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陪审员，毁了我的委托人的不仅是各种事实的总和，”他大声说，“不，实际上，毁了我的委托人的只是一件事实，那就是他的老父亲的尸首!如果这是一桩普通的凶杀案，那么由于它的微不足道，无从证实和各项事实的荒诞不经，如果不是总和地，而是个别地对这些事实进行单独考察的话，你们一定会批驳这项指控，至少会下不了手，只凭对一个人的成见而毁掉他的一生的，尽管可叹的是他对这种成见实在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一件杀父案!这就会使人悚然动容，以致使据以提出指控的各项事实即使再微不足道和不足为凭，也会显得并不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足为凭，而这甚至在毫无成见的头脑里也常常如此。对于这样的被告怎么能宣判无罪呢？既然他杀了父亲，怎么还能让他逍遥法外!这是每个人的心里几乎不由自主地、本能地产生的心情。是的，流亲生父亲的血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是生我、爱我的人的血，这人为了我不惜自己的生命，从小把我的疾病当作自己的疾病，一辈子为我的幸福吃苦，以我的快乐、我的成功作为自己唯一的生活乐趣!唉，杀死这样的父亲，那真是无法相信、难以想象的事!诸位陪审员，父亲，什么是真正的父亲？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名称？在这个名称里包含着多么伟大的含义？我们刚才还只不过是约略地指出了，一位真正的父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然而我们大家现在正在为它操心、为它痛苦的这个案件里的父亲，去世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同我们方才心中所想的那种父亲的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这真是灾难。的确，有些父亲实在也简直就像是一种灾难。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样一种灾难比较真切地观察一下吧，诸位陪审员，鉴于我们即将做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我们不应当害怕面对任何事实。我们现在尤其不应该害怕，照多才多艺的检察官方才那种精彩的说法，在某一种想法之前畏缩退避，就像小孩子或胆小的女人那样。但是我的可尊敬的对手(而且还在我开口说话以前已经就是对手了)，在他的激烈的演说词中曾几次高喊：‘不，我不愿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不愿把为他辩护的事让给从彼得堡来的律师，我是检察官，我也是辩护士!’这是他喊过好几次的话，但他却竟忘了提起，如果可怕的被告在整整二十三年中，单只为了从他孩子时代在父亲家里唯一曾给予爱抚的人那里得到一磅胡桃，就生出如此感恩图报的心思，那么反过来，这样的人在这二十三年以来不会不记得，他如何赤着双脚，在父亲的后院乱跑，照仁慈爱人的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说法：‘没有鞋穿，小裤上只有一个纽扣。’哦，诸位陪审员，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灾难’进行比较切近的观察，重复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呢？我的委托人在回到父亲那里来以后，碰到的究竟是什么遭遇？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委托人描写成无情而自私的怪物？他缺少克制，他性格暴躁、粗野，我们现在就为了这个而裁判他。但是他遭到这种命运，究竟是谁的错呢？以他原来良好的气质，正直而敏感的心肠，竟受到了那样荒唐的教养，究竟谁应该负责任呢？有人教过他理性没有？在科学方面是不是受到过相当的教育？在童年时代有人多少爱过他没有？我的委托人是在上帝的庇佑下长大的，正和野兽一样。在多年的离别之后，他也许渴想见一见他的父亲，在此以前，也许曾千百次地像在梦中一般想起他的儿童时代，竭力驱除他当时所见的种种可憎的噩梦，衷心渴望拥抱他的父亲，并且加以宽恕。但是怎样呢？他遇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讪笑，为银钱争执而引起的猜疑和狡诈手段；他只是每天听到一些在‘喝白兰地酒’时说出的无聊话和处世经验，最后，又看见他的父亲竟用他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妇，唉，诸位陪审员，这是多么可憎和残忍!可是这老人却竟对大家埋怨他儿子如何不孝和残忍，竭力在大庭广众中糟蹋他，损他，造他的谣言，收买他的借据，预备把他送进牢监里去!诸位陪审员，像我的委托人那样外表上残忍粗暴、放肆胡行的人，有时候，而且常常是这样，实际上是怀着十分温柔的心肠，只是没表示出来罢了。你们不要笑，不要笑我的这个想法!多才多艺的检察官刚才毫不容情地笑我的委托人，说他爱席勒，爱‘美好高尚的一切’。我处在他的地位上，处在检察官的地位上，是不会笑的!让我来替这类人不易被人了解，而且还常被曲解的天性辩护一下吧。是的，这类人的天性时常似乎正好同自己，同自己的狂暴和残忍相反，渴求温柔、美好和合理的事物，这种渴求尽管是不自觉的，但确实是在渴求着。他们虽表面上激烈、残忍，但却能刻骨铭心地爱，例如爱某一个女人，而且一定是高尚的精神上的爱。请你们还是不要笑，这类天性确实时常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不善于隐藏他们那有时甚至是很粗暴的热情(人家吃惊的就是这一点，人家注意到的也就是这一点，而对他的内心却完全看不见)；相反，他们会很快耗尽他们的热情。