。不平等征税让各个阶级分离，使各阶级内部越来越分裂，在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情况。由最没有能力的人缴税，最有能力的人却免于缴税，当这成为缴税的原则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穷人缴税，有钱人却免税。

曾有人说，因为资金匮乏，马扎然[1]曾试图制定一项税，让巴黎城中最富有的人缴纳，然而他在遭遇那些人的反对后，立即选择了退却。最终他得到了自己所需的500万里弗尔，却是通过向平民征缴的军役赋税得到的。马扎然的本意是要让最有钱的人纳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最穷的人缴纳了这笔税；尽管如此，国库收入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君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但通过这种不公平的税收获得的收益却是有限的。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为了获取财政补贴召开三级会议，或是向贵族收税，以促使他们召开三级会议。那种叫人难以想象的理财本事就是由此诞生的，它为君主带来了花都花不完的收入，却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此奇异的特征在君主制实施的最后三百年间，一直存在于国家的财政管理工作中。

要对旧制度实施期间的行政和财政历史作出深入研究，方能明白这样一件事：这个政府虽然毫不激进，但其政务并不公开，并且失去了控制，只要它的权力被认可，并免受革命的威胁，让它所辖的平民失去最后一层保障，它就会采取一些粗暴、卑鄙的手段，以满足自身对财富的渴求。

那些历史记录中随处都能见到这样的内容：王室财产在被出售后，马上又被判定为不能出售的东西，然后再被收回；契约被破坏，没有人认可那些已经获得的权利，一遇到危机，国家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国家政府一次又一次欺骗民众。

所谓维持终生的特权，随时都会被收回去。所有会对那些因为愚不可及的虚荣心饱受痛苦的家伙产生同情的人，都会对这些命运多舛的贵族心生怜悯，这些可怜的受封贵族在17和18两个世纪，被迫为那些虚无的荣耀或是不公平的特权掏了无数次钱。路易十四就是这么做的，他将过去92年间授予的一切贵族头衔全部收回，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亲自授予的；他在圣旨中称，由于这些贵族头衔全都不是通过正经渠道得到的，必须再次交钱，才能将其拿回去。路易十五在80年后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据说，国家政府因为担心征兵的费用会增加，所以规定自卫队征兵不能找他人代替。

城市、社区和收容所为了能借钱给国王，不得不背弃了昔日的承诺。教区因为担心财产会被分散，无法全额缴纳军役赋税，所以不再创办能造福百姓的工程。

据说，欧里总监和桥梁公路建筑局的特里泰纳局长一度盘算过这样一个计划：为了取缔修建公路的徭役，各个区的居民要贡献出一笔资金，用来维修这一区的公路。此后，这两个老谋深算的政府官员并未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据说原因是他们担心筹到资金后，若国库再想将其用作他途，民众便无计可施了，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民众身上的担子就会由原先的一个变成了两个：新的税务以及徭役。这样的原因叫人不能不深思。我能断言，无论是谁，在管理个人财产时，若能像极盛时期的路易十四管理国家财产一般，那他肯定免不了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你若是遇上了某个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行政机构，它跟当今这个时代完全脱节，之所以会存续至今，全靠自身弊病的不断加深，又或者你遇上了某个可归为糟粕一类的新型机构，你需要想办法将其被称为糟粕的根本原因挖掘出来，那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原本只打算在短时间内实施的一项财政举措，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了一项固定政策。你将发现，这个屹立了数百年的新型权力机构，其最初出现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还一天债。

很多年前，平民还是贵族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得不得缴纳一种名为封地取得税的特别税。这种税导致土地和民众都变得四分五裂，二者持续作用于彼此，以至于分裂的情况愈演愈烈。因为封地取得税使平民和贵族很难融为一体，也因为最能促使不同的人变成同类的因素非共同拥有地产莫属，所以跟别的税相比，封地取得税在加深平民和贵族的分裂程度上可能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至于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并不清楚。在贵族与其邻居平民中间，持续不断地出现了一条又一条沟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袭领地和平民拥有的土地之间的差异性从17世纪就被废止了，两个阶级因此迅速融合。