然而，在正直高尚的人的身旁，这个外表上粗暴而残忍的人也会努力争取重生，争取改过自新，做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变得‘高尚美好’，尽管这句话是多么受人嘲笑!我刚才说我不敢触及我的委托人和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间的浪漫史。但是一言半语还是可以说的：我们刚才听到的简直不是供词，而只是一个疯狂而想报复的女人的叫喊，她不能责备人家的变心，因为她自己就变了心!假使她有时间想一想，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证词!你们不要相信她，我的委托人决不像她所说的是‘浑蛋’!那位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曾这样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为羊群舍命，只求不毁掉一只羊。’我们也不应该毁掉一个人的心灵!我刚才问：父亲是什么，并曾说过，父亲是个伟大的名称，宝贵的名称。但是诸位审判员，名称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应用的，因此我要斗胆地用一项事物本来的名称、应有的名称来称呼这项事物：像被害的老人卡拉马佐夫那样的父亲不能也不配称作父亲。爱一个不值得爱的父亲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制造爱，唯有上帝才能从虚无中创造。使徒以满腔热爱的心写道：“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我现在引用这句神圣的话并不是为了我的委托人，而是为了提醒所有做父亲的人。谁给了我教训为人父者的权利？谁也没有。但是我以人和公民的资格发出呼吁——我召唤生者[62](席勒的诗句)我们活在人世并不长，而且还常做许多错事，说许多坏话。因此我们更应当随时不放过机会相互交心，以便彼此也能尽量说一些好话。我也是这样：趁我站在这里时，我应该利用我的机会。这个讲坛由最高的权力赐给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整个俄罗斯都在倾听我们。我现在并不单只是在对这里的父亲们说话，我是在向世上所有的父亲大声疾呼：‘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是的，我们应该自己首先履行基督的教训，然后才能管教我们的孩子!要不然我们不是我们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他们的仇敌；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仇敌，而且这是我们自己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仇敌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话不是我说的，那是福音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用人家量给你的量器去量给别人。如果孩子们用我们的量器照样量还给我们，我们怎么能责备他们呢？新近在芬兰有一个姑娘，在人家充当女仆。人家疑惑她私生了孩子。开始暗中侦查她，结果在阁楼一角的砖头后面发现了她的一口谁也不知道的箱子，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已被她弄死的新生的婴儿，还在那个箱子里发现了她以前生下来，产后就被她杀死的两个婴孩的骨骸。她当时全供认了。诸位陪审员，她能算是她的孩子们的母亲吗？是的，她生了他们出来。但她是不是他们的母亲？我们中间谁敢给她加上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号。我们应该有勇气。诸位陪审员，我们甚至应该大胆，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几乎必须这样，不要害怕某些思想和某些话，像那般莫斯科的女商人那样，连听到‘枪炮’呀、‘老虎’呀等几个字眼都要害怕[63]。相反，我们证明近年来时代的进步也触及到了我们自身的进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光是生出来还不是父亲，生出来而尽到责任的才是父亲。哦，父亲这个名称自然也还有别种含义，别种解释，也有人主张，只要我的父亲生下我来，虽然他是浑蛋，虽然他对孩子们是恶棍，却到底还应该算是我的父亲。但是这个含义就有点神秘了，是我用理智所无法理解的，只能用信仰去接受，或者说得正确些，是靠了信仰去接受，好比许多别的事情，我并不理解，可是宗教命令我们去信仰它。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它划在现实生活的领域以外。至于现实生活，它不但具有应享的权利，而且本身也给我们加上了极大的责任，在这个领域内，如果我们想要富于人情，或者归根到底来说，合于基督徒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仅仅只按照经过理智和经验证实，并且由分析的洪炉所考验过的信念来行事，一句话，必须做出有理性的行动，而不能像在梦中和呓语中那样做出无理性的行动，以便不给人造成危害，不折磨人，不伤害人。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业，而不是神秘的，才是合乎理性的，真正爱人的事业!”