14世纪，要得到领地只需缴纳很少的封建税即可，而且每缴纳完一次，要隔很久才会缴纳下一次；可到了18世纪，封建社会灭亡前夕，每隔20年就要再交一次这种税，缴纳的税额相当于平民阶层一年的收入总和。要是父亲死了，这项税就由他的儿子继续缴。图尔农协会曾于1761年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这项税务会给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无尽的阻力。国王向自己的子民征收的所有税务中，最叫人愤怒、最叫人感到无法接受的就是这项在乡下征缴的税，这一点毋庸置疑。”有个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人说：“一开始，每个人一生只需缴纳一次这种税，但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了一项严苛至极的征税。”就算是贵族都想废除这项征税，因为它阻碍了平民来向他们购买土地；然而，它却因为国库存在的各种需求延续至今，缴税金额只有增加，绝无减少。

有人认为，是中世纪造就了工业行会的所有弊病，这种观点大错特错。种种事实证明，一开始，行会前辈与理事会不过是为了联络业内成员而存在的，而且他们是为了在帮助工人的同时，不让他们的势力过度膨胀，才在业内设立了这样一个自治的小型机构。即便是路易九世，好像也不会订立更高的目标。

16世纪伊始，文艺复兴到达鼎盛时期，民众终于想到，要把劳动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以供国王出卖。各个等级的组织到这时终于演变成了自我封闭的小型贵族，形成了垄断的特权，这严重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先人对这件事反感至极。这一弊病虽然不是亨利三世的首创，但使其得以顺利发展的罪魁祸首却是他。这种弊病被根除，是路易十六在位时才发生的事。行会理事会制度的弊端，自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在位期间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而且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这些弊端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社会舆论将它们彻底揭露了出来。新的行业丧失自由，旧的行业却获取了更多特权，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出现。众人口中的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无疑是弊端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原因就是，这段时期国家对财富的需求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国家不想依靠民众解决这一问题的信念之坚定也达到了相同的程度。

1775年，莱特洛内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创立工业集团，兜售特权许可证，设立各种各样的新职位，并迫使各个集团出钱来买，国家的这些举动全都是为了挣钱。国家于1673年下达命令，各集团要想获得批准证书，必须付出金钱。至于那些独立的手工业者，一定要加入集团。这一命令将亨利三世订立的那些原则会招致的恶劣后果全都引了出来，但国家却靠着这种龌龊的手段赚了30万里弗尔。”这番话说得真好。

人们为了帮国库赚钱，而非为了什么政治目的，把城市体制搞得一片混乱，这个过程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国家需要金钱，但又不想问三级会议要，在这种情况下，卖官制度就被催生了出来，世间竟有这种事。三百年间，第三等级的虚荣心因为这种理财观念指导下的卖官制度长盛不衰，做官成了他们仅有的念想。做官的欲望被灌输进了每个平民心底，此后出现的革命以及奴役，全都建立在这样的欲望之上。

国家财政状况越是糟糕，就有越多的新官职出现，买下这些新官职，就会获得免除税务或享受特权的回报；如此增加的新官职并非是为了满足行政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财务需求，正因为这样，这些多得几乎令人咋舌的新官职根本一点儿实用性都没有，有些甚至会危害国家。科尔贝尔从1664年开始做调查，结果发现人们把将近5亿里弗尔都花在了买官这种旁门左道上。据说，黎西留废弃的官职多达10万个，但很快这些官职便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了公众面前。人们为了谋取钱财，不再对自己下属的官员实施领导、掌控，或是向他们下达必须执行的命令。就这样，国家行政机器被建立起来，它这样冗杂，运转不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最终，国家只能让这架机器按照某种方式做徒劳的运转，与此同时，又另外设立一架政府机器，这架机器要简单一些，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用来办一些实事，那些官员表面看来都在为办这些事忙碌，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办成。这些机构真令人厌恶，人们若能对其发表各自的看法，那用不了20年，它们肯定都已经垮台了。要是当年恰好又召开了一次三级会议，民众将自己的建议或是抱怨全都说了出来，只怕就不会有后来这些机构了。