说到这里，从大厅的许多角落里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费丘科维奇却甚至连连地摆着手，似乎恳求大家不要打断话头，让他说完。全场立刻寂静下来。演说家继续说下去：
“诸位陪审员，你们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已成为青年，开始懂得思考的时候，也还会不去想这类问题吗？不，这是决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们做这种不可能的克制!眼前摆着一个不值得敬重的父亲，特别在和别个年岁相同的孩子们的值得敬重的父亲相比较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在这个青年人的头脑里引起种种痛苦的疑问。对于这些疑问，人家打着官腔回答他：‘他生了你，你是他的亲骨血，因此你就应该爱他。’青年不免会寻思起来：‘难道他生我的时候爱过我吗？’他一边问着，一边心里越来越感到奇怪，‘难道是为我而生我的吗？他在那个时刻，也许是在被酒刺激得欲火如焚的时刻，他并不知道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最多只是把好酒的癖性传给了我，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为什么单只因为他生下了我，但以后一辈子却并不爱我，我就应该爱他呢？’你们也许觉得这些问题是粗暴的，残酷的，但是你不能给青年人的头脑加上办不到的限制，因为‘即使你把自然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户里飞进来的’。而且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们不必害怕那些‘枪炮’呀、‘老虎’呀之类，应该按照理智和仁爱的要求来解决问题，而不应按照神秘的观念。怎样解决呢？应该这样办：让儿子站在父亲面前，明明白白地问他：‘父亲，请告诉我：我为什么应该爱你？父亲，请你拿出我应该爱你的根据来!’如果这位父亲有力量，能够回答得出，向他提出根据来，那就是真正的、正常的家庭，不只是建筑在神秘的偏见上，而是建立在理智的、负责的、严格合乎人性的基础上。反过来，如果父亲提不出根据，那么这个家庭就立刻完结了。他不成其为父亲，儿子此后也就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可以把父亲看作是陌路人，甚至是仇敌。诸位陪审员，我们的讲坛应该成为真理和健全思想的学校!”
说到这里，演说家的话被一阵抑止不住的、近乎疯狂的掌声所打断了。固然，并不是全场都鼓掌，但是到底有半数的人。父亲们和母亲们全鼓起掌来。从太太们坐着的楼上发出了尖叫和呼喊。有人摇晃起手帕来。首席法官拼命摇铃。他显然对旁听席上的行动生气，但却又断然不敢像刚才所威胁的那样，真把听众“逐出场外”。因为连坐在法官席后面的特座上的大员们，一些大礼服上挂着勋章的老头子都向演说家又是鼓掌又是摇手帕。因此，等到喧闹的声音寂静下去以后，首席法官也只能仍限于说说以前那句严厉的、“逐出场外”的威胁话。得意扬扬、精神抖擞的费丘科维奇又继续他的演说：
“诸位陪审员，你们还记得在那可怕的一夜里，这一夜的情形今天讲得很多了，一个儿子越墙闯进他父亲的屋里，结果跟生出他来的那个仇人和侮辱者狭路相逢。我还要竭力主张，他那时跑进去决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指控他抢劫简直是离奇的，这我早已说过了。他闯进去也决不是想谋杀他；如果他事先有这种打算，至少会预备下一个凶器，至于那个铜杵是他莫名其妙地本能地随手抓来的。即使他用暗号欺哄父亲，即使他闯进了屋里，我已经说过，我决不信这段神话，但是随他去吧，就算是这样，让我们暂且做这样的假设!诸位陪审员，我可以用一切神圣的名义发誓，如果他不是他的父亲，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情敌，那么在跑遍各屋，弄清楚这女人并不在这所房子里以后，他一定会赶快离开，对他的情敌不加任何危害，最多打他一下，推他一下，也就完了，因为他顾不得，他没有时间，他迫切要知道的是她在哪里。