最近几百年间，三级会议只召开了寥寥数次，但每次会议都对这些机构提出了很多异议。这些会议曾经不止一次指明，所有社会弊端皆源自国王滥用权力，胡乱征税，就像15世纪出现的那句强大的话语，国王偷走了“用民众的血汗造福自身的权利，没有征得三个等级的同意，也没有与他们商量”。

在关注自身权利的同时，三级会议还热情呼吁民众尊重各个省份和城市享有的权利，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没有白费。历届三级会议中都能听到由心而发的呼吁之声，反对这种不公平的负担。三级会议曾要求废止行会理事会制度，并且要求了不止一次两次；卖官制持续膨胀，三级会议对其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猛烈抨击。他们曾说：“卖官可耻，卖官之人出卖的不仅是官职，还有正义。”三级会议在卖官制确定后，继续对胡乱增设官职展开批判。那些冗杂的官位根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那些特权更是暗藏危机，他们对此提出反抗，奈何一点儿作用都起不到。这一整套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跟三级会议对抗；其诞生是要在法国人民面前掩饰国家税务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为了促成三级会议的召开。

最昏庸的国王采用过这样的手段，最圣明的国王也是一样，这一点需要注意。路易十二最终确定了卖官制；亨利四世在位时又开始售卖官位世袭权：那些将这一制度推而广之的人，他们自身的美德全都淹没在了制度本身的罪恶中！

政府将自身的绝大多数职能都转移到了最高法院，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便没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司法权力混乱，社会秩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为了弥补保障的缺失，务必要佯装给出一些新保障；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不那么残暴的专制政权面前，法国人往往会选择忍耐，不过，直接与专制政权面对面，他们又万万不肯，于是虚设某种障碍物，挡在专制政权前头是非常明智的，尽管这样做并不能真正阻挡专制政权，但最低限度可以稍微起到粉饰作用。

国家一心只想向人民要钱，不让人民讨还自由权，这只会让社会各阶级越来越分崩离析。尽管各阶段拥有共同的敌人，但在抗敌的过程中，他们直到最后一刻也无法接近彼此，或是达成一致意见。正因为这样，政府在各个阶段只需应对势单力薄的几个人就行了。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期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君王，他们之中有些人很有思想，有些人很有才华，绝大多数都有勇有谋，可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试图改变社会各阶级处于相同附属地位这一情况，努力拉近各阶级间的距离，使其连为一个整体。这话说得并不准确：曾经有个国王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并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居然是路易十六。上帝想做出怎样的判断，有谁能揣测得出来呢？

旧制度时期，王国诞生的一大罪孽就是阶级四分五裂，此后这变成了王国的借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那些有钱、有涵养的人民无法在政府中和平共处、友爱互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似乎已不大可能再管理好自己，如此一来，一个能把持大局的人进入其中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

在一封呈给国王的机密报告中，迭戈写下了这样一番悲伤的言论：“国内各等级之间的关联并不紧密，各等级的民众也都只顾着一己私利，彼此间的联系很少，但他们却共同构成了这个社会，即国民。所谓的共同利益，在这里一点儿都看不到。各村庄和各城市间的关联很少，它们隶属的行政区域间的关联也是一样。它们在建设完成那些对自身而言不得不建的公共工程后，依然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这场争斗无穷无尽，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妄想和谋算，您只能亲自上阵或是委托您的代理人对各项事务作出定夺。无论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还是为尊重别人的权利，又或是为行使自身的权利，民众都要按您将要发出的特别指示行事。”

同属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几百年间变成了路人甚或敌人，要让他们靠近彼此，同时引导他们同心协力将他们的共同事务处理好，绝非易事。相较于让他们恢复昔日的友好关系，促使他们分崩离析更加困难。有个叫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早已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让旧制度时期的法国走向四分五裂的各阶级，在60年前穿越维持多年的各种各样的阻碍，重新来到彼此面前，他们最先接触到的是自己的伤口，要不是为了跟对方决一死战，他们根本不会再碰面。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妒意与恨意却留存至今。

[1]法国17世纪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曾于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担任宰相和枢机主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