但是父亲，父亲，纯粹是因为一眼看见了父亲，才促成了这一切，这父亲从他小的时候起就恨他，成为他的仇人，现在又变成了丑恶的情敌!仇恨的情感自然而然无法控制地支配了他，没有考虑的余地：一下子全都爆发了!这是疯狂和失掉理智的冲动，但也是自然的冲动，无节制地，无意识地，为它被违反了永恒的法则实行报复，自然界里的一切也都是这样。但即使这样凶手也并没有杀人，我要肯定地这样说，我要大声疾呼地这样说，不，他只是在憎恶的怒火中挥了一下铜杵，并不想杀人，也没想到会杀人。他的手里如果没有那个倒霉的铜杵，他至多也许会打他的父亲一顿，但不会杀他的。他跑走的时候，并不知道被他打倒的老人死了没有。这样的杀人不是谋杀。这样的杀人案也不是逆伦的杀父案。不，杀死这样的父亲并不能称为逆伦的杀父案。这样的杀人案所以被列入逆伦的杀父案，只是由于偏见的缘故!但是事实上究竟杀没有杀，这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的心灵深处向你们提出呼吁的!诸位陪审员，我们现在给他定了罪，他会对自己说：‘这些人并没有为我的命运、修养、教育做一点事情，以便使我变得好一些，使我成为一个人。这些人并不曾施给我一口饭，一口水，也从不曾到四壁空空的牢监里来探望过我，可现在他们却狠狠地把我判处流放去做苦工。现在我已经欠债还清，从此再不欠他们的债，永远不欠任何人的债了。他们恶狠，我也恶狠。他们残忍，我也残忍。’他将要说这样的话，诸位陪审员!我敢发誓：你们的控诉只能使他感到轻松，使他的良心释去重负，他将诅咒他所犯下的血案，却并不感到遗憾。同时你们也在他身上扼杀了还能做一个人的可能性，因为他将从此一辈子成为狠毒而且盲目的人。你们是不是想要狠狠地严惩他，使用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刑罚，目的只是想使他的灵魂永远得到拯救和重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还是用慈悲来降服他吧!你们会看到，你们会听到，他的心灵将怎样战栗震惊。他将会高喊：‘叫我怎么承受这样的恩惠，这样的爱，我是不配的呀!’我知道，诸位陪审员，我知道这颗心，这粗野而又正直的心。它会在你们高贵的行动面前低头膜拜，它渴求伟大的爱的行为，它会炽热起来，永远地得到重生。有些心灵由于本性的狭窄而怨天尤人，但只要一旦用慈悲降服了它，给予它爱，它就将诅咒它的所作所为，因为它里面有着许多善良的因素。心胸会宽阔起来，会看出上帝是慈悲的，人们是善良公正的。忏悔和他今后应尽的无数责任将使他震惊，使他感到沉重。那时候他不会再说：‘我的债还清了。’而将说：“我对不起所有的人，我不如所有的人。’他会流出忏悔和痛切的悲哀感动之泪，喊道：‘人们比我好，因为他们不想害我，却想拯救我!’是的，你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件事，做出这种仁慈的举动，因为在缺乏一切多少带有几分真实性的物证的情况下，你们会实在难于狠心地说出‘是的，被告有罪’这样一句话来。宁可释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可惩罚一个无辜。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见上世纪我们光荣的历史里这样一个伟大的声音没有？以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还用得着对你们提醒，俄罗斯的法庭不仅只关心刑罚，而且也致力于拯救失足的人吗？让别的国家去净讲求条文和刑罚吧，我们这里应该讲求精神和意义，关心失足者的得救和重生。果真如此，俄罗斯和它的法庭果真如此，它就尽管勇往直前吧。你们不必用所谓疯狂的、使别的民族厌恶地退避三舍的三套马车来吓唬我们!完全不是疯狂的三套马车，而是壮丽的俄罗斯高车大马，将会庄严而平静地驶到它的目的地。我的委托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我们俄罗斯的真理的命运也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拯救它，你们可以维护它，你们可以证明，有人在捍卫着它，它处在可靠的人的手里!”